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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以《墨池编》为中心

書城自編碼: 3863814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藝術书法/篆刻
作者: 陈志平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73206114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5-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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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是在《墨池編彙校》的基礎上,對與《墨池編》有關的知識譜系、版本源流、文獻價值、書史脈絡等方面進行專題探討的力作。“緒論”部分緊扣《墨池編》的學理分類,揭示了古典“書學”知識譜系的生成和書法學科古今嬗變的歷史軌跡。、二、三章主要是就《墨池編》和《法書要録》的版本源流和文獻價值分別進行考證。其中對復旦大學藏明橫野洲草堂抄本的鈎沉和對《法書要録》三個版本系統的源流考證是本書的亮點,不僅解決了困擾學界數百年的難題,更是將《墨池編》和《法書要録》的版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第四章將《墨池編》置於中國古代書學文獻生成發展的大背景之下,以若干書法學術史專題爲切入點。其中有關朱長文所見《集古目録序跋》之北宋傳本的研考和《墨池編》所載碑刻的整理,爲探討金石學、文學、書法之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本書視野開闊,用心勤苦,考證周詳,旁見側出,與《墨池編彙校》一起,對於推進古代書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內容簡介:
本书以朱长文《墨池编》为中心,对中国古代书学文献展开研究,探讨《墨池编》的版本源流,将《墨池编》与《法书要录》《书苑菁华》《古今法书苑》等进行文献对照,研究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的来源及其流传,分析《墨池编》对后代书学文献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古代书法学术史的贡献。
關於作者:
陳志平,湖北鄂州人。博士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現為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曆代書法資料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21JZD044)首席專家。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美術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北京大學文研院邀訪學者。出版專著《黃庭堅書學研究》《陳獻章書跡研究》《書學史料學》《北宋書家叢考》《唐宋書法史拾遺》等,在《文藝研究》《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先後獲第二届中國書法蘭亭獎一等獎,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文章類一等獎等獎項。書法創作以行草為主,崇尚清新典雅之風。
目錄
總論
《墨池編》的學理分類和古典“書學”知識譜係的生成
章 《墨池編》版本研究
節 新發現明橫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編》檢證
第二節 清刻本《墨池編》版本源流考述
第三節 明刻本《墨池編》版本源流考述
第二章 《墨池編》與《法書要錄》
節 《法書要錄》的兩個版本系統及相關問題考述
第二節 幾種稀見《法書要錄》傳本及相關問題檢證
第三節 《墨池編》與《法書要錄》——從版本交侵和文獻互證的角度看
第三章 《墨池編》的文獻源流
節 《墨池編》文獻來源及相關問題考述
第二節 明清書學叢輯中隱藏的《墨池編》流傳線索 ——以對《法書苑》的考察為中心
第四章 《墨池編》與古代書法學術史
節 《四體書勢》中的“體”“勢”與晉唐書法藝術觀念之生成
第二節 敦煌殘卷《筆勢論》及相關問題
第三節 新發現朱長文所見《集古目錄序跋》之北宋傳本研考——兼論南宋周必大校本的得失
第四節 《墨池編》所載碑刻整理研究——兼論朱長文對宋代金石學之貢獻
第五節 “製筆在心”和“用筆在心”——唐代筆制與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說本義考辨
內容試閱
總 論
  《墨池編》的學理分類和古典“書學”知識譜係的生成
  “書學”一詞,其內涵在清代以前經過了多次演變[ 清代以前“書學”的七種涵義分別指:其一,指讀書學文,包括書寫。其二,指《尚書》之學。其三,指隋唐時期官方設置的機構,五代至宋,書學時興時廢。其四,隋唐至宋,指學書有成,精通八法,略同于“書法”。其五,元明時期,主要指 “六書之學”“字學”,同時包括刻符摹印。其六,指對書家和書法作品及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其七,對書寫實踐及相關理論研究的總概括,清代以來出現此一用法。參見筆者《書學史料學》緒論部分,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經過不斷轉型、拓展,才漸漸發展出當代的涵義而與“書法學”趨於融合[ “書法學”一詞,早出場似乎是民國時期沈子善《中國書法學述略》一書。該文指出:關於中國文字學理的研究,屬於“書學”範圍。至於寫字方法及技術的研究,則屬於“書法”範圍。這兩部分總括起來,我們可以姑且名之為“書法學”。內容包括一、中國文字源流的研究;二、中國文字書體的研究;三、歷代書法的研究;四、歷代書家的研究;五、書法教材教法的研究;六、書法工具的研究。“書法學”與民國時期流行的“書學”概念一樣,是為了適應現代教育的興起以及對於短時間內窮盡一門學科的方方面面、建立全面但不求甚解的知識體系、且適用於課堂講授的各種“教材”的需要而出現的。旨在通過一種體系、概論的形式研究書法,由於受到西學的影響而與傳統的“書學”均大異其趣。 參見祝帥《從西學東漸到書學轉型》,故宮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二四頁。]。朱長文編撰的《墨池編》中多次提到“書學”一詞,與唐宋時期主流的用法基本一致,即指學習書法的實踐而言。但從朱長文編撰《墨池編》的實際做法來看,與書法有關的實踐與理論都是書之為“學”的內容,包括與書法有關的行為、觀念、理論、實物以及周邊知識等,已經很逼近我們現在對於“書學”的界定了。
  在“書學”不斷演進的過程中,朱長文的《墨池編》站在時代和歷史的立場上,一方面沿襲晉唐以來對於“書學”一詞的基本理解,同時又以“墨池”的大概念來擴展和豐富傳統“書學”的內涵,通過《墨池編》的學理分類,為古典“書學”知識譜係的生成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同時也為“書學”當代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本文試圖從書法學術發展的歷史和朱長文對於相關問題的思考兩方面切入,探討“書學”從古到今的衍化,揭示在這一進程中《墨池編》所具有的學術價值,以及中國書學發展的主要階段特徵和基本歷史走向。
  一、“字學”與“書學”
  (一)“字學”與“書學”的分合
  南朝以前,“書學”主要內容是指當時的儒家經籍[ 王學雷《南朝史書中書學一詞考》所考證南朝史書中“書學”一詞,均為此一種用法。載《書法研究》一九九八年期。]。這種含義的“書學”之“書”主要指文獻經典,但它內在地含有書寫之意。“書”的本義是書寫。《說文·聿部》:“書,箸也。”徐灝注箋:“書從聿,當以作字為本義。”[(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二二五?二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三五三 頁。]書籍之義是後起的。《說文解字序》:“著於竹帛謂之書。”[(宋)朱長文撰《墨池編》卷一許慎《說文序》,清雍正就閒堂刊本,該卷頁。]清·王筠《說文句讀·聿部》:“自《易傳》‘《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始為典籍之通稱。”[(清)王筠《說文句讀》,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冊,第三五四頁。]東漢王符《潛夫論》卷一《贊學》:“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漢)王符《潛夫論》,《叢書集成初編》第五三一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頁。]南朝以前“書學”一詞皆取此義。
  唐代以前,“字學”與“書學”基本上不分,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小學”一類,錄有《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字書。“小學”類中又有《八體六技》一篇,基本上可確定是書體類的著作[ 據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四《八體六技》,所謂“八體”,是指“秦書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而“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即古文、竒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史部第二六五冊,第三一八?三一九頁。]。後世史志目錄往往將“書學”著作錄入“小學”,《漢書·藝文志》實際上已啟其源。
  魏晉時期,書法史的發展由書體的演進逐漸轉變為書法風格的變遷,這時湧現了大量的“書學”著作,可惜由於戰亂頻繁,文獻散佚,具體著錄情況不得而知。隋唐之際,“書學”內部出現分化,在《隋書·經籍志》中,史游《急就章》、衛恒《四體書勢》、釋正度《雜體書》等關於字學和書體的著作列入《經部·小學篇》,《隋大業正御書目錄》、虞龢《法書目錄》、庾肩吾《書品》等記錄收藏法書目錄及品題書家的著作列入《史部·簿錄篇》,虞龢《論書表》[(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年,第四八七頁。]為敘述書家逸事,記錄搜訪收藏情況的章表,則列入《集部·總集篇》。這說明“書學”的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但是“書學”與“字學”的緊密關係依然不變,仍舊以“經部·小學類”為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莫不如此,至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錄《評書》《書品》等”書學”著作十七種,亦列入《經部·小學類》,仍沿襲《漢書·藝文志》以來的體例。
  中國書法的發展,至魏晉一變,“鍾張二王”成為唐代以前為偉大的書法家,“四賢”的出現也標誌著書法藝術真正的“自覺”。“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唐)張彥遠撰,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卷二《袁昂古今書評》,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七六頁。],孫過庭《書譜》亦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唐)孫過庭撰《書譜》,《中國碑帖名品》(五二),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三頁。]。隨著“四賢”經典地位的確立,“書學”也漸漸從原本與之合一的“字學”中掙脫出來,走上了“藝術化”的發展道路。張懷瓘指出:“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為用,相須而成”,“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唐)張彥遠撰,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卷四《張懷瓘文字論》,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八頁。]。“翰墨之道光焉”,正是對“書學”從“字學”中剝離出來的精當概括,“翰墨之道”的發生,標誌著書法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登上歷史的舞臺,但是在傳統經學思維的歷史背景下,“翰墨之道”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相反,從一開始就受到正統儒家的質疑。《非草書》“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唐)張彥遠撰,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卷一《非草書》,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頁。]後世書為“小道”即與此有關。另一方面,以“鍾張二王”為代表的書家也因為片面發展“書學”而忽視“字學”之本原也在事實上造成了書法藝術的短板。《顏氏家訓》卷七《雜藝第十九》對晉、宋以來書家忽視“字學”的弊端痛下針砭: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北齊)顏之推撰,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顏氏家訓》(附傳補遺補正)卷七《雜藝第十九》,《叢書集成初編》第九七三冊,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八一頁。]
  然而這種“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的現象非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在後世變本加厲。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法書撮要〉十卷》:
  吳興蔡耑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云紹聖御史之孫,吾鄉不聞有此人也。當攷。然其名耑,而字山父,“耑”者,物之初生,從“屮”,不從“山”也。偏旁之未審,何取其為“法書”?余於小學家黜書法於雜藝,有以也。[(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叢書集成初編》第四四?四八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九二?三九三頁。]
  有鑒於書壇盛行蔡耑父“偏旁之末審”之流的淺薄,“書學”的學術地位必然受到質疑和挑戰。然而晚至南宋,學者才對此一現象採取了實質性的行動。早對“書學”著作的歸類進行調整的是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其中《法書要錄》等十三種著作皆錄入《子部·雜藝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繼之而起,錄“書學”著作二十六種,其中宋人著作有周越《法書苑》、米芾《書史》等十五種,亦錄入《子部·雜藝類》。《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小學類》云:“自劉歆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世因之,以為文字訓詁有關於經藝故也。至《唐志》所載《書品》《書斷》之類,亦廁其中,則龐矣。蓋其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今並削之,而列於雜藝類,不入經錄。”[ 同上,第八一頁。] “書學”著作從以前歸入《經部·小學類》一變而歸入《子部·雜藝類》,這表明傳統“書學”的地位一落千丈,究其原因,正是“書學”與“字學”分途的必然結果。
  然而,《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的分類方法並不為後來所有目錄學著作所認可,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錢曾《讀書敏求記》等就承襲《新唐書·藝文志》的體例,將“書學”著作錄入《經部·小學類》,而不列入《子部·藝術類》。《文獻通考·經籍考》云:
  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雜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於《雜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〇,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第五五四八頁。]
  馬端臨表面上是從實際操作層面認為“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但在實際上,是因為元明之際“字學”統貫“書學”的趨勢在增強,“書學”與“字學”由分而合的緣故。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二《篆隸偏傍正譌序》云:“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冊,第二五頁。]所謂“小學”,主要是指文字之學,以“書學”為“小學”,實際上就是指“書學”和“小學”的合流。元·楊桓撰《六書統自序》:“愚自童幼,讀書既冠,即知游心書學,曉述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輒倣玩不置手。”[(元)杨桓撰《六書統》,《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經部一〇冊,北京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五四頁。]朱彝尊《曝書亭集》卷第六五《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云:“書學以考篆籀分隸真草章行。”[(清)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四一二冊,中國書店,二〇一六年,九八三頁。]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五《題詹希元楷書千文》:“書學亡而書法亦弊。”[(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八六冊,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八八頁。]這些都是以“書學”為“小學”的注腳。元明之際,篆隸盛行,刻符摹印蔚為風尚。因篆刻與文字之學相近故而列名書學。《國朝文類》卷第三三熊朋來《鍾鼎篆韻序》:“或曰鍾鼎篆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第三三熊朋來《鐘鼎篆韻序》,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國朝文類》六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九頁。]
  然而,以“書學”為“小學”忽視了實用和審美、學術與藝術的區別,終沒有阻擋住“書學”與“字學”分開的歷史趨勢。《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又將“書學”著作與小學著作分開,列入《子部·藝術類》,與《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相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二《子部藝術類一》小序云:“古言六書,後明八法,於是字學、書品為二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九五二頁。]所謂“六書”,指的是構字法則,屬於小學範疇;所謂“八法”,指的是書寫技法,屬於“書學”範疇,二者之間有著明確的界線。四庫館臣對於將“書學”與“小學”混為一談的做法深致不滿,《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七《讀書敏求記》提要云:“又如書法、數書,本藝術而入經,種藝、豢養本農家而入史,皆配隸無緒。”[(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七四五頁。]終《四庫全書總目》將書畫著作合錄既體現了書畫之間的密切關係,也一錘定音地解決了“書學”著作的歸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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