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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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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莎学研究重文本翻译与分析，重莎剧的文学性，忽视了其思想视域下容纳的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等因子。本研究从宏观上系统展现“莎士比亚”内涵的意义流变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探索转型期中国对西学的文化选择立场。本著作不仅讨论西方经典在中国的命运，也在揭橥莎士比亚作为外来思想资源如何在中国扎根并服务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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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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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对近现代中国思想视域下的莎士比亚即莎剧的译介、演出及经典化传播进行挖掘，旨在探寻莎士比亚与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度互动，讨论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叙述和个人话语的作用力以及莎士比亚作为外来思想资源如何在中国扎根并服务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命题。本著作从符号学与传播学角度对近现代中国思想视域下的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进行考察，从早期莎剧在中国的译介、演出、文学史书写及课程设置、中国学人的文化选择等方面探寻莎士比亚与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度互动，通过挖掘西方文化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叙述和个人话语的关联、通过对莎剧与中国戏剧现代转型之间的细微洞察，深入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外来思想资源在中国如何萌芽、扎根、影响的过程。从百年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回眸论起，对早期莎剧译介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早期莎剧演出与现代思想的兴发、早期莎论莎评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倾向、莎士比亚与现代中国思想转型、莎士比亚与个体艺术创造的思想之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证，紧扣莎剧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之内在关联，又能较全面地对莎剧译介、演出、研究等方面进行互识互证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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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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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策策：文学博士。辅仁大学（台湾）跨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 《文汇报》 《文艺报》《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戏剧艺术》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主持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陕西省社科院重点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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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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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百年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回眸
第一章
早期莎剧译介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第二章
早期莎剧演出与中国现代思想的兴发
第三章
早期莎论莎评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倾向
第四章
莎士比亚与现代中国思想转型
第五章
莎士比亚与个体艺术创造的思想之缘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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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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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百年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回眸
谈论莎士比亚，只有秉持全球视野和历史的纵深感才能捕获莎士比亚的精神光芒。莎士比亚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作为英国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永恒的莎士比亚”早已成为大英帝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承担着英国的民族认同、对外交际、文化输出、旅游经济、语言教育等等超越文学和戏剧艺术的社会功能。400多年来，莎士比亚和莎剧漫游到世界各国：以各种面貌风行在不同民族的舞台与荧屏上；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课堂；被翻译，被演出，被消费，被研究。莎士比亚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生都映射着接受方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个过程经久不衰而日新其义。如果说有哪一个作家或文学符号经过时空的反复过滤，最大限度地阐释并参与了“世界文学共同体”的书写，成为全球性的跨文化之桥，那么，莎士比亚当之无愧。
在问世不到500年的时间里，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得到了评论家最多的赞誉、读者持续的关注、作家趋之若鹜的模仿以及舞台上不断的改编上演。莎士比亚还以不可阻挡的辐射力引发了海涅、歌德、屠格涅夫、黑格尔、梁实秋等的由衷赞佩，也招致伏尔泰、托尔斯泰和钱穆等的贬抑，麦尔维尔、乔伊斯、郭沫若、曹禺等的创作都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可以说，无论赞誉还是攻击，都促使莎学愈加成为一门浩瀚的互文性学科。莎士比亚经常被当作例证来支持说话者的观点，当莎士比亚被评说的时候，说者究竟想说什么？“莱辛用他来打击伏尔泰。“赫德尔用他来召唤‘狂飙’，雨果用他来与古典主义决斗，柯尔律治用他来为浪漫主义张目，普希金用他来清算前任导师拜伦，而别林斯基用他来为现实主义提供范例。”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码和道具，任何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工具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莎士比亚往往被人们当作言说自己意图的工具，莎作自身的丰富性和他从不做裁断官的包容性为后世种种阐释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将莎士比亚视为一个外来“符码”，莎士比亚符号意义的不断展开正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经典化的深化过程。归根结底，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的伟大代表，莎作的精华就在于对人的书写，如杨慧林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始终在书写一部“人”的历史，历史的底本正是文艺复兴的巅峰代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性格为中心的创作，实质上反映着一种发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新的社会意识”。对“人”的体认也伴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立国之路，是莎士比亚在中国旅行的强音，现代中国的“立国”与“自我”的启蒙也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沉浮形成互动景观。
100多年来，莎士比亚作为外来文化的头号使者，在中国得到一代代学人不遗余力的推介与传播，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本质上是中国与莎士比亚对话的历史。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学习，传统文化自身的独特与落伍在此对话中都被重新发现。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真理”的化身之一，其戏剧思想既与中国传统戏剧有深刻的差异，又形成了一定的互补，莎剧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典型话题，更是现代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应有的研究议题。莎士比亚的中国化也是莎士比亚全球化和莎士比亚与世界文化融合的宝贵案例。回顾中国特色的莎学历程，重新审视莎士比亚在中国漫游的足迹，总结其中的得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一、 发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影响线路
莎士比亚在中国接受的起点之高是值得注意的，也就是说，莎士比亚和莎剧是以西方文学的权威符号进入中国的。最早，“沙士比阿”出现在《四洲志》中《英吉利国》篇，是以英伦代表作家在中国出场的，之后也频频被冠以“诗中之王”“一切读者的夫子”等称号。如果说，莎士比亚在西方经历了从舞台到书本、从流行到权威的经典化历程，那么，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则是一个反向迁移的过程，历经了从书面到舞台、从精英到大众的自上而下的渗透与普及过程。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中国之路反映了西方文学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体系的融汇。莎士比亚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经历了由欧美路线、日本路线向苏联路线转移的过程。
莎士比亚进入中国，早期有三条影响线路比较醒目。第一条传播和影响线路来自欧美，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最早传播莎士比亚盛名的是西方的传教士。西学涌入之际，慕维廉、李提摩太、谢卫楼等英美传教士在编译著述时，不断点名、提及莎士比亚，使其进入国人视野。从本质上讲，传教士传播西学带着文化输出与文化殖民的目的，而美国来华传教士、《女铎》报创办人亮乐月女士翻译的莎剧《剜肉记》（即《威尼斯商人》）于1914年9月至1915年11月，刊登在《女铎》上，与国内女性解放的思潮相应和。传教士对莎士比亚的引介带有文化启蒙与扩大基督教文明的政治目的的双重意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接受西方思想的一个标本，具有开启意义。其二，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和出使欧美的外交史官等，如严复、郭嵩焘、梁实秋等人也是西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播撒者。其三，国内学人林纾、朱生豪等对莎作的引进和介绍。其中，翻译、改编、演出、评论、传记、文学史的书写等汇流而成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繁茂景观。
第二条传播和影响线路与日本相关。近代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与中介。日本对中国由“轻视变为侵略”，中国对日本也刮目相看，在文化屈辱中认识到日本可以为师，这个观念转变虽然较为痛苦，但国人也认识到了效法日本的重要性。有文章叹息道：“呜呼！今日之中国，衰颓极矣！赔款几何兆！割地几何里！”作者引用“昔孔子曾问礼老聃、问乐苌叔，老聃苌叔不必贤于孔子，孔子不耻下问”之典故，号召中国仿效日本，力争上游。来自中国外部的声音多主张中国取道日本是简便之法。英国传教士山雅各（J.Sadler）认为充分发挥日本作为桥梁的作用，借鉴日本维新的做法，派遣国人留洋日本，可以事半功倍，不仅很经济，也是便捷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赴日的留学生从1904年的“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到1906年，就猛增到总数的“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人”，大量的留日学生和赴日的中国革命者、日本的莎学研究者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也是莎士比亚输入、被转译到中国的主力军，李叔同有《沙翁墓志》，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小泉八云、青木正儿等都参与过莎剧传播。如果说，欧美线路是主流，是直接途径，那么日本线路则是别流，是间接之途。而日本的莎学成果对中国来说也具有一种竞赛和施压的意味，比如，坪内逍遥译成《莎士比亚全集》的消息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刺激作用，促使中国业界开始重视莎剧翻译工作，并将其提上日程，对中国莎剧全集的翻译起了催化作用，鲁迅和胡适等也因此积极地敦促过莎剧的翻译工作。朱生豪有一段说给宋清如的话常被引用，“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但是对于其中何以将译莎当作为民族雪耻的英雄壮举却少有人谈及。莎士比亚虽然只是一个剧作家，但作为头号帝国英国的象征，俨然已经被当作西方文明的标尺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就是国力的体现，没有能力翻译莎翁全集的国家，在文化上也被视为下位，在国际地位上低人一等。尤其是当日本的某些学者嘲讽中国没有莎翁全集时，当时的文人都觉蒙羞，以此为耻辱。关于这一点，后文会详述。而另一些言论认为他国以莎翁全集衡量国家的实力，意指莎翁损害了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只能位居“三四等国家而已”。一方面，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符号的政治性，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了中国在1930年代将译莎作为民族任务的紧迫性。有了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会更加理解朱生豪知耻而后勇的决心和毅力。
第三条传播和影响线路来自苏联。尤其是1930年以后，苏联莎学对中国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苏俄文学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的主要因素，莎士比亚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根本变化，传播路线收缩至苏联一线，以俄为师使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了融合，A.A.斯米尔诺夫、莫诺索夫等人的莎学理论和研究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关于苏联的莎剧表演讯息和动态也被主动译介到国内。
莎士比亚早期传播和影响的三条线路，如三条河流汇聚至中国，丰富着中国莎学，从欧美、日本线路转向苏联线路，并不意味着欧美和日本的莎士比亚讯息及成果输入的中断，而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和思想选择发生转向的反映。欧美作为莎士比亚研究最活跃的地区，在文化输出上有着天然的优势，日本在近代也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中国文化在选择和吸取方面自然比较关注欧美和日本。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寻求变革的视线也转移到苏联，苏联思想界、文艺界的思潮也大量输入中国，苏联高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虽然在当时，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可行与否有各种声音，但中国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与研究却具有开放的态度，他们不仅积极研究马克思的相关问题，也主动翻译、介绍西方、日本等关于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文学进展，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布尔塞维克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标举，马克思谈论莎士比亚也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关注，《马克斯与莎士比亚》这篇文章虽是节录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中的文字，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苏联莎学开启了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研究，标志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莎士比亚被纳入现实主义的“模范”作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开始注重其写实性、阶级性，这也促使茅盾在1934年发表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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