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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次，他回避了关于消除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与构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否能够将反殖民主义斗争视为东方独有的问题？支持反殖民征服或新殖民征服的斗争，同时又宽恕殖民政策的责任人，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出于道?的原因。此外，两次世界大战表明，殖民扩张主义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毁灭性竞争，而这种竞争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希特勒为在东欧建立?意志殖民帝国而点燃的战火， 几年后终也蔓延到了西欧和德国自身。 只要表达出了这些批评，就应承认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贡献。正是他个明确了导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异的客观政治社会原因。在东方以及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国家，政治领导层的优先问题并不是推动“国家机器消亡”，而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应该如何避免被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征服的危险，以及如何弥补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 梅洛-庞蒂远未达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名否定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如果要从安德森的立场找到一个先例，需要换一个方向去寻找。在安德森和梅洛-庞蒂这两位哲学家之前，马克斯·霍克海默在 1942 年提醒人们注意发生了十月革命的国家所出现的转折点—苏维埃共产主义者已经放弃了“消灭国家”的理想，转而聚焦加快“工业上落后的祖国”的发展问题（见本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观察，却不幸地被理解为含有贬低的意味。在意志国防军抵达莫斯科城门时，谴责苏联领导人不尽心去实现“消灭国家”的理想或为之愤慨（希特勒可能会以他的方式赞同这种愤慨或谴责），都是荒谬的。霍克海默没有意识到，正是他所批评的这种做法，使得苏维埃联盟避免了第三帝国意欲对其施加的殖民征服和奴役。在西方的某个哲学家而不是马克思看来，对于在东方进行的反抗殖民主义屠戮和奴役的绝地反击，是无关紧要的。他所赞赏的，不是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改造计划，而是对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且因此也不需要国家机器的遥远理想社会的追求。 在 1/4 个世纪之后，霍克海默（1968b， pp.154 e 160）再次提起了国家消亡的主题，尽管这次的参照对象不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而是叔本华。一方面，他向马克思致敬（“在西方，终于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纳入主要教学科目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他也表达了厌烦的情绪，因为“在很多东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说被用作夺回西方工业优势的意识形态工具”。不过，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生产力发展没有任何关系。比如，他将注意力放在了北越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为了抵抗野蛮入侵及随时可能遭受的化学武器攻击。但这种侵略却得到了纵容，甚至获得了霍克海默的支持。就像 1942 年、1968 年的乌托邦也是以轻蔑的态度观察着发生在东方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环境所致。尽管没有使用这种表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转身背对东方马克思主义了。 我们不得不提出几个问题：东西方两种马克思主义是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差异的？是否如安?森所说的，是伴随着斯大林某些个人专断作用而出现的？抑或甚至早在 1917 年革命前夕就有了征兆？是否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前所未有的团结的那一刻就出现了道裂缝？在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引发的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对“一战绞肉机”的集体愤怒，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团结得到了巩固。这些裂缝的出现及后续的疏远，除了与客观环境和文化传统差异有关，是否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局限性，及其学术层面的过度诡辩和矫饰有关？ 安德森称，卓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终于摆脱了令人窒息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怀抱。这段宣言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开启了光彩夺目的新生活—事实上却是自杀的前奏。我们正努力重拾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哲学和政治篇章，而我的书则意在探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基础之上重生的多种可能。 章 1914年和1917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节 1914年8月：西方的转折点 我打算重构的历史始于1914年8月至1917年11月间，即自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这段时间。伴随着这两大时代性事件引发的潮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场全球性传播。这将之投射出了西方的边界，而此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也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并停留在第二国际时期。不过这枚胜利的奖章还有另一面： 彼此间差异的文化、地缘政治情况和经济社会条件的相遇，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异化进程，以及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年里，存在哪些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根本性的甚或预示世界末日到来的转折，毫无疑问是突然爆发的次世界大战。对无尽杀戮的厌倦、憎恶和愤慨，都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几个月或几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1917 年 2 月至 10 月， 推翻沙皇统治后，在莫斯科成立的临时政府曾派出两位代表访问都灵，在他们到达意大利之前，已明确表露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赤裸裸敌意，因为后者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他们访意的目的是同战争中的盟国进行接触，并遏制日益增长的和平主义倾向。但是，当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两位特使出现在西卡迪宫的阳台上时，等待中的4万名工人就立即发出了“列宁万岁”的呼声。 确切地说，那是1917年8月13日。10天后，意大利出现了许多通过设置路障以支持反战力量的抗议。但结果，都灵却被宣布为战区：这个词是说给军事法庭听的（Fiori 1966， pp.128-129）。也许可以说，大量示威者和起义者，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就通过加入反战斗争浪潮参加了十月革命。在我们的时代，按照政治上“正确” 的说法，1917 年 11 月（俄历十月）在俄国发生的不是革命而是政变。然而，我们看到，这场所谓的政变主角—列宁，早在他上台之前就能在几千公里之外挑起一场准革命，甚至仅仅凭其名就引发了革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的名字及其领导的政党对战争和引发战争的政治社会制度，持有毫无保留的批判态度。 这种精神氛围有力地解释了十月革命为何在西方不仅对广大群众，还对一流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看看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转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对伦理的兴趣使我走向了革命。”对伦理的兴趣就是反战的兴趣，因为战争是对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完全否定： 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战争反对者……我对实证主义的厌恶也有政治原因。尽管我谴责匈牙利的事态发展，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将英国议会制（也是战争大屠杀的主角）视为理想。但是，那时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替代现存制度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而言，1917年的革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突然之间事态表现出了多样性。无论对这种“多样性”的态度如何，这种“多样性”都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一生，以及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的一生。（Luk?cs 1980， pp.66 e 53） 恩斯特·布洛赫有着类似的观点。在谈到卢卡奇这位匈牙利哲学家时，他说道：“1914 年战争爆发初期，我们感到完全迷失了。这场战争成为影响我们每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他来说，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是支持与逃避的结合体。”（Coppellotti 1992， p.370）即使没有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有机联系，在理想层面，这两位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后，布洛赫（1977， p.43）宣布他带着“前所未有的解放的欢乐”接受了“俄国革命”。据他在战争年代，即臭名昭著的历史时期之一创作的《乌托邦精神》中所述的，如果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欧洲的上空”“永远笼罩着死亡的阴云”，那么应该向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对这些资本主义强国侵略作出的抵抗致敬。是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共和国是不屈不挠的”。无论如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真实的全面革命”—它以实现“自由”为目标，标志着“史前时期之后世界历史的开启”（Bloch 1923， pp.311 e 315-316）。 十月革命，是那些致力于为反战提供具体路径或反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人们，终找到的真理。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的是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者运动的两位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 尔·李卜克内西。十月革命未来的领导层（有一些也曾在西方接受 过教育）也见识并经历了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主义—帝国 主义制度内在恐怖性及有必要被推翻的明证。比如，布哈林谈道“恐怖的尸体工厂”，斯大林谈道“对人民有生力量的大规模灭 绝”。托洛茨基描绘的画面尤其有说服力：战争双方的“该隐式‘爱国’宣传”是“资产阶级社会道?沦丧的无可辩驳的表现”。是的，人类陷入了“盲目和无耻的野蛮之中”：为了将的技术应用于战争，我们目睹了突发的“血腥疯狂的竞争”；这是一种“科学野蛮主义”，它将人类的重大发现仅用于“摧毁文明社会生活基础和歼灭人类”。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美好都深深地浸入鲜血和战壕的淤泥之中：“健康、舒适、卫生、惯常的生活关系、友好联系、职业义务，还有后看似不可动摇的道?准则。”后来，与 1914 年爆发的大灾难有关， “大屠杀”一词也出现了：1939 年 8月31 日，莫洛托夫谴责法国和英国拒绝了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以期任由第三帝国毫无顾忌地挑起针对苏联的“一场新的大规模屠戮，一场新的民族大屠杀”。 第二节 1917年11月：东方的转折点 次世界大战远未能在亚洲激发出与欧洲同样的情绪，这不仅仅是因为战场远在数千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早在1914年8月之前，就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显示出可怕的压迫性与暴力性。对中国而言，具有悲剧性的转折点无疑是鸦片战争。也为了消灭“大不列颠毒贩”并终止鸦片贸易—其灾难性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1864年发展了起来。这是“世界历血腥的‘内战’，造成了2000万—3000 万人死亡”（Davis 2001， pp.22 e 16）。在有力地煽动起这场运动后，西方终成为受益者，并因此强化了对这个破碎且越发丧失防御力的国家的掌控度。自此，“中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历史时期开启了（与此同时，俄国和日本也加入了西方刽子手之列）。除“外国大炮”和“历可怕的暴动”外，还有雪上加霜的“自然灾难”—这些都是一个崩解中的国家无力应对的。“毫无疑问，世界史上从未有如此之众的受害者。”（Gernet 1972， pp.565 et seq. e 579） 发生在中国的巨大悲剧远甚于次世界大战。在 1911 年革命中推翻清王朝并于第二年建立共和国的孙中山总统，被催促站队英国并加入战争。他“在一封非常有名的信中，向劳埃德·乔治解释说，中国对白人的争端不感兴趣”（Bastid， Berg?re， Chesneaux 1969- 72， vol.2， p.221），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胜利丝毫不能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行为。而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夺权执政， 激发了孙中山的热情，使他看到了终结中国始于鸦片战争的悲剧的希望——不仅有望结束战争，更重要的是还有望终结中国被殖民、奴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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