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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立足于全球大变局以及中国“十四五”规划起始的关键节点
对逆全球化浪潮、中美博弈、双循环、“十四五等热门话题的解读
落脚于经济和企业未来发展相关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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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小确幸”和“大变局”不断深刻发生的时代。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低迷，失业潮、倒闭潮、债务潮，“去全球化”升温，中美关系降温，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迎来“十四五”规划重要节点，立足于“内外双循环”新格局，积极连接世界，新技术、数字化发展也迎来新风口。
中国该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暗流的挑战？
未来10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中国企业得以逆势成长的基因何在？
企业家如何把握大变局下的新潮流、新方向？
这个时代呼唤怎样的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
在本书中，资深媒体人、财经观察专家秦朔从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金融时事、商业热点及企业故事出发，探讨事件背后与经济发展、企业创新转型、商业文明变革等相关的关键问题。其思考有温度、有深度，不乏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关怀，以及对商业文明的探索推动，颇具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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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创始人，曾任《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第一财经总经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的100位中国青年”。著有《文明寻思录（第一辑）》《文明寻思录（第二辑）》《文明寻思录（第三辑）》《时刻：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韧性与创新》《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工业时代》《会见基金领袖》《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感动中国》《美国秀：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边看边想》《告别GDP崇拜——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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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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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全球化
莫让浮云遮望眼：从脱钩说起
中美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
中国再开放，万重山外，还有无限江山
中美信任危机，中国怎么办
如果世界倒退，我们如何前进
第2章中国经济的底气
从抗疫中寻找中国出发的新力量
持久战最关键的战场在哪里
双循环的真义
中国大循环：从有限到无限
一只打火机里的中国制造
第3章中国企业的韧性
下一个美好时代在哪里
“国企弱势说”争议背后
每个企业都该有一张“负面清单”
中国的脖子，生来不是为了让别人去卡的
伟大是创造出来的、逼出来的，唯独不是口水里出来的
第4章商业文明“再出发”
跨越两个甲子的 12代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公益3.0：从捐，到助，到创
像扶贫一样安抚企业家的心
“创业代企业家”的挑战与“职业化企业家”的到来
重构企业家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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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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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中道
在 2020年以前，估计没有谁会想到世界突然飞出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么大一只“黑天鹅”，它和气候变暖、逆全球化、民粹化、贫富分化等“灰犀牛”相伴，让人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
在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时空，保持平衡显得特别重要。
例如：反对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公司滥用权力，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对的；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强调社会责任与重视股东价值并不矛盾。很难设想，一个满口“社会责任”的公司，一个让“韭菜”遍体鳞伤的公司，会是同一家公司，但这样的现象在 A股市场并不鲜见。
国家领导人在和企业家座谈时曾经说过，企业家爱国有多种表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所以，办好企业，这是企业首先的、首要的责任。不把企业做好而空谈社会责任，于事无补，也毫无意义。
这才是相对完整的理解。
2020年，我更深地体会到佛教中所说的“中道”思想。“中道”力图摆脱非此即彼的模式，不堕入两边之中。所谓“常无常是中”，即既不在“常”的一边，也不在“无常”的一边。所谓“我无我是中”，即既不在“我”的一边，也不在“无我”的一边。
我在 2013年提出，在“精英与民粹”“右派与左派”“西化与本土化”“中产与底层”“市场与政府”等框架下的讨论和争吵，已经一次次说明，对抗性的标签框架不仅无助于形成共识，而且会不断造成社会撕裂，把彼此推得更远。
现在看，这种撕裂仍然存在，甚至在加深。
怎么办？我依然选择中道而行。
也是在 2013年的文章中，我写道：“中国必须走现代化之路，也必须建构和拥有支撑现代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去。同时，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不能体现出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
我所理解的中国之“中”，是一种通过开放体现其现代性，通过创造体现其主体性的价值取向。
我带着这种取向，学习与思考，调研与观察，我的尝试未必顺遂，但一以贯之，初心不改。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就是 2020年中道而行、中道而述的留存。
有缘之人，请你批评指正。
秦朔
2021年4月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全球化》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2021年到2035年的重大发展战略。
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这是内循环的坚实根基。与此同时，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世界需要中国制造，具有成本效率优势的中国制造能力也需要世界的市场。中国“入世”后的这20年，货物进口、出口在世界上的占比从2001年的38%和43%，分别增长至2020年的115%和147%，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国内与出口相关联的产业带动了2亿左右的就业人口。可见国际大循环对中国同样意义重大。
展望未来，中国要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经济中，建立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商品、服务、投资也是很好的载体。
从2016年和深圳卫视“共赢海上丝路”节目组到中东、非洲、印度采访开始，过去5年，我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注，曾随华为、比亚迪、联想集团、海信、中国巨石等企业到国外调研，对海尔、TCL、小米、vivo等企业的全球化也一直在跟踪。
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分享以下三点看法：一是要建立“双循环”而不是“单循环”的观念；二是要增强全球布局意识，而不是把全球化只当成出口；三是要努力把一批中国企业打造成全球公司和国际品牌。
目前，很多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切不可因为“逆全球化”的一些回头浪，遮蔽自己的眼睛，走向内卷。
为什么一定要全球化？
企业的全球化意味着立足全球，在全球配置资源，打造全球公司。
按照生命周期来说，大概分为5个阶段：出口；初始扩张（开始在国外建立组织和管理系统）；多国化公司（注重本地化经营，但各国的分支机构间更像独立公司，较少协同）；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组织、人力、治理结构，与本地化经营相结合）；全球化公司（更关注以一个大型整合的组织形式运转，依据全球的资源状况，建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体系）。
根据经济学家江小涓的研究，可以用海外资产比重、海外市场比重、海外雇员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全球化的程度，三个指标合成为跨国指数。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在2009年达到57%，2016年为49%。之所以下降，首先是部分产业链的分工抵达“天花板”，再细分下去，效率反而不高了；其次，产业链上的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最后，产业链上的输出国推动“产业回归”。也就是说，全球的高效供应链开始向“高效 安全可控”的方向演变。
既然全球化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加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所不有，完全可以独立循环。为什么一定要全球化呢？
我来举几个方面的例子。
一是以资源为导向的产业链的需要。
我和青山实业创始人项光达先生交流过。青山实业旗下的青山钢铁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企业之一。在不锈钢产业链的原料环节，成本占比最高的不是铁，是能起到耐高温腐蚀作用的镍金属。青山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市场低点切入，在印尼投资，获得规模巨大的红土镍矿开采权。现在青山是全球最大的镍铁生产商，其在印尼建成的园区是世界不锈钢上下游产业链及配套项目最齐全的综合产业园区。2019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在会见项光达等中国企业家时说，“你们不是仅仅利用印尼资源生产半成品，而是生产成品，且带动下游产业发展，值得赞赏”。截至当时，青山已经在印尼的两个园区投资了80亿美元。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农业、乳业、矿业方面的投资。有的民营企业在国外投资布局资源密集型产业，将国内富余的制造业产能与之交换，形成产业链闭环。真正了解中国在能源、矿产、农业等方面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提早在全球布局，中国将来在这些方面也可能被“卡脖子”。
二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
我们现在把贸易保护主义当成偏负面的概念，其实，任何地方都有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比如，2002年TCL用82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的彩电生产企业施耐德电器，原因是当时欧盟每年给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出口配额总计只有40万台。而施耐德电器每年在欧盟区的彩电销量就有41万台。TCL希望通过收购，绕开配额的限制。又比如，大量中国出口企业都经受过国外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以及加征关税的处理。
出口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多，怎么办？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认为，只有建立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很好地应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后，由于TCL在越南、波兰、墨西哥、印度等国都有工厂，可以把由中国出口的部分产能分解到墨西哥、越南等工厂，这几年海外业务一直在提升。
李东生说，出口业务和全球化业务表面看是一样的，都是涉外业务，其实不是一个概念。TCL的全球化，一种方式是出口整机（制成品）；一种方式是出口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在TCL海外的产业链中形成增值，即在当地组装制造产品，当地销售。
按照TCL的计算，在海外销售当地制造的100美元的产品，大概能带动60美元的国内核心器件和材料的出口，另外40美元在当地产生。虽然这种方式不能像出口制成品那样，100美元的销售都出自国内、归于国内，但能有效规避贸易保护。而且全球化业务做大了，从中国出口的总量也会同步增长，这就是通过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的具体体现。
三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需要。
我到宁波调研过服装代工巨头申洲国际，他们现在是越南和柬埔寨最大的纺织品企业。预计未来两三年，要在越南和柬埔寨再招聘2万多名工人。申洲国际“走出去”在2005年就开始了，当时是在柬埔寨办了制衣工厂，2012年在柬埔寨的纺织厂投产，2014年在越南的一期面料厂投产，2015年在越南的成衣厂投产……
根据有关机构的调研，截至2020年10月，申洲国际在柬埔寨有员工12万人，产能占比15%；在越南有员工13万人，产能占比16%。预计2023年实现海内外成衣产能一半对一半的均衡目标。
申洲国际之所以“走出去”，在越南和柬埔寨投资，出口美国、欧盟，享受优惠税率，有两国给予退税奖励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工、土地等没有成本优势了。这也是中国很多地方的制造业外迁的根本原因。
四是先进能力的外溢需要。
历经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制造在很多方面已经建立了全球性的成本、效率和质量优势，在越来越多的门类登顶。和过去依靠收购国外企业、借助国外品牌进入国外市场不同，现在不少中国制造业龙头企业已经可以像当年的德国、日本、韩国企业那样到世界市场去争雄。例如家电、电脑、智能手机、电动工具、生产资料产品等。而类似SHEIN这样的出口跨境电商企业在全球创造的奇迹，更充分说明了“中国供应链 互联网营销创新”的强大威力。
彭博社评价说，SHEIN几乎可以立即对顾客的偏好做出反应，这一过程被称为实时时尚（realtime fashion）。在SHEIN面前，ZARA这样的“快时尚”典范已经显得落后了。
综上，可以说，中国必须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走向世界。这也有利于人民币基于实际经济需要的国际化的拓展，以及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不能因为过去在某个阶段有一些“非理性的海外投资”的教训，以及担心内资外流，就束手束脚，在可以开辟大格局的时候，放弃属于中国企业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总体来看，中国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程度是不够的，庞大的内需市场固然可以造就中国龙头，但只有在全球化的沧海横流中经受锻炼，才能成为世界龙头。例如，2021年5月31日三一重工宣布其挖掘机销量登顶全球第一，2020年共销售98705台挖掘机，占全球挖掘机市场15%的份额，但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也表示，“近10万台挖掘机销量中，约九成销在国内，全球市场仍需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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