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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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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专业论著，它系统讲述了晚清白话报章与中国现代女性意识萌芽的关系，揭示了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以及文学汉语转型背后性别权力话语的调整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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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晚清白话报章是文学语言文白转型的重要构成，与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息息相关。本书通过分析晚清白话报章的语言型构、文章体式和意识构建，揭示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以及文学汉语转型背后性别权力话语的调整与重构。
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依照晚清白话报章具有代表性的文类展开论述，下编则重新审视家国同构框架中女性意识及女性书写的流变。
本作借助晚清白话报章勃兴和现代女性意识萌芽的双重视角，观照20世纪之交的文学汉语转型与性别观念演进的互动关系。全书分上、下编，共七章，分别从文体变革和家国启蒙框架切入。本书初稿曾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七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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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曹晓华，1988年生于上海，201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赴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转型与性别研究。
有论文、译作见于《文艺理论研究》《现代中文学刊》《南开学报》《读书》等，另有评论、随笔发表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等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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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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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中最早出现“城市”二字：“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说：“离开了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的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将不可想象。”著名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这城市，象征地看，就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
今天，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在中国，城镇化率也已在2020年达到了60%左右。尽管作为城市起源焦点的加泰土丘仍然众说纷纭，尽管中国诸多已被探明的原始城邑遗址仍被含混地称为“文化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城市研究。作为解开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之谜的一个途径，为了让城市更美好，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文化研究已然成为人类智慧必须承担的使命。
创建于1979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以文学研究为己任，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以及所属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在2015年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文化研究也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所的重要科研方向，并形成了学者辈出的研究团队；而身处全球超大城市——上海的区位优势，城市文化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历任文学研究所所务班子的心之所属，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2005年，文学研究所确认“城市文化研究”为重点学科，以此为基础，将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城市文化应用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国际文化比较研究互相结合，互通有无，互相促进，使其既具有基础学科的厚实，又具有现实关怀的敏锐，学科建设得以较全面地发展。2006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一轮重点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所的“城市文化研究”名列其中，并确立了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城市文化现实问题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文化国际比较研究4个研究方向。为了更好地整合研究力量，在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科技人文、公共文化、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国际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民俗和非遗保护开发7个研究室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等派生机构的先导下，2020年文学研究所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城市文化”申报成功。2021年3月，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以文学研究所作为运行主体，正式成立了院属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旨在将文学所多年来积累的包括城市文学、城市科技人文、城市公共文化、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城市文化交流、城市民俗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进一步聚焦整合、凝神发力，持之以恒，期有所成。
城市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在西方学界已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并出现了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本雅明、刘易斯·芒福德、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简·雅各布斯、莎伦·佐金等一批学界领英。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城镇化和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高歌猛进，巨大而生动的中国城市创新实践必然呼唤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理论。借2021年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海）举办之际推出的论著《海派文化新论》，以及“城市软实力研究系列”“海外亚洲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系列”“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研究系列”，展示出近年来文学研究所和新成立的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在城市文化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与历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一起成为所院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在此请教于行家里手，并接受社会各界检验，恳请不吝指教，批评匡正。
衷心祈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
2021年8月1日于砥石斋
清末民初的女性主体通过女性的文本表达逐渐迫近“历史地表”，而女性表达作为文学汉语实践的一部分，和近代文学汉语的转型一起经历着起伏变化。一方面，词汇、语法和作文观念的变迁为女性观念的更迭和文本表达提供了关键线索；另一方面，作为启蒙对象的女性在汉语转型中的文学实践和话语方式，不仅呼应了文学汉语的变迁，也反映了性别主体在国族和语言中自我调适的过程。所谓“文学汉语”，即一种文学与语言的连接，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言和白话、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互动和嬗变，纳入清末民初文学的解读中。与传统的闺阁唱和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的白话写作相比，这一时期的女性书写传递出的除了激进决绝，更多的还是进退维谷。而白话报章，就是一扇考察过渡时代中国女性意识和性别书写的窗口。
189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除了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报界和文坛波澜起伏的文论风潮，无一不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动。无数知识分子投入到“启蒙愚下，开通民智”的办报事业中，在清末民初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之中，白话报刊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由于时局动荡，加上晚清女学发轫期遇到重重阻力，各种新旧思潮的发酵和萌芽极不稳定，充满了偶然性。为了启蒙愚下而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以及刊登在各大报刊上的白话篇章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催醒现代女性意识，塑造“新女性”形象。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干将，胡适虽然竭力将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分割开，但也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编辑晚清白话报刊《竞业旬报》的经历，“1906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胡适提到的“半部章回小说”，就是白话写就的《真如岛》，其中已包含了批判早婚的内容。而这仅仅是晚清白话报和女性意识关联的一个例子而已。据陈万雄统计，清末最后十年出现的白话报有149种，还不包括浅说画报和一些文白兼采的报纸；而根据蔡乐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多达170余种；胡全章则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得出清末最后十年创办的白话报有257种。在这些数量庞大的晚清报刊中，胡适提到的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 了。
这些报纸联结起各地的学人，试图为救亡图存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随之形成声势浩大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启蒙愚下、共赴救国大业几乎是每一份晚清白话报的办报宗旨。同时，大量晚清白话报以地域为名创刊，《无锡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芜湖白话报》《湖南白话报》《湖北白话报》《江西白话报》《山西白话报》《广州白话报》《福建白话报》《滇话》《京话日报》《天津白话报》《河北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山东白话报》《吉林白话报》《西藏白话报》《伊犁白话报》，等等，此类白话报在当时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其中一些白话报虽然在国外创刊，如《滇话》在日本东京创办，但是从主办者籍贯、栏目设置和报章用语来看，都有着浓重的地域色彩。这些以不同地方命名的白话报，希望从创办人熟悉的某地风土民情着手，用白话宣传新知，有针对性地移风易俗。比如陈独秀曾针对安徽陋俗在《安徽俗话报》上连发《恶俗篇》，《天津白话报》连载《对于奉天咨议局议决改良风俗案缀言》，《福建白话报》发《福建风俗改良论》等。
除了革除旧俗，晚清白话报人也通过社评、时论等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治学理念，其中涉及社会议题众多，女性问题也是白话报刊关注的焦点之一。除了以演说文、政论文的形式参与讨论社会热点外，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晚清白话报上也随处可见。仅以与女性相关的作品为例，就有譬如《中国白话报》登载的小说《玫瑰花》和《娘子军》、《天津白话报》连载的小说《天足引》和《断肠花》、《安徽俗话报》倡导的“时调改良”以及登载的时事新歌、《京话日报》登载的新戏剧本《女子爱国》，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因为同样遇到语言形式改革的问题，经历着从创作形式到创作内容的急剧变 化。
目前已知最早的白话报是1897年11月7日创刊于上海的《演义白话报》，章伯初、章仲和（宗祥）为主笔。同年又有陈荣衮创办的《俗话报》和陈唯俭、蔡伯华等人创办的《平湖白话报》。最具有标志性的女学与白话报章的历史融合，就是1898年两份报纸的创办，分别是5月11日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从第5期开始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和7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两份报纸直接与女性白话实践和女学相关。《无锡白话报》的主编虽然是裘廷梁，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主笔是其侄女裘毓芳。作为晚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的报章内容呈现出文白转型间的纷繁景象，裘毓芳在女教规约中欲言又止，其白话实践成为晚清女性意识萌芽的一个缩影。而《女学报》作为上海中国女学会的会刊，其办报宗旨即是兴女学、复女权，主要的供稿人包括康同薇、薛绍徽、沈和卿、裘毓芳、李慧仙、潘璇、蒋畹芳等人，仅创刊号所列主笔就多达18人。女性在报刊上的白话实践成为晚清白话报章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此，晚清白话报章的兴起和女学的命运交织在了一 起。
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女子世界》（1904）设有白话专栏，并在专栏中提及《杭州白话报》（1901）、《苏州白话报》（1901）、《智群白话报》（1904）等6种白话报刊和栏目。白话报章对各类事关女性的报道不计其数，其中包括——第一，对女子学堂的开办、招生、授课的报道，《安徽白话报》《国民白话日报》《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吉林白话报》《直隶白话报》等数量可观的白话报都屡次给予报道，其中有的是“本省（本埠）新闻”，有的是“国内新闻”，登载女校章程，还有的用白话演绎日本或者欧美的女学事迹，宣扬自己对女学的主张，比如《直隶白话报》的《日日新室杂录》。第二，关于女学和晚清社会复杂关联的论述，论争的内容从学堂、课本、学生生发开去，对女学生的讨论往往兼及对晚清社会女性的一般化讨论，也就是整个社会女性观的重新改造。比如《天津白话报》所登的妓女冒充女学生的社会新闻、张丹斧在《竞业旬报》上刊登的讽刺小曲等等；也有围绕女性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讨论，比如女性品德修为、放足、自由结婚等等，如《中国白话报》连载的《国民意见书》专设一期讨论“女子社会”、《安徽俗话报》连载的社论《恶俗篇》和《再论婚姻》、《杭州白话报》连载的社论《议婚新约》等等。第三，号召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积极入学、自力更生的倡议，更偏向政治权力话语，比如《国民白话报》连载的长篇社论《论女子宜恢复女权》、《广东白话报》刊登的演说文《叫醒女同胞》等等。这些白话报章或以社论时评、新闻报道的方式聚焦女学，或以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宣传新女性，同时与晚清其他与女性相关的白话作品形成呼应。总之，相关的晚清白话报章以女性意识萌芽为中心形成了一张密集的传播网络。晚清白话报章的大本营固然是大大小小的白话报，但与此同时许多文言为主的报刊也会开设诸如“讲坛”“演坛”“演说”这样的栏目，专门登载用白话文或者浅近文言撰写的文章。这类文章多为白话演说文，即以白话文的形式撰写的演说稿，可以说是用一种模拟口语的通俗书面语记录，供人阅览或是供讲报人发挥。作者行文时想象自己就是虚拟的讲报人，比如《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演坛”类栏目。还有一些登载在文言报纸上宣传女学、反对缠足的白话歌谣，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比如《中西教会报》上的放脚歌、《复报》上登载的劝学歌等等，当然还包括《女子世界》上的唱歌集。这部分登载在文言报刊上的白话报章虽然分散各处，但数量十分可观。晚清白话报章不仅存在于白话报刊中，还频频出现在文白夹杂的各大报纸中。晚清白话报刊固然是笔者的重点研究材料，但只拘泥于此，难免会将许多文言报纸上的白话文字排除在外。因此，笔者采用“白话报章”一说，将所有报载白话文都统摄在内。笔者论及的晚清白话报章包括各大白话报刊的论说、登载在文言报纸上的白话文章以及报载的白话小说、白话歌本、白话戏文等。为了对晚清白话报章中的女性意识进行更全面的解读，还会穿插一些白话小说和白话教材作为辅助材料。
早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陈荣衮的“讲话无所谓雅俗也”（《俗话说》）、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等先后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诚然，正如周作人指出的那样，当时的白话和文言，分别为“听差”和“老爷”所用，许多白话带着浓重的八股气息。即便是黄遵宪等白话文的先驱，其宣扬白话之作也多用古诗和文言文写就。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白话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仅催生了白话文的作者和读者，推广了白话教学，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转型进程，也为西风东渐之时中国人性别意识的嬗变提供了土壤。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不仅是白话写作的积极实践者，在理论倡导方面，也不是一味地亦步亦趋。根据夏晓虹的考证，1898年7月24日的上海《女学报》创刊号上，潘璇所作的《上海〈女学报〉缘起》一文中，已经对文言二分有所辨析，并提出了用白话揣摩实学的观点，这比裘廷梁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早了一个多月，而后者的侄女裘毓芳也参与了《女学报》的撰稿，潘璇的观点很有可能影响了裘廷梁。晚清白话文运动和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合为一脉，虽在字里行间与五四女性意识的鲜明和决绝不同，但这一时段的女性表达自有其韧劲和耐力。而笔者关注的，正是这过渡时代，文白错杂、家国纷争之间的女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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