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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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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析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将会对世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问题和思考。过去的2022年中，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纷扰情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人们在对外研判、对内建设的过程中，比以往都更加期待有专业深度的决策参考。本书汇集了来自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领域的12位权威专家学者，围绕新格局、新经济、新文化三大主题展开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新动能在哪里、“卡脖子”技术如何突围、量子科学的突破给创新带来了什么启示、企业如何靠独门绝技活出精彩……内容直指当下关切，不限于一时的时效，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人们指出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新方向。这本书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学习的框架，帮助我们构建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好地培养自己洞悉趋势变化的判断力，以更好地做出生活中的各种决策。身处全球发展的关键时代，能否把握时代脉搏，以更冷静、理性和独立的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取决于我们对时代变化的认知度。本书的专业解读和思考角度将会给读者启发，授人以渔，让我们学到各行各业专家的思考方式，丰富自己的思维模型，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整理思路，从纷繁复杂的局面里，抓住时代变化的脉络，分辨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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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过去的2022年中，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纷扰情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人们在对外研判、对内建设的过程中，比以往都更加期待有专业深度的决策参考。
本书汇集了来自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领域的12位权威专家学者，围绕新格局、新经济、新文化三大主题展开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新动能在哪里、“卡脖子”技术如何突围、量子科学的突破给创新带来了什么启示、企业如何靠独门绝技活出精彩……内容直指当下关切，不限于一时的时效，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人们指出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新方向。
身处全球发展的关键时代，能否把握时代脉搏，以更冷静、理性和独立的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取决于我们对时代变化的认知度，本书的专业解读将会给读者启发，整理思路，重新认识和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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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经济观察报》
创刊于2001年4月16日，秉承“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以客观、独到、深度、权威的高品质报道和分析，为商业人群决策提供蕞有价值的帮助，是中国蕞具影响力的财经商业信息提供者和媒体平台之一。立志成为全球商业分析、资讯领域排名第壹的华文媒体集团。在内容上，充分表现新兴的、行动能力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即“理性、建设性”，充分扣动中国财经脉搏，进行有选择的信息报道和分析，宏观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并进行有独到视角的专栏报道。采用健康环保的新闻纸，由业内优/秀的设计创意团队打造，为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体验。随着媒介融合逐渐深入，近年来还打造了完整的新媒体生态平台，包括微信矩阵、微博大号，内容触达几乎所有媒体平台、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官方媒体号、头条号。
拥有丰富的资源与优/秀的智囊团队，与外部的政府、学者、专家保持密切互动，联合政府研究机构、各高校商学院、各类经济研究机构、各类协会组织、公益组织等建立起专业、强大的财经智库体系，通过一系列会议、论坛以及公开活动，为读者解读经济社会蕞前沿的思想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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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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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不是时效的，而是时代的
部分 新格局:在不确定的大变局中寻找确定性
第1问 全球能源博奕，中国这盘棋怎么下
第2问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哪里
第3问 如何用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世界现代化的问题
第4问 为什么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一定要读经典
第二部分 新科技:用突破性创新引领中国未来
第5问 中国大飞机如何抓住历史窗口期
第6问 量子科学的突破给创新带来了什么启示
第7问 中国的“卡脖子”技术如何突破
第8问 企业如何靠独门绝技活出精彩
第9问 如何应对下一场“大流行”
第三部分 新人文:融汇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叙事正缓缓展开
第10问 宋代绘画中的“士人人格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
第11问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在乎建筑的美感
第12问 学会欣赏音乐对人的建设意味着什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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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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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时效的，而是时代的
刘坚《经济观察报》社社长、总编辑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年末年初的时候翻看《经济观察报》(以下简称《经观》)过去一年的合订本，一边看我们自己的报道，一边回顾这一年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会比较自己的记忆和我们当时重点报道的那些事情之间的差别。如果对得上，大体上我会认为，《经观》的报道反映了过去这一年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如果对不上，我就会想，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报道有偏差。比如说，有的事情在当初发生的时候，各方面都很关注，我们也觉得它重要，于是调集人力重点报道。但是时过境迁，似乎这件事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记，反倒是当时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事情，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力。
坦白说，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这也让我思考，媒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经观》对自己的报道有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用“四度”来概括，那就是深度、广度、锐度和悦度。这几个“度”从字面上比较好理解，但是每次看完合订本，我都会有一个更强烈的感觉，就是更多时候，我们是从时效的角度去把握这“四度”的，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一些当初看起来很多人关注，持续上热搜，因此显得“重要”以至于值得我们深度挖掘的新闻，马上就变得黯然失色甚至无人问津了。时效很容易让我们变得短视、近视，以至于常常忘记了“媒体是时代的瞭望者”这句话。
媒体是时代的瞭望者，新闻报道却有着明确的时效要求。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也容易理解。我们当然会要求每一篇具体的新闻报道具备时效性，但更希望报道所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我常常会问编辑记者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时代需要我们做什么样的选题？归根结底，一个媒体要面对的终极问题是，我们是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
这对媒体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坦白地说，这里面肯定会有偏离的时候(以我翻看合订本的经验来看，《经观》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对我们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减少和避免这种偏离。我们认为，提高认知水平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媒体的责任就是以可信赖的新闻报道、分析和评论，准确地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脉搏，回应时代命题，
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哪些事件更值得去报道和评论，哪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甚至不顾风险地去追问，探寻事实的全部，在一个媒体作出选择与判断的时候，却分明打着时代的烙印。所以，针对具有时代性、趋势性的重大热点课题，《经观》要求记者编辑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形成更前沿的理念、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完备的认知体系，从而
更好地着眼大事、把握大势。
知易行难。过去的一年中，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到俄乌冲突爆发，从新冠疫情到芯片竞争，从经济稳大盘到房地产与平台经济深度调整……纷扰情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令人们在对外研判、对内建设的过程中，比以往都更加期待有专业深度的决策参考。作为媒体，我们也身处这样的时代进程中，也有种种的困惑，也希望能够拨开云雾看个清楚。与此同时，我们理应成为提供高品质内容的公共平台，这些内容可以帮到我们的读者和用户，它们应该忠实而准确地记录时代脉搏。同时在市场上，它们也是稀缺品。
我们希望先给自己补课。好在媒体自身就是一个“连接器”。我们能够和各个领域的资深学者、专家和实践者更加高效地建立联系，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向他们求教讨论，然后设计面向采编同事的培训讲题，这就是“经观讲堂”。2022年，除了自身业务的探讨之外，我们还邀请了来自经济、传媒、科学、文化、法律、商业等各领域的共计29位外部讲师，其阵容可谓星光璀璨：既有像周放生、张聚恩这样非常资深的专业及行业管理者，也有知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如刘守英、张坚地等，同时不乏像李冬君、周世斌等涵养深厚的文化学者，还有像丁胜、陆铭这样极富创造力的青年学人。
我们要感谢所有讲师。尽管一开始的设计是针对内部授课，他们也都为此做了非常认真充分的准备。由于题目直指当下关切，内容精彩纷呈，讲师们妙语连珠，课堂交流热烈。这些思想和思维的碰撞显然有利于一个媒体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探寻和追踪新闻和新闻背后的故事，以更冷静、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记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受益于这样的开放式讲堂。与此同时，讲师课件和授课文本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经观》的读者、用户和合作伙伴，以及年轻大学生们都慕名而来，希望旁听课程或者线上参与。
这原本在我们计划之外，不过仔细想来，这恐怕正是媒体价值的一部分。受此启发，我们决定在岁末年初之际，将“经观讲堂”的内容精编成册，给不平凡的2022年留下一个小小的注脚。这些内容不一定能够完整地回应每一个人的时代之问，但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思考和追问，让我们更加笃定地迈向下一程。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哪里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从2022年两份重要的文件讲起。这两份文件分别是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与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这两份文件的标题，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误解，比如是不是要搞计划经济，是不是要回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上了。要把这两个误解解释清楚，需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讲起。
在讲述之前，我想先分享两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经济需要继续增长；第二，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有两个动能，分别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合理配置“人、地、钱”三大生产要素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两个动能的表现。
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上述文件里讲了五大要素，我们在此主要讲其中的三个，在经济增长理论上可以将这三大要素简化为“人、地、钱”，另两个要素数据和技术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关联不太大。
我们先看人。目前，中国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人口红利总量开始消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再来看地，近年来，中国土地的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在短期内扩张的城市土地可以用来投资、发债、搞建设，但如果后城市里没有企业和人，那这样的投资能有回报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后来看钱，也就是投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投资过度的问题，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偏低。也许很多人会说，今天的投资是为了明天的生产。虽然这句话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我们还应考虑投资的效率。如果现在的投资能为未来带来生产和消费支撑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国如今的情况是，很多投资没有回报，政府债务较为严重，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口流出城市尤甚。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生产要素的积累这个动能已经减弱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按照我前面分享的共识，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只能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方法。
经济理论里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研发、科技和教育。但这些变量的发展速度很慢，我们在此主要讨论生产要素(人、地、钱)的配置，这个受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也是开启后面内容的前提。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中国是一个大国，讲到人、地、钱，就会涉及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如何配置，在大城市小城市之间如何配置，在城市群的中心和外围地区如何配置等问题。前文中提到的文件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实际上都是指，应该按照国家的不同地区间的回报来配置生产要素，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的一个条件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自由流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里，一些地方的工资比较高，另一些地方的工资比较低，那么人们就会从工资低的地方流动到工资高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对人们说“不好意思，你不能这样做”，那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整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实现共同富裕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无法实现化；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地方的投资回报率高，却没有投资，而另一个地方的投资回报率低，却有大量投资，那肯定不行；从土地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地方的房价高，却不盖房子，而另一个地方的房价低，却还大量建房子，那肯定有问题。
接下来谈一谈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争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国要畅通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会不会导致全国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人们的疑问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发达城市对欠发达城市、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虹吸效应变得更强了？
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空间布局会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经济时代的逻辑是，经济和人口跟着土地走，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人和生产。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多了，一部分人就会往人少的地方走，因为那里有土地。而到了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人是往人多的地方走的。因为现代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规模效应，所以人口、经济都会朝着少数地区集聚。而这种集聚要怎么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呢？这就是核心问题了。
如果大家把区域经济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布局理解为均匀分布，那就跟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了。我们应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平衡”指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平衡”(我把它称为“均匀”)。
什么叫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国家分为两个地区，它们的GDP分别占这个国家GDP的80%和20%。乍一看，这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但如果那个占GDP80%的地区，生活着这个国家80%的人口，占GDP20%的地区，只生活着这个国家20%的人口，那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是不是就一样了？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人口较多的地区，可以负责引领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比如现代服务业、制造业；而人口较少的地区可以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土安全。这样，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就会出现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收入相对平衡的状态，而且地区之间的分工也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
当然，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让不同地方的人均收入完全一样。这样的话，如果欠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出地，那么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就会缺乏资源，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投资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让全国各地一起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构建统一大市场的两个前提条件
这样一来，市场和政府，各自要起到什么作用呢？先来看市场，国家的市场一定要是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市场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有价格机制，其二是生产要素具备流动性。
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工资和土地的价格是由计划控制的，那么人们该怎么去判断哪些地方投资回报率高，哪些地方投资回报率低呢？如果光有价格机制，不同地方的劳动力价格不同，但是劳动力却不能流动，那也没有办法实现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流动天然地会在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个变量的作用下，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和配置，以提高效率。
除此之外，“用脚投票”也非常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价格去衡量。举几个例子，一个地方的犯罪率有价格吗？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有价格吗？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有价格吗？如果一个地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人自然就去了。反之，如果一个地方的治安不好，环境恶劣，地方政府效率很低，人们就会离开。
虽说市场不是的，但离开市场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解决跨界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的问题，就涉及统一市场要做好的三件事。
件事是协调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比如环境，像长江这样的河流，有上、中、下游，如果没有统一的监管，上游地区就会忽视环境保护，把产生污染物的厂开在长江边上，把污染物往长江里排放。这样，GDP留在了当地，污染物却顺流而下了。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协调作用，让位于长江上、中、下游的地区共同进行全流域的保护。
第二件事是全国共建跨界公共品。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果是哪里有钱哪里就建，哪里没钱哪里就不建，那就会出现发达地区有着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但车辆和高铁开不出去的情况，所以跨界的基础设施问题，是要全国一起来解决的。
第三件事是统一市场标准。比如监管，要不要对污染行为进行处罚；比如准入，什么样的行业能做，什么样的行业不能做，这些都要有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学里讲的逐底竞争(又称逐次竞争)，通俗地讲，就是学坏不学好。为什么呢？如果很多标准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定的，那么标准定得低的地方就会吸引一大批企业前来。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那所有的地方就都不用监管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逐底竞争，国家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我们今天讲的统一大市场有两层含义，层是市场一体化，保障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第二层是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制度。
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地区间也没有太大的语言差别，因此美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欧盟是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法律体系等，且各国的语言、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劳动力的流动其实没有那么充分，但是在制度层面，欧盟内部是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的，因此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做得也是不错的。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很好的一体化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公路网、度量衡和货币。但是我不得不说，目前中国的一体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和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杰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郑怡林用上海评驾科技的汽车车流数据来分析中国城市间的经济往来。结果发现，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远，车流量越少；在任何一个城市间距离下，省际城市间的车流量都要少于省内城市间的车流量。
从数量上估计，如果两个城市间的距离是200千米，但是不属于同一个省，那么他们的车程相当于同一个省相距302千米的两个城市之间的车程。换言之，省和省之间的边界，能硬生生地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多拉开100多千米。
通过这样的数据，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政府还要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在市场一体化方面还做得相当不够。
我们来看看背后的原因。地方政府有天然的短期化、局部化思维，每一个地方都想增加自己的GDP、招商引资和税收，不太愿意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因此一体化建设面临的障碍，就是很多人觉得这对发达地区有利，而对欠发达地区不利。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观念，主要有三个方面。
，很多人分不清平衡和均匀的含义。区域间的经济集聚是正常的，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它跟农业社会所追求的区域间的均匀发展是矛盾的。讲到这一点，大家可以体会到，中国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为一个后工业化社会，这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巨大的。
第二，当我们面对大城市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很多人不知道是该去解决问题还是解决集聚。如果要解决集聚，那就不用畅通国内大循环，人口不要往大城市走，大城市也别建房子了；如果要解决问题，那么拥堵了就造地铁，房价贵就建房子。退一万步讲，如果人口集聚真的与城市中的污染、拥堵有关系，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关系有多强。受篇幅所限，在此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研究结果：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的拥堵、污染之间的关系非常弱。
第三，很多人不清楚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差别。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口自由流动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美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反移民？事实上，在美国，反移民主要针对的是国际移民，比如墨西哥移民；在欧洲，反移民主要针对的是从欧盟国家以外来的移民，这也属于国际移民。而我们讲的人口自由流动是指国内移民。国内移民非常重要，原因有三点：(1)有利于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2)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平等；(3)能够形成“用脚投票”的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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