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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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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是汇聚20世纪以来中国散文史上的“名家、名作”，由权威编委会选定、人文社编辑校订的一套中国现当代散文“权威定本”，共约80种。该丛书的编辑出版，体现出人文社在散文体裁出版领域的权威性、经典性，并力图引导以青年读者为主的大众散文阅读的审美趋向。
王鼎钧先生作为中国当代华语散文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作品具有鲜明的美学风格和文学史价值。王鼎钧是文学的赤子，将美作为精神原乡，多年在散文领域精耕细作，写人状物注重炼字炼句，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注重个人与大时代的结合。他的散文有独特的风貌和气象，在散文史和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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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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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兰陵县人。幼年因战乱失学从军，1949年流离台北，曾任广播公司编审、报社记者、专栏主笔，1978年寄居纽约，以写作为志业，力学精进七十年不衰。出入各种文体，以散文见称，然不落窠臼、兼采众体、融会贯通，行文气度恢宏、格局阔大、质地厚重。与余光中并誉为台湾散文界的“双子星座”，是“五四”以后，承继现代散文革新的重要作家之一。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值耄耋之年，将平生作品三大类（杂文、美文、变体）各选代表作辑成本书，交付海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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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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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秦岭看山
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
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
温柔桃源
今古沉浮
思乡瞳孔里的古城
迷眼流金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
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
在乡石
我见D老多憔悴
交心
怀人号圣的传人
大气游虹
美丽的谜面
音容长在
给更多的“人”看
世界贸易中心看人
论事评议文艺界的三大争执
台北衡情论理
纽约口快心直
莫言语录五注
附录疫情下的生命情怀
《羊城晚报》年度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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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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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散文》导读
付如初
作家王鼎钧，1925年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时经历抗战，打过游击，之后做了流亡学生，辗转安徽、河南、陕西。1945年，王鼎钧弃学从军，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接收东北，后来转入后勤机关，辗转天津、河北、上海，之后到台湾。在台湾期间，从事杂志、报纸副刊、广播、电影、电视和作家培训等跟文化宣传有关的工作，同时写作。1978年后到美国定居。2005年开始出版“回忆录四部曲”第一册《昨天的云》，其后陆续出版《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这套书“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因为王鼎钧创作的历史含量和美学分量，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也被尊称为“鼎公”。这套书和他一系列美文结集而成的《山里山外》《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桃花流水杳然去》《江河旋律》等一起，牢牢奠定了他在华语文坛的重要地位。
本书分“纪行”“思乡”“怀人”“论事”四辑，是王鼎钧自己选定的篇目。其中纪行辑中，既记录了他抗战期间的艰苦流转，也有他定居美国后到南美旅行的新奇见闻。思乡辑收录的是他思念故乡、抒写乡愁的篇什，这是王鼎钧最常写的题材，也是他投入感情最多、最苦心经营的题材。怀人辑有抗战期间在部队的经历，也有对师长、好友的怀念与悼念，其中既体现了作家识人、知人的眼光，更体现了他看待生命、生死的态度。论事辑则更多是说理为主的文字，体现的是对具体问题和新闻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了不起”的沧桑阅历
王鼎钧曾说：“日军侵华是中国的大灾难，青年人及时接受了这场灾难的磨练，却可以视之为得天独厚，不管后来造化怎样弄人，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收获。”这当然是饱经战乱之苦的生命回望历史的感喟、面对未来的乐观，也是作家化苦难阅历为文学美善过程中必须修炼的达观。在历史亲历者眼里，“命运”一词从来就不是个人际遇那么简单，它还包含更多不能选择、无法挣脱的含义——生在什么样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一批个体的命运，人只能在整体的命运洪流中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获得自己的“收获”。
王先生在抗日期间的“收获”主要是他作为流亡学生的。而所谓“流亡学生”，在他的解释里，是因为七七事变发生后，在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日本人改变了教育的精神和课程内容以配合侵略，引起很多青年的反感，他们不肯进入这样的学校，于是冒险穿过封锁线到后方流亡，成为“流亡学生”。
书中收录的《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秦岭看山》《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都写于流离途中。作家一方面记录自己的经历，书写战火中的行路艰难和生活困苦，折射民族灾难带给每个人的心灵创伤，同时，也直接写自己遇到的普通人：供未婚夫读书终被辜负的小护士，忌讳颇多的船老大，如山般“愁纹深刻、肌理僵硬”的纤夫，写他们和自己的不同，写他们和自己一样的“不得已”。
最重要的，他并不因为自己手中有笔就认为自己有泛人本主义的抒情权利，有纵情“怜悯”天下苍生的权利——同在民族灾难中，怜悯他人和自怜都是廉价的感情。其实，这也是王鼎钧的抗战书写较之他人之最大不同所在。“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他时刻保持着历史的眼光、美学的克制和作家的冷静：亲身经历的苦难固然刻骨铭心，亲眼所见的苍生苦难也历历在目，然而，书写不只是记录和倾诉这么简单，更要通过观察、思考穿透历史的迷雾，收获认识现实和命运的眼光。抗战文学是写给和平中的人们看的，文学要想办法用纤弱的文字承托历史的重量，担荷无法估量的众生之苦、民族之苦，并为这苦难发出自己的诘问和抗辩。
在获得2014年“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获奖感言中，王鼎钧说：“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间，才有生命，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他说，自己的写作受沈从文的影响大，从行文中，我们的确能看出沈从文“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的立场。人性，而不是国民性，更不是抽象的道义，一旦成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立场，他就会给予草芥最大的尊重，也不会产生愤激的情绪，自然也就可以避免立场和主张上的偏颇和褊狭。
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王鼎钧在写小人物的时候也写景，写可亲可敬的山水自然，写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不死的文明（《秦岭看山》《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同时也幽默，写南京古城见闻，写大上海十里洋场的旗袍、自来水、柏油路、香风软语（《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他用或滞重或轻灵的笔触，把读者拉回历史现场，拉到有特殊风景的烟火人间，让我们感受行路之难、离乱之苦，也感受苦难中的日常，体会一代中国人苦中作乐、绝望中充满希望的隐忍和坚持——历史是粗线条的，而活着是由一餐一宿的细节构成的。
......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那是1944年，日本派军队侵略中国，中国已抗战多年。多少爱国青年从日军占领区逃到战线的后方，称为流亡青年；各地军政长官成立学校收容他们，称为流亡学校。那时我在流亡学校读书，一面随着战局迁徙，一面上课。母校从安徽的阜阳经过河南的内乡、湖北的老河口，进入陕西南部的汉阴，校史称为“西迁”。我开始了一生的奔波。
西迁大事，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谁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这条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西迁的大队急行军由黎明走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腿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若入山，如何还能走得出来！
我们在河南内乡住了一个多月，我竟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突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地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生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候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的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他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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