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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子将其抽出，列为“四书”之一。大学，又称“太学”，古时之大学也，清曰“国子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志于大学，此大学非专指太学、国子监，乃学大人之学也。大学乃为学之最高境界，为学之目的，所学当用于所行，在求达大人之境界，以立不世之功。
1.一代国学宗师、大隐儒士爱新觉罗·毓鋆沉潜台湾六十余年，书院讲经真实记录，敢于直面现实，直指当下人生。
2.读《毓老师说大学》，增加民族自信心，正如毓老师说：“入中国则中国之，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是生生不息、是永恒。”
3. 中国历代对经典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看《毓老师说大学》，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经典的真实面目。
4.爱新觉罗·毓鋆，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末代皇帝溥仪伴读，跨世纪最后一位经学宗师，师从陈宝琛、王国维、柯劭忞、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家，学生有刘君祖、蒋勋、江丙坤、江宜桦、林义正、孙中兴、温世仁等学界名家、政商名流。
5.他是隐士，传授的却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是满人，发扬的却是华夏奥旨；他自幼遍享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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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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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皇家名儒爱新觉罗·毓鋆口授心传，学生整理而成。本书以毓老师1999年于奉元书院讲述《大学》内容为底本，参以相关授课内容为补充。另补加《大学》王阳明讲古本及编者白话翻译，以方便阅读，掌握要点出处。堪称毓老师历年讲述《大学》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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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裔孙，号安仁居士。
六岁始，为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师从陈宝琛、罗振玉、叶玉麟等大儒，十三岁读毕十三经并可以背诵四书五经，一生多次研读《四库全书》，通达古代经史子集之学。他虽出身皇族，却猛烈批评帝制；壮年曾经叱咤风云，晚年安居斗室讲学直至仙逝。
其讲学注重因时举譬，倡导经世致用，使古代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问焕发了新时代的活力。毓老先生世寿一百零六岁，教学六十四年，及门学生与授业弟子数万人，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被誉为两千五百多年孔子儒学的当代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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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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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1
经一章 / 8
传第一章 释明明德 / 60
传第二章 释新民 / 64
传第三章 释止于至善 / 69
传第四章 释本末 / 88
传第五章 释格物致知 / 92
传第六章 释诚意 / 94
传第七章 释正心修身 / 106
传第八章 释修身齐家 / 108
传第九章 释齐家治国 / 111
传第十章 释治国平天下 / 121
附录一 《大学》原文 / 167
附录二 《大学》译文 /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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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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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子将其抽出，列为“四书”之一。朱子认为文中有错简、脱简，乃将之移补，而成修订本，以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但是《大学》的作者是谁，并无定论。王阳明讲古本《大学》，即《礼记》之原本。《礼记》成书于汉代。
大学，又称“太学”，古时之大学也，清曰“国子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志于大学，此大学非专指太学、国子监，乃学大人之学也。《易经·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辜鸿铭（1857—1928）所著《辜鸿铭的笔记·督抚学堂》云：
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及也）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亦即所谓“一法通，百法通”。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通理以应万事。大学乃为学之最高境界，为学之目的，在求达大人之境界，以立不世之功。
大学者，学大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学大者，学天也，学得好，则可与天合其德，亦即法天。大人之学，自“法天”入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所学当用于所行，最后则达“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之境界。
大学，是大人之学。“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何谓也？必学天，方能“与天地合其德”。既是学天，那“天”与“大”两者有什么关系？“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大学即天学，学天才能则天，行为与天一样。真明白，脑子必得转，你们应真正学会用脑。现在多么热闹，就因为人都没有脑子。
什么叫大学？学大也。大，指天之用。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有容乃大。“唯天为大”，大学即天学。尧先学天，成“尧则天”，是“公”则天；武则天，是“母”则天，其智绝不亚于尧。
学大，故成“大人”；则天，故成“天人”。但一般人无此毅力。应将自己所学用于生活上，学得好则“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由大到天，学大则天。天是体，大是用，体用合一。
既是学大、则天，那何以不称天学？“天”比“大”小，因为有统它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乾卦》），元统天；而日月、星辰、山川，乃天之所统。又有谁看过天命，听过天声？
“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德，无私、好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第二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
“与日月合其明”，“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尽心上》），照皇宫，也照茅屋，没有分别心。别人不喜欢你，那是你缺德，应检讨自己。
“与四时合其序”，春夏秋冬，四时之运，多有伦序！伦与常，必不能乱。
“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死曰鬼，即祖宗，乃传统之所在；神，是有遗德在民者，是道统之所在，居于次位。既有传统（鬼），又有道统（神），也就是古圣先贤。“合其吉凶”，吉凶即好坏，“与鬼神合其吉凶”，即与古圣先贤同其好坏，这就是人奋斗的目标。
与传统、道统都合其好坏、善恶。那道统与传统有何区别？中国人有道德与智慧，自家祖宗称“鬼”，而对有遗德在民者称“祖师”，亦即“神”。祖师庙，祭神是为报恩，非祈福祈寿。宗教盛行，是因为没有文化。
必自根上了解，才能真明白。真明白了，还贵乎能行。试问自己能干什么，天天如同行尸走肉，连“说不”的胆量都没有。要好好认识自己，不必装腔作势！知道多，不能行，没有用。
一个孙中山，将中国史改写了。中国智慧是无尽藏的，就看你能吸收多少。脑子如何判断事？要知道怎么去判断、分析一件事。
何以不开始就学天？恐忽略了“大”的意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用；天，体。两个单位，一事之本末，体用一样。大学者，学大也，唯天为大，即天学。体用不二，才能合德。
为了不落空，因此要依经解经，不可以己意解经。但如对经书不熟，又如何依经解经？
文化浅，凡事没有通盘的计划，遇什么就扯什么。智慧低，可以慢慢培养，是功夫。培智，绝非一世之功。
每个团体都有界说、宗旨，奉元书院必有自己的思想。时代思想的产生都有背景，如朱子学为“闽学”。
还有，“台湾”名字怎么来的？查一查。一个人没有学问，可不能没有好奇心。
“台湾”一名的前身为“大员”“台员”“大圆”“大湾”“大冤”（以上诸名称，以闽南语念，皆谐音）、“台窝湾”等。明万历年间陈第《东番记》已用“大员”地名，可能译自南部平埔族（西拉雅族）对当地的称呼，或从其“台窝湾社”转化而来。“大员”在今台南市安平区，最初为海岸沙洲，后来指称范围扩大，或作为全台湾岛的代称。
人生存的环境会限制一切，懂得审视社会了，才能对付社会。不懂得分析，对一切同样地要求，就是错误。台湾要想安定，就挂着牌，安定几年，其他皆是做梦。要用脑子判断一事，而不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
没有学问，地位愈高，只是添愁。有时地位高，未必是福。人若是无所学、无所守，当然遇事就六神无主。是中国人，必建设中国，为中华民族而努力，必知道历代政治的得失，才知未来方向之所在。
你们缺少造就的机会，自己又不努力。但是盲目地读书，也没有用。必要如常山之蛇般变化灵活，多么有反应！如没有这样的反应，那就什么也不会成功。
智慧哪有新旧？许多人生在今天，思想却比古人还落伍！我们的思想、知识、智慧又赶上谁了？不懂的，今天懂，即是新。读完一本书，就得一结论，不必光抄“子曰”。盲目地崇拜、跟随，都是错误的。
看别人不对，要改正自己，好好严格造就自己。人要是不能治事，就没有学问。活几十年易混，但也最不好混。我一生不强求。既然你说的话他不听，那又何必说？应说他喜欢听的话，政治也是如此。
要随时用智慧。绝路是自己走的，并不是别人绝。人每天都是政治。孙子一开门，就赞他乖，要从小就培养智慧，随时培养。懂得“得”与“失”，自己培养。如果自己都不是领袖，还能教出领袖？
一切东西，要吸取精华。人的健康，完全在精神生活。我绝对不麻烦别人，生活简单，没有“说不好”的观念，人不是为吃饭而活。懂得怎么活了，才能活世、活民。
学多少，不能活学、活用，就没用，等于没学。应自根上造就自己。自诚意、正心，也就是自根上入手。有知识，没有成就，那还不如没知识，就清清白白活一辈子。快快学，这块土马上就要用上你们的真智慧了！
《学庸》（《大学》《中庸》合称）皆讲治世之道，并非谈文章，应是体悟就能行。中山先生以《学庸》为中国两本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即谈政之书。一切都是政治，有国政、有家政，《大学》讲“为政在人”，《中庸》讲“成己成物”。《学庸》乃是夏学之入手处。
“四书”中，《大学》《中庸》与《论语》挑得不错，《孟子》就差些，得力于“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荀子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董子（仲舒）言性，可善可恶，《春秋繁露·实性》谓：“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代表汉时中国的传统思想。立说不一，发展乃有别。
《易经》与《春秋》是孔子最重要的两部书，这两部书必要有师承，否则讲不下去。《春秋》在拨乱反正，达天下一家；《易经》始于“进德修业”（《易经·乾卦·文言》“君子进德修业”），终于“智周道济，裁成辅相”〔《易经·系辞上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易经·泰卦》“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春秋》与《大易》相表里；《大易》与《春秋》完全用“元”，故又称“元经”。
《中庸》第一个字是“天”，“天命之谓性”；最后一个字“至”，“上天之载（事），无声无臭，至矣”；《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为《中庸》之所本，《中庸》为衍《易》之书，《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一部《大学》，自人心讲到天下平；《春秋》讲拨乱反正，达太平世：《大学》与《春秋》互相表里。《大学》讲“习相远”，《中庸》讲“性相近”，《大学》与《中庸》互相表里。《中庸》与《大易》是体，《大学》与《春秋》是用。奉元之学，自《大学》与《中庸》入手。
经一章
《大学》《中庸》前面均为“经”，《中庸》第一章为经；后面为“传”，解释经的；“经”明白，后面“传”就明白。《学庸》两“经”并着讲，可以了解得深刻些。要点先明白，每句话要真明白。好好读，尽己责任，于后世亦有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天地立心，尊生），在亲（又当“新”）民（为生民立命，卫生），在止于至善（为万世开太平，荣生）。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在”字有深义，不只是肯定，而且是不离。“在”，有自在义，如《心经》的“观自在”。要面对实际，实际即“在”，自在，皆自明也，皆与生俱来的，非自外求得之。
“尧舜，性之也”（《孟子·尽心上》），“天命之谓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人皆有尧舜之明、尧舜之性。本身就具有，何以没有用上？被乌云遮蔽了！乌云一散，就都露出。都有“自在”的东西，就是没有用上。有，但是糟蹋了，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佛家之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佛家之六尘）、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及识蕴），而浪费了我们自身的宝贝。
不必外求，每个人都有“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如五蕴没有空，又如何明？皆自明也，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明德，性德，生德，只要没有受外诱之私，懂了，就能用上。
佛经的汉译本不错，《心经》文章至美，意境至深！《心经》无法增减一字，《金刚经》无一重复的话与意思。《金刚经》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此四句为武则天所写，不得了，多聪明！
我讲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非讲字面，要开你们的脑子。讲到生活，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若书为书，我为我，乃乱。
不孝，不承认有个“元”，失本。“孝为德本”（《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永不能变。我刚来台时，台湾人安分守己，完全是中国人，每家有家庙、家堂，每天给祖宗上香。
台湾要好，必自恢复孝道开始。极乐世界无不孝之人，“佛在家中坐，何必远烧香”？不自根上来，将来想好也办不到。台湾今天连吃也无真滋味了，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像。
大学之道，学大之道。学大，法天，学天，即天学。学天的方法，首要“在明明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命、性、心，三位一体，乃是与生俱来的，但易受外诱之私的蒙蔽，因为“人心惟危”，心猿意马，所以必加“明”的功夫。
“在明明德”，前“明”字为动词，宣扬，也是功夫所在；后“明”字为名词，“明德”指性（生），即“本然之善”。“在明明德”，性生万法，自根本断除迷信。
“生”的观念源自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孔子“改一为元”，元生万物，更为进步。
孔子不言生，也没说谁生，而以“乾元”“坤元”为“资始”“资生”。资始、资生，“资”，借也。元，有两性，曰“乾元”“坤元”。不说生，而说含，坤卦“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元，含乾、坤两性；乾、坤中皆含元，故曰“乾元”“坤元”。“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字最重要，无一东西是单独成事的，“乾元”“坤元”相资而“始”、而“生”，为第一代。
第二代生之机即“明”，能终始万物，加“大”为赞词，故曰“大明终始”。“明”，能终始万物，终而复始，“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易经·乾卦》）
《易经》的构思，其思想之致密，真是不可思议！如学数学，必得还原才行，依经解经即是还原思想。此为几千年前中国人所写的，故称“夏学”，不分今古文，凡是中国人的智慧都吸收。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有别于夷狄。每个都有界说。《易经》绝非成于一人之手。
万物何以能生生不息？因为有“明”。明，乃“继之者”，继元，“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传》），故曰“元者，善之长也”（《易经·乾卦·文言》）。元，始万物者；明，第二代，接着元的，终始万物。虽没说“性善”，但也说“善性”了。
“在明明德”，“明德”乃终始之德，“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易经·系辞下传》），“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经·系辞上传》），日落月起，月落日起，终而复始，故能生生不息。“大明终始”，终始万物的是“明”，而始万物的是“知”，“乾知大始”（《易经·系辞上传》）。
“在明明德”，即明“尊生之德”于天下。“在”字，是肯定的。尊生之德，即生生不息，是大本。所以，宣扬“明”之德是每个人的责任。
“在明明德”，要明“明之德”于天下。何以第一步必明“生生之德”于天下？天有好生之德。“生，仁也”，桃仁、杏仁、瞳仁，代表生机、生命。明仁德于天下，既学天，天最大的德即好生，亦即仁，仁心、仁术、仁德、仁人。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也，所以要“尊生”。“明”之本能即机，能终始。终始为天之道，亦即自然之道。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乾卦》）。到七了，七日来复，一阳生，地雷复（こ）。一者，用之端、用之首，终而复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易经·复卦》）。始，是天地之心，资始；生，是天地之德，资生。一元复始，始其天地之心，生其天地之德，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始其天地之心，即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家，也称横渠先生）所谓“为天地立心”（《横渠语录》）。
“复”，为道之机、生之机。以天心为己心，是机。以生机为己心，以率性为己志，此为实行的入手处。读书人必得有天心，以天心为己心，为天地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以性智为己志，“率性之谓道”。性为智海，性生万法，圣人自师己性。
“在明明德”，首先要报恩，报生生之恩。孝是责任，要报恩，奉元孝至德，何以要“明明德”在此。祖师庙每年祭祀，即在报德，崇德报恩。如大家都真懂“明明德”了，怎能到今天的地步？
一个人不孝、不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人的价值就在“孝”与“慈”，孝生我者，慈我生者。“明明德”，就是要报答孝与慈，让老的、小的看你是个宝。今天的人没有明白自己的责任，因此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家庭、青少年问题多，错误在哪里？应追本溯源，自根上解决。好好玩味，真懂、深入，皆功夫。
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今天的物资丰富，但是人性没了！最要是有德，有学问不足以为贵，有德才能够发挥。我的经验丰富，将来你们自己不饿死，已经不错了。认为自己聪明的，绝对是呆子。
国称“中国”，那要如何用中？乃有《中庸》一书。《学庸》是学大、用中，也就是学天、用中。立德，“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学庸》为立本之道，“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其次“在亲民”。朱熹以为即“新民”，王阳明则作“亲民”。亲民与新民，层次不同。亲民为入手处，无亲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没和他处得亲，想要改变他，他以为是在压迫他。由亲民然后新民，先亲民才能新民，即自觉觉人、先觉觉后觉。使百姓明白生之道，生就是性，就能尽己之性，发挥自己的性能了。
学生，“生”的意义包含很多，小孩开始受教即是学生，要学自己的生，生己，亦即卫己之生，是内圣之道；其次，要学生民之道，即卫众人之生，是外王之道。卫生，不可以侵害别人。“生生之谓易”（《易经·系辞上传》），生民。政治如为生民之政，即仁政，生民之道亦即“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即“作新民”，叫百姓必得进步，此必经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几个阶段，是有生命力的，并不是禅宗的，是不断地赋予新生命，使他认识自己生命的可贵。
“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春秋繁露·俞序》），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境界，最后，达“见群龙无首，吉”（《易经·乾卦》）的境界。
最终则“在止于至善”。“元者，善之长也”，元，是善的老大，至善，孔子“改一为元”。“至善”，是最善，所以是“善之长”。有老大，必有老二，“继之者，善也”。“在止于至善”，所以“知止”重要，修止观（止，止息一切妄念；观，观察一切真理。止属于定，观属于慧），无此一功夫，则什么也成不了。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得”，“无入而不自得”（《中庸》）。
“定、静、安、虑、得”，与禅的境界一样，打坐必心里头定了才能生效。心定，行亦禅，坐亦禅，不是坐多久，而是定的功夫有多久。决定了，是对事决定。心必能定了，才能学。如每天心游荡，想学东西达一境界不可能。心不放，慢慢就能深入。
没懂得求什么，怎知要得什么？求而未得，即失败。智慧如不进步，又怎么做事？人和禽兽相差，就在那个“几希”！明白了，才知道要怎么做。
破坏容易，建设太难了！我是在审讯你们，并不是讲书。这是我的绝活，是书中找不到的。奉元书院的学生必要有两个条件：有德、有脑。
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孔子求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第三十九章》）孔子得一了，对弟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但《论语》中没有告诉弟子要如何得一。孔子得一以后，可能后悔了，最后以“元”取代“一”，以元生万物，思想更为圆融。
孟子虽承受孔子之学，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但是他的最高境界也只是到“王道”而已。
孔子的“元”，实为董子所继承，董子说“惟圣人能属（zhǔ）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属一系元。奉元书院讲“属一系元”，属于一系于元，培元，止于元，奉元。读孔氏之书，要求一，得一，最后奉元。
“元”为善之长，那“一”是小弟。止于一，是《论语》的境界，“吾道一以贯之”；止于元，则为《春秋》的境界，《春秋》变一为元，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钩命诀》。《春秋公羊传》何休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一部《春秋》讲些什么？拨乱反正。求一，止于一，正也。《易》“蒙以养正，圣功也”（《易经·蒙卦》），养正，“在止于至善”，止于元。培元，元培了，然后奉元行事。
你们如真用功，也必得三年，绝非一日之功。真用功可不易，得累死！笔记要时常玩味，串在一起。真明白了，则一生受用不尽。依经解经，经必得通。
《孙子》（即《孙子兵法》，下同）至少得一段一段研究。《孙子》会背了，一生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会背才能熟，熟了才能玩味，熟能生巧。
光知不能用，乃废学，不能以时出之，俟时而出。因不知时，不知什么时候用上。应于自己本能上建树自己。如先搞人际关系，一旦野心家失势了，能靠得住？
元为道根，故为“善之长”。我“释一元”，即得自清人汪中（1745—1794）的启示（《述学·内篇一·释三九》）。
中国的道统：尧传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允”字功夫重要，否则抓不住“中”。中国人以中道治事，找平衡点。知缺多少，则加上多少力量，即成平衡点，矫枉必得过正。
立本，本立而道生，“允”，信，诚也，第一步功夫，则有米可做寿司。“中”，中道，油、酒、米、面。功夫天天练，越练越纯熟，就发挥作用了！
舜时，环境复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中庸》），要遏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把“执中之道”传给了禹。
禹时，环境更为复杂，用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精一”与“允中”。所以，中国学问即“一”与“中”。
《大学》与《中庸》这两部书要好好重视。《中庸》讲中之为用，即如何用中；《大学》讲一，人“得一”了才叫“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最后“与天地参矣”，“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人合一的境界。
求一，得一，止于一，正也。正，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外来的，必下养的功夫，孟子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是集义所生者”（《孟子·公孙丑上》），直养、率性。试问自己又存多少浩然之气？你们最缺“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易经·乾卦》）的功夫了。
自出生，就要尊生，要明白生的可贵。生了，就必得养，还要养正，“蒙以养正”。养正，知止而后有得。止于一，即正，得正即得元。没有学正，又怎么返正？
《春秋》在“拨乱反正”，养正的入手处，要改变器质，自成“器”（《易经·系辞上传》“形乃谓之器”）、成“大器”（《管子·小匡》“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老子·第四十一章》“大器晚成”），最后则“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正，止于一。正，是与生俱来的，“蒙以养正”，蒙昧时即要养正，开始就不要有毛病。“不迁怒”（《论语·雍也》），检讨自己更能生智慧，检讨别人则是掩饰自己，此即养正的功夫。有“正”之德了，“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养正”了，不要丢失，要“居正”；跑掉了，就要“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要天天下功夫。“求其放心”至此，就可以“拨乱反正”。
到拨乱反正了，即达华夏、大同，完成孔子的《春秋》之志，此即中国人的责任与志，“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
“止于至善”，多少注解讲的都用不上，因为不知道要如何做。“至善”，乃是善之至，没有能比得上的，是老大。我此解，因为找到“元者，善之长也”，是有根据的，故“至善为元”，意义深刻！“止于至善”，即“止于元”，因为孔子“变一为元”。一为元，故又为“止于一”，即正也。
经书中的“大哉、至哉”“至圣、至善”，均有至高无上义，自“元者，善之长也”可以相印证。
屯，篆文屯，字形如豆芽菜，象草木之初生，难也，《易经·序卦传》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生了，什么也不明白，就懂得哭、吃，即“蒙”（《易经》第四卦）。
因为蒙，所以要上学，向第一个启蒙师磕头。“蒙以养正，圣功也”，因生完必蒙，从蒙开始就要养正，要自本身具有的“正”培养之，不使之跑掉；有此功夫，结果成就“圣功”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成功，乃是高得不得了的圣功。这个正，并不是教来的，而是养的，因为它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本身与生俱有的。
正是什么？性命也。“各正性命”，把性命变成正，就含有作用，养正即养性命。要如何养？“保合太和，乃利贞”，保合以养性，太和以养命。不能只养一天，故必“居正”，亦即守正，才利于正固。居正，安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论在什么环境皆必于是，守死善道，至死而后已。
故“止于至善”，是“止于性命”“止于正”。做事，顺着人性做就是道，“率性之谓道”，此解马上能用上。此正的作用大，故为政必先正名，“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养正的目的，是在达圣功，所以《易经》的第一个圣训，即是“蒙以养正，圣功也”。圣功，即是一统、元统、仁统、性统。问：“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问：“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问：“孰能与之？”曰：“天下莫不与也。”（《孟子·梁惠王上》）人人与生俱有，都能率性。
既是养正了，那平日就得居正，此事太重要了，故曰“大居正”（《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传》曰：“故君子大居正。”何休注“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大”即赞词，《春秋》一书即“养正圣功”的注解。《大易》讲“养正”，《春秋》讲“大居正”，故《大易》与《春秋》相表里，一为体一为用，体用合一。
止于一了，所以“变一为元”为至高境。自养正，成圣功，到居正、一统。一统，即用“一”统天下，而非统一，故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讲“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怎么造谣，不能没有元。熊十力找到元了，写《乾坤衍》（熊十力衍乾、坤两《彖传》之书），跑第一棒；我们抓住元，奉元，跑第二棒。
不要尽作“文抄公”，要善用头脑。慢慢读，讲学要实用，有所得了，故心中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必有所谈；别人不懂，自己心中还不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孔子“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天命之谓性”，命、性、心，一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知天命了，才能尽性、尽天命，志在《春秋》。止于一，即大一统。宇宙间大一统，即华夏、大同。《大易》与《春秋》都是“元”的成就，因此要奉元。
知道中国人的思想了，才知道中国人的责任所在，明道任仁。中国人的责任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之）亲（之）”（《中庸》），因为我们卫其生，此即华夏、大同了。
知此，懂得责任了，将来可以为弱小民族谋幸福，可以用自己所长，教其耕田、种地、养蚕，有谋生之能。拿他们当兄弟看，共存共荣，不用枪炮打人，此即大志、大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经·系辞上传》）。“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能“有始有卒”干到底就是圣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学庸》在学大、用中，完全不是空话。有此一观念了，再看朱注，朱子将“大学”说成与“小学”相对，将真义讲丢了，讲成学校的阶段。朱子是儒禅，有其时代环境。
我们要依经解经，发掘祖宗的智慧泉源，古人的智慧周正。要懂得读书的技巧，才能得出结论。我所讲的，一切注解都没有。你们要养正，是自己要会想，不是我教你们正，每天以此解决问题。我书摸太久了，每一个问题都有解答。
孔子何以志在《春秋》？社会不应用武力，应用“一统”，即“通志除患，胜残去杀”（此师尊句：《易经·系辞上传》“圣人以通天下之志”，《春秋繁露·盟会要》“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通天下之志，除天下之患。《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自师己性，用性智，故善人相继治国，可以达到没有残暴、没有杀戮的境界。
一即元，元为体，一为用，是终始、生生不息的。资始，经“知”“易”（《易经·系辞上传》“乾知大始”“乾以易知”）；生生，生了又生叫“明”，所以“大明终始”。始叫易，生叫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经·系辞上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从始到生，几十年即断绝了，必使之终而又始、生生不息，其机即“明”，故曰“大明终始”。
《乾坤衍》衍得相当好，就熊先生说明白了。看《易经》是什么，何以老祖宗能有如此致密的头脑？后人有讲明白的？我整天猛想，“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管子·内业》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不二法门即“精一不二”，不想入非非。每天想得不精不一，乃没有智慧。
没有比做人再难的！做学问也是做人的一部分。我就佩服王弼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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