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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儿童文学博士文库”的出版，既是对儿童文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持，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有力举措。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以来我国自主培养的这一大批儿童文学博士生，正在成长为新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中的拔尖人才，已成为当今知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出版家与阅读教学专家，是中国儿童文学新一代的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接力者、领跑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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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共21本，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专业五位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梅子涵、曹文轩、朱自强、方卫平的理论专著以及2000年至2017年即新世纪以来培养的十六位优秀儿童文学博士的博士论文。
“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集中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正本清源，以专业的学术理论姿态解答当下儿童文学、童书出版及青少年阅读中的问题与困惑，以理性之光为青少年儿童的阅读未来保驾护航。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既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崭新面貌，也能够理解到儿童文学艺术的深邃核心，还能够了解到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异同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发展，视野开阔、角度多元、内容扎实、资料丰厚、辨析通透，充分展现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成果。
《童话空间研究》为“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的一种。童话空间是以家宅为核心的体验场所，它有着丰富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它不仅包含着真实的地理和物理空间，还包含着作为感性的体验与记忆的心理空间，它不光是现实的存在，也是诗意的存在。童话空间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都逃不出“在家—离家—回家”的模式，这也是整个儿童文学作品的基本范式。本书通过对童话故事中“空间”的梳理和研究拓展了童话空间的范畴和人们对童话空间的认知，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了童话故事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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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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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驰，浙江诸暨人，浙江农林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现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书评导读二十余篇，发表文字十余万，参与编选书籍十余本。曾获得浙江省第二届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大赛古体诗组三等奖，2015年文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征文三等奖，第四届和第五届“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优秀奖，浙江省第十一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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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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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概念的溯源与发展
“空间”概念扩散在地理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中，关于文学领域的空间研究则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空间最初仅仅被视为器皿或背景，但对空间的思考和构建却一直存在。奥古斯丁曾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海德格尔认为空间的概念亦然。
关于“空间”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柏拉图建构的三等级“理想国”（城邦空间）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永恒实体”世界的想象。此外，柏拉图还在《蒂迈欧篇》中总结了“实在者、空间和生成者”这三种存在，并认为它们在世界诞生之前就存在了。总体而言，希腊的空间经验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处所与方位的经验，如上下、远近以及高低等；其二是所谓“虚空（void）”的概念；其三是“广延（extension） 经验”，这就是关于物体形状与大小的区别。三类空间经验各自对应着自己的空间观，实体论对应着虚空经验，属性论对应着广延经验，关系论对应着处所经验。
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与现代的空间概念有很大的区分，古希腊时期的空间概念是一种宇宙观，诸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空间概念是非背景化的，但近代空间概念主要在于其“背景特征和几何化特征”。所以，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讨论的“topos”译为“空间”并不妥帖，理解为“处所”更合适，因为空间在这里并非指占据其中的“背景空间”，而是一种位置性的存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chora”一词被译为“空间”也是出于误解，柏拉图原意是以之指代“接受者”的处所。同样，作为欧洲数学的基础，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提到的几何空间也与现代几何概念不同。
几乎与古希腊同期，古老的东方也诞生了相应的空间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提到“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户牖指的是门窗，开辟门窗来建造房屋，房屋的中间是空的，是一个“空”的空间，象征着“无”。但这种“无”却实现了纳人入居的用途，实现了居住的可能性，因此“无”也变得有用起来。所以“有”固然代表着有利，而“无”所带来的“空”也能实现其可用性。老子关于房屋的譬喻中突出说明了“有”与“无”的辩证统一，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对于空间的哲学思考。老子的思考在于物理空间的哲学，是一种处所的经验。也有学者发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在地理空间上的作为，早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有了地域划分的意识，虽然“文学地理”的概念是由后来的梁启超所提出，但先民们已有了将空间纳入地理学中考量的意识。
古希腊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对于空间概念的关注与重视源于人们对宇宙的热情，此时的空间是与上帝和哲学挂钩的，哈里斯认为如果“把上帝、哲学家和建筑师都看作建造者，每一方都有另两者的形象”。此即是说，空间本身不光是物理上的建筑物，还蕴含着物理、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意义。之后的中世纪由于其浓重的神学氛围，多少降低了人们对于宇宙的好奇心，因而不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空间作为一个主体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重视，莎士比亚在名剧《皆大欢喜》中也透出了自己的空间观，他将空间仅仅视为背景，于是杰克斯才会说出那句经典名言：“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生活不过是这些演员们的上场与下场而已。正如菲利普·韦格纳所言，这时期的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迅速带动了社会学的发展，而“由于社会行为或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总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必然要触及空间问题”④。一个世纪后的1885年，以怪诞著称的天才尼采又将空间问题纳入哲学领域的思考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出版让人们看清了尼采对于空间的热爱，并且将时间视为可以循环的圆圈以无情抛弃，他的后继研究者们认为，“尼采偏爱空间和位置的隐喻，偏爱高和低的隐喻”⑤。1889年，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又将空间视为一种体验式的存在，指出“若有一种东西能使我们在许多同时发生的同一感觉之间辨别彼此，则它就是空间”⑥。在柏格森看来，情感是有强度的，空间则是有广度的。
二十世纪初期，相对论被提出，这一理论不仅对物理学界产生了翻牌式的革命冲击，而且让人们对时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爱因斯坦将时间和空间视为一个统一体，打破了原先的认知壁垒，由此产生了多维空间的思想。在此之前的1908年，他的老师，著名的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恰巧也作了题为《空间与时间》的演讲，据称对后来的广义相对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始，空间概念就迅速被地理学领域所吸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学术界经历了第一次“空间转向”，空间理论的边缘化地位得到很大改善。“空间”于是打破了过往学术界以“时间”为主的历史性研究状况，开启了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福柯、齐美尔、列斐伏尔等学者的努力下，“空间”跻身于当代理论界重要主题之列。
福柯在1967年那次著名的演讲《关于其他空间》中较为难得地从正面论述了空间的话题，他认为十九世纪重视时间，也即是历史，二十世纪则是“空间的纪元”。福柯简单地梳理了空间史，从中世纪到伽利略所在的十七世纪，空间从“定域”发展成了开放的“扩展”空间，发展到当代，空间又变成了“地点”。这里的“地点”是福柯空间讨论的核心，它是由其邻近关系确立的，通过系列、网络等表现形式传达出来。同时，“地点”还是异形地质学诞生的基础，索亚认为异形地质学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将处所之间、不同位置之间的空间关系作为关注的核心。“异托邦”就是异形空间的典型，它切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空间中，但却消解着这一空间，它是与日常的生活空间相隔绝的另一个空间。
同时期的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系统地阐释空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空间分析”和“空间学”，并提出了三元辩证法，这在之后成为爱德华·索雅“第三空间”思想的蓝本。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可以生产的，并将之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要素。“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指的是外部的物质空间，是人们日常所感知的空间；而“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指的是被意识形态所影响的概念化的空间，是构想的空间；“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则是指人们生活并体验着的空间，也是生活的空间。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研究跨越了物质、精神以及社会三个领域。在他看来，空间生产与资本运行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性，由此，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进入了空间领域，空间政治得以诞生。通过列斐伏尔的努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从时间移向了空间，同时空间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很大拓展。
尽管社会学研究者倾向于探讨空间对于社会建构的作用与意义，布尔迪厄却更试图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场域”（field）的概念由此提出，在1980年出版的《实践的逻辑》中，布尔迪厄将场域界定为资本与权力等各类关系交杂且争斗的场所，当中涉及了资本与权力不断的重新分配。场域是个永恒斗争的场所，且具有相对自主性，它很好地体现了各类不同力量之间的张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之后的童话研究者们便将“场域”的概念引入其中，用以作为体现宰制性文化与儿童文学、男性话语与女性主义、成人与儿童等博弈的场所来分析。
场域中各类关系的制衡引出了对“文化资本”的研究，故而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4年率先推出了布尔迪厄的《区隔：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s）。文化资本指的是通过先天的社会地位或家庭教育所积累的知识储备，这种储备必然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不同资本持有者们的“区隔”，也就是说，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差异，文化趣味也由此成为了一种阶级标记。除文化资本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运作在场域中，布尔迪厄认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是可以转换的。从杰克·齐普斯认为文人童话是童话体制化的倾向的观点来看，他或许是受到了这种区隔思想的影响。诺德曼和彼得·亨特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为儿童选书的过程中就有阶级或者是种族、地域等引发的区隔思想的影响。
除社会学领域外，第一次空间转向还迅速在地理学领域呈蔓延之势，代表者大卫·哈维将空间概念与地理学相结合，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来探究空间问题，他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省思》一文中发现了空间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具体关系，即“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空间领域出现了第二次新转向，这是一次跨学科的全面转向。人们试图打破关于历史与时间的魔咒，将空间引入到叙事学、地理学乃至都市文化的研究中，空间叙事被提出，文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相继得到关注，来自法国的梅洛·庞蒂和加斯东·巴什拉更是将空间学扩展到了诗学、哲学以及现象学的领域。我们从巴什拉那里了解到，所谓想象的空间并不是那个物理和几何学上的空间概念，真正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而不是被模式化的背景。
都市空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率先得以兴盛。1996年，爱德华·索雅出版了著名的《第三空间》，这是一种多元化空间的构想，第三空间的基础是“聚焦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此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都市是一个由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生活空间，乃至政治与商业空间等构成的多元空间。“第三空间”突破了真实的物质空间与想象的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这一思想最初承接自列斐伏尔，瑚克斯等女性主义论者也在之后做了相应阐释。索亚还试图在“第三空间”发现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女性主义对父权中心主义传统的颠覆。在儿童文学理论家杰克·齐普斯和诺德曼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努力。
本雅明则是一个对都市空间有着天生敏感性的学者，他曾试图付费让一个妓女带他徒步游历城市，虽然这一计划并未成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于都市的天然兴趣，他在对大都市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研究中创设了“拱廊街”的概念。本雅明认为游手好闲者在街道上游荡，使得街道这个公共空间沦为了他们的私人空间。并且，本雅明擅长研究都市空间中人的生存状态，并积极地从时间中发现空间，普鲁斯特以及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都被他归列到空间研究的范畴。“街道，通路，拱廊，迷宫”是本雅明喜欢的主题，《单向街》的英文本导言中，苏珊·桑塔格认为本雅明对待童年与记忆比对现实更为坦率，“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能够绘制成地图的空间”，故而她将本雅明的作品称为“追忆流逝的空间”。本雅明还在对巴洛克时期戏剧的研究中呼吁研究者们注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他首次指出了将时间转化成空间的意义，因为“历史运动是以空间形象得以掌握和分析的”。简言之，时间也只有在空间的意象中才有意义。
在同时期，空间学被引入文学叙事学领域，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此打开了局面，他还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汲取经验，创造了独特的“时空体”概念，广场由此被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而引发关注。巴赫金之后的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则扮演了奠基人的角色。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于1945年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他将空间形式定义为“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并认为其试图克服涵盖于其中的时间因素。空间形式小说中的重要成分是“行动的背景”，它切断了时间的线性流动，将历时性叙述转成了共时性叙述。弗兰克的研究影响了包括《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在内的许多权威著作对于空间的理解，由此也扩大了叙事空间的研究范畴，认为其“系指故事内人物生活与运动的场所，包括空间边界、空间内的物体、空间所提供的生活场景以及时间的维度四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和场景是人们熟知的空间类型，而空间内的身体以及时间则一直被忽视。后继者加布里埃尔·佐仁（Gabriel Zoran）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1984）一文中又将叙事空间细化为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以及文本空间三个部分。
弗兰克之后，埃里克·S.雷比肯在《空间形式与情节》中提出“并列结构的情节”最易产生“空间化”的叙事效果，他认为在小说叙事中历时与共时是无法分开的。后续影响还包括杰罗姆·科林柯维支的《作为人造物的小说：当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詹姆斯· M. 柯蒂斯的《现代主义美学关联域中的空间形式》、戴维·米切尔森的《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安·达吉斯托尼等合著的《夸大的反讽、空间形式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兰·瓦特所作的研究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形式的《现实主义与小说形式》等。
空间理论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视域中，诺德曼似乎也在这一行业中崭露了头角，他在《话图》中指出，小说不能像图片那样直接描述空间，而是“暗示”空间，“小说的文字能为某个房间提供序列性、时间性的描述，最后让我们可以想象房间的整体——创造伊瑟尔所说的心灵意象”。图画书则是时间与空间两种艺术的结合。乔治·布鲁斯通（George Bluestone）也认为“小说借着时间上由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赋予空间的幻觉。电影则借空间上由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赋予时间”。正如柏格森所言，艺术正是将混乱而模糊的情感因有秩序的语言所组织而变得空间化的过程。
国内的空间理论热潮也在近年掀起，关于空间与政治和文学等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汪民安、蒋洪新、陈永国、童明（刘军）以及陈兵等国内空间理论的知名学者就空间领域的各类问题展开了研究。传统地理学关注空间在地理学上的存在，发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开始意识到空间的社会存在，文化地理学扩展了空间的文化存在，而新近的新文化地理学则强调空间在社会文化地理等领域的多元化存在。空间书写也被逐步提上日程，之前存在的误区是多数研究者总是将空间限定在文本虚构的领域内，仅考虑到了空间在文本中的地域或场所存在，未能纳入社会、文化以及地域等多方面的考量，然而，“对地域空间的书写，事实上是对这些空间进行意义赋予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就看到了这种研究的诚意，他将地缘与血缘联系在一起，指出血缘决定了地理分布，而“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由此揭示了地域空间背后的民族及文化根源，如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便是“不流动”，这种不流动实际上就是空间的隔绝与封闭，有其深刻的宗族特性，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人对于土地的热忱也是一种空间的闭锁观念。
空间首先是作为一个场所的存在，但我们还需要从中得出它的第二位意义，即思考是什么样的宗教体验和文化背景造成了某种特定的象征模式。除了空间本身，其形式和布局，以及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交互关系都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因为空间不仅是物理上的存在，也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意义的反映，是人们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容纳所。所以，空间问题不论从历时性的角度，还是在共时性层面对于各学科领域的渗透，都体现出了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将空间问题纳入到对童话的研究中有助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有利于促进儿童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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