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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了解和研究金朝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2.全面吸收学界校订研究成果。
3.《金史》点校本全新修订升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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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金史》为元朝脱脱等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全书135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中华书局點校本《金史》，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1966年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1971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1975年出版。点校本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一个通行本，面世后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此次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清武英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监本、清江苏书局本，以及明《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等前人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此次修订逐条覆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中很少提及版本依据，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修订本还全面搜集梳理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加以参考和利用，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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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原点校者：
傅乐焕（1913－1966），山东聊城人， 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获博士学位。 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北方民族史，尤重辽金史的研究。著有《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主编《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参加校点《二十四史》中的《金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中国历史小丛书》等。编著论文集《辽史丛考》。
张政烺（1912－2005），山东荣成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版本目录学、通俗小说等诸多学术领域都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发表论著达数十篇，并承担过出土文献整理、二十四史点校等重大学术任务。主要学术成就集中收集在《张政烺文史论集》一书中。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参加点校本《金史》的点校整理工作，任点校本《金史》责任编辑。
《金史》修订主持人：
程妮娜，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辽金史专家、地方史学家张博泉教授；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王惠岩教授。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史学集刊》副主编，哲学社会学院双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民族史、中国疆域史，尤重政治制度史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主要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国地方史论》（合著）、《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合著）等10部，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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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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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书影彩页
整理人员名录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
点校本《金史》修订前言
点校本《金史》修订凡例
《金史》目录
卷一 本纪世纪
卷二 本纪第二太祖
卷三 本纪第三太宗
卷四 本纪第四熙宗
卷五 本纪第五海陵
卷六－八 本纪第六－八世宗上、中、下
卷九－十二 本纪第九－十二章宗一、二、三、四
卷十三 本纪第十三卫绍王
卷十四－十六 本纪第十四－十六宣宗上、中、下
卷十七－十八 本纪第十七－十八哀宗上、下
卷十九 本纪第十九世纪补
卷二十 志天文
卷二十一－二十二 志第二－三历上、下
卷二十三 志第四五行
卷二十四－二十六 志第五－七地理上、中、下
卷二十七 志第八河渠
卷二十八－三十八 志第九－十九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卷三十九－四十 志第二十－二十一乐上、下
卷四十一－四十二 志第二十二－二十三仪卫上、下
卷四十三 志第二十四舆服上、中、下
卷四十四 志第二十五兵兵制
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六刑
卷四十六－五十 志第二十七－三十一食货一、二、三、四、五
卷五十一－五十四 志第三十二－三十五选举一、二、三、四
卷五十五－五十八 志第三十六－三十九百官一、二、三、四
卷五十九 表宗室表
卷六十－六十二 表第二－四交聘表上、中、下
卷六十三－六十四 列传－二后妃上、下
卷六十五－一百十九 列传第三－五十七
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五十八世戚
卷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五十九－六十二忠义一、二、三、四
卷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六十三－六十四文艺上、下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六十五孝友
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循吏
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六十七酷吏
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六十八列女
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六十九宦者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七十逆臣
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叛臣
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七十二外国上 西夏
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七十三外国下 高丽
金国语解
附录
进金史表
修史官员
金史公文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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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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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金史修订前言
《金史》，元脱脱任都总裁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另附《金国语解》一卷。记载了女真完颜氏部族时代、金朝建国至灭亡的百余年历史。
一
金朝是女真人于一一一五年建立的王朝，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灭辽朝，五年（1127）灭北宋，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与南宋划淮而治，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为蒙古国所灭。
金朝修史始于女真人记录先祖的历史。女真原无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多靠口耳相传。《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即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祖天辅三年（1119），完颜希尹、叶鲁承旨创制的女真字颁行。据《完颜勖传》载，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卷四《熙宗纪》载，天会十五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至迟至天眷二年（1139）已设国史院，掌监修国史事。皇统六年（1146），又设著作局，掌编修日历。海陵天德年间，设立记注院，设修起居注，掌记皇帝言、动。金朝修史机构仿照中原王朝制度而设，史官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构成，这对金朝修史体例与风格有重要影响。
金朝共修成十部实录，为《祖宗实录》，熙宗皇统元年（1141）修成，《完颜勖传》载完颜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其后金朝九代帝王修成七部实录。《太祖实录》二十卷，皇统八年（1148）进。《太宗实录》，世宗大定七年（1167）进。《熙宗实录》，大定二十年（1180）进。《海陵庶人实录》，修成时间不明。《世宗实录》，《章宗纪》记载，明昌四年（1193）和泰和三年（1203）两进《世宗实录》，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施国祁《金史详校》认为明昌四年所进为《世宗实录》，泰和三年所进为《显宗实录》。《章宗实录》一百卷，宣宗兴定四年（1220）进。《宣宗实录》，哀宗正大五年（1228）进。末代哀宗国亡，未修实录。第七代皇帝卫绍王的实录，虽宣宗命人纂修，但未修成。另外还有两部实录是为追尊帝号的帝王之父修撰的，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载，《睿宗实录》十卷、《显宗实录》十八卷，前者为世宗之父宗辅，大定十一年（1171）进；后者为章宗之父允恭，泰和三年进。从赵秉文《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看，《实录》不仅记录了章宗的事迹，还记载了章宗朝“良将之远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舆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这当是金朝实录的基本体例。蒙古灭金时，金朝实录为军将张柔载归北去，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议修《辽》、《金史》时交到史馆。十部实录是元修《金史》重要的史源。实录的特点也直接关系到《金史》本纪的体例。
有金一代刊刻和流传许多官修、私撰的书籍，鉴于《金史》无《艺文志》，清黄虞稷、杭世骏、龚显曾、郑文焯、倪灿、金门诏、孙德谦、钱大昕等人补纂了《金史艺文志》，按照经、史、子、集进行整理，钱大昕收集的数量达两百多种。其中完颜勖《女直郡望姓氏谱》、杨廷秀《四朝圣训》、史公奕《大定遗训》、张暐《大金仪礼》、杨云翼校《大金礼仪》、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李纯甫《故人外传》、杨奂《天兴近鉴》，以及《大金集礼》、《续集礼》、《元勋传》、《泰和律义》、《士民须知》、《金纂修杂录》、《金初州郡志》、《正隆郡志》等，皆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史源。
金朝灭亡后，遗民中的一些士大夫“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附《元好问传》），致力于金朝史事的采辑撰述。元好问曾任国史院编修官，认为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南冠录引》），“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卷一八《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故多撰碑铭之文，又“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四库全书总目·中州集提要》），著有《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南冠录》、《金源君臣言行录》、《续夷坚志》等。刘祁以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且冀“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归潜志序》），著有《归潜志》。王鹗“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记录了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六月避蒙古兵锋逃至蔡州直至三年正月城破金亡期间君臣言行、军政大事等，意在“他日为史官采择”（《汝南遗事》卷四）。元朝史官编纂《金史》时，对元好问、刘祁、王鹗的著作“多本其所著”（《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附《元好问传》），认为“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尤其是《汝南遗事》，《金史·哀宗本纪》等“皆全采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
二
蒙元编纂《金史》，始于世祖中统二年（1261），直到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金史》修成，历时八十余年。早在忽必烈在藩邸时，府内汉人刘秉忠就提出修史之议：“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七月，设立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请修辽、金二史，广泛采访金朝遗事。至元元年（1264）参知政事商挺“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之”（《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这期间王鹗“举李冶及李昶、王盘、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搜抉殆尽”（《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金史》的编纂由王鹗实际负责，王恽《玉堂嘉话》卷八保存了这部《金史》的目录：帝纪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阙）、宣宗、哀宗（实录阙）。志书七，《天文》（《五行》附）、《地里》（《边境》附）、《礼乐》（《郊祀》附）、《刑法》、《食货》（《交钞》附）、《百官》（《选举》附）、《兵卫》（《世袭》附）。列传（旧《实录》三品已上入传，今拟人物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忠义》、《隐逸》（《高士》附）、《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忽沙虎）。为补卫绍王事迹，王鹗于中统三年（1262）就开始在金朝遗老中搜集资料，采摭卫绍王时诏令，从故金部令史窦祥得旧事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章宗实录》详其前事，《宣宗实录》详其后事，使卫绍王朝事迹得其梗概（卷一三《卫绍王纪》）。
从王鹗所作《金史》的目录看，这是一部传统的纪传体正史，它出自金朝遗民之手，符合金末元初北方文人的正统观。王鹗曾中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进士甲名，时授应奉翰林文字，被誉为“金士巨擘”的赵秉文任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元好问亦在国史院，三人均由金入元，史观相同。据《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蜀汉正名论》记载，赵秉文秉持的华夷史观概括而言有二：一是“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二是“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元好问视金朝为中州、中国，作《中州集》，收入女真、汉、契丹、渤海等各族文人诗作。《元文类》收录的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在阐释元好问的华夷观时说：“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王鹗推荐参与修史的郝经亦主张“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足见金后期及金遗民中的史官与士人比较普遍地认为金朝是中国，是正统王朝。关于在历代王朝更替体系中金朝的位置，有人主张如金朝德运之争章宗敕旨所言： “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絶，我承其后。赵构假息江表，与晋司马睿何异？”（《大金德运图说议》）即金朝承北宋为正统。也有人主张如金蒙之交燕人修端在《辨辽宋金正统》所言，以辽金为北史，以宋太祖受周禅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元文类》卷四五）。这种正统观由金朝遗民带入蒙元，并成为元代有影响的正统观之一，对元朝历次修史工作产生过很大影响。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王鹗致仕，王鹗等人纂修的《金史》虽基本成型，但未能后完成刊行。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后，世祖曾纳言命史官修辽、宋、金史，仁宗、英宗朝多次议修三史，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三朝之史，累有明诏，虽设史官而未遑成书”，自成宗大德末年以来，“国家多故，于兹事有倡之而无和者”（《危太朴文续集》卷八《上贺相公论史书》）。从史籍记载看，元代朝廷历次议修前朝史均为辽、金、宋三史并列，未曾出现纂修宋史附辽、金二史的说法。但元中后期延佑年间朝官、史官中开始出现正统之议，这也影响了三史的纂修进程。文宗时，已离开国史院的虞集，“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对于如何确定三史义例，虞集认为，“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曾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对自元初以来国史院纂修三史的义例与状况比较了解，他没有主张更改以往的修史义例，独尊宋为正统，而是主张辽、宋、金各修其史。这种意见终为脱脱所采用，可见是符合元朝主流正统观的。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分史置局，纂修成书”（《辽史》附录《修三史诏》），“敕宰臣选官分撰辽、宋、金史”（《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金史》纂修全面展开。然文宗以来关于修三史体例的争论在此时更为激烈，“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或谓本朝不承金，则太祖、太宗非正统矣”（《上贺相公论史书》）。周以立上书曰：“辽与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解缙《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王理则推金、蒙之际修端之言，作《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明文海》卷一七四周叙《论修正宋史书》）。此时虞集尚在世，他所主张的辽、宋、金“三家各为书”的看法也应是其中一派观点，众人议论不决，于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庚申外史》卷上）。
这次“正统之争”是元修辽、金、宋史以来，规模、有影响的一次争论。脱脱以三史都总裁官之身份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符合顺帝诏书中命“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旨意。在元朝君臣看来，作为北族王朝的辽、金与宋同样具有正统地位，蒙元统一南北王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其正统地位。可以说自元世祖开始修辽、金史，到灭南宋后分修辽、金、宋史，直到元顺帝时后修成辽、金、宋三史，一直秉承辽、金、宋皆为正统的观念。虽后期异议渐多，修史义例却未尝有变。一些汉族儒臣以宋为正、辽金为闰的正统观，并没有受到元朝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周以立的曾孙周叙说，虽然总裁官欧阳玄、揭傒斯对周以立之说深以为是，但“不得不任其责，但在当时局于势，有不能耳”（《论修正宋史书》）。杨维桢在辽、金二史修成之后上表《正统辨》，开篇曰：“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直言正统之议并未影响三史成书，故“谨撰《三史正统辨》”，强烈主张元当承南宋之统，极力排斥辽、金。其后又言，自世祖到“延佑、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当是夸大正统之辨的重要性，将其推论为三史长期未能修成的主要原因。其后杨维桢编《东维子文集》不收此文，可能是因此文被“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之（《东维子文集》卷二七《上宝相公书》）。清人则推测为“盖已自悟其谬而削之”（《四库全书·辍耕录提要》）。明代“华夷之辨”盛行，杨维桢的《正统辨》受到推崇，明儒将杨维桢的推论进一步发展为定论，明清以来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主要原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金史》纂修当以元世祖时王鹗所修《金史》初稿为底本，加上延佑、至治、天历年间又做了一定的修史工作，有较好的基础。为广泛搜集撰史所需材料，顺帝颁修三史诏，曰：“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辽史》附录）这是元朝境内规模、范围广的一次搜集修史材料的行动，应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材料。苏天爵作三《史质疑》呈新上任的总裁官欧阳玄，称“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但缺少《太宗实录》、《熙宗实录》，“不知张侯收图籍时，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独见遗也”。然而前举王恽《玉堂嘉话》所载王鹗《金史》目录仅注阙卫绍王、哀宗实录，说明王鹗修《金史》时尚有太宗、熙宗实录。史馆存有的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或为王鹗据实录所撰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国史类》金代部分著录有《太宗实录》，但不见《熙宗实录》，说明至少清代尚知有金《太宗实录》。苏天爵所言是他本人未见，还是史馆不存，尚待考。如果此时缺少《熙宗实录》，对撰写熙宗朝部分人物传记和制度会有一定影响。在撰写过程中，总裁官张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欧阳玄“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用时一年半有余，至正四年（1344）十一月，《金史》书成，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呈《进金史表》，此时脱脱虽已辞职，但仍以脱脱为纂修《金史》的都总裁。
...
五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一九七一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之后曾经挖改，多次印刷，为现代通行的《金史》版本。
点校本《金史》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并参考了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采用前人校勘成果多的是施国祁《金史详校》。此次修订工作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其他残本）、清乾隆殿本，参校明南监本、北监本、清局本，以及《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以及其他相关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的方法，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修订工作逐条复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很少提及版本依据，并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发表了许多校读札记，对此我们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梳理，加以参考和利用。限于体例，不能在校勘记中一一标示，详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仅此一并致谢。
点校本金史修订组 二○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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