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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北京中轴线史话》的出版是对北京市中轴线申遗工程的响应与助力,本书集纳了10位有关中轴线历史文化的专家,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有很多人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比如阎崇年、谭烈飞、郭豹、徐志长、郑毅等人。他们从中轴线上的建筑讲起,用专业知识,为建筑立传,以深厚的文化积淀,讲述北京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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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稿是一本有关北京中轴线建筑历史的通俗读物。本书稿先从整体上介绍了北京中轴线的缘起、演进以及文化渊源,后选取了中轴线上的先农坛公园、天坛公园、天桥、前门、天安门广场、故宫、钟鼓楼七个大景观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不仅介绍了这七个大景观的发展、演变足迹,还介绍了其中一些重要建筑的发展轨迹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故事。本书稿作者团队包括朱祖希、董绍鹏、徐志长、赵兴力、郭豹、谭烈飞、阎崇年、郑毅等人,他们都曾在前文中提到的公园、博物馆等机构任职多年,是研究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的专家。本书稿文笔流畅、史料丰富,有利于读者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进而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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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是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直接导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和史地民俗特色,紧密团结和依靠首都广大历史、地理、民俗研究者和爱好者,努力创新工作思路,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稳步推进。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是北京东城区文旅局下属的文化单位,不仅为民众提供阅读空间和图书资源,还不定时举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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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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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文化渊源(朱祖希? 北京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
先农坛史话(董绍鹏? 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天坛史话(徐志长? 北京天坛公园原总工)
天桥史话(赵兴力? 天桥民俗文化保护办公室主任)
前门史话(郭豹? 北京正阳门文物管理处主任)
天安门广场史话(谭烈飞? 北京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故宫史话(阎崇年?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钟鼓楼史话(郑毅? 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原所长)
中轴线遗闻逸事(勾超?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番外:在后海过慢时光(郭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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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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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作为城市最高形式的都城,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网络的中心。
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首都所在地,无论是其宫殿建筑还是山川园林都展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淌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
就是其集大成者。
当我们在阳光明媚、碧空如洗的日子里,登上景山之巅,站在万春亭中极目四顾的时候,都会看见一幅波澜壮阔、至为壮丽的图景:金光闪烁的紫禁城,在难以胜数的略呈灰暗、低矮的四合院和苍翠树荫的衬托下,构成了一幅华美雄浑的图案。
平面外形呈“凸”字形的北京城,是由北半部的内城和南半部的外城组合而成的。故宫是内城的核心。整个北京城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部署的——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形
成层层拱卫的“回”字形格局。而由南而北贯通全城的便是一条长达 7.8 千米的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环境和建筑物的空间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
北京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一处郊坛建筑,它吸收和继承了五千年中华文化和历代祭坛建设的成果,满足了祀天礼仪形式细腻烦琐的需求。天坛面积 273 公顷,是紫禁城的 4 倍、英国白金汉宫的 40 倍。其内容、设施、总体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技术、艺术均属历代祭坛之最。
明朝永乐皇帝初建北京宫殿城池时,这里只是京城南郊偏东的地段。地面上有少量树木,几处建筑残址,地表多有起伏,有着自然的沟渠和沼泽地,有分散的农户房舍和几片坟丘,这里原是元大都南郊燕下乡海王村和高义村的地界,四周一片郊野景象。
永乐皇帝却选定了这个位置建造天地坛,要在这里行大祀天地之礼(古代大祀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究竟朱棣是别出心裁还是随意为之呢,或者是确有古法所依如法炮制的呢?远古早期的祭祀活动的地点,只强调要求在“郊”。选择城郊祀天的两个理由,是洁净和广阔。《礼记》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的说法。依阴阳五行之说东方为阳,西为阴;南为阳,北为阴。都城的南郊,属正阳之位,选南郊设坛祭天是最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古代“十里为郊”,南郊建坛,距都城、宫城都不会太远,既脱凡俗之界,又省跋涉之劳。真是又方便又安全的好主意。对此后世帝王都乐于接受,并一直沿用。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故,建文帝继位。封地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才能过人,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夺权即位登上皇帝宝座,年号永乐。
朱棣登基后就开始做政治中心北移的部署。永乐元年(1403)升其旧封地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将北京原南城垣南移二里,以南垣中门为基准确定北京城的中轴线
和“天地坛”坛位。自此,天地坛和北京宫殿城池坛庙工程,大规模开工。
明代永乐年间所建的北京城池,在京城的南城墙设有城门三座,中间一门为丽正门(正阳门)也就是“国门”。明初正阳门外均属于京城南郊,天地坛位居南大道道东,中心建筑大祀殿(今祈年殿),与“国门”直线距离恰为五里。因此天地坛选址是完全遵照古代定制,精细测量定位的,并未受原地地貌和原地自然景观的影响,当然更不是朱棣别出心裁或随意为之的。
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癸亥(二十九),“天地坛”和宫殿城池同期竣工。北京天地坛以洪武所定“合祀天地为永制”为据,只建了南郊天地坛未建北郊方泽坛。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正月甲子(初一)永乐皇帝命太子到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和后土皇帝神主。正月乙丑(初二)永乐皇帝到天地坛,行告祀之仪(迁都)。正月甲戌(十一)永乐皇帝在天地坛举行合祀天地大典。
十天内就在天地坛连续举行了三次典礼,从此明朝开始了在北京依洪武祖制,每岁孟春在大祀殿行天地合祀之礼的惯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前期,共九帝十朝前后 110 年均在天地坛行合祀天地之礼。
明初所建的北京天地坛,中心是大祀殿,占地面积较小,只有“周九里三十步”,约为 1800 市亩(合 119 公顷)。天地坛是明清北京天坛的最初形式。明嘉靖朝(1522— 1566)初期,仍行天地合祀于大祀殿。
嘉靖九年(1530)更变礼制,恢复洪武初期所行天地分祀之制。这就需增建圜丘坛专以祭天,设方泽坛以祭地。于是选位于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直至清末,这里仍是专以祭天的祭坛。同期北郊建方泽坛以祭地,东郊建朝日坛以祭日,西郊建夕月坛以祭月,次年工成。
嘉靖十一年(1532)春,皇帝于大祀殿举行祈谷礼。这是首创的祀典,前历朝历代均所未有。嘉靖十三年(1534)二月,皇帝诏令定名南郊祭坛为“天坛”,天坛名称才正式出现。天坛坛域,总面积 2750 亩,平面形状仍保持北圆南方。
嘉靖十七年(1538)将圜丘正位所供奉“昊天上帝”,改为“皇天上帝”。改圜丘坛天库正殿泰神殿为圆形重檐,同时更名为“皇穹宇”。殿匾为嘉靖皇帝御笔,同年还诏令撤大祀殿,在原址仿明堂制建“大享殿”,拟行“大享礼”。
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大享殿兴工,次年四月因太庙失火大享殿停工,后又开工。
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大享殿告竣。大享殿从建成至清顺治二年(1645)期间一直闲置,竟达百年之久。清代定都北京后,沿明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例行圜丘祭天,并在大享殿祈谷。但草创初期,未形成严格的典章制度,直至乾隆皇帝弘历登基后,才表现出对祭天礼制突出的兴趣和重视。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经济能力十分强大。乾隆首先完善了祭天典章制度,随即对天坛做了全面的改建扩建。
乾隆七年(1742)诏令修缮斋宫。乾隆八年(1743)整顿神乐观,更名为“神乐所”。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改建圜丘。乾隆十九年(1754)整顿神乐所,更名为“神乐署”。总之,明代天坛的六大建筑群,无一不被他细心推敲改进、改建或拆除。天坛形成了一条轴线、三道坛墙、五组建筑、七星镇石、九座坛门的天坛鼎盛格局与风貌。乾隆本人,恭虔敬
天,身体力行,在位 60 年在天坛圜丘行祭天礼 59 次;行常雩礼 38 次,诣祈谷坛行祈谷礼 58 次,创历代帝王祀天之最。经清乾隆时期的改建、扩建和精减,天坛祈年殿更加宏伟
壮丽、圜丘更加圣洁。建筑轴线上祭祀建筑屋面统一为天青色,既突出了“天”的主题,也更加庄重、协调、简洁。天坛经明永乐年间初建,嘉靖年间增建,清乾隆年间扩建、改建,历经近 400 年,形成最终格局,并走向了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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