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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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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传播能力和传播效力两个层面剖析了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问题。在界定国际传播能力概念的基础上，从符号建构和议题建构两个维度分析其内容建构；同时对渠道建构进行研究；并探讨国际传播效力的形成机制，分析国际传播效力形成的多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讨论了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要素和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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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级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硕士研究生，1988年被国家.委公派赴法国留学，1994年在法国阿尔卑斯大学获得信息传播学博士学位。1994-1996年任法国巴黎《欧中经贸》杂志主编。1997年回国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2000年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2005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欧洲担任国际传播客座教授，2014年法国洛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国家二级学会）创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特聘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历史与理论、媒介学等。发表《传播的观念》、《以传播的名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普通媒介学教程》等专著、译著和文集多部，主编《新闻传播学·新视界译丛》、《中国·传播·世界》等译丛。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中国教.部第三届、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李 智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获教.部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全国新闻学会首届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出版《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全球传播学引论》《中国国家形象——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和《国际传播》等学术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被《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摘登。
任孟山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曾任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专栏作家、资深新闻评论员、中国教育三十人副秘书长、中央电视台栏目策划与顾问；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和新闻评论；出版《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传播全球化研究》等专著5部；译著《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媒介帝国主义》。在《开放时代》《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图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在媒体工作担任新闻评论员、资深编辑、评论部主编10年，在《新京报》、央视网等媒体平台开设专栏，发表新闻评论与专栏文章1500余篇。
黄典林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获中国传媒大学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基础理论、传播思想史、传媒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文集发表中外文论文数十篇，发表《公民权的话语建构》、《数字化崇拜》等专著、译著多部。担任《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特约作者、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和专家智库成员、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届理事会理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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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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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章国际传播能力的界定及其评估╱1
节国际传播能力的界定╱1
第二节国际传播能力的评估╱7
第三节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评估╱15
第二章国际传播能力的内容建构╱20
节国际传播能力的符号建构：国家形象宣传片╱20
第二节国际传播能力的议题建构之一：网络安全议题╱25
第三节国际传播能力的议题建构之二：讲述中国财富故事╱35
第四节国际传播能力的议题建构之三：全国两会报道╱42
第三章国际传播能力的渠道建构╱47
节议程设置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47
第二节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56
第三节国际公关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68
第四章国际传播效力的形成机制╱76
节技术支持╱77
第二节制度保障╱90
第三节内容取向╱104
第四节受众选择╱116
第五章国际传播效力的实现路径╱132
节话语权的含义╱132
第二节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和生成机制╱137
第三节国际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和制约因素╱142
第四节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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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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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及其对国际话语权的追求，“国际传播”逐渐从战术层面的对外传播上升至战略层面的国家能力，成为国家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反映了实践层面国家力量增长，另一方面反映了象征层面国家意识的变化，即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了解而不误解中国，让世界正视而不臆测中国，平复中国在象征与实践层面的国际形象落差。
实事求是地讲，如此行为的背后既有主动也有被动：主动在于中国有积极愿望在包括国际传播力建设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作为，被动在于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与我们的期待有偏差。从现实意义上看，无论西方媒体如何宣示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而平衡”的指引下呈现中国，其间的“偏见”（bias）或偏好依然明显。在信息传播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偏见”理解为一种客观现象，因为“偏见”不一定是故意为之，而是媒体或媒体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体验、知识储备以及价值观等要素，决定了媒体或媒体人的偏好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偏见”。换言之，每个人、每个媒体人、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偏见”，正如我们看待西方社会有从自身经验和价值观出发形成的“偏见”。
但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其他力量相当的非西方媒体能够矫正其“偏见”，从而形成国际舆论意义上的意见自由市场，因为力量确实悬殊。“客观而公正”的意见自由市场的终形成，需要传播力量不至于太过悬殊的媒体生态，国内如此，国际亦如此。唯其如此，才不至于形成某一方的意见垄断性地影响国际社会，而是“偏见”的国际相互竞争，让国际舆论有一个健康的传播生态。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传播新秩序的东西方、南北方争论中，已经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虽然因英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疾而终，但其中内含的以己之力而不是外力建构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之诉求，始终没有过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传播力的起点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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