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信息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成立这样一个新闻信息机构对加拿大来说曾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战时新闻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重要的使命”。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1， p11战时新闻委员会的国外分支在1945年9月28日变成了加拿大新闻事务处，加拿大新闻事务处继承了战时新闻委员会在伦敦、巴黎、堪培拉、华盛顿和纽约设立的海外办公室，还接手了在渥太华涉及外国游客、外语使用者的工作以及为外国观众而制作的印刷、广播材料的准备工作。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2， p6在欧洲战场的战火平息之前，战时新闻委员会已经开始开会讨论战后保留海外分支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份内部文件简洁地解释了战后继续在国外宣传加拿大的理由：“新闻信息机构在和平时期向其他国家宣传加拿大，促进世界人民对加拿大的了解，这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2， pp6-74对外新闻事务司在二战结束之前，加拿大外交部已经预料到了战时新闻委员会解散的可能性，并开始考虑设立一个对外新闻事务司。戈登·罗伯森早在1941年的备忘录中就提出了外交部在战后开展新闻和文化传播工作的设想。他认为，战时新闻委员会在国外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工作不尽如人意。另外，战争结束后，战时新闻委员会很有可能被革除，那么外交部应当考虑承担起在国外传播新闻和文化的工作，且外交部不应打无准备之仗，而应早做打算。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到战后应开展文化外交，与他国建立文化关系，因此，他提议将这个机构的名称定为“对外文化关系事务司” 。在他的设想中，“对外文化关系事务司”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应当负责在国外发行加拿大的新闻报纸，宣传加拿大，建立加拿大与他国的新闻联系；其二，它应负责在国外发行加拿大的图书、电影、广播节目，向国外提供加拿大的音乐作品，促进艺术、学术交流，举办互访活动。然而，莱昂·迈朗认为工作重点应放在新闻工作而非文化交流上，因此他建议将机构名称定为“对外新闻事务司”。休姆·朗虽认为有必要在对外新闻工作上早做准备，但他对此态度较为冷淡。他还务实地考虑到，如果加拿大要输出自己的文化，则要谨记加拿大不只有一种文化。最终，外交部成立了“对外新闻事务司”，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对外联络和出版物的发行，也涉及少量出版物的制作。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 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1， pp8-14二战后，对外新闻事务司和加拿大新闻事务处的工作范围逐渐重合，且在长久的磨合中两个机构累积了一些矛盾，精简机构的需求愈发迫切。1947年2月5日，麦肯齐·金宣布批准外交部全权负责在国外的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加拿大新闻事务处的员工调职进入对外新闻事务司，加拿大新闻事务处随之解散。5评价战时新闻委员会在二战期间为加拿大承担了通报战况的工作，尤其当加拿大向海外派遣军队后，战时新闻委员会成为了国内外的信息桥梁。另外，在国内，它通过宣传加拿大在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苦努力，及时向民众解释战时政策，展开民意监测，并根据舆情及时调整宣传方向，弥合了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国家团结，建立了加拿大人统一的身份认同。它的宣传统一了加拿大人对二战的认识，鼓舞了加拿大人同法西斯势力做斗争的士气，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战时新闻委员会、加拿大新闻事务处和对外新闻事务司的成立都是加拿大公共外交诞生期的标志性事件。成立战时新闻委员会的最初目标是为了改善加拿大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这标志着政府开始重视开展以外国民众为对象的国家形象宣传活动。二战结束后，加拿大新闻事务处和对外新闻事务司的成立更是说明加拿大愈加重视加强加拿大在国外的宣传。这些公共外交机构以“最不引人反感的宣传方式”赋予了加拿大一个“全新而受人尊敬的国际形象”， Gary Evans，“John Grierson and the National Film Board: The Politics of Wartime Propagan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p167Cited in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0提高了加拿大的国际声望，为加拿大战后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独立、重要的作用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且有利于加拿大在战后吸引移民。此外，这个时期出现了有关成立“对外文化关系事务司”的提议，这说明已经有部分加拿大人开始意识到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三）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加拿大广播公司发端于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成立是加拿大政府一步步加强对广播行业的管控的结果。成立后，它的主要职责是建立加拿大人统一的身份认同，弥合社会分裂。二战期间，加拿大广播公司致力于让国内民众了解战争进程，增强民众信心，激发爱国主义激情，鼓舞民众为战争作贡献。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加拿大广播公司又在国外开通了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以“加拿大之声”的名义宣传加拿大的战争努力、鼓舞同盟国士气，并在二战末期及冷战初期传输西方价值观。1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是加拿大广播体制改革的产物。整体来看，广播产业从私营到国有是改革的大致趋势。1913年颁布的《无线电报法令》规定了无线电技术的使用，1919年一家私人无线电报公司获得了执照并开始实验性地进行无线电广播。到了1927年，全国已经有了75个私人商业性质的广播站，广播范围覆盖了每一个省份。1928年，总理麦肯齐·金组建了无线电广播皇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调研加拿大的广播现状，并针对政府未来的管理给出建议。不久，该委员会呈交的报告中表示“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加拿大的无线电听众想要听到加拿大的广播”。这份报告还主张联邦政府应对无线电技术的使用、营业执照的发放以及各省在广播节目上的权力加以管控。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Radio Broadcasting”， Ottawa: Kings Printers， 1929Cited in Serjit Kaur，“The Ques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BC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Historical Analysis”， Master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1982， p2， https://scholaruwindsor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7781&context=etd1930年，加拿大广播联盟成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动员、游说获得支持，以建立一个加拿大公共广播机构。其工作卓有成效，总理本内特在议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这个提议的可行性。1932年，加拿大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广播法，并成立公共广播机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负责全国广播电台的管理。公共广播网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收入和政府收取的执照费用。根据该广播法，私人被禁止经营广播网，但私人电台可以附属于公共广播网。1936年，新的广播法诞生，加拿大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广播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其节目以具有加拿大特色为主，布罗金顿担任第一任主席。 Serjit Kaur，“The Ques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BC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Historical Analysis”，Master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1982， pp1-10， https://scholaruwindsor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7781&context=etd加拿大公共广播的兴起以及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成立与加拿大统一的身份认同的建立有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在经济大衰退时期，经济原因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难以解决，社会撕裂加剧，无线电广播“通过新闻、音乐、综艺、喜剧和戏剧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仅获取了信息，还得到了娱乐的机会”，不仅如此，无线电广播还能“塑造观念、解释时事、赞助艺术、改变社会习惯，堪称是现实版的加拿大国家剧院”。 Carolyne Summer，“John Weinzweig， Leftist Politics， and Radio Drama at the CBC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ttawa， 2016， pp12-13， https://wwwacademiaedu/31470380/John_Weinzweig_Leftist_Politics_and_Radio_Drama_at_the_CBC_During_the_Second_World_War二战期间，加拿大广播公司对塑造加拿大人对二战的看法、鼓舞加拿大人团结一致与法西斯势力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正如加拿大广播公司1940—1941年的年度报告中所写的那样，此阶段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让加拿大人完全、准确地了解国内外战争的一切进程，并将战争中的努力与每个加拿大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增强加拿大人的信心，鼓舞其拼搏，并激发其献身于国家艰苦事业中的愿望”。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nnual Report， 1940-1941”， Toronto:CBC Music and Library ArchivesCited in Carolyne Summer，“John Weinzweig， Leftist Politics， and Radio Drama at the CBC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ttawa， 2016， pp15-16， https://wwwacademiaedu/31470380/John_Weinzweig_Leftist_Politics_and_Radio_Drama_at_the_CBC_During_the_Second_World_War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加拿大广播公司制作了大量普及战争进程信息、提升加拿大人战斗士气、鼓舞加拿大人支持战时政策的广播节目。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还用这些节目鼓舞加拿大士兵的斗志，赞扬加拿大在战争中的努力与贡献，宣传加拿大的军事胜绩。广播剧就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制作的用于战争宣传的一种广播节目形式。许多战时制作的广播剧都围绕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军事等题材展开，意在娱乐听众的同时普及战争信息、宣传加拿大贡献、鼓舞民众精神。《坚持住，加拿大》是一部很典型的战时广播剧。1941年，这部广播剧开始以周播的形式播送给听众。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网上档案馆的记录，《坚持住，加拿大》的情节较为简单，以对话形式展开，它旨在说服加拿大人协助加拿大的战时政策，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例如，有一集“呼吁每一位加拿大主妇收集用过的铝制品并将它们捐赠给政府以备战争之需”。这部剧集还传递了加拿大作为“民主的武器库”“决心投身战争的自由人民的国度”的形象。还有些广播剧旨在使民众警惕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统治的危险，《纳粹紧盯着加拿大》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剧集制作于1942年，一共分为5集，描述了纳粹统治下的加拿大。还有些广播剧是为了建立加拿大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例如《我们的加拿大》（1942）就激发了加拿大人在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 Carolyne Summer，“John Weinzweig， Leftist Politics， and Radio Drama at the CBC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ttawa， 2016， pp19-20， https://wwwacademiaedu/31470380/John_Weinzweig_Leftist_Politics_and_Radio_Drama_at_the_CBC_During_the_Second_World_War2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加拿大很早就开始思考将广播服务拓展到国外，但直到二战末期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早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调研报告就建议在国外播送加拿大的内容，向世界传递加拿大的观点。40年代早期，国会广播委员会认可了这项需求，后来，麦肯齐·金在1942年宣布开通国外短波无线电广播，目的是让在国外战斗的加拿大军队能够接收到国内的娱乐、时事信息。1942年9月18日，枢密令的签署标志着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正式成立。1944年末，制作设备和信号传输装置都逐渐配置完成，国外广播测试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12月25日，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对远在欧洲的军队进行了英法双语的广播测试，结果大为成功。1945年初，加拿大广播公司宣布从2月25日开始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将以“加拿大之声”的名字正式向国外播送节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二战末期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1944年末，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测试才在欧洲完成。但很快，它就成了加拿大在欧洲最强大的声音传播者。与此同时，盟国与德意志在战场上的交锋走向尾声，而心理战在欧洲拉开了序幕。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与德意志的心理战中加紧战况宣传，让德国人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处境，打破了德意志的最后一道防线，真正击溃了德意志法西斯势力。冷战初期，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又成了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二战结束后，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外交部的关系愈发密切。外交部坚持认为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切播报活动需要向外交部请示，因为外交部向国际广播电台提供资金，且外交部是战时决定一切对外事务的权力机构，对国际广播电台和战时新闻委员会有无可比拟的影响。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21948年，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行本国的电影和出版物并不现实，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是向社会主义国家传输消息的实用载体，因此，国际广播电台应当时刻播送符合加拿大外交目标的内容。这说明，在冷战初期，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完全受加拿大外交部的控制，其主要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在冷战中协助西方阵营。3评价总之，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二战宣传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向加拿大人普及了战争进程，激发了加拿大人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了加拿大人努力奋斗、为战争出一份力、支持政府战时决策的信心，且建立了加拿大人统一的身份认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二战后期的心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击溃了德意志的最后一道防线。冷战初期，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向社会主义国家播送体现西方国家，尤其是加拿大本国价值观的内容，这不但传播了加拿大自由、民主、包容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加拿大在战后实施“中等国家”外交并吸引移民，而且对冷战中的官方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总结与评价从二战开始到冷战开始，为了协助盟国取得战争胜利、在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发挥独立作用以及吸引第三世界的移民，加拿大意识到了打造国家品牌、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性。受到战争中即时传输信息、鼓舞民众士气等需求的驱动，加拿大组建了第一批公共外交机构：国家电影局、战时新闻委员会、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早期公共外交的实践对加拿大后续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产生了三点启发：首先，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是一国政府，对象是他国普通民众或非政府外交机构。只有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才能瞄准目标，提高效率。其次，媒体是开展公共外交最好的载体。二战期间设立的这三个机构无一不与媒体有紧密联系。最后，要注重开展文化外交，输出本国文化。文化是国家的身份标志，要在世界上打造国家品牌，必须注重文化宣传。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有人提出了组建“对外文化关系事务司”、开展文化外交的建议，但由于此时最大的任务是战胜法西斯，该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并最终搁置了下来。然而，开展文化外交的想法具有先进性，在和平年代会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发展期：圣劳伦特、迪芬贝克和皮尔逊政府时期（1948—1968年）
第二章发展期：圣劳伦特、迪芬贝克和
皮尔逊政府时期（1948—196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便击碎了短暂的和平假象，世界被卷入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阴影之中。两大对立集团之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正经历一场名为“寂静革命”的蜕变，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滋生。在此背景下，首先，圣劳伦特政府、迪芬贝克政府和皮尔逊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努力培植本国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提高本国的国际声望。加拿大也致力于援助西方盟国，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其次，随着英裔与法裔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联邦政府不得不应对来自魁北克在文化外交上的竞争，因而，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认可度、明确联邦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维护国家统一也是这段时期政府的重要目标。在实践层面上，加拿大通过“科伦坡计划”对东南亚国家实施援助。再次，“文化外交”正式跃入加拿大政治家的视野，并成为此时期公共外交的重点。加拿大建立了本国第一个开展文化外交的公共机构——“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后又相继发起“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以及“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以促进加拿大与外国的文化交往。为了提高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语国家民众间的显示度，加拿大政府还与法国政府签署了首个对外文化交流、投资的重要协定，并将协定签署范围扩展至其他法语国家及主要移民来源国。最后，为了解决文化外交活动散乱、缺乏组织领导的问题，加拿大政府组建了第一个文化外交专门机构，即文化事务司。随后，政府又组织了一次针对公共外交的深入审查，以回应国内民众对加拿大对外宣传工作之匮乏的批评。总而言之，在此时期，政府开发援助开始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加拿大的文化外交得到了初步发展，加拿大极大地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实践，同时也实现了公共外交路径的初步探索。一、背景与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随之而来的是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间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峙。同时，反殖民主义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上国际舞台。在国内，魁北克在经历了“寂静革命”之后发展迅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另辟蹊径，通过加深与法语国家的对外文化交往来强化其在国际社会的显示度。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圣劳伦特政府、迪芬贝克政府和皮尔逊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主要有三个目标：树立加拿大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提高加拿大的国际声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抵御共产主义；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度，维护国家统一。（一）树立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提高国际声望二战结束后至冷战初期，加拿大政府奉行自由国际主义，主张积极承担国际责任。1947年，作为麦肯齐·金政府的外交部长，圣劳伦特在多伦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纪念格雷的演讲”。他提出了加拿大外交的五个原则：促进国家统一；坚持政治自主；坚持依法处理国内、国际事务；坚持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Louis StLaurent，“The Foundations of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Affairs”， https://wwwrussilwvongcom/future/stlaurenthtml圣劳伦特倡导建立并遵守国际法，主张加拿大积极承担与其身份相符合的国际责任，认可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其自由国际主义信仰可见一斑。迪芬贝克虽是保守党总理，但他仍延续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理念，注重扩展已有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范围，以此提高加拿大的国际地位。皮尔逊政府的外交部长保罗·马丁1963年在众议院的讲话展现出更强烈的自由国际主义风格，他强调了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五个重要任务：利用北美航空防御指挥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护集体安全；通过联合国控制军备；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斡旋行动；通过多边援助减轻世界经济不平等；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国际维和行动。 John Kirton，“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oronto: Nelson， 2007， p118可以看出，皮尔逊政府不仅将世界和平视为加拿大国家安全的必要前提， AWalter Dorn，“Canadian Peacekeeping: Proud Tradition， Strong Futur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Vol12， NO2， 2005， p20强调发挥安全机构的作用，还主张援助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平等。冷战期间，通过担任中立的调停者、维和者，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利他主义价值观与国家责任意识。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世界政治》2007年第6期，第48页。1955年，保罗·马丁主张联合国建立“允许东西方阵营相似数量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并由中立的、不结盟的国家主持联合国”的准则， John Kirton，“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oronto: Nelson， 2007， p114这个准则的建立极大促进了联合国的发展，也体现了加拿大在冷战时期调停矛盾的意图。此外，1956年，在加拿大外交部长皮尔逊的主张下，联合国派遣紧急部队巧妙地化解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皮尔逊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出色应对是加拿大外交的一次胜利，也促使加拿大在冷战时期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辅相成，因此，为了培植本国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提高本国国际声望，加拿大在公共外交方面也展示出强烈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在此期间，加拿大积极参与“科伦坡计划”，主动发起“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以及“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助力欠发达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组建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大力资助加拿大和外国的文化艺术交流，设立专门部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接，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总之，在此时期，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得到热烈拥护，增进文化交流、助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以培植加拿大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成为加拿大政府的关注重点，这就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抵御共产主义虽然加拿大政府奉行自由国际主义，但是这并不代表加拿大有能力脱离冷战漩涡做到真正的“中立”。因此，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是加拿大公共外交的另一重要目标。冷战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1946年，丘吉尔在题为《和平的关键》的演讲中说道：“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两侧是共产主义世界和西方世界。 Winston SChurchill，“The Sinews of Peace”， Mar5， 1946，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1946/s460305a_ehtm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摆脱殖民走向独立，这些地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尤为激烈，因此，西方阵营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宣传自身“进步、民主”的正面形象，力图拉拢这些国家，壮大西方阵营。而加拿大作为西方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也就将宣传西方世界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在冷战背景下，出于保障国家安全和抵御共产主义的需求，加拿大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盟友。因而，协助盟友宣传西方意识形态与树立本国的国际主义形象这两个目标看似矛盾，实则是加拿大务实的选择。加拿大对中南半岛问题的应对就展现了其对这两个目标的权衡。二战后，越南反殖民主义独立力量与法国军队冲突不断，1954年，法国与越南签署《日内瓦协议》宣布停战。加拿大随即加入国际管制委员会并派兵与波兰、印度一起监督停战协议的履行。时任外交部长的皮尔逊称加拿大承担监督责任是为了促进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Paul Martin，“Statement to Board of Evangelism and Social Service of the United Church”， Feb18， 1965Cited in Eric Wagner，“The Peaceable Kingdom? The National Myth of Canadian Peacekeeping and the Cold War”， Canadian Military Journal， Winter 2006-2007，p51但是，这套国际主义的说辞在实际情况中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国际管制委员会中加拿大代表舍伍德·列特收到的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信件表明，加拿大意图在东南亚地区维护和平、提振经济，其最终目的是将该地区纳入西方阵营、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 John Holmes，“The Shaping of Peace: Canada and the Search for World Order 1943-1957”， Vol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209-210Cited in Eric Wagner，“The Peaceable Kingdom? The National Myth of Canadian Peacekeeping and the Cold War”， Canadian Military Journal， Winter 2006-2007，p51为了宣传西方民主意识形态、阻止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加拿大在冷战初期致力于协助盟友。为了复兴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渗透，美国在1947年提出实施“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实施经济支援。加拿大驻美大使休姆·朗认为“苏联政府的行为就是我们支持‘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原因”， Hume Wrong， External Affairs Records， file 264(s)， Sep26， 1947Cited in JLGranatstein and RDCuff，“Canada and the Marshall Plan， June-December 1947”， Historical Papers， Vol12， NO1， 1977， p202因此，出于保卫西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加拿大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据统计，“马歇尔计划”期间，加拿大向欧洲援助了总价值高达706亿美元的食品、机器设备以及原材料。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43页。此外，加拿大也积极利用公共外交手段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反共产主义的西方战线。加拿大积极参与“科伦坡计划”，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助力东南亚经济困难国家的发展，提高该地区民众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加拿大的好感度。在教育方面，加拿大发起“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设立多个面向英联邦欠发达国家的奖学金和研究金，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印度的民心，巩固英联邦团结以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因此，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塑造西方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进步、民主、友善”的形象，巩固、扩大反共产主义的阵线，加拿大的公共外交得到进一步发展。（三）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度，维护国家统一除了培植自身的国际主义形象与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外，圣劳伦特政府、迪芬贝克政府和皮尔逊政府还力图通过公共外交手段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好感度与认可度，以遏制魁北克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头，维护国家统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社会形势严峻，英裔与法裔族群的矛盾一触即发，这极大地威胁了加拿大国家统一。“英、法两种语言和英、法裔两大族群的并存、对抗” 王俊芳：《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80页。一直是加拿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因此加拿大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身份。二战之后，英裔与法裔之间的差距拉大，经济、政治及语言等方面的不平等激化了两大族群之间的冲突，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及新技术革命浪潮扩大了英裔、法裔的经济差距。据统计，1961年魁北克省的14个族群中，法裔的收入水平排在第12位，英裔的收入水平则高居榜首。 Eric Waddell，“State，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Alan Cairns and Cynthia Williams eds，“The Politics of Gender， Ethnicity and Language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6， p89;王俊芳：《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80页。政治方面，中央政府长期由英裔掌控。语言方面的不平等也让法裔感受颇深。例如，在法语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希尔布鲁克和三河地区，英语却成为生存发展必备的语言。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Ottawa， 1965;王俊芳：《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80页。制度性的不平衡使得法裔对加拿大社会愈发不满。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革命”之后，魁北克民族主义抬头。在让·勒萨热的自由党领导下，魁北克对宗教、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曾由天主教把持的教育得以走向现代化，水电行业实现公有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认同感随之增强，他们以“魁北克人” René Durocher，“Quiet Revolut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Jul30， 2013，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quiet-revolution之名凝聚在了一起。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魁北克开始追求政治自治，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与法语国家“独立”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6例如，1961年，“魁北克之家”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成立。1965年，魁北克还试图与法国签署文化和教育协定。1965年，皇家双语和二元文化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这个危机的根源在魁北克。”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Ottawa， 1965Cited in René Durocher，“Quiet Revolut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Jul30， 2013，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quiet-revolution 面对来自魁北克省在文化外交上的竞争与挑战，加拿大联邦政府致力于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度，明确联邦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通过发起“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并与法语国家签署文化交流框架协定，联邦政府力图“整合碎片化、分裂化的文化交流活动，建构统一的加拿大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统一的声音” 郝光：《加拿大文化外交的缘起与特色——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分析》，《科技资讯》2017年第13期，第177页。，维护国家统一。二、决策与实践为了实现树立自身国际主义形象、宣传西方意识形态以及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好感度和认可度这三点目标，圣劳伦特政府、迪芬贝克政府和皮尔逊政府在经济援助、文化外交以及教育援助等方面作出诸多努力，进一步探索了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一）“科伦坡计划”二战后，为了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及西式民主制度，防止第三世界国家被苏联拉拢，以及建构本国“亲善的国际主义”海外形象，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2页。加拿大主动通过“科伦坡计划”对物质匮乏的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科伦坡计划”全称为“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合作发展科伦坡计划”脱胎于冷战初期英联邦国家通过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不止有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还有浩浩荡荡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独立运动。这些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游离于两大集团之外，成为美苏争夺和拉拢的对象。皮尔逊在1950年作为外交部长向众议院解释“科伦坡计划”时直言道：“共产主义现在很有可能扩张到东南亚甚至中东地区……为了防止东南亚和南亚被共产主义征服，我们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证明，代表国家解放、经济社会进步的是我们，而不是苏联人。” Keith Spicer，“Clubmanship Upstaged: Canadas Twenty Years in the Colombo Pl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25， NO1， 1969， p25因此，防止贫困蔓延、遏制共产主义是加拿大援助第三世界的首要出发点。此外，加拿大在选择政府开发援助的对象时，尤其青睐文化或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 黎旭坤：《加拿大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内道德因素研究》，博士论文，外交学院，2014年，第13页。而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多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因此加拿大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尤为关注。“科伦坡计划”经历了“提出设想—确定框架—正式落地”三个阶段。1950年1月，英联邦外长在锡兰（现改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这是英联邦外长第一次在亚洲会晤，也是二战后新英联邦成员国的第一次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南亚和东南亚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问题”， 孙建党：《科伦坡计划与加拿大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援助》，《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第66页。会议中代表们商讨以“马歇尔计划”为样板支援“不发达”和“欠发达”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遏制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5，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 “科伦坡计划”主要包括英联邦国家，该项目的最初成员是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当时英国控制下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沙捞越（现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3页。1950年9—10月间的伦敦会议正式确定了“科伦坡计划”的内容框架。会议报告指出，援助内容主要分为“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两大部分，其中，技术支持指：“欠发达国家分享发达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经验和发明。”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3页。加拿大加入 “科伦坡计划”后，截至1960年，一共拨款332亿美元支持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发展。在1951—1952年度，加拿大专注于技术援助，资金援助方面仅拨款40万美元，但到了1951—1952年度，这个数字攀升至2540万美元。此后，加拿大政府继续加大对“科伦坡计划”的投入。1956—1957年度，加拿大投入3400万美元，1959—1960年度，加拿大的投入增长至5000万美元。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11，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其援助对象也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扩展至锡兰、孟加拉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 Denis Stairs，“Colombo Pla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Dec15， 2013，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olombo-plan技术援助方面，加拿大从三个方面进行：（1）提供技术援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2）派出专家实地指导和培训；（3）提供培训设施与设备。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4页。加拿大技术援助中的人才培养主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援助法，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4页。即：一方面，加拿大派专家远赴东南亚地区培训人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派人来加拿大接受短期培训。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2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据估算，第一个6年计划中有492名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技术人员和青年学生在加拿大接受了培训，74名加拿大专家和技术人员被派往东南亚，协助受援国的基础建设。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4页。在人才培训之外，加拿大还向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北婆罗洲（现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东南亚多国和地区的大学提供了大量设备和书籍。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2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科伦坡计划”是加拿大政府开发援助的开端，也是加拿大官方对外援助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有成效的援助。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5页。 “科伦坡计划”带来的效益是双向的。从受援国角度来看，从1951年“科伦坡计划”正式实施到1992年加拿大退出援助计划，几乎所有参与计划的受援国都得到了加拿大不同程度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成为战后首批复兴的亚洲国家。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5页。据统计，截至1961年，受援国的国民收入增速普遍维持在3%—5%之间。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3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科伦坡计划”使加拿大收获了有形与无形两种资产。首先，加拿大通过振兴东南亚及南亚地区有效地遏制了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张；其次，加拿大向广阔的东南亚及南亚市场输出了大量“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生产”“加拿大培训”和“留学加拿大项目”；与此同时，加拿大成功输出了“博爱、和平、平等、自由”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使其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海外形象在亚洲地区深入人心。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Canad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51-1961”， 1961， p3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607E/1?r=0&s=1（二）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加拿大公共外交在圣劳伦特和皮尔逊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是丰富多彩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而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也是加拿大首个——开展文化外交的官方机构。1背景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发展加拿大文化的现实考量，20世纪40年代民间组织“加拿大艺术家联盟”的努力与游说促使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艺术在发展加拿大文化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梅西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直接催生了艺术委员会。另外，政府关于组建文化外交部门的讨论由来已久，二战中外交部关于组建文化外交部门的讨论以及1948年外交部备忘录中对于公共外交的叙述反映出建立文化外交机构的需求，于是，艺术委员就肩负起了开展文化外交的职责。加拿大艺术家联盟建立于二战初期，其目的是“将所有加拿大艺术家团结起来，发掘人才，组织区域性以及国家性艺术活动，出版艺术杂志，助力加拿大艺术及艺术家的整体发展”。 Ellen Poole，“65 Years of Artistic Achievement: A History of the ECA”， FCA， 2007， p2，https://artistsca/content/item/download/37/83二战期间，加拿大艺术家联盟说服政府雇佣专业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记录加拿大在二战中的努力，并向政府提交简报说明了文化艺术在加拿大战后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Ellen Poole，“65 Years of Artistic Achievement: A History of the ECA”， FCA， 2007， p3，https://artistsca/content/item/download/37/83加拿大艺术家联盟的游说强调艺术在加拿大文化，乃至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这深化了政府对文化发展的认识，促使政府以艺术为抓手发展加拿大文化。之后，加拿大艺术家联盟的游说促使梅西委员会将加拿大文化艺术发展作为重点写在报告中，推动了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诞生。梅西委员会对建立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二战后，出于对极权国家利用文化机构进行政治宣传以及美国强势的文化侵袭的忧虑，圣劳伦特总理指示成立委员会献言献策。1949年4月8日，梅西委员会成立，其全称为“国家艺术、文化、科学发展皇家委员会”，顾名思义，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调查加拿大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情况并提出有关“让国内外民众了解加拿大”的建议。因多伦多大学校长文森特·梅西领导委员会工作，“梅西委员会”由此得名。梅西委员会广泛展开调研，在国内16个城市中共召开了114场公共会议，听取了大概1200位民众的意见，收集了大约450份简报，并邀请多个领域的专家建言献策。 JDMStewart and Helmut Kallmann，“Massey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0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massey-commission-emc直接促成了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建立的是梅西委员会于1951年发布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加拿大文化政策发展历史中最全面、最有影响力的文件。它为加拿大政府“通过资助和发展国家文化机构来整合国家文化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Rachel Maxwell，“The Place of Arts and Culture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Ottawa:Canadian Conference of the Arts， 2007， p23，https://hillstrategiescom/2008/06/17/the-place-of-arts-and-culture-in-canadian-foreign-policy/报告指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障碍主要包括“地广人稀的人口地理条件、国家尚未成熟的现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强大慷慨的邻居的依赖”，并以“贫血”一词暗喻加拿大文化艺术的匮乏。 JDMStewart and Helmut Kallmann，“Massey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0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massey-commission-emc基于这些发现，梅西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146项建议，这些建议涵盖了广播、电视、加拿大广播公司、国家电影局、高校资助、中学后教育中的人文艺术教育、艺术专业国家奖学金、人文社科和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 JDMStewart and Helmut Kallmann，“Massey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0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massey-commission-emc更为重要的是，报告强调了政府资助文化艺术发展的必要性。文件中说道：“支持能够表达民族感情、增强加拿大人相互理解以及丰富加拿大城乡生活的机构的发展，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这需要联邦、省级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JDMStewart and Helmut Kallmann，“Massey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0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massey-commission-emc于是，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应运而生。另外，加拿大对于文化外交机构的需求促使艺术委员会肩负起文化外交的职责。麦肯齐·金时期建立起的战时宣传机构本质上承担起了公共外交的一些工作，加拿大文化外交也已经开始萌芽，这为加拿大政府深入开展文化外交奠定了基础。早在二战结束前，外交部已经开始思考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新闻信息”和“文化关系”两方面的事务，所谓“文化关系”事务即包括“在国外发行加拿大的图书、电影、广播节目，向国外提供加拿大的音乐作品，促进艺术、学术交流，举办互访活动”。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2， p9加拿大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譬如，政府派遣了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去国外进行交流，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也在国外的广播站和图书馆陆续播送。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3， p131945年，加拿大驻法国使团设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化顾问的职位 Serge Joyal，“Refocusing Canad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in the Nineties: Issues and Solutions”，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ttawa， Sep， 1994Cited in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4，表明了加拿大对与法国之间文化关系的重视。尽管这些实践零散而缺乏组织，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4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初步尝试为50年代及之后文化外交的蓬勃发展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1948年一份外交部备忘录首次官方肯定了公共外交的作用。这份文件指出：“向外国民众提供真实的公共新闻信息是外交的重要部分……民意对政策具有持续、决定性的影响……国家关系不仅取决于官方层面的相互理解，还取决于公众层面的相互理解。”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3， p13梅西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针对如何让国内外民众了解加拿大建言献策，其报告也强调了国际文化关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 Rachel Maxwell，“The Place of Arts and Culture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Ottawa:Canadian Conference of the Arts， 2007， p24，https://hillstrategiescom/2008/06/17/the-place-of-arts-and-culture-in-canadian-foreign-policy/这表明艺术委员会须负责对外开展文化交流活动。2建立与工作1957年，圣劳伦特总理接受梅西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成立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并迅速给委员会拨款1亿加元。其中，5000万加元供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进行投资并利用投资所得负担文化艺术活动所需经费，另外的5000万加元则供委员会资助大学、设置奖学金支持科学研究等。 Pre-Council Material file “Cultural Progress in Canada”， Canada Council Records， Ottawa， Nov13， 1956Cited in JLGranatstein，“Culture and Scholarship: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anada Council”，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5， NO4， 1984， p444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加拿大艺术研究和文化产品的创作，丰富加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生活” JLGranatstein，“Culture and Scholarship: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anada Council”，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5， NO4， 1984， p445。然而，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并非局限于国内文化领域，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加拿大向外投射其文化与价值观的窗口。总的来说，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对外影响主要体现在培养艺术人才、支持人文社科研究、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及设置对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这四个方面。首先，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为个体艺术家提供奖助学金、交通补助等资金支持，并鼓励艺术家们走出国门进行深造。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调查了455位在1958—1965年间接受了委员会奖学金支持的年轻艺术家后发现，74%的受资助者都有在外深造的经历，其中选择去法国的人最多。除此之外，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还为需要出国进行试镜或表演的艺术家们提供旅费资助。例如，1970年，委员会资助麦吉尔室内乐团4700加元支持他们前往纽约参加两次节日表演。同年，委员会还出资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举办了一场加拿大画展。 Ruth Lor Malloy，“The Canada Council and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Vol6， NO2， 1970， p15通过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慷慨资助，加拿大艺术家们不仅有机会在国外接受艺术教育，提升自己的艺术事业，进而反哺加拿大艺术产业，更能够将加拿大艺术带给世界，提升加拿大的艺术影响力。其次，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着力培养科研人员，并大力支持国际会议、派遣和接纳访问学者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专门为科研学者提供了博士学术奖金、博士后学术奖金、研究补助、出版补助等多项支持，并鼓励科研学者出国进修。据统计，1967—1968年间，获得博士学术奖金的学者有三分之一都有在国外大学学习的经历。委员会还支持了“第一届比较犯罪学国际报告会”“第十四届伊比利亚—美洲文学国际大会”等国际会议的举办，促进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并且，委员会还多次拨款给大学，支持其邀请海外教授来加拿大授课或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958—1964年间，在800名成功的博士后候选人中，大概有80%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并最后选择回到加拿大。 Ruth Lor Malloy，“The Canada Council and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Vol6， NO2， 1970， pp15-16这表明，加拿大艺术委员会通过人才“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战略，一方面为加拿大人文社科研究注入了新鲜、优秀的血液，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塑造了加拿大支持科研事业的进步形象。再次，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在发展本国文化艺术的同时，还倾力推动加拿大与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代表外交部组织了加拿大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等多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委员会的促成下，加拿大与意大利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根据协议，两名加拿大杰出艺术家可以在政府资助下携家属前往意大利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同时，委员会还资助加拿大文化机构邀请外国的杰出艺术家来加拿大访问交流。 Ruth Lor Malloy，“The Canada Council and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Vol6， NO2， 1970， p16可以说，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极大地促进了加拿大与外国的文化艺术交往，增强了加拿大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最后，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设立了处理加拿大文化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的专门机构，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由于大部分参与了梅西委员会的研究者都“曾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历，且或直接或间接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联系”， Zoe Druik，“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as a Factor in Postwar Canadian Cultural Policy: The Relevance of UNESCO for the Massey Commis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31， 2006， p8且在冷战压力下加拿大有必要和联合国保持紧密联系，梅西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强调，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培育加拿大与外国的文化关系，承担起连接加拿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建立并管理奖学金体系”。 Zoe Druik，“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as a Factor in Postwar Canadian Cultural Policy: The Relevance of UNESCO for the Massey Commis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31， 2006， p81957年6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受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管辖。它将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职责拓展到了国际领域，负责“通过深化国家间的合作，维护基于全人类智力和道德团结的世界和平”。 “Canadian Commission for UNESCO”，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adian_Commission_for_UNESCO它的工作主要是“调动政府部门、机构、组织和个人，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交流和信息等领域的目标”。 “Canadian Commission for UNESCO”，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adian_Commission_for_UNESCO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积极组织并参与大众传媒、教育和环保等领域的国际会议，支持加拿大各领域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例如，委员会资助了世界手工艺理事大会和综合教学专家会议等国际会议。 Ruth Lor Malloy，“The Canada Council and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Vol6， NO2， 1970， p18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组织了探讨可持续发展的会议，这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与生物圈计划”的形成以及加拿大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圣伊莱尔山——的建立。 Ruth Lor Malloy，“The Canada Council and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Vol6， NO2， 1970， p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的建立表明了加拿大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联系的决心，这有利于加拿大在文化领域参与国际事务，并向世界传播其国际主义的价值观。3评价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作为一个致力于发展加拿大文化的官方机构，工作重心是支持国内的人文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事业。委员会认识到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组织文化艺术和学术交流活动、设置专门机构等方式将国际交流纳入了职责范围，实质上成为了加拿大第一个开展文化外交的公共机构。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加拿大不但拓宽了自身视野，推动了本国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且践行了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尤其是欧美国家中推广了本国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另外，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动，虽然缺乏系统组织性，但代表着加拿大在文化外交领域的初步尝试，为加拿大之后在此领域的深入探索积累了经验。（三）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和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为了团结巩固新生的英联邦、在英联邦第三世界国家中宣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借此机会树立起加拿大亲善、有能力的国际形象，加拿大将目光锁定在教育领域，发起了“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加拿大国内法裔学生及研究者在该计划中的参与度较低，引起了魁北克省的不满，加拿大又顺势发起“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以支持欠发达法语国家的教育事业，并增强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度。1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冷战背景下，新生的英联邦需要团结起英国的前殖民地、新兴的独立国家——尤其是印度——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在成为独立国家后宣布在冷战中保持中立地位，这就给英联邦的团结埋下了阻碍，拉拢成员国共同抵御共产主义成为了英联邦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挑战。而且，英联邦的成员国多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政治背景和经济需求多元，在较多领域难以达成一致，但教育合作与交流是长期以来维系英联邦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因此，通过奖学金计划向英联邦第三世界国家宣传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冷战中的理想策略。加拿大在战后施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将英联邦视为展现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与能力、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平台，因此，维护英联邦团结、积极参与英联邦事务也是为了树立其友好的国际主义形象，“保持加拿大在英联邦和国际中的影响力”。 Kylie Bergfalk，“Building Bridges: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58-1960”， StJeromes University， 2012， p4， https://wwwsjuca/sites/default/files/HEADLEY_2012_Kylie%20Bergfalkpdf另外，加拿大的新任总理迪芬贝克对参与英联邦事务的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了“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的诞生。巴兹尔·罗宾逊评价称：“如果他在国际事务方面有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就在英联邦体系之中。” HBasil Robinson，“Diefenbakers World: A Populist in Foreign Affai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p4Cited in Kylie Bergfalk，“Building Bridges: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58-1960”， StJeromes University， 2012， p7， https://wwwsjuca/sites/default/files/HEADLEY_2012_Kylie%20Bergfalkpdf1957年，迪芬贝克刚上任不久，英联邦总理会议大获成功。时任英国驻渥太华高级专员、后来担任英联邦奖学金委员会主席的乔·加纳称，尽管“迪芬贝克的成功当选让人意外”，但迪芬贝克和其他国家的总理“迅速熟络”起来，且他们的交流“富有热情”。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5迪芬贝克对“激发英联邦国家的合作潜力”具有很高的期望，因此，1958年，他又在蒙特利尔市举办了“英联邦贸易和经济会议”，加纳（非洲西部国家，现为英联邦成员国）和众多英国殖民地均受邀参加。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5这场会议上，迪芬贝克主要在经济和教育两个领域为英联邦国家合作提出了建议。20世纪50年代末，加拿大的经济有所发展，为了维持繁荣，迪芬贝克将目光投向了英联邦市场，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提案。然而，由于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较大，迪芬贝克的经济提案遭到冷遇。迪芬贝克提出“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的设想则可能是考虑到了英联邦成员国对“罗德奖学金”的怀旧情绪。1902年开始由英国大亨资助的“罗德奖学金”资助了众多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年轻人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当时的加拿大反对党党魁莱斯特·皮尔逊就曾是这些青年学生中的一员。 Kylie Bergfalk，“Building Bridges: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58-1960”， StJeromes University， 2012， p8， https://wwwsjuca/sites/default/files/HEADLEY_2012_Kylie%20Bergfalkpdf可以说，教育是连接英联邦国家的重要纽带之一。另外，加拿大大学的建议也是迪芬贝克的考量因素之一。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9最终，开展“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的提案得到了贸易部长们的支持。1959年，第一次英联邦教育会议在英国牛津举办，会上正式通过了“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的提案，并明确了该计划的五项原则：（1）该计划应区别于实施中的其他计划；（2）该计划应基于所有英联邦国家的互相合作和教育经验的共享；（3）该计划应足够灵活，将各国多元、多变的需求纳入考量；（4）该计划在英联邦范围内，但为保证灵活性，应在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的基础上施行；（5）奖金应当用来认可和促进最高水平的智力成就。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10当时定下的目标是设置1000个奖学金，英国负责资助一半，加拿大负责资助四分之一，剩下的由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马来西亚、加纳、中非共和国、锡兰和东非资助。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9奖金分为奖学金和研究金两种。自从该计划执行以来，已经有超过22000名学生和个人学者受惠，其中每年最多有500人接受奖学金和研究金的资助。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in “Directory of Commonwealth Scholars and Fellows 1960-2002”， London: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2003，pviiCited in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0作为英联邦奖学金计划最早的倡导国，加拿大在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计划展开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加拿大设立了近100个奖学金。1964年，加拿大开始设立学术奖金（一开始包括3个研究学术奖金和5个访问学术奖金），资助对象是“大学、学院、中小学和职业机构等多个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1965年开始，加拿大又设立了一系列研究奖学金项目，参加项目的研究学者有一个学年时间展开“有益于加拿大和推荐国”的研究或教学工作。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p11-15目前，英国和加拿大仍是该奖学金计划的最大资金来源国。“英联邦奖学金和研究金计划”通过教育资源的流动与共享，为各个国家培养出许多优异人才，促进了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强化了它们之间的文化纽带，使得英联邦成为一个更加团结开放的多边组织。很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受该计划资助前往英联邦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发达国家的学者在外交、发展和学术领域都保留了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 “Directory of Commonwealth Scholars and Fellows 1959-2009”，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5A51BF830C44EEC26B6E521ECA7A238F?doi=10116958078&rep=rep1&type=pdf.欠发达国家的学生和研究者有了更多分享发达国家教育资源、“享受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丰硕成果”的机会，客观上有利于团结盟国遏制共产主义。 Hilary Perraton，“Learning Abroad: 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Britain: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27加拿大在英联邦奖学金计划中的积极倡议与参与为自身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巩固了加拿大在英联邦中仅次于英国的重要地位。作为奖学金计划中的第二大资助国，加拿大收获了一大批了解、欣赏加拿大的学者。另外，在奖学金计划的帮助下，英国和加拿大的教育交流频繁，两国建立起更深厚的文化关系。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72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英联邦奖学金计划中英语学生和法语学生的数量极度不平衡。1960年，104位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中，仅有7位法语学生进入法语大学学习， Canada，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960 Session， VolVI， July 14， 1960， p6295Cited in Kylie Bergfalk，“Building Bridges: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58-1960”， StJeromes University， 2012， p11， https://wwwsjuca/sites/default/files/HEADLEY_2012_Kylie%20Bergfalk.pdf这引起了魁北克省的不满。魁北克省认为联邦政府将教育纳入外交领域是对魁北克省自主权以及加拿大国内法语文化的威胁。 David Meren，“‘Plus que jamais necessaires’: Cultural Relat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Canada-Quebec-France Triangle， 1945-1960”，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19， NO1， 2008， p28420世纪50年代，魁北克省与法国的艺术、教育交流活动十分频繁，魁北克省与法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文化联系，因此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在文化外交（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文化外交）上形成了竞争，加拿大政府开始考虑将奖学金计划扩展至法语国家，以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度。为了在英联邦和法语国家之间达成一种文化关系上的“平衡”，加拿大政府决定通过“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与法语国家建立稳固的文化关系。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01964年，加拿大与法国就开展“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达成共识，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3奖学金计划正式开展，加拿大拨款20万加元设立奖学金项目。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2考虑到英联邦奖学金计划主要面向的是欠发达国家，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来自欠发达法语国家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前来加拿大大学学习专业知识、享受加拿大的教育资源，以此来强化加拿大和这些国家的纽带。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0“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未能有效化解魁北克地区的不满情绪，1964年，在联邦政府广泛征求各省对于该项目的意见时，魁北克省反应冷淡。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4然而，许多受惠于该项目的法语国家学生成长为了各领域的杰出领导人，这有利于增强法语国家对加拿大的了解，提高加拿大的声望。一位加拿大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曾在与埃文·波特的秘密谈话中称，加拿大因此“保持了其在法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Evan HPotter， confidential interview with a senior DFAIT official， July 2006Cited in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0（四）《加拿大—法国文化交流框架协定》1背景与目标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外展开文化交流活动的同时，魁北克省因联邦政府管辖下的文化机构对本省文化事务的干涉感到不满，且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与外国交往，这给联邦政府带来很大压力。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革命”之后，魁北克省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经历了巨大的蜕变，民族主义情绪悄然滋生。魁北克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的矛盾本质上是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矛盾。“寂静革命”之后，魁北克地区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捍卫法语文化、防止被英语文化同化的心愿愈发强烈，魁北克省以“做自己家的主人”为口号宣示法裔居民的独立自主。一方面，魁北克省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文化事务，领导魁北克政府的毛利斯·杜普莱西斯就曾批评梅西委员会关于联邦政府资助文化发展的主张是对地方政府文化管辖权的侵犯。 JDMStewart and Helmut Kallmann，“Massey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0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massey-commission-emc另一方面，魁北克省尝试绕过联邦政府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语国家）进行文化交往。魁北克省在文化外交领域初露头角，加拿大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加强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加拿大与法语国家的文化交流，但这些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外交部副部长马塞尔·卡迪厄在1961年的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建议加拿大驻法国文化参赞雷内·加纳在法国组织文化活动以应对“来自魁北克代表的竞争”，并建议联邦机构为加纳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6例如，魁北克省努力与法国建立技术和文化合作关系的行动让联邦政府感到了竞争压力。于是在1963年，联邦政府与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开展了自己的学术和文化合作项目。 Mary Halloran，“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rudeau Era: 1968-1984”， DFAIT， 1996， p3Cited in Rachel Maxwell，“The Place of Arts and Culture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Ottawa:Canadian Conference of the Arts， 2007， p.24，https://hillstrategiescom/2008/06/17/the-place-of-arts-and-culture-in-canadian-foreign-policy/加拿大联邦政府还在国内提出“二元文化主义”，并在公共外交领域加快发展与法语国家的文化关系，试图在英联邦国家和法语国家之间达到平衡。但是，这些联邦政府领导的文化外交项目并未得到魁北克的热情支持。例如，1964年，作为对英联邦奖学金计划的平衡手段，加拿大计划向非洲地区的法语欠发达国家提供奖学金（即“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负责此计划的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派人赴各省征求意见，但他们在魁北克省遭到冷遇。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4另外，加拿大联邦政府与法语国家开展的文化活动并未能阻止魁北克省相对独立地与法语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联邦政府在法语国家中的显示度仍相对较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魁北克省和法国教育文化协定的签署。1965年2月27日，法国与魁北克省在巴黎正式签署《法国—魁北克省教育交流合作协议》。该协议涵盖研究学者、大学教授的交换计划，魁北克师范学校师资培训、课程开发、技术教育，魁北克技术师范学校学生交换计划和学位统一等多个方面的合作。为了保证协议落地，法国与魁北克省还决定在“法国—魁北克合作常设委员会”的框架下定期举行会议。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p530-531协议签署当天，法国驻加拿大使馆代办曾写信向加拿大外交部部长保罗·马丁询问法国与魁北克省签署的协议是否已征得他的同意，马丁回信表示加拿大政府同意该协议的签署，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531但这份协议不可避免地在加拿大政府与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党魁在众议院中就省政府是否可以不经联邦政府首肯而与外国政府签订协议提出质疑。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531为了提高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语国家中的显示度，明确联邦政府的合法地位，加拿大提出与法语国家签订文化交流框架协议。加拿大外交部在1965年4月27日向内阁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魁北克省与法语国家强化文化联系的需求需要得到重视，如果联邦政府不能及时做出调整，“随着时间推移，联邦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会逐渐被侵蚀”。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6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外交部建议通过签署涵盖性协议在“保障联邦政府缔约权的同时允许省政府与外国开展合法有益的文化项目”，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6且加拿大应扩展其文化外交活动。1965年5月11日，内阁开会讨论并细化了外交部的提案，提出“加拿大政府也应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加拿大人口的重要来源国）签订文化交流协议”，且“应保证每年至少拨款100万加元用于支持文化交流项目的广泛开展”。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72过程1965年11月17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和法国政府正式签署《法国—加拿大文化交流框架协定》。这份协定由前言、11个条款和两封加拿大和法国外交部长的往来函组成，为加拿大与法国之间开展文化合作交流活动提供了一个可执行的框架。在往来函中，加拿大外交部部长强调加拿大各省与法国签订文化协议时须明确表明一切活动在此协议框架下进行，且法国政府有义务告知加拿大政府，法国外交部部长对此表示同意。 “Cultu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Global Affairs Canada， https://wwwtreaty-accord.gcca/text-texteaspx?id=100736加拿大与法国签署框架协定仅仅一周后，魁北克省与法国政府再次签署了一份文化合作协议。按照框架协定，魁北克省与法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必须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协议的框架之下进行。微妙的是，这份新的法国—魁北克文化合作协议仅仅肯定了法国与魁北克省于1965年2月27日签订的教育交流合作协议的示范作用，丝毫未提及加拿大联邦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框架协定。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533而加拿大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往来函显示，11月24日，在与魁北克省达成文化协议之前，法国政府主动向加拿大联邦政府寻求许可，且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同意。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534另外，魁北克省与法国签署的两份协议都只有法语文本。 Gerald FFitzGerald，“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greements and Ententes: France， Canada， and Quebec-Birth of a New Treaty-Making Technique for Federal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0， NO3， 1966， p534之后，加拿大政府又与比利时及瑞典展开协商，并与两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双边协议。同年，加拿大对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文化交流项目投资从25万加元猛增至100万加元，这样大数目的文化项目投资在当时的加拿大是十分罕见的。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61966年2月23日，作为对1965年5月内阁提出的“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加拿大人口的重要来源国）签订文化交流协议”的建议的回应，外交部在备忘录中提出要“与意大利、苏联、德国和荷兰建立文化关系”，内阁随后同意与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协商文化合作协议，但表示与苏联的文化交流提案需要进一步审查。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163评价面对魁北克省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以及其“独立”地对外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愿望，加拿大意识到，为了明确联邦政府的合法地位，有必要通过文化交流来提高法语国家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认可度，遂与法国签订了《加拿大—法国文化交流框架协定》，并与其他法语国家和主要移民来源国建立了文化合作关系。加拿大联邦政府由此在文化外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从不久后魁北克省与法国签署的文化合作协议中丝毫未提及框架协议来看，《加拿大—法国文化交流框架协定》在统一加拿大国内民族身份认同方面似乎收效甚微，但它有利于提高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语国家民众间的显示度，彰显其合法地位。（五）文化事务司和针对公共外交的审查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并没有解决各个机构缺乏领导的现状，加拿大的文化外交活动仍旧处于一种松散、无系统的状态。由于加拿大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需求扩大，加拿大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集中领导文化外交事务的机构。文化事务司因此诞生。随着国内民众对公共外交的关注度提高，民众对加拿大对外宣传之匮乏的批评也愈发激烈，因此，政府开展了一次详细的针对公共外交的审查。1文化事务司自1951年梅西委员会阐明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之后，加拿大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开展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国家电影局、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加拿大政府展览委员会等机构在这个时期也非常活跃，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5但这些活动和机构缺乏集中的领导组织，经常会出现工作范围的争议。例如，联邦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与魁北克省在文化外交方面的激烈竞争，以及在外交领域贯彻自己的二元文化主义价值观，急需与法语国家建立稳固的文化关系。外交部部长保罗·马丁提出通过开展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和加强与法语国家的艺术交流来加强加拿大与法语国家的文化交往，他主张将全部工作交给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但财政部部长却认为艺术委员会应该负责艺术交流工作。由于实施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意在与英联邦奖学金计划形成平衡，那么理应由管理英联邦奖学金计划的对外援助办公室负责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的工作。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p9-12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纲领，这些文化外交活动缺乏衔接和组织。有人评价称这个时期的文化外交活动往往是“随机、临时安排的，常常是由于相关长官或高级官员施压才开展，外交部安排谁去做谁就有权管理”。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7， p501962年11月，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马塞尔·卡迪厄在第十六届加拿大对外新闻信息年度会议上的讲话触及了“协调管理所有与对外文化活动有关的联邦机构”这个问题。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5他认为， “对外新闻和文化工作不是个别专家的事，而是我们所有官员的职责”，因此对外新闻事务司应该设置更多职位、得到更多财政支持。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7， p23但遗憾的是，他的呼吁得到的反响甚微。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61964年，卡迪厄又尝试起草了一份跨部门合作的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他提议建立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来协调各方工作，但在四处碰壁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线索可以将不同部门和机构开展的项目串联起来”。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7， p431965年，正当加拿大联邦政府与法语国家和几个移民主要来源国协商签订文化交流协议时，国务秘书处——一个职责较为模糊的部门——开始积极寻求成为加拿大的文化部，这给了加拿大政府成立文化外交领导机构的契机。1965年11月4日，副国务秘书建议卡迪厄考虑“通过国务秘书处来实现外交部以及多个向国务秘书处负责的机构在对外活动方面的协调统一”。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21卡迪厄的回信显示，他对协调对外文化活动的想法非常认同，但没有对国务秘书处的权力要求做过多回应。加拿大外交部内部备忘录中记录道，他们在考虑建立一个“由来自国务秘书处、外交部和艺术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241966年，加拿大外交部在对外新闻事务司的基础上设立文化事务司，自此，对外新闻事务司仅负责一般的新闻工作，而文化事务司专职负责文化外交事务。外交部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1）加拿大艺术、教育领域的组织急需一个可以满足它们需求的外交部内部的专门机构；（2）为了应对魁北克省出于主权目的进行的对外文化交往活动，外交部需要成立一个更能专心负责文化外交事务的部门。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8， p26文化事务司的成立标志着外交部第一次将文化外交工作与对外新闻工作区分开来，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7这是加拿大文化外交史上的关键一步，用历史学家玛丽·奥尔兰的话说，“渥太华开始步入国际文化关系”。 Mary Halloran，“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rudeau Era: 1968-1984”， DFAIT， 1996， p4Cited in Evan HPotter，“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72针对公共外交的审查与此同时，随着加拿大文化外交的发展，许多加拿大人将目光投向了国外以及国际事务，并发现了加拿大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匮乏，批评的声浪接踵而至。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9， p2于是，1966年，联邦政府针对公共外交工作进行了一次审查，这次审查主要针对公共外交工作的目的、实践及需求，可谓是“无比详细、空前绝后”。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9， p11这份审查报告从追溯加拿大公共外交的历史开始阐述公共外交的目标。它点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外交部和其他机构就致力于让世界了解加拿大、加拿大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和向往。经过理性的审查，这部分报告还指出，公共外交工作“必须以支持和促进加拿大的国家利益为目的”。因此，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和对外政策目的相一致，即“保证国家安全，尽可能促进国家繁荣，履行有利于满足加拿大自身利益或实现加拿大人民人道主义愿景的国际义务”。报告还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它指出，“在通信迅速、公民文化素养上升、教育大众化的现代社会”，依靠政府间外交来宣传加拿大是不够的。要让国外民众了解加拿大、相信加拿大是一个“正当的、可尊敬的对话者”，必须重视公共外交。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9，pp12-15这次针对公共外交的审查明确地指出了在国际社会中宣传加拿大的形象和价值观的目标及意义，这说明加拿大对公共外交的自觉性有了显著提高，公共外交在联邦层面开始得到足够重视。不仅如此，这次审查对于皮埃尔·特鲁多时期加拿大公共外交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9， p12三、总结与评价在1948—1968年这20年间，在实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遏制共产主义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这三个目标的驱动下，加拿大的公共外交得到进一步发展。“科伦坡计划”不仅使加拿大在冷战中发挥了协助盟国抵制共产主义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宣传了加拿大友好、慷慨、进步的良好形象，同时宣告了加拿大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手段实施公共外交的开始。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成立初衷是发展本国文化，但通过建立下属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全国委员会”以及开展一系列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及资助活动，艺术委员会不仅丰富了本国文化，而且将加拿大文化推向了世界，践行了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从1958年开始，加拿大通过参与“英联邦奖学金与研究金计划”巩固了英联邦团结，稳固了本国在英联邦中的重要地位，也通过教育交流活动加强了其他国家的学者、各个领域的领袖对加拿大的了解。随后，为了在文化外交领域践行二元文化主义价值观，加拿大政府主动发起“加拿大法语国家奖学金项目”，这使得加拿大成为了法语世界中的领袖，但未能阻止魁北克省与法语国家相对独立地开展对外文化交往。196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与法国签订了文化交流框架协定，以应对魁北克省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管辖权的挑战，随后联邦政府又与其他法语国家及主要移民来源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协议。不久之后，加拿大政府开始着重解决文化外交活动分散、缺乏组织的问题。1966年，对外新闻事务处将新闻信息工作与文化工作区分开来，专门负责协调文化外交事务的机构——文化事务司——成立。随着政府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增多，许多加拿大国内民众开始关注加拿大的对外宣传，针对对外宣传工作匮乏的批评声促使政府在1966年对公共外交工作进行了一次详细审查，明确了公共外交的目标及重要性。总之，这20年对于加拿大公共外交的发展来说是探索、反思、展望的一个阶段。首先，政府建立了协调文化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文化外交在联邦层面得到重视，加拿大开始正式迈入国际文化关系领域；其次，政府开发援助开始成为加拿大公共外交的重要部分，公共外交的实践得到丰富；最后，政府对于公共外交的认识及重视显著提高，这对于公共外交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章关键期：皮埃尔·特鲁多政府时期（1968—1979年、1980—1984年）
第三章关键期：皮埃尔·特鲁多政府时期
（1968—1979年、1980—1984年）在前几任政府初步探索公共外交路径后，加拿大的公共外交实践在皮埃尔·特鲁多时期（又称“老特鲁多”）进入关键期。在特鲁多长达16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几乎全面改革了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但公共外交作为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手段得到保留。特鲁多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外局势中的挑战与机遇：魁北克省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加拿大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带来了威胁；世界格局变化，加拿大有望降低美国对其的影响；两极局势缓和，加拿大获得促进世界和平的机会。在此背景下，特鲁多政府积极地投入到文化推广、教育合作和体育交流等方面，吸引海外民众对加拿大的兴趣，培养人们对加拿大的好感。特鲁多首先发表了《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为在欧洲、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等主要地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为宣传双语制和多元文化，加拿大在法国开设了第一个加拿大文化中心，既为加拿大的艺术家创造展现才华的平台，又向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强调加拿大的统一。特鲁多也十分重视学术交流，他通过中加学者交换项目与建交不久的中国开展教育合作，将加拿大的对外交往延伸到“第三种选择”国家，同时也培养了对加友好人才。此外，特鲁多将体育和外交联系在一起，开创性地对苏联开展了“冰球外交”，通过包含八场比赛的“冰球峰会”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加拿大在苏联的存在感，而且推动了东西方局势的进一步缓和。总而言之，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与机会，特鲁多政府继续运用公共外交手段，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扩展外交关系和推动世界和平。一、背景与目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国内的魁北克分离运动方兴未艾，维护国家统一成为联邦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同时，全球体系开始分散，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加拿大赢得自主实践外交政策的机会。此时美苏对抗从最激烈走向缓和，加拿大有望继续发挥“和平的中间人”的作用。因此，特鲁多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共有三个目标：树立统一的文化身份，促进国家统一；发展多样化联系，降低美国的影响；塑造友好的斡旋形象，推动世界和平。（一）树立统一的文化身份，促进国家统一法裔加拿大社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旗帜鲜明地追求独立，这一倾向延续到了特鲁多时期。在国内政治方面，魁北克人党于1976年赢得省级选举，提出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合作的“主权—结合”主张。 梅红：《加拿大魁北克独立问题的由来、现状与发展前景》，《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第10期，第20页。尽管1980年魁北克独立公投以多数反对失败，魁北克分离运动并未就此消亡。在对外交往方面，魁北克省继续以文化交流为工具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比如，魁北克省与中国在1980年签署了教育交流协议，互换学生与语言教师。 王仲达主编：《加拿大教育动态与研究：1996—1998》，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9页。同时，法国表现出了帮助魁北克“独立”的野心。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蒙特利尔向加拿大人喊出了“自由魁北克万岁”口号，引起了在场群众的欢呼。 John JKirton，“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oronto: Nelson Thomson Learning， 2007， p125尽管在时任司法部长的特鲁多的坚持下，联邦政府强硬地对此表示谴责，但戴高乐的这一举动不仅激化了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加拿大与法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因此，维护国家统一成为特鲁多执政时期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特鲁多将维护国家统一视为生存之战，这一目标也被贯彻到政策的方方面面。在加拿大国内，他一方面对制造炸弹袭击、绑架英国政要的激进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重拳出击，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的平等。1969年推出的《官方语言法》和1971年的多元主义文化政策便是对魁北克省文化诉求的积极回应，也是瓦解魁北克分离运动的有益尝试。在国际舞台上，特鲁多坚信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他继续注重与法语国家民众的交往，提出在法语国家增设代表处和大幅增加援助份额以改善双边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World”， May 29， 1968， p6，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sas_19680529ES/6?r=0&s=1特鲁多还致力于推动加拿大成为联合国框架内的双语国家。由此可见，特鲁多以双语制和多元文化为突破口来对抗魁北克省的分离倾向。为达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外交目标，特鲁多主动地通过公共外交塑造加拿大统一的文化身份。面对魁北克分离运动和法国干涉加拿大国内矛盾的威胁，特鲁多意识到，一个统一的加拿大身份至关重要。加拿大承认双语制和多元文化是其基本特征，并将这一特征置于统一的文化身份之下，从而既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加拿大对国内少数族裔和语言的尊重与重视，体现加拿大的包容，又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向法语国家证明了一个统一的加拿大更利于法裔加拿大人生存。而在对外交往中体现加拿大的统一身份反过来也能促进国内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加拿大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在国外民众心中刻画统一的文化身份，突出双语制和多元文化，且尤其注重与法语国家加深联系。（二）发展多样化联系，降低美国的影响世界逐渐从二战的打击中恢复，旧的世界强国回归，新的政治力量涌现。一方面，西欧和日本重新进入世界的博弈舞台。西欧和日本在二战后初期都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其外交政策受制于美国。而后西欧通过经济一体化获得经济腾飞，日本也取得经济的飞速发展，二者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更多的自主倾向。 叶润青等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反帝反殖斗争赢得民族独立，成为充满经济机遇的“新世界”。他们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活动。因此，世界舞台再度充满活力，且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追求独立自主。这些国家的想法与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不谋而合。特鲁多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局势的变化，他希望借此摆脱美国对加拿大多方面的过度影响，走加拿大自己的路。于是，一方面加拿大公开地与美国对弈，强硬地维护自身利益与价值观。比如，1970年4月，为了保护北极西北航道的生态环境，加拿大单方面宣布新的国际法律，即《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这项举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海运。 John JKirton，“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oronto: Nelson Thomson Learning， 2007， p132另一方面，加拿大寻求“第三种选择”，与其他国家发展多样化联系。特鲁多认为加拿大不再是“主要国家”，应该着眼于自身发展。他在1970年提出的外交政策六大重点之一便是经济发展，而加拿大对外贸易的潜在伙伴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新崛起的西欧与日本。 JLGranatstein，“Canadian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Readings”， 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1993， p294;刘广太：《加拿大对外关系的转折点——特鲁多外交政策初探》，《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9页。由此可见，新的世界局势为加拿大创造了实践独立自主的广阔舞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鲁多致力于运用公共外交来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特鲁多的构想中，加拿大不应该只发展以英国和美国为重点的外交，而是进行囊括欧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联合国在内的全面外交。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World”， May 29， 1968，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sas_19680529ES/1?r=0&s=1在某些地区，人们对加拿大和加拿大人的生活尚未完全了解，更谈不上把加拿大当作重要的政治经济伙伴。因此，联邦政府有责任向海外民众展现加拿大的立体形象，提高他们对加拿大的兴趣，增进对加拿大的了解，从而为发展和维系政治经济等关系铺路。而此前迪芬贝克和皮尔逊时期对英联邦和法语国家开展的教育援助和文化外交等公共外交活动已被证明是有效的途径。（三）塑造友好的斡旋形象，推动世界和平两极格局出现缓和迹象，东西方阵营开始初步交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和本国的经济危机使其开始遏制全球扩张战略。在外交方面，尼克松上台后推行均势政策，一方面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对话与接触，于1972年相继访问中国和苏联；另一方面寻求与盟友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徐蓝：《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趋势的发展——20世纪70—9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第78页。在军事方面，美苏主动限制自身的核军备，分别于1972年和1979年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此外，联邦德国也与民主德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由此可见，尽管东西方阵营还处于对抗时期，但是两方也有缓和局势的姿态和举措。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为特鲁多政府促进世界和平创造了契机和舞台。世界和平与加拿大的自身安全息息相关。特鲁多认为，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来自苏联或共产主义的军事力量，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From Swinger to Statesman—Canada Comes of Age in the Time of Pierre Elliott Trudeau”，Policy Options， Jun1st， 2003，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the-best-pms-in-the-past-50-years/from-swinger-to-statesman-canada-comes-of-age-in-the-time-of-pierre-elliott-trudeau/同时，他也不甘沦为美国的附庸，主张推出加拿大自己的外交政策。因此，尽管特鲁多否定皮尔逊的国际主义，但他仍然保留加拿大“在世界冲突中”斡旋的作用。 刘广太：《加拿大对外关系的转折点——特鲁多外交政策初探》，《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7页。特鲁多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率先与中国建交，还创造性地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注意到”的措辞，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创建先例。加拿大与苏联也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此外，加拿大还与古巴保持着外交关系，特鲁多访问古巴时甚至喊出“加古友谊万岁”的口号。 胡其柱：《走进加拿大的经济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页。为与社会主义国家深化联系，特鲁多力图通过公共外交来培养民众的善意。东西方阵营间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且两个阵营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因此低政治领域的交流相对来说敏感度低、较为安全。两个阵营的民众由于长期对抗，虽然对彼此抱有一定的兴趣，但缺乏深入的了解，寻找二者的共同点便成为突破口之一。比如，加苏两国人民都热爱冰球运动，电视的发展又使得千家万户都能观看体育比赛，特鲁多政府通过“冰球外交”成功地接触到了苏联民众，既增强了加拿大在苏联的存在感，又为推动双方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加拿大在这一时期积极地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通过文化、体育和娱乐等领域的交流加强两大阵营的纽带，同时促进国际和平。二、决策与实践为了树立统一的文化身份、发展多样化的联系和塑造友善的和平形象这三个目标，特鲁多政府延续着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实践。加拿大明确地在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提出加强文化交流的目标，在世界各地设立专门的文化中心，并通过教育合作与体育交流将自己推向世界。（一）《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外形势推动加拿大重新思考其国际角色。一方面，旧帝国和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轮番登场。经过近20年的战后重建，遭受重创的西欧和日本逐渐恢复了元气，不仅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在政治上也趋向独立自主。与此同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为国际社会注入旗帜鲜明的政治力量。这些国家的地位上升削弱了加拿大在北约和联合国的相对政治影响力。 Denis Stairs，“Pierre Trudeau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Australian Outlook， Vol26， NO3， 1972， p276另一方面，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逐渐走向缓和，东西方阵营内部均出现分化。在格局的变动中，美国受到了崛起国家的挑战，实力有所下降，而1969年上任的尼克松也在新时期调整了外交政策，推出尼克松主义。 畅征：《美国独霸全球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被美国全方位影响、被迫对美国马首是瞻的加拿大在此时获得了减少美国控制、与其他国家构建良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因此，加拿大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减少军事支出，扩展经济和文化关系。与此同时，国内情势要求加拿大树立新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加拿大国内对现行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学者和政治家围绕四个主张——独立于美国、减少对北约的贡献、接触“第三世界”和自由化“平静外交”——批评现状，要求加拿大变革外交政策。 Denis Stairs，“Pierre Trudeau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Australian Outlook， Vol26， NO3， 1972， p280另一方面，经历过“寂静革命”的魁北克省不仅在政治上对联邦政府造成威胁，而且在文化上挑战联邦政府的威望。其认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政治工具”应自然而然地追求发展以文化为焦点的国际关系。 Simon LMark，“Rethinking Cultural Diplomacy: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New Zealand，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and Quebec”， Political Science， Vol62， NO1， 2010， p70为应对魁北克在国际交往中突出独特身份的行为，前任总理皮尔逊在1966年设立了文化事务司，但这只是初步尝试。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需要追求自身的独立与统一，而文化关系是争夺的重点领域之一。特鲁多的自身因素也是外交政策变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特鲁多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应促使加拿大随之调整。在新环境中，他不仅质疑加拿大是否需要保持在北约内的军事贡献，也怀疑作为皮尔逊外交政策特征的加拿大“有益的调停者”这一国际角色的适用性。 Mary Halloran， John Hilliker， and Greg Donaghy，“The White Paper Impulse: Reviewing Foreign Policy under Trudeau and Cla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0， NO2， 2015， p310另一方面，特鲁多反对魁北克独立，希望将魁北克省纳入统一的国家身份。他成长于魁北克省一个法裔加拿大家庭，自幼便受双语文化的熏陶，致力于推行双语制。在特鲁多看来，加拿大可以通过它的双语制和多元文化特色而与众不同，既转变加拿大人对本国的看法，也转变加拿大向世界展示的形象。 “From Swinger to Statesman—Canada Comes of Age in the Time of Pierre Elliott Trudeau”， Policy Options， Jun1st， 2003，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the-best-pms-in-the-past-50-years/from-swinger-to-statesman-canada-comes-of-age-in-the-time-of-pierre-elliott-trudeau/因此，特鲁多的外交思想与前任不同，而文化是他处理内政外交的突破口之一。在上述背景下，直接促成外交政策全面审查的是特鲁多执政不久发表的《加拿大和世界》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在这个富裕和多彩的国家，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催生了特殊的技能、经验和机会，而如今加拿大和世界发生了诸多变化，加拿大人必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尽可能地在国外利用好这些优势。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World”， May 29， 1968， p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sas_19680529ES/2?r=0&s=1为更有效地服务于加拿大当时的利益与目标，特鲁多谈到要用务实的方法维持与美国的信任和尊重，加强与欧洲、拉美国家等的联系。他特别强调，加拿大的首要利益是确保其作为联邦双语主权国家的政治生存，这意味着在外交关系中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加拿大的文化多样性和双语制，如与法语国家发展密切关系。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World”， May 29， 1968， p6，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sas_19680529ES/6?r=0&s=1在长达25个月的外交政策审查中，学者、商人、政界人士和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踊跃参与了这场大论战。审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国防部的领导下探索加拿大在北约的未来，即是否削减驻欧部队和减少承担义务；其次，在外交部的领导下审查在其他领域被确定为优先事项的政策，即欧洲、太平洋、拉丁美洲、国际发展和联合国。其中，信息工作也在外交政策的范围内得到了表现机会。信息和文化事务司的代表参加了欧洲、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的政策审查，这些部门的建议最终也反映在《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 LADStephens，“Study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road 1942-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ultural and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ir Policies”，Ottawa:Ottaw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77， Chap14， p29基于外交政策审查和特鲁多的外交思想，1970年特鲁多政府发表了《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作为第一份规划外交政策的白皮书，在大规模改革皮尔逊时代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对外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这份白皮书由一份纲领性的总文件和五份分别具体阐述加拿大与欧洲、国际发展、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联合国关系的子文件组成。总文件指出，外交政策是政府在国际环境中对本国目标和利益逐步界定与追求的产物，也是国内政策在国外的延伸。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I， p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5?r=0&s=1特鲁多相信，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表现将反过来对国家团结和国内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Barbora Polachová and Magdalena Fitová，“Canadian Identity: Issu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1993-2012)”， TransCanadiana， Vol7， 2015， p85该文件明确加拿大面临两大不可避免的现实，其一是在国内需要维护国家统一，其二是在国际上需要与美国截然不同但又和谐相处。因此，总文件强调加拿大的三个基本国家目标，即独立与统一、日益扩大的繁荣和具有价值的人类贡献，以及六大政策主题，即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主权与独立、寻求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生活质量和确保和谐的自然环境。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I， p10， 14，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6?r=0&s=1在六大主题中，公共外交作为前几任总理发展的外交工具得到保留并时有提及。对外文化关系被认为既是突出加拿大多样性形象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抵消魁北克分裂主义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比如，该文件指出，加拿大应该寻求保持其独特身份，包括语言、文化、习俗和制度的特殊性，同时在与法语国家的交往中要充分体现双语制以及加拿大的技术和文化成就。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I， p33，3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39?r=0&s=1此外，新的政策方针也意味着外交部的改组，外交部需要创新结构与管理以配合加拿大在海外追求本国利益。在总文件的指导下，白皮书针对性地根据特定地区说明了公共外交的侧重点和开展方式。首先，特鲁多政府认识到，信息和文化关系是加拿大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因素，而欧洲是加强这些关系的主要支柱。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Europe， p28，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77?r=0&s=1白皮书在子文件“加拿大与欧洲”中专门开辟了“文化、交流及其他交往”的小节详尽论述如何发展与欧洲的文化关系。第一，该文件认为加拿大有充分的理由与西欧发展文化关系。一方面，法裔加拿大社会在过去的十年迅速复兴，白皮书承认，“对于加拿大来说，这意味着漫长的艰难调整时期，加拿大在这一时期终于接受了其基本的双语特征”。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Europe， p1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63?r=0&s=1为了加强国家团结和在外交政策中反映加拿大的双语性质，加拿大必须高度重视与法语国家的项目，而法国与魁北克省的紧密关系应该在加拿大的国家框架内发展，皮尔逊时代签署的《加拿大—法国文化交流框架协定》便是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西欧与加拿大一样受制于美国，加拿大应该寻求与西欧建立多样化的联系以在北大西洋共同体内创建一种更健康的平衡，并强化加拿大的独立。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Europe， p1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63?r=0&s=1因此，在与法国的文化交流之外，加拿大应该与英国、比利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逐步加深文化接触。第二，加深西欧人民对加拿大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了解十分重要。该文件指出，政府有义务向有影响力的人展现加拿大的清晰图景，如邀请意见领袖——编辑、作家和学者等——访问加拿大，从而利用这些传播者向西欧读者与听众提供第一手报道。同时，特鲁多政府也计划扩大传统的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西欧的服务范围。第三，在冷战相对缓和的时期，加拿大也寻求与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尽管加拿大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文化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接触的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Europe， p2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78?r=0&s=1特鲁多政府考虑与苏联签署相关协议，并将在西欧进行的加拿大交流与展览扩展到东欧。其次，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意识到彼此是西半球和世界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发展双方关系利于提高各自的生活质量。加拿大已经在拉丁美洲开展了一些公共外交项目，比如加拿大的绘画和雕塑会定期在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上展出，国家电影局在南美设有办事处，加拿大驻拉丁美洲大使馆也会安排来自国家电影局的影片放映，仅1969年就安排了5万多场，观众总数超过700万人次。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Latin America， p9， 11，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11?r=0&s=1然而，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形式还远远不够。因此，子文件“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在“系统性加强联系”章节中也论及了公共外交的未来政策。一方面，该文件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双方的文化和科技往来。在学术交流方面，特鲁多政府将促进大学层面的往来；在艺术交流方面，政府将举办更多关于加拿大文化的展览；在电影和电视方面，政府则鼓励共同制作。此外，加拿大有很大可能支持美洲国家组织设立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特别基金来促进双方在这一领域的交流。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Latin America， p10，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12?r=0&s=1另一方面，该文件认为应增进双方人民对各自生活和价值观的了解。未来的信息项目将在关于加拿大的一般信息和特定项目的信息之间取得平衡，特鲁多政府将设立几个区域信息中心以用作文化活动中心。同时，在电影发行中将更加强调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版本，在出版物中强调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编写以引起拉丁美洲读者的兴趣。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Latin America， pp27-28，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29?r=0&s=1最后，太平洋地区具有广泛的发展潜力，加拿大谋求与其共同发展。子文件“加拿大与太平洋地区”指出，太平洋地区的关键是在四大国家——美国、中国、苏联和日本——之间寻求一种力量平衡，而加拿大在此地区并不是主要力量。尽管如此，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有利可图：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未来将非常强劲，加拿大有望提高贸易额；加拿大的法语优势有助于与东南亚大约4500万人口建立联系，同时也能通过体现双语制来促进本国民族团结。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Pacific， p1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44?r=0&s=1因此，加拿大有必要利用其法语优势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一方面，特鲁多政府将继续对该地区进行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援助。加拿大曾成功地通过“科伦坡计划”输出了本国的产品和价值观，未来也将继续支持以法语国家为重点的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为促进加拿大与太平洋地区国家间的贸易和相互理解，特鲁多政府将积极投射加拿大的相关信息，包括加拿大文化、技术和工业成就以及官方政策。政府将探讨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教育交换项目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并考虑建立太平洋奖学金和研究金以资助学生在加拿大攻读研究生。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Pacific， p23，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55?r=0&s=1此外，政府将促进加拿大信息部与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国家电影局的合作，并进一步支持个人或团体在音乐、舞蹈和戏剧领域的艺术交流。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Pacific， p2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54?r=0&s=1总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加拿大面临与美国特殊关系的终结和国内魁北克省的分离倾向。新上任的特鲁多总理相信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他希望为加拿大塑造一种独特的身份来增进国内团结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此，他将文化关系视为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努力体现加拿大的双语制和多元文化。《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这份政府文件详尽论述了加拿大在下一阶段如何与欧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文化关系，明确了特鲁多时期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也为这一时期公共外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加拿大对外文化关系的出发点也从被动地回应魁北克省政府转向在海外塑造加拿大的立体形象。（二）加拿大文化中心特鲁多将对外发展文化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特殊位置。新上任的特鲁多政府面临着对外处理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和对内处理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政府关系的双重难题，而以文化为主要形式的交往是减轻压力的一种手段。在特鲁多看来，文化不仅能提高加拿大人的生活质量，还能清楚地反映加拿大的双语制和多元文化特征。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I， p16，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22?r=0&s=1在皮尔逊时期，加拿大与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法语国家增加了文化联系，而在特鲁多进行外交政策审查的过程中，他逐步确定了加拿大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作为该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在皮尔逊的基础上，特鲁多寻求与更多国家开展多样化的文化交往。在这些国家中，法国无疑是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政府在文化外交方面争夺的重要阵地。20世纪60年代早期，魁北克省向法国寻求援助以促进教育系统现代化并保护语言与文化，而当时的迪芬贝克政府尚未意识到魁北克在国际舞台上的举动会对加拿大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 Eldon Black，“Direct intervention: Canada-France Relations， 1967-1974”，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6与此同时，魁北克在法国表现活跃，与法国谈判关于文化、教育、技术合作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协定。皮尔逊政府上台后意识到需要弥补过去的不作为，他与法国签订了《加拿大—法国文化交流框架协定》，并于1966年成立外交部下属的文化事务司来应对魁北克省民族主义。因此，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阻止魁北克成为特殊存在，加拿大需要与法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增强加拿大作为整体的存在感，特鲁多政府接过了这一重任，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加拿大文化中心。在法国成立加拿大文化中心的想法早有雏形。早在1964年，时任驻巴黎大使儒勒·莱热在给外交部副部长的一封短信中提出了这个想法，他希望通过展现加拿大文化的多样性来强化加拿大与法国之间的友谊纽带。 “About”，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Paris， https://canada-cultureorg/en/a-propos/第二年，加拿大和法国签署了第一份推动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交流的文化协议，其中提到要促进两国文化研究所或文化中心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该项目被提上日程。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67年访问加拿大时，两国讨论了创建文化中心的事宜。Jean-MichelLarcroix，“Canadian Studies in France”，in Stephen Brooks ed，“Promoting Canadian Studies Abroad: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p110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巴黎建立文化中心成为紧迫的新需求。随着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在法国开展的文化交流项目取得有效成果，加法关系在几年间日益紧密，加拿大在法国的存在从未如此引人注目。此时，大使馆的有限空间不足以承载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服务，要想利用有利的形势加快交流步伐，必须开拓额外的空间。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23，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24?r=0&s=1除了承接大使馆的部分服务，该文化中心另有两个目标：一是为在巴黎的加拿大学生、老师和艺术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信息；二是通过展览、电影和音乐等活动向法国人推广加拿大文化，展现包括魁北克省在内的更广泛的加拿大形象。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1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20?r=0&s=1因此，大使馆开始寻找合适的建筑，并进入行政程序以获得购买授权。同时，由于外交部从未有过在海外建立文化中心的经验，且联邦政府一开始没有为大使馆提供足够的专业协助，文化中心的筹建持续了三年。1970年4月，加拿大文化中心在巴黎由外交部部长米切尔·夏普正式宣告成立。这一时机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当时，法国对于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的政策模棱两可，联邦政府需要与法国建立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并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Eldon Black，“Direct intervention: Canada-France relations， 1967-1974”，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3基于此目标的初步尝试便是夏普访问巴黎，为位于康斯坦丁街5号的加拿大文化中心揭幕，并与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舒曼进行讨论。大约有800位嘉宾出席了开幕仪式，其中包括魁北克驻巴黎代表、两国文化界的代表和新闻界人士。负责人居伊·维奥表示，加拿大在海外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设在巴黎的举动表明加拿大重视两国的文化联系。而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发言人利奥·哈蒙在仪式上强调：“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并置与重叠，赋予了加拿大独有的特色……这个国家只有通过保持其多样性才能保持对自身的忠诚。” Eldon Black，“Direct intervention: Canada-France relations， 1967-1974”，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6 加拿大文化中心很快便大获成功，成为加法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座建筑经历了彻底的修复与翻新，在1968—1969年便收藏了大约1万本书、1万张唱片和700张乐谱，并围绕音乐会、文学沙龙、电影放映、艺术展览和讲座会议等活动配备了必要的技术设备。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2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25?r=0&s=1它还为在法国的加拿大学生、艺术家和学者，以及对加拿大感兴趣的法国公民提供接待和引导服务。仅在1972年该中心便接待了33万名参观者，1974年则超过4万人。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 Review 1972”， Nov， 1973， p6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489747E_001/71?r=0&s=1;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 Review 1974”， Aug， 1975， p83，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489747E_003/85?r=0&s=1该中心代表全加拿大展现该国文化的多样性、加强该国在法国的存在感，其主要活动包含艺术展览、表演艺术、影视放映和讲座会议四个方面。首先，在艺术展览方面，加拿大文化中心全年安排展览，其中包括绘画、雕塑、服装、邮票和专业期刊等。该中心将魁北克省的艺术作为进入法国社会的敲门砖。1970年10月，该中心举办了第一次艺术展览，展出魁北克著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费尔南德·勒杜克的画作。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为此挑选了16幅该画家在1968年创作的作品，这次展览成为这些作品的首秀。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24，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25?r=0&s=1而在1978年1月，欧洲首次关于安大略省生活和艺术的展览在该中心举行，旨在向法国人展现该省的文化多样性与艺术活力。这一为期四周的展览以“安大略，我爱你”为口号，它的21个模块为21位艺术家提供了通过符号、日常物品和录音采访来描绘自己的机会。 Leo Ry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pushes Ontario artists message to Paris: Vive lOntario Libre”， The Globe and Mail， Jan25， 1978， https://globalfactivacom/ha/defaultaspx#/!?&_suid=1633181404330010926785616807355此外，该中心还展出了加拿大一些富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为青年人创造展示才华的平台。其次，在表演艺术方面，加拿大文化中心致力于推广加拿大的音乐、戏剧、诗歌和哑剧等。音乐一直是文化中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70年10月文化中心便开始组织音乐活动。在众多的活动中，主题为“加拿大之声”的当代加拿大作品推广活动尤为特殊。1977年11月，在外交部的推动下，巴黎和伦敦的加拿大文化中心与加拿大委员会、加拿大音乐中心以及加拿大广播公司合作，分别在巴黎和伦敦举办为期一周的大型音乐活动。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Mar， 1979， p28，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834046E/34?r=0&s=1该活动邀请80多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32位当代加拿大作曲家的作品，旨在为加拿大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创造直接接触音乐评论家、音乐会代理商和制作人的机会。大部分音乐会由法国广播电台或英国广播公司分别向两国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使得听众数量大幅增加。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 Review 1977”， 1978， p9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489747E_006/104?r=0&s=1再次，在影视放映方面，加拿大文化中心与国家电影局驻巴黎办事处以及加拿大广播电台等合作，定期投放各式电影与纪录片，丰富加拿大在法国的形象。该中心几乎每周都会进行放映，有时是单部作品，有时是特定主题下的多部作品。为了增进法国人对加拿大作为整体国家的了解，放映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介绍加拿大的生活。比如，1982年6月21日至7月31日，该中心举办了旅游系列的影片和纪录片放映，包括地理、历史、动植物和运动休闲等主题。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p137-138，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138?r=0&s=1同时，加拿大文化中心力图展现加拿大在动画电影制作方面的优势，它在成立初期便组织了“动画片周末”，而后定期回顾动画电影系列。1983年，为配合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动画电影主题展览，该中心自6月17日至9月18日每天不仅邀请电影制作人现场演示，而且开放视频库来提供250部影片的点播观看。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145，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146?r=0&s=1此外，该中心也致力于促进双边交流，几乎每次在法加协会开会前夕，该中心都会进行放映。最后，加拿大文化中心也是各类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的举办场所。该中心重视双语文化的宣传，不仅邀请加拿大和欧洲的专家参加“捍卫加拿大的双语”研讨会，而且为有意访问加拿大英语地区的法国人设计了英语会话课程。同时，文学也是该中心吸引法国人兴趣的主题之一。比如，自1974年10月至1975年4月，该中心举行了四场文学会议，每场专门讨论两位作家或诗人，一位来自法国，一位来自魁北克。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171，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172?r=0&s=1此外，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该中心一方面组织回顾19世纪的两国关系和探讨当前的经济、文化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两国对话。1979年3月，加拿大文化中心和法国广播电台下属的法国文化频道合作，推出11期法加对话节目，内容囊括大学教育、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制度等，从多种角度研究两国异同，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Ambassade du Canada (Paris)，“Centre Culturel Canadian/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25 Ans D’activite 1970-1995”， Jan， 1997， pp178-179，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083962/179?r=0&s=1总的来说，通过集中全面地展示加拿大的文化和艺术，加拿大文化中心成功地塑造了多元开放的国家形象。尽管加拿大驻巴黎大使馆和魁北克代表之间的合作并不总是彼倡此和，但巴黎的加拿大文化中心一直得到联邦政府和魁北克政府的全力支持，在文化宣传时对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视同一律，因而被视为“加拿大团结的象征”。Jean-MichelLacroix，“Canadian Studies in France”，in Stephen Brooks ed，“Promoting Canadian Studies Abroad: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p110基于巴黎的加拿大文化中心的成功经验，类似的文化中心在伦敦、纽约和布鲁塞尔等地相继开设。加拿大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地标，既为本国的艺术家和学者创造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将富有活力的加拿大文化直接推向世界，又向对加拿大感兴趣的外国人打开了获取资讯的窗口，间接地推动了加拿大的旅游与贸易。（三）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特鲁多政府在另一份外交政策声明中重申文化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第三种选择”策略。尽管加美的特殊关系是加拿大无法回避的现实，《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并没有包含探讨这一问题的子文件。1971年，特鲁多启动了由外交部牵头的评估任务，在“特殊关系”似乎终结的背景下探索新的对美方针，并于1972年出台了由外交部长米切尔·夏普撰写的《加拿大—美国关系：未来的选择》文件。 Privy Council Office，“USEconomic Policy Measures”， Aug25， 1971， p6， https://wwwbac-lacgcca/eng/discover/politics-government/cabinet-conclusions/Pages/imageaspx?Image=e000833840&URLjpg=http%3a%2f%2fcentralbac-lacgcca%2fitem%3fop%3dimg%26app%3dcabinetconclusions%26id%3de000833840&Ecopy=e000833840该文件搁置了保持现状和加强融合的第一、第二选择，提倡减少对美依赖、与他国建立多样化联系的第三种选择。基于第三种选择，该文件强调，发展对外文化关系是一种展现加拿大语言和文化独特性的手段，也是一种让加拿大人接触更广阔的市场和相互促进的潮流的方式。 Rachel Maxwell，“The Place of Arts and Culture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Ottawa: Canadian Conference of the Arts， 2007， p24通过塑造和输出不同于美国的加拿大文化身份，加拿大得以减轻美国对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过度影响。因此，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特鲁多政府保留了皮尔逊时期发展文化关系的做法，鼓励将文化交流扩展到法国以外的国家，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特鲁多执政之前，加拿大就大胆地挑战了英美对华政策，与中国进行了经济与文化往来。在经济交往方面，从1958年开始，迪芬贝克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小麦外交”，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向中国输送了422亿加元的小麦，缓解了中国的粮食短缺 DFAIT，“40 Years of Canada-China Relations”， 2010Cited in Charles Burton，“The Canadian Policy Contert of Canadas China Policy since 1970”，in Huhua Cao and Vivienne Poy eds，“The China Challenge: Sino-Canad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11， p34。随后，中国成为加拿大小麦贸易的重要市场。在文化交往方面，加拿大曾邀请京剧表演团体于1960年8月参与温哥华国际节，既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又突显了本国繁荣的戏剧事业。 Kailey Miller，“‘An Ancillary Weapon’: Cultural Diplomac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old War Canada， 1945-1967”， Doctoral Dissertation， Queens University， 2015， p164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此类活动彰显了加拿大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加深两国联系的可能性。中加建交为进一步扩大两国往来奠定了基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从政前曾两次访问中国，当时他便认为“世界需要中国走出孤立”。特鲁多执政后更是多次论及中国问题：他在《加拿大和世界》的演讲中强调，许多国际大事都因为缺少中国合作而无法彻底解决，而且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因此加拿大需要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中，特鲁多指出中国是加拿大发展信息和文化项目的优先目标，两国需签订正式协议以确保文化展览和科研人员等的交流。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Canada and the World”， May 29， 1968， p3，5，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sas_19680529ES/3?r=0&s=1;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Jun， 1970， Volume on Pacific， p22，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1603784E/154?r=0&s=1经过多轮外交谈判，加拿大最终与中国在1970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突破。在中加友好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学生互换交流的想法也逐渐成型。对于中国来说，加拿大是一个技术发达的和平国家；对于加拿大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因而，两国学者都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没有途径增进了解。最先提出该想法的是以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为代表的加拿大教育机构，他们希望中国学者可以到加拿大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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