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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国内代表性人文书系精选品种，传承学术、激活思想、改变认知
“人文与社会译丛”是译林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代表丛书，是国内体量庞大、内容过硬、口碑良好的当代人文学术套系。译林社秉持“传承学术、激活思想、改变认知”的理念，严选各个领域的扛鼎作品，如今已出版20余年，品种达150种，是国内知识分子的口碑学术丛书。
以社会之思把握现代文明的脉搏，参透全球化和区域性群体生活的要义
本辑严选译丛社会学领域的扛鼎作品，收录了泰勒、默顿、贝克、威利斯、霍夫施塔特等当代社会学大家的代表作，从人类社会的经典议题出发，跨越时间的场合，探究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律，用社会之思把握现代文明的脉搏，参透全球化和区域性群体生活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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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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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译丛·社会辑”精选丛书内社会学领域的扛鼎作品，收录了泰勒、默顿、贝克、威利斯、霍夫施塔特等当代社会学大家的代表作，从人类社会的经典议题出发，跨越时间的场合，探究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律，用社会之思把握现代文明的脉搏，参透全球化和区域性群体生活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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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师从社会学名家索罗金、帕森斯及科学史家萨顿，先后在哈佛大学、图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代表著作有《大众信念》《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论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英国当代具有跨领域影响力的社会人类学家之一，曾任教于基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民族志》杂志创办人兼高级编辑。1977年出版《学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其学术研究深刻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发展。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什么是全球化？》《世界风险社会》。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时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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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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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社会行动的结构》
《现代社会想象》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弱者的武器》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文化的解释》
《自足的世俗社会》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希腊民主的问题》
《人民主权与德国宪法危机：魏玛宪政的理论与实践》
《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
《实践感》
《世俗主义之乐：我们当下如何生活》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黑皮肤，白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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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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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那个不起眼的前缀“后”（post）。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字。一切都带“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还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后启蒙概念幽暗无光，以至于向来无惧黑夜的猫都会为之逡巡不前。“后”是茫然无措的代号，自陷于流俗时髦。“后”指向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越之物。在内容上，“后”保留了同我们熟悉的事物的联系，既为它命名，同时又加以否定。冠上“后”的“过去”（Vergangenheit plus post）： 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四分五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思维迟钝，言辞冗赘。
本书尝试追踪这个“后”字［有时又写作“nach”（后）、“sp?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担的任务是努力把握现代性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联邦德国）赋予这个“后”字的内涵。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行一场艰苦搏斗。后者正是通过冠上“后”字才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这些旧物盘踞。有鉴于此，本书时常敲响战鼓，加大音量，这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去击退自己的异议。因此，本书中会有不少地方显得尖锐刺耳、讽刺过头或仓促冒失。毕竟，我们不能用惯常的学术权衡去抵御旧思想的引力。
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并不考虑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代表性。相反，本书遵循另一种要求，即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让已经开始成形的“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下内容将采用历史比较法，以一位19世纪初社会场景观察家的立场来书写。这位观察家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在封建农业时代渐趋衰落的外表之下，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工业时代的轮廓正在缓缓浮现。在结构转型的时代，“代表性”同“过去”结成联盟，让我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各个尖峰，而这些尖峰正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现在”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包含了一种以经验为取向的投射性社会理论，它并不拘泥于方法。
这么做是基于一种评估： 我们见证了现代性内部的断裂，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这就要求细致平衡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这对矛盾，这种平衡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各自的对立之中。我想要在本书中展示的，正是这些在今天的现实中显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差别。至于如何从细节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则有赖于对社会发展迹象的仔细审视。在获得清晰的图像之前，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未来。
同实践上的情况一样，我在理论上也一无所得。其中一些人，面对“时代精神非理性”的冲击，愈发以19世纪的预设投靠启蒙；另外一些人，则意图把整个现代性事业及其积聚的反常现象全都冲入历史的洪流。我将以同等的果断决绝挑战这两个群体。
对于文明自陷于危机的可怕全景，舆论市场的各个部门早已做了充分描绘，此处无须再画蛇添足。这同样适用于“新的困扰”的涌现。工业主义世界虽然在其自身的对立中“毫发无损”，却失去了有序的二分法。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并把它提升为说明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以受社会学启发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并把握这些时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对此，如果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加以驳斥，看起来就像是在冷嘲热讽，但如果对其毫无批判地加以屈从，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达成上述目的，相关理论层面的主导观念可以再次用历史类比加以阐明： 正如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今天的现代化同样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这个类比的交界之处，恰恰指明了这一视角的特殊性。在19世纪，现代化的发生是以其对立面为背景的：一个传统的风俗世界，一个有待认识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现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一度以前现代性体验为视域的现代化，正在被现代化自我参照的问题情境所取代。19世纪的等级特权和宗教世界观经历了祛魅，同样的情形今天也在发生，无论是经典工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形态，以职业为代表的劳动形态，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样，等等。工业社会轨道上的现代化被工业社会相关预设的现代化取代了。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或政治处方都不曾加以阐释的。正是这一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包括其各种变异）之间显现的对立，让我们的坐标系愈发模糊。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内来思考现代性。本书的论题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超越了经典工业时代的设想。
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历史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历史类型就被另一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新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与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进行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
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我们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
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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