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贝诺列尔 Bernard Benoliel
本书作者兼主编贝尔纳·贝诺列尔现任法国电影资料馆文化教育交流部部长，他担任过贝尔福国际电影节（Belfort Entrevues Film Festival）的艺术总监。同时，他还是《电影手册》的常驻影评人，撰写过上百篇精彩的影评和有关公路电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李小龙的专著。
让-弗朗索瓦·罗热 Jean-Fran?ois Rauger
让-弗朗索瓦·罗热是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节目部主任，他在1992年至1995年成为《电影手册》的影评人，并自1995年起为《世界报》撰稿。同时，他还是《内在之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与电视》（L’oeil domestique: Alfred Hitchcock et la télévision）一书的作者。
【1899年—1908年】
阿尔弗雷德·约瑟夫·希区柯克（Alfred Joseph Hitchcock）出生于伦敦东北郊的莱顿斯通（Leytonstone），是威廉·希区柯克（William Hitchcock）的第三个也是后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三代相传的果蔬商人，母亲艾玛·简·惠兰（Emma Jane Whelan）则为爱尔兰裔的警察之女。希区柯克出身于天主教家庭，“而在英国，这几乎就等同于是个怪人了”。
父亲的商店位于伦敦高路517号二楼，那里是一个住宅区，肉店、小作坊、剧院、报摊，周围应有尽有。香蕉腐烂的气味，以及待售的核桃仁，构成了希区柯克孩童时期初的记忆。在威廉给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市场送货时，小阿尔弗雷德时常陪父亲同往。他的父亲严肃而勤勉，同时又神经紧张、病态般敏感，对秩序充满迷恋。
维多利亚女王辞世，身为其子嗣之一的爱德华七世成了大英帝国及其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纽芬兰岛）的国王和印度皇帝。1910年，他的统治伴随着他的辞世而告终。在法国杂志《艺术》（Arts）1960年6月1日的那一期里，希区柯克做了普鲁斯特问卷调查1：“谁是您喜欢的历史人物？”他回答道：“爱德华七世，因为他讨人喜欢，人缘极好（此处暗指英国与法国在1904年签署的外交协定）。”
这是希区柯克为人熟知的故事之一，他曾经讲述过许多次：在小阿尔弗雷德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去警察局，留下了一张便条。警察读罢，一言不发地把这个小男孩关进了单人牢房，然后没过5分钟，又将他放了出来，并宣布对他的“判决”：“这就是小孩子调皮的下场。”虽然小小年纪便蒙此冤屈，但希区柯克天生就会讲故事—他毫不犹豫地对这个无从证实的桥段进行了戏剧化的演绎，称“铁门关闭时的金属撞击声与门闩骤然扣上的啪嗒声”在他的记忆中烙下了永远的创伤。
剧院舞台上的一幕彻底激发了希区柯克的想象：女英雄在粉色灯光中登场，紧随其后的叛徒则笼罩在绿色的光晕中。“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早慧的小孩。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会一言不发地缩在自己的角落，看着他们，我常常这样观察。……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过任何玩伴，我都是一个人玩，还会发明专属于自己的游戏。”
在阿尔弗雷德大约9岁那年，他成了家中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恐惧？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和事业。……那是一个星期日，爸爸妈妈安顿我睡下，便出门散步了。……可不幸的是，我醒了过来。我呼喊，却无人回应，四周一片漆黑。我摸索着爬起来，在空荡荡而又黑黢黢的房子里徘徊。我来到厨房，找到了一块冷冰冰的肉，哭着吃了下去。”这个小男孩在豪拉之家（Howrah House）接受教育。那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一座由“耶稣的忠实随从”经营的修道院里，所在地波普勒区（Poplar）与莱顿斯通相邻。
希区柯克一家搬到了萨蒙街（Salmon Lane），位于伦敦东部热闹的莱姆豪斯区（Limehouse，犯罪滋生的伦敦贫困区），父亲在那里开了两家鱼铺。多年来，每天晚上，阿尔弗雷德都伏在母亲的床脚告解，原原本本地交代自己白天的作为。他始终记得这件事。
他爱读火车时刻表与游记，记得住纽约的网格地图，说得出东方快车沿途每一个车站的名字，曾在泰晤士河上游历，还到达过伦敦有轨电车线的所有终点站—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对交通工具充满迷恋。他把世界地图钉在卧室的墙壁上，用小旗子代表英国商船，通过播报它们的往返航程锻炼自己的准确度。他在电影院，也可能是在某个集市上看了法国电影短片《疯狂的列车》，这部电影正对着火车头拍摄，以一场伪造的事故告终。40年后，已有多部悬疑片在手的希区柯克在《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享受恐惧》（The Enjoyment of Fear，1949年2月刊）。
【1910年—1918年】
和所有伦敦人一样，年轻的希区柯克密切关注了克里平（Crippen）医生的案件—医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将其肢解后埋尸于夫妻二人住所的煤窑中，因而被处以绞刑。案发后，他与情妇潜逃加拿大，却被大西洋上一艘远洋客轮的船长认出，借助无线电报这种全新的通信工具，船长通知了英国当局，促成了克里平医生的被捕。面对普鲁斯特问卷上的提问，“谁是您现实生活中喜欢的女性？”，我们的电影大师这么答道：“格蕾丝·凯利，或者阿德莱德·巴特利特（Adelaide Bartlett）。”后面这名女子是一场婚外情事件中的杀夫嫌疑人（其夫死因为氯仿中毒），由此而来的审判在1886年引发了巨大轰动—这个案子比让伦敦市民颇感惊恐却长期沉迷的开膛手杰克连环凶杀案还要早2年发生。“这起罪行始终让我着迷，我认为这是个英国特色的案件。”在3年间，每到10月5日，希区柯克就会去史丹佛山（Stamford Hill）的圣依纳爵学院（Collège St Ignatius）上学。学院由耶稣会管理，那是一个天主教组织，发愿贫穷、守贞（“天使般的贞洁”）与服从。弥撒在每日的课程开始前进行，教士们的教学内容从宗教知识（“耶稣会灵修的力量”）到语言研究，从历史到数学，从科学到文学（莎士比亚、但丁、狄更斯），从歌唱到绘画，无所不包。年纪轻轻的阿尔弗雷德是走读生，学习勤勉，年末成绩总是全班第二或第三，“这比名强多了，若是名，别人对你的期待过高，压力就太大了”。优秀教育的背后还有秩序、纪律甚至惩戒。以下节选自学院规章：“富有经验的教师不会低估体罚的重要性。体罚对身体有益，且是英国精神的体现。”希区柯克后来说过很多次，教鞭惩戒的威胁，加上木条及鞭子之下的铁律，一方面增强了他的恐惧感（既有生理恐惧，也有对罪孽的恐惧），另一方面也让他明白了何为悬念—受罚学生得自己决定受罚时间，此后便要一直等待痛苦来临的时刻。虽然良好的举止让他躲过了这些惩戒，但希区柯克还是说，它们赋予我“几分悲剧色彩”。这个年轻人长得胖乎乎、圆鼓鼓，不参加任何运动，并且一生都是运动绝缘体（除了偶尔打网球）。“我所有的能量消耗都停留在脖子以上的区域。我会观察。”已成为“偷窥大师”的希区柯克如此说道。
这年秋天，希区柯克在位于波普勒区的伦敦郡工程与航运学校（London Coun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Navigation）注册入学，专业为电力、机械和工业设计。与此同时，他也在伦敦大学参加夜校课程。1914年8月之后1914年8月4日，大英帝国向德国宣战，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加入了次世界大战。从1915年5月到战争结束，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了轰炸。恐惧再次成为主题。在紧挨着萨蒙街房子的地方，爆炸以每月两次的频率发生。“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那场面太壮观了！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防空导弹防卫系统（DCA）发射的炮弹在齐柏林飞艇3的周围炸开。”
希区柯克成了亨利电报公司（一家电缆专营公司）的职员。他的晋升速度很快：先是担任校准员，然后被调往销售部，接着又去了广告部（1918年）。在那里，他的图像审美、推销以及预测公众反应的能力都得到了发挥。他因才华和幽默感而受人景仰，社交生活也变多了一些。
威廉·希区柯克突然辞世，享年52岁。姐姐内莉（Nellie）告诉了希区柯克这个消息，对他说：“你的爸爸死了。”萨蒙街的两家鱼铺被哥哥小威廉（William Jr.）接手。1915年法国电影制片公司高蒙（Gaumont）在伦敦东部的牧羊丛（Shepherd’s Bush）开设了巨大的莱姆园影视基地（Lime Grove Studios），希区柯克后来在里面拍过4部电影。希区柯克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上课，学习素描、绘画和艺术史。
这个孤僻而害羞（尤其是和女孩子打交道时）的年轻人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开始频繁造访音乐厅和剧院。他常去电影院，还会在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的一家商店里购买专业杂志—《放映机》（Bioscope）和《电影放映与照明周刊》（Kinematograph and Lantern Weekly）。他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恐怖屋，也出席老贝利（Old Bailey），也就是法院大楼的听证会。希区柯克读了约翰·巴肯（John Buchan）1915年出版的《三十九级台阶》，并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及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不期而遇：“我不想表现得傲慢，但我实在忍不住拿我尝试放在电影里的东西与爱伦·坡故事里的那些东西进行比较—一个完美到不可思议的故事，读者遵循着它近乎致幻的叙述逻辑，甚至会产生自己第二天将有相同遭遇的感觉。”他热爱美食，特地把笔薪水花在了辛普森河岸街店（Simpson’s in the Strand）—一家坐落在伦敦主要街区的餐厅。他的体型那么圆润，对美食的热爱功不可没。18岁那年，足龄的希区柯克应征入伍被拒，于是他加入了皇家工兵部队的志愿军。他离开萨蒙街的住所，在伦敦市中心安顿了下来。
【1919年—1925年】
1919年6月，在自己一手创办并担任总编的企业内刊《亨利电报》（Henley Telegraph）上，希区柯克发表了自己的篇作品。那是一则题为《盖兹》（Gaz）的短篇小说，署名是“希区”［Hitch，他常常开玩笑说，“这个Hitch没有cock（指男性生殖器）”］，讲述了一个有着搞笑结局的惊悚故事。到了1921年3月，他又发表了6则短篇小说，它们以惊吓并娱乐读者为目的，用相同的笔调写就。《女人的角色》（Le R?le de la femme，1919年9月）是其中第二篇，故事的叙述采用了一个偷窥者的“受阻”视角—他因自己的软弱无能而饱受煎熬，却从中获得欢愉。作为电影院的常客（“我一部也不错过”），他更喜欢美国电影—大卫·格里菲斯（“电影界的哥伦布”）、卓别林、塞西尔·B.戴米尔以及玛丽·碧克馥出演的那些影片。他欣赏他们的剪辑意识与活力：“英国电影呈现的是扁平的图像，前景和远景都混在一起；美国电影则会在远景打光，让前景人物与远景之间的层次更为分明。”
《玛丽·罗斯》在伦敦西区的干草剧院（Haymarket Theatre）上演了，这是J.M.巴里（他还写过《彼得潘》）的作品，由费伊·康普顿领衔主演。希区柯克对这个关于回归的故事始终难以忘怀，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努力将其改编为电影，却没有成功。费伊·康普顿：《维也纳的华尔兹》（1933年）。
1921年4月，希区柯克辞去亨利电报公司的工作，正式加入位于伦敦北部伊斯灵顿的电影制片厂—从前一年年底起，双方就已经开始了合作。事实上，他先前就在专业媒体上看到，来自好莱坞的名角拉斯基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1919年在伦敦开设了多家设备齐全、组织有序的摄影棚，正在招聘编写与绘制插卡字幕4的人。为了顺利应聘，他准备了一文件夹的草图、绘制的手册以及插卡字幕模型，这些都展现了他高超的技艺和冷静的决心。
1921年12月，希区柯克成为“电影俱乐部”（Kinema Club）的一员，这家坐落在伦敦市中心的协会有400名会员，英国影视制作业的专业人士齐聚于此。它一直运行至1924年。
这5年之中，希区柯克参与了19部电影的制作，先是作为“插卡字幕师”、布景师［次是在1922年乔治·菲兹莫里斯的《三个活鬼》（Three Live Ghosts）里与克莱尔·格里特（Clare Greet）合作］的身份，1923年之后则是作为联合编剧与副导演。他还尝试导演了电影《十三号》（Number Thirteen，又名《皮博迪夫人》），并共同执导了《无秘密的丈夫》（Always Tell Your Wife）。担任布景师或艺术总监的时候，他画的图能帮导演发现机位，找到好的视角。在20世纪60年代的某次采访中，希区柯克回忆起在伊斯灵顿摄影棚里、初为英国名角拉斯基公司效力的那段日子：“您别忘了，我接受的是美国式的训练。推开摄影棚的大门，你就仿佛置身好莱坞。所有人都是美国来的，编剧是美国人，导演也是美国人。”
英国和美国的票房没能让名角拉斯基公司满意，他们弃用了伊斯灵顿影视基地。于是，希区柯克的作品—尚未完成且今已失传的《十三号》就此成为一部半独立电影。它有着一个卓别林式的剧本：一个女人彩票中奖，渴望在豪宅里招待朋友，却不料聚会的服务生由自己的对头担任。欧内斯特·塞西杰与克莱尔·格里特的名字都出现在了主角列表中：前者曾在J.M.巴里创作之初就参演了《玛丽·罗斯》，后者则饰演皮博迪夫人本人。拍摄因资金短缺而中止，尽管女主角的父亲与倒霉导演的一个叔叔都提供了援助，仍然无济于事。这件事让希区柯克明白，认真进行前期制作、资金筹集以及分镜绘制有多么重要。至于这部电影，如今只空余几张照片了。1922年7月至8月这期间，格雷厄姆·卡茨拍摄了《激情的火焰》。这位是当时负盛名的英国导演之一，希区柯克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他的7部电影。同年，卡茨执导了《帕迪下一个好的事情》（Paddy the Next Best Thing），希区柯克是他的助手，艾略特·斯坦纳德（Eliot Stannard）担任编剧，演员玛丽·奥尔特和玛丽·赖特也参演其中。
约翰·S.罗伯逊执导的《西班牙之玉》（Spanish Jade）发行，这是希区柯克作为片头设计师参加的第11部电影。这份和插卡字幕打交道的工作带他进入了特效的世界，也让他领略了剪辑的意义：“改变插卡字幕的内容，就能改变大众对于某个动作或某种表达的理解。”换言之，剪辑能按照导演的意愿让观众产生相应的情绪。后来，希区柯克迷上了库里肖夫效应，把它当成剪辑及演员指导的范例。剪辑与演员指导：《阴谋破坏》（1936年）、《忏情记》（1952年）、《冲破铁幕》（1966年）等等。
1923年1月9日，英国女子伊迪丝·汤普森（Edith Thompson）因涉嫌与情人联手杀死丈夫，而被处以绞刑。婚外情、诉讼、处刑，这三个事件全都成了舆论的核心。死去的这个女人是威廉·格雷顿（William Graydon）的女儿，20世纪10年代，年轻的希区柯克还在亨利电报工作的时候，曾向他学过跳华尔兹。希区柯克知晓这条社会新闻的所有细节，并且终生铭记在心，每年都会给伊迪丝·汤普森的姐姐邮寄问候卡片，以致敬意。同年2月，希区柯克担任短片《无秘密的丈夫》的制片主任，制片人则是喜剧演员西摩·希克斯。拍至中途，原先的导演被制片人开除，希区柯克取而代之，与这位喜剧演员一道签下了“两大卷”的重任。在后来的自传（1949年）中，希克斯描述了“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对于成为导演充满极度的热情与渴望”。克劳德·L.麦克唐纳（Claude L. McDonnell）是这部片子的摄影师。短片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丈夫、妻子与妻子的情人之间的故事，其中出现了一些鸟在笼中的镜头。电影似乎从未发行，两卷胶片如今也只剩下一卷。《舞者》（The Dancers）在伦敦西区的温德姆剧院（Wyndham’s Theatre）开演。这部戏剧受到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其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声音沙哑、具有特殊魅力的年轻女演员，名为塔卢拉赫·班克黑德。
《女人对女人》（Woman to Woman）拍摄于伊斯灵顿，是与迈克尔·鲍肯合拍的部电影。它由格雷厄姆·卡茨执导、贝蒂·康姆逊领衔主演。希区柯克则负责剧本改编与电影布景，同时他还担任副导演。“这是部真正由我负责的电影。”就连女场记员兼剪辑师艾玛·雷维尔都是他亲自招来的，他早就注意到了她，而她也刚刚失去了在伊斯灵顿的工作。在1923年与1925年间，他们共同参与了卡茨的5部电影。为了筹备《女人对女人》，希区柯克人生次前往巴黎。他先是在马德莱娜教堂参与弥撒，接着又来到红磨坊，研究这个著名夜总会的建筑风格，并在后来复制到了电影中。贝蒂·康姆逊：《史密斯夫妇》（1940年）。
迈克尔·鲍肯成立了盖恩斯博勒电影公司（Gainsborough Pictures），并把伊斯灵顿的摄影棚都收归到自己名下。他制作了由格雷厄姆·卡茨执导的《激情的冒险》（The Passionate Adventure），莉莉安·霍尔-戴维斯主演，希区柯克则担任编剧。其中有一段情节是女主角把刀插入“坏人”的后背—这种由冷兵器造成的视觉惊吓与冲击，在日后成了希区柯克的拿手好戏。
在盖恩斯博勒电影公司，希区柯克与乌发电影公司（UFA，一家声名卓著的德国电影制作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艾里奇·鲍默签订了合拍协议后，和艾玛·雷维尔去往位于柏林郊区的巴伯斯贝格，为格雷厄姆·卡茨的新片做准备。电影名为《恶棍》（The Blackguard），伯恩哈德·格茨克是主要演员之一。在编剧与副导演身份之外，年轻的希区柯克还肩负布景一职，尤其是一组发生在天堂里的壮观梦境，其中有无数天使一样的人物，还出现了巨大的楼梯。另一处布景，也就是音乐会大厅的装饰，则借鉴了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凭借着手势与草图，他与布景师以及特奥多尔·斯帕库（Theodor Sparkuhl）—恩斯特·刘别谦多部电影的摄影师沟通相关事宜。身为电影爱好者与导演学徒的希区柯克已经对好莱坞电影的照明科学青睐有加，他还将从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宏大布景之中汲取同样多的灵感—希区柯克这批电影人注重细节、取景大胆、常常航拍或把摄像机“解缚”，而德国人正好相反（弗里茨·朗有言，“不存在细节”）。在巴伯斯贝格一家巨大的摄影棚里，他参加了《卑贱的人》一天的拍摄工作，这部电影由F.W.茂瑙执导，茂瑙执着于视觉表达，甚至几乎完全不用插卡字幕来辅助叙事。希区柯克对其中一个场景印象很深：有一个重建的火车站台，前景是一节货真价实的车厢，同一个景别的深处还有另一节货真价实的车厢，乘客正在那里下车。两者之间，精彩的特效借助令人震撼的视图错觉实现了扭曲的透视效果。茂瑙告诉他：“你在摄影棚里看到的并不重要，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才重要。”这成了这位日后拍出《后窗》的导演的信条。在人们喝醉（观众情绪）的时候，装酒的容器（实际拍摄）不重要，甚至就连视图错觉也不重要，只有产生的效果、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才重要。
在迈克尔·鲍肯的斡旋下，盖恩斯博勒电影公司与埃姆尔卡（“MLK”，一家位于慕尼黑的德国公司）签订了5部电影的合拍协议。希区柯克再次前往德国，他将导演一个名为《欢乐园》的项目。他那年26岁。
“电影协会”（Film Society）的场放映会在10月25日举行。这是一个位于摄政街上的电影俱乐部，致力于放映法国导演（马塞尔·莱尔比埃、让·爱泼斯坦）、德国导演（罗伯特·维内、弗里茨·朗、沃尔特·鲁特曼、G.W.帕布斯特）或苏联导演（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的电影。而在那个年代的英国，这些使得电影成为艺术本身的作品，要么没有发行，要么已被查禁。希区柯克是这些月度放映会的忠实观众，“电影协会”的4位创始人兼组织者后来都和他有过合作：阿德里安·布努奈尔（Adrian Brunel）、艾弗·蒙塔古（Ivor Montagu）、沃尔特·查尔斯·迈克罗夫特（Walter Charles Mycroft）以及西德尼·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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