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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德国外交通论》一书有以下特点：
·国内首部全面、系统研究当代德国外交的重要论著；
·北京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重要学术成果；
·由三四十人组成的专业研究团队倾情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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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研究德国至关重要。本书以外交视角来研究德国，内容涉及德国外交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德国的欧盟政策、美国政策、联合国政策、经济外交、人权外交、环境外交等十几个领域。因此，本书无疑是我国国内全面、系统研究当代德国外交的重要论著。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德国外交分成六个发展阶段，即与西方结盟、东方政策、“正常化”、“文明力量”、“建构力量”和危机外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坚持七个辩证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德国外交与国际政治的结合，外交与其他涉外领域的结合，基础知识、观点与前沿知识、观点的结合，德国外交与中国外交的结合。本书由德国外交领域多位学者通力撰述，对德国外交感兴趣的所有读者都可阅读。本书也可作为德国外交专业师生案头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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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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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桐生，男，1937年8月出生，江苏镇江人，1959年毕业于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并留校任教至今，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语、德国外交、德国经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创建了我国用德语教授的德国外交与经济方向的专业和课程，培养复合型德语人才。曾任北外校教务处副处长、德语系系主任、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德语组组长、中国欧洲学会理事，现任《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主编、中国德国研究会理事。先后独立发表论著94篇，合作发表著作44部，其中包括《德国经济通论》《当代西方经济转轨理论及其在德国新联邦州的实践》《欧洲文化与欧洲联合》《德国经济与“德国病”》《国际关系史》《殷桐生选集》等， 共获19项奖励，其中绝大部分为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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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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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梗概及其延续和改变
第二节 宗教关系和宗教冲突是德国外交史的重要内涵
第三节 战争、扩张和侵略是帝国外交的主线
第四节 德国外交中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要素
第五节 促成统一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
第六节 德国外交的欧洲情结
第七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理念
第八节 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党派要素
第九节 危机中的德国外交
第二章 1945年以前的德国外交
第一节 普鲁士在欧洲外交和战争中的崛起
第二节 普鲁士与奥地利争雄初期的外交政策
第三节 反法联盟中普鲁士与奥地利和梅特涅的欧洲均势体系
第四节 初露锋芒的俾斯麦外交政策
第五节 三次王朝战争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
第六节 俾斯麦的结盟体系和威廉二世的“新路线”
第七节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外交政策
第八节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
第九节 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
第三章 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外交
第一节 冷战开启和德国的分裂
第二节 外交政策方案的选择
第三节 与西方一体化的进程
第四节 德国题
第五节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第六节 德国统一：从漫长曲折到突然成功
第四章 德国统一后外交框架条件的变化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变化
第二节 德国形势的变化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变化
第四节 德国统一后的外交特点
第五章 德国的欧盟政策
第一节 欧盟现状简介
第二节 德国欧盟政策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德国对待欧盟扩大的政策
第四节 德国竭力推动欧盟的制宪进程
第五节 德国力主深化政治联盟，执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第六节 德国欧盟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六章 德国对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
第一节 欧洲经货联盟的形成
第二节 欧元诞生前德国对欧洲经货联盟的态度
第三节 德国联邦银行模式对欧洲央行的影响
第四节 欧元的主要成就及影响
第五节 欧元区的成就和发展前景
第六节 欧元与德国应对欧债危机
第七章 战后德法、德英、德俄双边关系
第一节 战后德法双边关系
第二节 战后德英双边关系
第三节 冷战后的德俄双边关系
第八章 德国的美国政策及欧美关系
第一节 德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德美关系的特点
第三节 德美的主要分歧
第四节 德美关系的走向分析
第九章 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
第一节 德国对中东欧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
第二节 德国与波兰的关系
第三节 德国与捷克的关系
第四节 德国的巴尔干国家政策
第五节 德国与乌克兰的关系
第六节 德国与南高加索各国的关系
第十章 德国对亚、非、拉各国的外交政策
第一节 德国同亚洲的关系
第二节 德国同非洲的关系
第三节 德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
第四节 欧盟（德国）同非加太集团的关系
第五节 评论和展望
第十一章 德国的联合国政策
第一节 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简况 ·
第二节 德国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第三节 联合国在德国
第四节 联合国改革与德国的争常之路
第十二章 德国的发展政策
第一节 发展政策理论
第二节 发展合作
第三节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与趋势
第四节 对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评价
第十三章 德国的经济外交
第一节 经济外交的定义
第二节 三种超级理论的利益观简介和比较
第三节 德国统一以来经济外交的回顾
第四节 多哈回合谈判与德国的全球经济外交
第五节 德国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外交
第六节 德国对俄罗斯的双边经济外交
第七节 德国对美经济外交：重塑国际经贸投资规则
第八节 德国对华经济外交：多维竞合
第九节 结语
第十四章 德国的人权外交
第一节 人权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德国人权政策的内涵
第二节 人权外交的历史渊源
第三节 德国人权外交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德国人权外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十五章 德国的外部移民政策
第一节 外部移民问题的理论
第二节 联邦德国外部移民与移民法的发展
第三节 德国外部移民政策的发展
第四节 对德裔人和犹太人的接收
第五节 联邦德国的难民与非法移民
第六节 对联邦德国外部移民政策的解剖
第十六章 德国的环境外交
第一节 环境外交是新兴的外交领域
第二节 德国的环境外交主体
第三节 德国环境外交的决定因素
第四节 德国的环境外交实践
第五节 环境外交与发展援助
第十七章 德国和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
第一节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第二节 德国统一后的安全与防务政策
第三节 联邦德国对核裁军、裁军、军控条约的政策
第十八章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
第一节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二节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内涵
第四节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作用
第五节 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重点和特点
第六节 结语
第十九章 德中关系
第一节 冷战期间两个德国与中国的关系
第二节 冷战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科尔政府时期
第三节 施罗德时期的德中关系
第四节 默克尔政府期间的德中关系
第五节 “默克尔后期”的德国对华政策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文参考书目
外文参考书目
德国外交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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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作者们辛勤的笔耕，《德国外交通论》这部著作终于付梓问世了。停键关机之后，我的思绪又追溯到研究德国外交的心路历程。我从入学攻读德语，以后留校任教至今，与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使我既领略了它那云蒸霞蔚的辉煌，结识了芸芸众生中的翘楚，也向我昭示了它经受过的苦难和给人类撒下的冤孽。
数百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以哲人的锐利和智者的灵光，在微观与宏观的交替观照中，在历史感和现实感交融的历时与共时状态下，对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多维的审视与辨析，并奉献出大批深邃圆融之作。然而，外交研究似乎始终是个禁区。随着 18 世纪普鲁士的崛起，腓特烈大帝的登基，德意志开始有了自己的外交。1862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盟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商务协定，向中国开启了外交之门。然而，由于统一后的德国很快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悍然窒息了两国人民方兴未艾的交往，加上战后人所共知的原因，中国学者很难在联邦德国的外交研究领域进行广袤的耕耘。只是到了 1972 年两国建交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撩起长期遮盖在联邦德国外交领域的面纱。随着我国对外大门的开启、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德国的统一，中德关系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历史和现实都在召唤我们，让我们多给德国外交增添一些笔墨吧。
纵观当今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却显示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进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总趋势仍在继续，但已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制度、贸易、文化和信息之争增多，有的甚至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审视一下德国，它已从欧盟的“半遮面的无冕之王”成为“有冕之王”，从犹抱琵琶的“文明力量”转身为操持话语权的世界“建构力量”，昭示出其在欧盟的领军地位和强烈的全球热望。德国是欧盟经济的核心和支柱，但其发展步履维艰、徘徊不前。然而，德国国家领导人高超的领导艺术使其不无惊险地通过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危机等各种危机的关卡。202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塑尔茨当选为德国第九任总理，新政府问世后，其政策的变化日益显现 ；国防军费增加，突破不向危机地区出口武器的禁区，对乌克兰危机采取的新方针……这些政策的变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对比世界各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无疑是最大的。在新中国成立的 70多年里，她实现了无数个梦想。她用改革开放的钥匙一一打开了各类顽疾之门，拂云破雾，不仅复燃了华夏的辉煌，更捕捉到了新的契机，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颗璀璨的星星。但是，她也招来了一些“妒忌”“抹黑”和“诽谤”。
2021 年 9 月 25 日，在北外 80 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外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出了办好社会主义外国语大学的大政方针 ：要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 ；要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这是中央对我国外语学科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指示，更是我们写好《德国外交通论》的指导思想。
2022 年 10 月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在这 50 年里，中德关系经历了各种纷繁复杂的局面，获得了迅猛、稳健的发展，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这也是我们撰写《德国外交通论》的一个初衷，希望能为这一节日献上一份薄礼。我们更希望它能给我国的区域外交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增加一份信心和力量，能给正在攻读德国外交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添加一本常可翻阅的参考书目。
在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里，潘琪昌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德国外交问题专家。时雨、陈杭柱、刘立群、李文红、吴江、国懿等也是在德国外交领域长期耕耘的学者。
书由殷桐生负责设计、修改、补充、整合、统稿和审订。各章节参加编写及修订人员的具体分工如下 ：
第一章 ：殷桐生 ；
第二章 ：黄宜、徐丽华 ；
第三章 ：赵倩（其中，第三节由殷桐生编写）；
第四章和第五章 ：吴江 ；
第六章 ：刘卫兵 ；
第七章第一节 ：刘立群、陈扬 ；
第七章第二节 ：陈杭柱 ；
第七章第三节 ：张凯 ；
第八章 ：倪军、于芳 ；
第九章 ：张凯 ；
第十章 ：邢爱华、梅霖 ；
第十一章 ：倪军、李微 ；
第十二章 ：周惠、徐四季 ；
?第十三章 ：冷慧、黄萌萌 ；
第十四章 ：李文红 ；
第十五章 ：周惠、寇蔻 ；
第十六章 ：冷慧、武正弯 ；
第十七章 ：李文红 ；
第十八章 ：徐丽莉 ；
第十九章 ：潘琪昌、时雨、国懿。
姚晓舟、张凯、倪军、徐丽莉、于芳、武正弯、王海涛、唐卓娅、孙雨涵、 刘文静等人还负责全书的参考文献、大事记等附件的编写和校对工作。5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德国外交的演变历程在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更像是毫秒、微妙和纳秒。我们要对其进行深刻的辨析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自认为自己尽力了，同时要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外研社领导以及所有伸出援手的各方人士。至于“画眉深浅入时无”，就要聆听各位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的点评了。
中国德国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德国问题专家顾俊礼教授审阅了《德国外交通论》的全书，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我在这里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殷桐生
2022年8月1日
写于北外
第四节 默克尔政府期间的德中关系
2005 年，施罗德在大选中失利来自原民主德国的基民盟候选人默克尔胜出， 并于 2005 年 11 月 22 日登上总理宝座。默克尔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也是一位来自前民主德国的人士。2021 年 10 月 26 日，默克尔卸任总理职务。她是给德国政坛留下深刻印记的女政治家。默克尔上任后，中德关系在第一个大联合政府时期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总体而言，默克尔执政期间的双边关系仍以务实的良性发展为主。
一、第一个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的对华政策（2005—2009 年）
（一）“价值观外交”和联盟党的《2007 年亚洲战略》
默克尔上任伊始，许多人认为，她将对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调整，降低了施罗德时期的对华热度。也有人认为，默克尔来自前民主德国，她身上具有对民主德国社会制度的叛逆情结，所以她对中国有一种很深的偏见，更容易与中国在人权和价值观上发生冲撞。事实上，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执政下的第一个大联合政府间，德国的对华政策的确受到了价值观因素的深刻影响，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其直接结果就是 ：两国关系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的“蜜月期”之后跌入冰点。2007 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以及联盟党《2007 年亚洲战略》的出台，均显示出德国对中国的态度。
默克尔上任不久，主要进行的外事活动有 ：2005 年 12 月，参加了第一次欧盟峰会 ；2006 年 1 月，与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会晤 ；2006 年 1 月，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会晤。默克尔在执政声明中阐明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我认为，德国愿意做出合理的妥协，也将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她所指的“妥协”，是指大联合政府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可能出现财政利益冲突时，“会结合财政发展的背景，提供一个符合欧洲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2006 年 5 月，默克尔与胡锦涛主席进行了会见，并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了会谈。在与胡锦涛主席进行会见时，默克尔说 ：“德国新政府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推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然而，对武器禁运等问题，默克尔采取了回避态度。在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默克尔避而不谈。而在对中国比较敏感的问题上，默克尔的表现非常活跃。她在中国会见了中国的人权活动者和教会团体，谈论了“知识产权”之类的问题。此后，偶尔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与此同时，默克尔公开强调欧洲价值观共同体的重要性。她在 2006 年的执政声明中称 ：“从一开始，欧洲就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
2007 年 10 月 23 日，联盟党通过了一项针对亚洲的战略性文件——《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与机会——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的亚洲战略》，即称《2007 年亚洲战略》。该文件奠定了默克尔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联盟党认为：“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德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项亚洲战略，以便应对亚洲崛起带来的挑战，并把握住其中的机遇。”c“欧洲必须制定一项战略，以便更加重视其在亚洲的利益，这一战略必须明确表述欧洲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该文件还指出，必须在制定德国或欧洲的外交政策时，同时制定具体的亚洲战略，目的在于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强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关系。
在德国历史上，德国政府第一次将价值观写入公开的战略文件中。德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区分敌友，并采取行动。联盟党的观点由此非常清晰地凸显出来了。第一，亚洲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意味着欧洲的全球影响力在下降。第二，制定一项以目标为导向的亚洲战略首先是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或者增加德国对亚洲的影响。第三，这种战略必须以欧洲国家共同的利益为基础。
在联盟党的《2007年亚洲战略》中，中国以挑战者的角色出现。“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体系中的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在崛起，这个国家发展成了一个独有的政治模式，并与西方形成了竞争关系。”“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里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同一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减弱了。”
（二）默克尔政府时期中德关系的波折及其影响
2007 年 8 月 26 日，默克尔率团访问中国。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两国总理还出席了成立能源、环保技术、循环经济等方面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2007 年 8 月 28 日，默克尔将中国与德国的关系描述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一种充满活力的伟大发展”默克尔访华仅仅两周，德国政府公开宣布，默克尔将于 2007 年 9 月 23 日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声明发出之后，立即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2007 年 9 月 23 日，默克尔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在总理府会见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达赖。 默克尔会见达赖的行为把中德关系推进了低谷，于是国内外的批评声浪不断出现。2007 年 9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国政府对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表示强烈不满。姜瑜表示，默克尔这一举动破坏了双边关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日，中国驻德大使馆发表了关于默克尔接见达赖一事的正式声明。
2007 年 10 月 23 日，德国联盟党推出了《2007 年亚洲战略》，其中建议“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同时要“联合欧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来遏制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威胁”。《2007 年亚洲战略》背后的重要影子、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埃克哈特·冯·克莱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德国政府不应该被中国“吓倒”，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2007 年 9 月，中德关系骤然降到了自 1990 年以来的最低点。直到 2009 年才回到稳定状态，由于大联合政府实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双边关系在这一时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事实证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战略思维是造成中德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德中关系在默克尔上任后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并非偶然。在施罗德执政期间，一直横亘在德中关系间的三大障碍，即所谓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密切和友好大潮的掩盖下被大大冲淡，但问题并未解决。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两国的纷争归根结底源于价值观上的不同。
（三）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默克尔的首个任期内，中德高层互访频繁。2005—2009 年，默克尔总理三次访华，温家宝总理两次访德。2006 年 5 月，默克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德战略对话机制。2006 年 9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其间，双方签订了19 份双边合作协议。 2007 年 8 月，默克尔第二次访华，并出席了歌德学院主办的“德中同行”系列文化活动开幕式。2008 年 10 月，默克尔上任后第三次访华，并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2009 年 1 月，温家宝总理访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在默克尔的首个任期内，德中经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默克尔政府通过多种经济措施有意促进这一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希望开发新的合作领域。
2005—2009 年，中德贸易关系快速发展，众多德国公司从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中获益。2005 年，中德贸易额超过 600 亿美元，占中国与欧盟贸易额的三分之一。b 2007 年，中国对德国的出口额为 546 亿欧元，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299亿欧元，占德国出口总额的 3.1％。2008 年，德国对华出口额为 341 亿欧元，比2007 年增长了 14％。2008 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594 亿欧元，比上一年有所增长。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三大采购市场。
截至 2008 年 9 月底，德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50 亿美元，德国由此成为在华第二大欧洲投资来源国。同时，约有 3600 家德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此外，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对德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从 2004 年的 1.91 亿欧元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3.7 亿欧元，增幅达到 94％。e2006 年 11 月，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从德国运营商 Versatel 那里获得价值 3000 万欧元的订单，被视为“华为在德国的里程碑事件”。f 2009 年 5 月，中国三一集团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建立了工业园区，被视为中国私营企业在德国开拓市场的重要标志。
两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在大学交流以及职业教育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有长足发展。在能源效率方面，在默克尔 2006 年春访华之后，两国致力于建筑节能合作。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为中国的节能项目提供了支持。
2008 年，中国 60% 的现代燃煤发电厂都配备了德国技术。a 在气候和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等领域，两国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为了制定“前瞻性外交政策”b，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在德国对华政策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默克尔的首个任期内，中德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德国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系列活动，旨在增强德国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创新型国家的形象。
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德国出口的机械和电子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的份额大大增加，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等论调不断出现，一种所谓的“中国恐惧症”成为德国媒体报道的焦点。
二、2009—2021 年的德国对华政策及中德关系的发展
（一）第一次大联合时期（2009—2013 年）
2009年10月28日，联盟党与自民党组建了黑黄联盟，默克尔继续出任德国总理，继续遵循“德国优先”原则。c 2010 年 7 月 15 日，默克尔第四次访华，中德发表了《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全面推进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两国政府还签订了总值超过 40 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涵盖财政、环保、文化等领域。2012 年 2 月 2 日，默克尔第五次访华，其间参加了中德企业论坛，并参观了位于广州的海瑞克隧道公司。2012 年 8 月 3 日，默克尔第六次访华，并与温家宝总理共同主持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双方就中德全面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7 名德国部长也参加了此次磋商会议，双方还在北京签署了 10 多个合作协议，涉及航空、汽车等领域。中国将订购 50 架空客飞机，涉及的合同金额约有 35 亿美元。2013 年 5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就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是欧元区唯一一个经济没有衰退的国家。中德之间的经济贸易总体上保持稳定。2012 年，德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达到 666 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2.7%。这一增幅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达到了44.3% 和 20.6%。2012 年，德国进口中国货物的价值达到 773 亿欧元，这一数字虽然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仍占据德国进口总额的 8.5%，仅次于美国。d 截至 2013年 12 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 8193 个，德企实际投入 218.4 亿美元。德资银行在华设立 1 家外商独资银行、11 家分行和 7 个代表处。
（二）第二次大联合时期（2013—2017 年）
在默克尔第一任期内，德国经历的最大危机是欧债危机。通过坚持落实紧缩的经济政策，默克尔政府在德国经济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仍将失业率维持在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默克尔在经济和内政方面的成就对其他竞选对手有压倒性的优势。在 2013 年 9 月 22 日的第 18 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默克尔第三次登上了总理宝座。在德国第二届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中德高层继续频繁互访，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 2014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被界定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强调 ：“双边关系发展富有成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高水平合作越来越密切。双方决定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就地区和全球政治、安全问题举行磋商会议。双方一致认为，继续深化中德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亚洲和欧洲的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福祉，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a 2014 年 7 月 6 日，默克尔第七次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国向德国购买 123 架空中客车公司直升机的合同，并宣布中德建立高级别的对话机制。
2014 年 10 月 9 日日，李克强总理应邀赴德，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并对德进行正式访问。两国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共同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 ：共塑创新》，该文件成为指导两国关系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5 年 10 月 29 日，默克尔第八次访华，双方决定加强战略对接，“中国制造 2025”战略和“德国工业 4.0”战略携手并进。2016 年 6 月 12 日，默克尔第九次访华，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其间，她揭开了“中德工业 4.0”对接的序幕。默克尔访华期间，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2016 年 9 月 4 日，默克尔第十次访华，并出席了 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这一阶段，中德关系非常稳定，经济领域的合作成为高层互访的首要议题。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必然会继续快速发展。2013 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4780 亿欧元，2014 年又增长了 51 亿欧元。2014 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项目数量达到 190 个，大大超过美国和瑞士。2016 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为 1512.9 亿美元，中国对德贸易逆差为 208.7 亿美元。中国从德国主要进口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品、光学、医疗仪器等。中国对德国主要出口电器、机械设备、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化学品和玩具等。德国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16 年 12 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 9394 个，德国企业的实际投入累计达到 281.8 亿美元。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领域主要涉及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经中国商务部核准的中国对德国非金融类的投资累计达到 88.3 亿美元，在德国的中资企业有2700 多家。2014 年 10 月，在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上，双方达成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之后，两国确定建立互利共赢的创新伙伴关系。2015 年，两国共同举办了“中德创新合作年”活动。2016 年，德国来华人数为 62.5 万人次，同比增长7.2%。因此，德国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客源国。中国内地居民赴德达到 66.2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9.7%。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两国已建立了 91 对友好城市关系2017 年 5 月，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启动。2017 年 6 月，两国共同举办了题为“中德论坛——共塑创新”的交流活动。
2017 年 7 月 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在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对这一阶段的中德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德投资合作由‘单行道’进入‘双向快车道’……中德务实合作不仅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典范。”
（三）第三次大联合政府时期（2018—2021 年）
2018 年 2 月 7 日，联盟党和社民党又一次组建大联合政府，默克尔第四次当选为德国总理。2018—2021 年，中德关系进入第二次“蜜月期”，各领域的合作继续大踏步前进，进入“双向快车道”，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2018 年 5 月 24 日，默克尔第十一次访华。期间，她首访深圳并出席德国工商大会深圳创新中心的揭牌仪式。2019 年 9 月 6 日，默克尔第十二次访华。此次访华，默克尔强调了中国作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重要性，双方举行了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和中德对话论坛 2019 年会议，就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 5G 等新兴领域的合作进行了磋商。
2018 年，德国赴华人数达到 64.37 万人次，德国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客源国。德国继续成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一万多个，德国实际投入 347.7 亿美元。德国在华主要投资涉及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领域。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存量达到149.4亿美元。2019年1—9月，中国对德国新增投资为12.5亿美元。在技术合作领域，德国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中国从德国引进技术 2 万多项，合同金额为 862.7 亿美元。c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 年，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仍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21 年，德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额达到 2450 亿欧元，中国连续第六年成为德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中国在欧洲的“关键伙伴”。
2020 年 9 月 1 日，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名为《印度洋—太平洋指导方针》的政策文件，明确指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处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地位。默克尔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的一大成效就是促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完成。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历经 7 年共 35 轮的谈判后，中国和欧盟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协定将在双方各自完成内部审批程序后生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保证相互投资获得保护，尊重知识产权，确保补贴的透明性 ；改善双方市场准入条件 ；确保投资环境和监管程序清晰、公平、透明；改善劳工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等。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在欧盟内部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默克尔本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个协定的重要性。她认为，不管是气候变化、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还是其他国际问题，缺少中国或与中国对抗，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承诺的“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等气候保护目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践行单边主义的形势下，默克尔的努力再次凸显了她务实理性的思维和难能可贵的世界级国家领导人的格局。
三、默克尔执政期间的对华务实外交
早在 2005 年 10 月，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过，中德关系对德国很重要。她在出任总理的记者会上也说过，德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不过，从默克尔政府的作为来看，中德关系确实与施罗德政府时期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人权等问题上，默克尔政府表现出与施罗德政府明显不同的姿态。
默克尔执政初期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并不那么务实。例如，她有时直接批评中国，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方面，默克尔显然有意将自己与施罗德时期的对华政策拉开距离。施罗德时期的对华政策得到了中国合作伙伴的积极评价，却受到德国国内的批评。与之相反，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在德国国内却收获了不少掌声。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她对华政策思路的转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在 2008 年跌至低谷，默克尔执政的后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因此具有风向标意义。
在经历了上任初期对华“价值观外交”的争议和挫折之后，默克尔并没有将这一政策坚持到底，而是适时改变对华政策，转而寻求更为务实的、低调的对华外交政策。从 2008 年开始，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方向性的调整，出现了回归理性和务实的迹象。由“价值观外交”导致的中德关系困境在她之后的三个任期中都没有出现过。从 2009 年到 2021 年的三个任期内，两国关系的主要基调为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默克尔这一转向使中德关系不断发展，中德关系由此进入了“蜜月期”，并为德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基调，同时呈现出与施罗德的“强调伙伴关系”“放弃敌我思维”的思想具有高度的趋同性。默克尔政府时期对华关系的务实路线还与欧盟同时期重视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大环境相辅相成。1995—2006 年，欧盟发布了 6 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战略性文件。根据 2007 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公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欧盟认为，“对亚洲地区合作伙伴的政策应由中国主导”。总体上看，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格局并未发生变化。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大局上依然保持平稳。
在默克尔的整个执政的 16 年期间，两国领导人每年都举行会晤，部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双方各种代表团频繁互访。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德国城市在中国都有一个姊妹城市。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是由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互相需要和合作共赢的经验决定的。
首先，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德国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市场，是德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很强。此外，为了彻底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德国一直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中国掌握着关键的一票。同时，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在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世界格局方面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需要更多务实、理性的合作伙伴，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力量，双方的合作具有共赢的广阔天地。
此外，在冷战之后，德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得到明显加强，双方都有维护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稳定、安全及和平的共同愿望。德国统一后，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在世界秩序中发挥持久的、与自己利益相符的影响力。默克尔政府事实上的确也在不断地强调德国利益。
从历史角度看，强调德国的国家利益并非默克尔政府所独有。德国通过二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也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缓冲地带。这一形势决定了德国政府必须努力清除障碍，并在价值观和客观现实之间保持平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在德国的对外关系中相互交错，并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经济利益曾经作为二战后中德关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了中德双边关系的发展，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两国合作共赢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德国统一后国内和国际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利益以“利益政策”b 的形式重新进入执政者的话语体系。其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并不只是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包含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态度，而后者也被视为“克制”政策的表现。
从维护德国利益的角度看，特别是在经济政策领域，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显示出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尽管执政初期在“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下默克尔采取了一些措施，默克尔和施罗德对华政策的差异也只存在于执行手段上的细微差别。因此，贯穿默克尔政府的德国对华外交实际上是一种务实的利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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