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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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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臣谢振定，字一斋，又字竹湖，号芗泉，旧籍湖南湘乡，地属今涟源。其诗歌成就颇高，曾与当时不少名流唱和，产生过较大影响，可谓一时名家。虽有《知耻斋诗文集》传世，但迄今无新刊本，旧刻也难得一见。本书以湖南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五年本为底本，主要参考上海图书馆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本，进行整理和校注。此外，整理者广为辑佚，收集大量谢振定的诗文，附于书后，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谢氏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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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谢振定，清代著名御史，文学家。
校注者：吴小倩，历史学者。喻几凡，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参与《曾国藩全集》整理工作，著述甚多。梅国华，涟源地方文化研究者，撰有《李续宾传》，编有《李续宾史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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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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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知耻斋诗集卷一
知耻斋诗集卷二
知耻斋诗集卷三
知耻斋诗集卷四
知耻斋诗集卷五
知耻斋诗集卷六
知耻斋文集卷上
知耻斋文集卷下
附录一序跋
附录二墓志·祀典
附录三传记·吊挽·纪事
附录四师友相关诗文
附录五谢振定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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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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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斋诗文集》（含诗集六卷、文集二卷），清谢振定撰。谢振定(1753—1809)，字一斋，号芗泉（一作“香泉”），湖南湘乡人，其字号，各书微有不同：《（光绪）湖南通志》、王昶《湖海诗传》作“字芗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作“字一之，号芗泉”，《清史稿》作“字一斋，一字芗泉”，《清史列传》仅作“字一之”；而其子谢兴峣等所撰《行状》、弟子吴云所为《墓表》，及交游最密集之友人秦瀛、法式善所撰《墓志铭》《墓表》，包括《（同治）湘乡县志》等，均作“字一斋，号芗泉”，当从之。至于其籍贯，本隶长沙府湘乡县，今属娄底涟源市，在金石镇桃林村尚有其故居“乐恺堂”，俗称“谢家大屋”，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官至御史、礼部员外郎。关于其生平事迹，有其子谢兴峣所撰《行状》，叙述颇为详尽；此外，在《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九、《清史列传》卷七十二、《（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同治）湘乡县志》卷十七、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及近人蔡冠洛所纂《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史籍中均有简要介绍，本书附录中多有收录，大家可以参看。这里谨对谢振定其人其书相关问题稍作阐述，以方便读者把握主旨。
一
说起谢振定，不能不提其“烧车”之事。清高宗晚年倦勤，和珅得恃其便巧，而肆其饕餮之性，势焰熏天，时任监察御史的谢振定竟焚其违制车于通衢，直声震动天下，不仅为当时群士大夫所折服，乃至后世凡言及和珅者，多不忘提提“烧车御史”之事，真可谓不朽！但需要指出的是，振定却并非好立崖岸之人，从文集中《与唐陶山书》《与李啬生书》可知，直到事发前不久，振定尚抱定“不急赫赫之功，不博矫矫之誉”的打算。他认为，“人望而畏，非任重致远之道”；“东汉士高节义”“北宋道分洛蜀”及明末东林之党，皆因崖岸高峻而遭小人算计，其害乃及于国家，故不可不慎。但他后来竟赫怒烧车，并因此而落职，事态发展超出其预期，盖因和珅妾弟仗势横行无忌，甚是嚣张，非赫怒无以折其气焰，因缘际会，其势不得不如此，此即其《答李啬生书》所说“圣贤之抱负可包乎今古，而不能与天地争治乱之权”的意思。《答李啬生书》大致作于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振定罢官之后，其中有云：
窃以古人建功树名，皆其平生之学问经济，足以涵盖于一切，而偶然适逢其会，举而措之，故能乘时利用，自致于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焉，则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引文中的“经济”，即经世济民。此段文字说得甚明白，若非时运不济，他原可以运用其平生所学，施展其才华，以经世济民，建功树名。故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倒台后，振定被特旨以礼部主事起用，便思竭忠图报，迫切欲有所作为，故立马“应诏陈言，即条上时务数事”。惜未被采用。其之后的经世作为，则突出体现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出视通州坐粮厅后，修公廨，革陋规，疏通张湾故道，开果渠、温榆河等以利漕运等。《清史稿》赞其“裁革陋规，兑运肃然”，《清史列传》亦载：“勇于任事，革陋规，厘剔丛弊，以劳瘁卒官。”
据秦瀛所撰《墓志铭》，振定“性慷慨，好谈时务”，“勤于职业，务持大体”。观《与唐陶山书》，其劝陶山要做豪杰之士，应当“立命”，而不能如同中人以下仅仅满足于“安命”而已。他说：
若夫豪杰之士，大有过人之才之识，其必有所以立命者，而成败利钝固不足以扰其中也。居恒读古人书，动以天下为己任，一介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
这话说得豪迈大气，令人备感鼓舞。《与唐陶山书》大致作于嘉庆元年正月，其时振定的同乡后进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即今长沙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刚刚步入仕途，授江苏荆溪知县（后调吴江吴县），写信给振定，欲另谋出路。振定直接回复他：“改图之说，再四思维，断乎不可！”对他说了番掷地有声的话语（文繁不备引），对唐仲冕实有振聋发聩的功效。仲冕后来官至陕西布政使，三权陕西巡抚，成长为嘉庆间名臣，颇有作为，载籍称其:“学有本原，明体达用，有古儒硕名臣风。所至勤求民瘼，振兴士气，兴大利、除大害，赤紧繁剧，措理裕如。”罗汝怀：《湖南文征·姓氏传》（《湖湘文库》本），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0页。或与振定的激励不无关联。
另一位同乡后进陶澍［字子霖，一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与振定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观振定为陶澍父亲陶必铨所作《萸江陶公墓表》，及陶澍《印心石屋诗文钞》中诸如《送谢芗泉先生典试秦中》《祭礼部谢芗泉先生文》等诗文可知。振定去世，陶澍为其编次遗著，盖与吴云同执弟子之礼，足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陶澍其人，在湖湘间可谓家喻户晓。有人曾说，“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李肖聃：《湘学略·罗山学略第十六》，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3页。而曾、左、胡等湘军巨头皆受陶澍沾溉匪浅，故陶氏对于湘运之兴厥功甚伟。然而若是追本溯源，陶澍受振定的奖掖也不在少。陶澍后来官至两江总督，治行卓异，前人早有定评，其作为嘉道光间讲求经世学的巨擘，我们或许也能从振定那里找到些渊源。
另有周锷，也是振定同乡，且交情甚笃。振定曾自言:“余与春田自麓山同砚席，迄今二十余年，既同官京师，月无三数日不相见。”（《江亭话别图序》）此“春田”，即是周锷［字莲若，号春田，长沙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罗汝怀《湖南文征》说:“春田为诸生，与溆浦严乐园廉访如熤，读书岳麓，讲时务，为经世学，守苏州甚有政声。”罗汝怀：《湖南文征·姓氏传》（《湖湘文库》本），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9页。据笔者查考，振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前，与周锷同肄业于岳麓；而严如熤（字炳文，号乐园，溆浦人，亦嘉庆间经世名臣）大概率于是年进入岳麓，故与周锷相交甚厚，而与振定则可能没有交集，故二人诗文集中罕见提及对方，但自振定至周锷、如熤，经世之旨一以贯之。
当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际，举世都以文字雠校、名物训诂为事，埋首于故纸堆，国计民瘼不复措意；而以岳麓书院为重镇的湖湘学界，独不屑于饾饤征考，蔑弃那些汉学家的繁琐考据，而究心于义理，以宋儒义理厚植根基，进而讲求经世致用之故。故所谓“湖湘经世派”，若追本溯源，必得以谢振定、唐仲冕、周锷、严如熤等一班乾嘉间湘籍闻人为滥觞，而振定尤为其嚆矢。
二
世人但知振定是赫怒“烧车”的御史，殊不知他文学造诣精深，仅凭其诗、古文辞，就能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振定出自桐城派古文家程晋芳门下。程晋芳，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是振定会试时的房师（同考官），其本人则“学古文于刘大櫆”；参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文苑传二·程晋芳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册，第13383—13384页；《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程晋芳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885—5886页。而刘大櫆，是被誉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古文家，故振定可谓得桐城嫡派真传。近人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对他们之间师承关系梳理得十分明白，称振定“师事程晋芳，受古文法，其为文恪守唐宋矩矱，不屑沿袭规仿，兀岸排奡，与古大家相抗衡。诗亦真气郁勃，放笔雄高”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39—140页，第151页。。
然《知耻斋诗文集》中提及晋芳之处却不多，至于晋芳《勉行堂诗文集》中更无一字提及振定。其间缘由，或因《知耻斋诗文集》原非完帙，湖南图书馆收藏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谢霖重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子谢兴峣、兴峘刻本，其子谢兴峣识语中，有“计生平所著仅存十之三四耳”之语，参考李翠平、寻霖：《历代湘潭著作述录（湘乡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8—359页。可证。至于晋芳作品中何以不涉振定，则关乎另一公案。张舜徽先生曾征引赵怀玉语，称晋芳遗稿“俱在其门生谢振定处”，而“今考谢氏《知耻斋文集》，乃无一语及此。盖其稿散佚已久，或者未之全成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六《勉行堂文集》，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166页。。而据笔者查考，实则晋芳大部分遗稿曾委托毕沅刊行而未果，至少其后期作品大致都因此而散失。振定丁巳年（1797年）罢职南游，自晋芳嗣子程瀚处搜罗到晋芳仅存之遗稿，欲归而付梓，却因复职而未得其暇，故不了了之。振定死后，程瀚即将遗稿索回，后得邓廷桢等资助而刊行，但多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前旧作，故无片言只字涉及振定。
当然，获闻晋芳之绪论只是一个方面，而广与当世士大夫游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其门生张士元说振定：“性喜诗，能古文，时开筵召客，行觞交错，继以唱酬，诙调至深夜不休。”张士元：《湘乡谢公述》，载（清）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五十七《清代碑传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在《知耻斋诗文集》中，诸如《四月廿日偕同人丰台看芍药分体得五古成六十韵》之类的宴集唱酬之作，凡数十篇，占相当大的篇幅。其中，有个称引频率极高的人物法式善，颇值得注意。法式善，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等，蒙古人，《清史列传》有传，评价还不低。国史馆臣撰，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法式善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948—5949页。他和振定交情十分深厚。翻检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其中涉及与振定酬唱之作也有二十四处之多。式善自言，他与振定“性情契合，出入与偕，游燕必共”，法式善：《存养堂文续集》卷二《诰授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谢君墓表》，《清代诗文集汇编》（4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页。确实不是虚言。
不过，在振定所交游的友朋中，还是以南方人尤其是江南人居多。振定曾说：
余于江南人有夙缘，盖尝三至江南矣。自公卿大夫及韦布之士，相知契者不下数十百人。有志行洁芳、望之生敬畏者，有以古相勖、箴言日闻于耳者，有文采风流不可一世者，约之得十许人，皆时时往来，寤寐间而不能去。（《金台话别图序》）
所谓“三至江南”，即乾隆戊申（1788年）典试江南，乾隆甲寅（1794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瓜仪漕务，以及嘉庆初年因“烧车”罢职后所作的“东南汗漫游”。典试江南，拔取了季惇大、赵文楷、吴云、张士元、黄钺、黄丕烈等，“多一时知名士”（《行状》），这批人与振定存在师生关系，在其江南友朋中占据重要地位。巡视瓜仪漕务历时半载有余，结识了袁枚、王文治等江南名士，他们辗转扬州、京口，多次聚会，唱和之作后来由王文治结集为《焦山唱和诗》并书写，请刘次山摹镌立石，今焦山碑林馆尚存有此石刻。其拓本上下两册则网上葑溪书店有卖。（http://bookkongfzcom/25171/1350444661/）至于嘉庆初年的“东南汗漫游”，《清史列传》有载：
……竟坐罢官。自此直声震天下。性好山水，为东南汗漫游，历五茸三泖，过嘉禾，至西湖，又渡曹娥江，揽盐湖蕺山之胜。所至士大夫倒屣迎之，酒痕墨沈中获其寸纸，珍为珙璧。国史馆臣撰，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谢振定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937页。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没有公务缠身的江南之行，是名副其实的“汗漫游”。据诗文集可知，振定在嘉庆元年十一月初出都，次年春节前后抵达扬州，二月七日与王文治等再游焦山，二月中下旬抵金陵过随园向袁枚问病，清明日与黄丕烈在虎邱泛舟，三月游杭州与秦瀛觞之湖上(秦瀛，字小岘，振定死后，曾为作《墓志铭》，见《小岘山人续集》卷二)，登汪辉祖的双节堂读赠言(后为汪作《双节堂赠言序》，汪辉祖也为乾嘉著名学者，且入《清史稿·循吏传》)。在此期间，同赵翼、王昶、段玉裁、阮元等名流都有接触。
在这些江南友朋中，袁枚和王文治尤值得关注。袁枚其人，无需笔者缕述，即所谓“文采风流不可一世者”，《清史列传》说他“所为诗文，天才横逸，不可方物”；又称“枚仕虽不顺，而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余年来无及者”国史馆臣撰，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袁枚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883—5885页。。振定巡视瓜仪漕务时，在扬州拜见了袁枚，这事在《随园诗话》中有两次提及；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之“一三”条、卷十之“一七”条，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64页，第894页。另，袁氏《手抄本纪游册（日记）》中，更完整地载录有此段交游，披露颇多细节，自二月廿一至五月廿六，二人曾七度晤面。袁枚：《手抄本纪游册（日记）》卷二《乙卯年往如皋笔记》，卷三《乙卯年闰二月往杭笔记》，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1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第42页。袁枚病故，振定为作《挽袁简斋前辈》诗，其中有“记得三年前识面，邗江春雪夜论文”，“谬许杜韩扛鼎笔，就中得力赏音难”之句，可见袁枚对他的推许。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与袁枚“同时负盛名”。徐珂：《淸稗类钞·文学类》“王梦楼诗为书名所掩”条，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29册，第83页。《清史列传》称其：“天才豪纵，眉宇轩举，少有国士之称。为文尚瑰丽，至老归于平淡。诗雄杰宏亮，不愧唐音。时袁枚壮年引退，以诗鸣江浙间。文治继其后，声华相上下。”国史馆臣撰，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王文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899页。振定与文治关系十分密切，查《知耻斋诗文集》，其中涉及文治的诗有八首、文章二篇，而文治《王梦楼诗集》卷二十三、二十四也有与振定酬唱诗若干首。振定曾说，自己从十三四岁时就已仰慕文治之名，但凡见到文治的片纸只字，必“乞取之以为珍”。乾隆甲寅（1794年）振定巡视瓜仪漕务，督粮船到京口，执后进礼踵门求见文治，“一见如旧相识，因相与定交”。振定盘桓江淮间数月，文治过江造访，“往返以十数计”，倾心为振定引见其好友高弟，相与畅游濒江各名胜，“快然以忘疲”。振定罢职后，再次南游，文治同他登北固、焦山，流连数日而别；又写信勉励他，告以“当海鹏敛翼之时，得究心千古之业”实乃幸事，并对其诗文“痛下针砭”。自定交以来，二人音问相继，“率岁三四至”，振定罢职那年，文治来信尤多。振定将文治的这些来信裒辑在一起，竟成巨册。（以上内容均见于《王梦楼先生哀辞》）可见，文治对振定匡正不少，影响甚巨。
在当时，江南是我国最有活力的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财税，文化上也是最为发达的地区，真可谓人文荟萃，时谚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乾嘉汉学的所谓吴派和皖派都属于这一地区，而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派别桐城派也源自这里。从振定的友朋交往来考察，也印证了这一点。振定得与这些当世名流交游，因博采众议，博洽而多闻，视界自然开阔，其文采风流，非仅是一“烧车御史”名头所能涵盖得了的，诸君自可通过阅读本书以分辨之。要之，振定虽非两湖分闱乡试后湖湘首位致身通显者，却是首位名满天下之人。
伍成泉谨识
20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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