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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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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海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初步发展到走向繁荣深化的历史进程，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本书对海外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进行了全面考察，从纵向对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海外中国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力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横向以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着眼点，分析海外学者的基本观点，力图找到为我所用的内容。本书除关注欧美传统国家中国研究的成果外，还注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研究，力求全面反映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状况，以期为国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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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曹景文
山东嘉祥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系主任，新四军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政治课研究》杂志主编，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海外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
张学娟
安徽安庆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上海健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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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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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三、 基本概念界定 /
四、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海外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初步发展阶段 /
第二节 丰富拓展阶段 /
第三节 繁荣深化阶段 /
第二章 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第一节 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 /
第二节 现实依据和基本路线 /
第三节 奋斗目标和战略布局 /
第三章 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第一节 开创与奠基： 邓小平理论 /
第二节 丰富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第三节 深化与拓展： 科学发展观 /
第四节 创新与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第四章 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第一节 政治制度 /
第二节 经济制度 /
第三节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制度 /
第五章 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第一节 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方针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第三节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
结 语 海外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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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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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引导中国逐渐走上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正如习近平所说：“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感到震惊，引起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深入研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讨论更是高潮迭起，成果丰硕，被视为新世纪国际学术界的“显学”。
一、 研究缘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国内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内涵。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左翼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lif Drlik）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争论。在中国国内，“当今中国社会在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国社会姓‘资’还是姓‘社’两种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国际社会，“人们提出诸如‘革命后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之类的不同观点”
［美］阿里夫·德里克： 《后社会主义： 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更是提出，按原有的概念已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了。
［日］天儿慧： 《论邓小平时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这充分说明，有些海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涵缺乏客观认识，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
［美］斯蒂芬·罗奇： 《没有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解读中国工作室《读懂中国： 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页。尽管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西方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述则是观点各异，甚至有些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臆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颠覆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有些西方人士更是热烈欢呼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与之竞争的一切意识形态。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提出所谓的“历史终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人类社会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发展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西方学者所愿，不仅顺利地推进到21世纪，而且不断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顺利地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恼羞成怒，他们着意把社会主义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国度。张维为曾对此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说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他们对中国作出了很多悲观的预测，“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
张维为： 《一个奇迹的剖析： 中国模式及其意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但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令西方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无法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西方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及中国相关政策，西方产生了‘中国综合症’。这个症状表现为心理烦躁、情绪歇斯底里以及将中国妖魔化。”
［丹］李形：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林宏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其实，这些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也令很多国外客观、正直的学者极为反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明确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界的争论热点。在西方，已经有很多波‘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
［新加坡］郑永年： 《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9月9日。一位曾来中国学习和考察的中非陆军中校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总是辛辣地批判中国人民，并把其批判建立在西方媒体那些歪曲事实的数据之上。”
［南非］勒南吉·安德烈·博纳旺图·英加西： 《我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张英利主编《我的中国印象——外国军官看中国（法语篇）》，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国外人士的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少数人在国际社会上诋毁、污蔑中国形象的险恶用心。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充分表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反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正确看待国外有些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美国知名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说得好：“如果你认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那么你就有责任纠正外国人的错误观念。”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为变迁》，吕鹏、李荣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因此，我们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对国外学者的妖魔化描述给予重视，敢于批驳各种谬说，以期对海外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尽管在海外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政界人士中不乏冷战思维的人存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依然有众多客观分析和正确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世界1/5人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自然成为海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俗话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改革开放历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重要课题。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国外学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与我们国内的相比，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往往站在有别于我们的立场，可能会多一些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缜密的思考，这对推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应该具有开放的心态。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可以说，国外学者站在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角度来解读中国问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他者的观点可能更具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观察的宽度和认识的高度。另外，海外也有部分左翼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提出了众多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也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总之，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拓宽理论视野，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界充分彰显中国学者的基本观点，进而形成中国学派。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既是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外学术界最易于交流的重要学术领域。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势必要收集、翻译、评析他们的学术观点，寻找与他们进行直接对话的机会。通过深入的中外学术交流，不仅可以使中外学者加深了解对方的观点，增进彼此间的友谊，而且还有利于大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寻求共识。当然，国外学者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常常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嫌，再加上他们往往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研究可能会产生误解。意大利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卡拉雷兹博物馆馆长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ro）就深有感触地说：“虽然中国和意大利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自马可·波罗时期就已开始，可谓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在今天，两国人民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误读’。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意大利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带有某些政治色彩的”，“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意大利人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陈晓晨： 《与中国的一世情缘——访意大利汉学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光明日报》2014年2月10日。正是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存在“误读”的情况，他们的有些结论很可能会偏离事实，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学术交流，有针对性地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观点，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学派。另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再次，分析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认识自身方面往往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概莫能外。我们很有必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将海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作为审视自身的重要参照。再者，“中国是否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人自己说就更不能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杜平：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3月23日。。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很可能会被西方学者拿来与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以比较研究，来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认真吸收其建设性的意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比较研究找出海外学者不同于我们的一些理念、视角和方法，使我们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中受益。另外，任何客观公正的国外学者都不会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时地向国内学界和民众介绍他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评价，对我们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开展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制定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和国际战略。面对中国的崛起，国外人士心态各异。德国学者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大都是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进行的”
［德］托马斯·沙尔平： 《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 历史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这一观点道破了西方学者开展中国研究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出发点。从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需要解决的是他们国家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会成为各国政府决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从事中国研究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他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
［美］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国外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常常是其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深顾问，甚至受邀担任政府官员。如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助理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她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其一举成名，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受邀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无疑，海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问题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国家制定对华政策时产生直接的影响。可见，开展国外学者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局势，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以便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可谓意义非凡。
总之，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不仅服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需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有益于党和政府处理复杂的国内外现实问题，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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