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顾明栋 字泽木，号三无学丐，芝加哥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比较文学教授 。著有英文专著四部：Fusion of Critical Horiz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 Poetics， Aesthetics（Palgrave Macmillan， 2021），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Routledge， 2013；商务印书馆中文版，2015年），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e of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 (SUNY Press， 2005；商务印书馆中文版，2021年)，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 (SUNY Press， 2006)；英文编著三部：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 (SUNY Press， 2014)，Wh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Still Matters（Routledge， 2018），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9)。著有中文专著一部：《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与人合作编著多部，其中有中文文集《“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和英文学刊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的特辑Sinologism and New Sinology（2018）。此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160余篇。
试读：摘自 第五章 《金瓶梅》的艺术：纯小说诗学
《金瓶梅》是一类新式小说，它不囿于某一意识形态或叙事形式。对这种全新的理念及创作视角进行考察，能让我们穿梭往返于种种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解读中而不致手足无措，并且找到促进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概念见解。笔者希望结合传统的评点对该小说的创作理念进行探究，并着重探讨新理念在小说的实际创作中如何得到贯彻。在探究《金瓶梅》的创作问题时，笔者将试图参照当代叙事理论来构建创作及阐释诗学，探索它对中国传统纯小说创作的意义。
小说的编织理念
芮效卫(David Roy)[芮效卫(DavidRoy，1933—2016)，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金瓶梅》的英译者。——译者注]指出，“也许除了《源氏物语》(1010)和《堂吉诃德》(1615)以外，世界文学中没有哪一部早期散文体小说具备同样精湛成熟的艺术手法”7。笔者同意一些中国学者对小说的评价：“无论是把它放在中国世情小说的纵坐标或世界范围同类题材小说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都不失为一部辉煌的杰作。”8笔者也同意其他学者的观点：由于狭隘、过时和不恰当的阅读及阐释方法，我们没能对这部在审美意识和写作技巧上超越其所属时代的新奇佳作给予公正的评价。
熟悉中国艳情叙事文学的读者可能会把《金瓶梅》当作艳情小说的极致，但将它和典型的艳情小说进行随意的比较就可以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金瓶梅》和其他艳情叙事都有露骨的色情描写，但不同之处在于，《金瓶梅》将这些题材置于人性欲望的大背景下，将人之七情六欲编织进阐释空间网络中，并配以自觉建构的创作诗学，相互协调。对情色主题的过分强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小说是一位大师精雕细琢、匠心独运的语言艺术佳品。笔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幅关于人性欲望的锦缎，其写作手法是一种编织诗学。它不仅是由人物、场景、故事、事件编成的网络；就其主题及艺术形式的完整性而言，它还是人性欲望的织物，通过语言能指表达出来，小说自身还配有调节功能设计，旨在满足不同的品味，适合不同的解读。
在评点成书早于《金瓶梅》的《水浒传》时，金圣叹所做的著名论断常被引证为历史与小说的区别。他认为《史记》等史书“以文运事”，《水浒传》等小说“因文生事”。9《水浒传》自然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纯小说。它集各家之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它大量取材于历史记载及现成素材，所以其叙述大多遵循“以文运事”的原则，属于二级模仿。因此，《水浒传》不完全算是纯小说。《金瓶梅》虽然开篇取自《水浒传》，但它是一部纯小说，因为遵循了“因文生事”的原则。笔者将在下文中指出，《金瓶梅》从《水浒传》中一段演化而来，这种借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因文生事”。《金瓶梅》与其前辈作品的根本不同在于其创新的写作技巧给新形式的小说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观念基于这样一种小说诗学，它不是秉承历史悠久的历史叙事法，而是基于一种与现代小说概念十分相似的创作模式，该模式把小说创作看作编织。从结构上看，该小说建构于一种可以被称为“蜘蛛织网”式的创作理念之上。这种编织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从不同渠道收集原始材料进行编织，二是通过小说语言的能指进行编织。早在明朝末年，一位匿名的小说评点家就在崇祯本中对其复杂精美的编织构思进行了赞扬，称其“叙得错综变化”“好针线”。10但事实上是张竹坡(1670—1698)，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一位小说评点家，通过对《金瓶梅》的系统研究，最早确认该小说具有编织特性，并以系统的方法研究其编织理念。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是一件构造奇巧的织物，谓之曰“一部千针万线”11。
构建一部长篇叙事离不开以下前提条件：创作理念、原始叙事素材及情节安排。研究小说的学者们经常把写小说比作建造一座高楼大厦：创作理念是建筑家想要建造房子的风格；情节安排是建筑风格的蓝图；叙事素材如人物、背景、场景及情节都是建筑材料，如砖块、石头、木材和灰浆。12但这种类比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建筑模型有其机械的一面，无法完全捕捉塑造叙事话语形态的创作思想流。创造性想象是一种意识流，它不会遵从固定的预设模型，而且由于自由联想还经常改变其发展轨迹。小说构造的建筑模型对于审视小说成品行之有效，但它并不能解释小说创作的全过程。也许正因如此，中国叙事理论更加看重另一种小说模型。最受青睐的便是编织模型。张竹坡采用了两种类比模型来分析《金瓶梅》的结构，但他更钟情于编织模型，并把这部小说视为精心编织的产物。即使在使用建筑模型时，他也强调各成分间的无缝衔接，这一点可从下文中看出：“故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13
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的中文版弁言里，浦安迪指出了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的一种现象：传统评点首先用于研究相关作品的作者、版本及成书时期，其次才用于这些作品的批评性研究。14在其英文版的序言里，他认为尽管传统的评点有其不足之处，但仍然可以和现代学者研究的批评成就相媲美。15以张竹坡为例，他的观点尤为合理。张竹坡对《金瓶梅》一书的评点也许是现代以前围绕这部小说所做的最全面、系统的评论，其系统程度即使在现代也极为罕见。张竹坡的评点包括总论、回评、夹批和眉批。在洞悉小说艺术性方面，很少有其他的研究能超越张竹坡的评点。作为叙事理论专著，张竹坡的评点是相当现代并且有独到见解的。与其系统严谨的评点相比，现代关于这部小说的叙事理论研究则稍显相形见绌。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芮效卫首先让我们注意到张竹坡的评点对于理解该小说以及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性以来，16已经有大量的批评研究将张竹坡的评点与微观的《金瓶梅》研究和宏观的中国叙事学相联系。尽管芮效卫睿智地指出，“张竹坡的《金瓶梅读法》是中国语言里最接近长篇小说诗学的一部论著”17，但是至今没有很多概念性研究超出小说文本，把张竹坡的评点与小说创作和叙事学联系起来。从这方面看，叶朗对张竹坡叙事美学的研究也许是最为突出的。18叶朗在很多方面都受益于张竹坡:不论是从错综复杂的细节中提出独到见解，还是构建小说诗学，而这一诗学在张竹坡的整个评点中已初具雏形。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尤其是其小说创作的理论，是一座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金矿。通过研究张竹坡的评点，并结合现代叙事理论与文本细节，笔者试图构建一种创作诗学，它既能揭示《金瓶梅》的创作，又能引发人们对一般小说创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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