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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科学哲学入门的必备阶梯。本书所选文字包括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技术哲学名家名作，经典是它的主要特色
? 绘制了当代技术哲学的比较完备的知识地图
?新版对12篇文章重新做了翻译
?189个思考题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装帧精良、经典收藏
?精装、16开大开本、纯质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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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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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经典文本》绘制了当代技术哲学的比较完备的知识地图，按照“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现象学－哲学批判传统”、“工程－分析传统”和“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四个谱系，选取技术哲学经典名作25篇。置于开头的长篇文字“技术哲学历史概述”，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技术哲学学科导论。读者对象包括科技哲学界师生、对技术哲学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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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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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男，1964年9月生于湖北广济。现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科学思想史、现象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科学传播与科学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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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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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史概述
米切姆
技术哲学
第二编社会—政治批判传统
马克思
劳动过程
机器的发展
马尔库塞
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阿伦特
制作的本质
埃吕尔
技术秩序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纪念H.马尔库塞
诞辰七十周年
芬伯格
技术代码
温纳
人造物有政治吗?
第三编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
杜威
逃避危险
舍勒
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现象学
敖德嘉
关于技术的思考
海德格尔
周围世界的周围性与此在的空间性
技术的追问
约那斯
走向技术哲学
德雷弗斯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
伊德
技术现象学
鲍尔格曼
设备范式与焦点物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第四编工程—分析传统
卡普
蒸汽机与铁路
德绍尔
技术的恰当领域
邦格
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
第五编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
芒福德
技术与人的本性
盖伦
人与技术
麦克卢汉
媒介即是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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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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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走进技术时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我们进入技术时代的深度。为了应对技术时代的迅猛来临，我们迫切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储备与文化资源。正因为此，作为对技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兴学科，技术哲学越来越引起学界和读书界的关注。
但是目前我们还几乎无书可读。大部分技术哲学的专业文献尚未翻译出来，西方先行的技术思想家的文字散布各处。还没有一本供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使用的“技术哲学读本”。本书就是想填补这个空白。
一、 技术哲学的兴起
1. 什么是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向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为部门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前者从属于一种或几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纲领，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纲领。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往往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则相对比较平庸，往往从属于某种既有的哲学传统，在这个哲学纲领指导下做具体工作，拓展领域、解决难题，属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谓的“常规活动”。
作为部门哲学和作为哲学纲领的区分不仅适合技术哲学，也适合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通常，作为部门哲学的繁荣依赖于其开端处哲学纲领的强有力——科学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维也纳学派之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强有力。科学哲学的历史是先有scientific philosophy，后有philosophy of science。自然哲学的历史也是先有natural philosophy，后有philosophy of nature。科学哲学的历史比较简单，在20世纪初期兴起，此后成为强有力的哲学分支部门。自然哲学因为古老，所以两起两落，目前正处在第三次复兴的历史时期。参见吴国盛： “第二种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复兴”，均载于吴国盛《由史入思》，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版。
技术哲学非常奇特。第一，它的兴起最晚，直到20世纪后半叶。第二，它在20
世纪兴起的主要标志，不是任何意义上的technological philosophy，相反，是某种antitechnological philosophy。也就是说，20世纪后半叶的技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它对“技术”的反思和批判而引人注目的。而科学哲学一开始是以对科学的弘扬、辩护而宣告自己诞生的。
如果不着眼于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的建设，那么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就会是平庸的，就会是学者们为自己划定的一块自留地。划定自留地，是学术职业化时代的通病，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通病。热衷于对新学科的划分和命名，曾经是中国学术大跃进的重要标志。因此，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应该始终扣住“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否则，无非是把业已出现的相关话题和相关领域，一厢情愿地划到自己的领地上。甚至还有可能与相邻学科之间扯皮打架，比如与ST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争领地，与应用伦理学(通常与高技术有关)，与环境问题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与媒介研究争夺地盘。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并不是任何关于技术的研究都可以列入技术哲学的范围。要搞清楚什么是技术哲学，就应该从这个学科的内在历史发展中寻找根据。
2. 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
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异常古老，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是由它来标识的(新石器、旧石器、青铜黑铁等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近代科学只有差不多四百多年历史，相对于技术而言，近代科学犹如汪洋中的孤岛。然而，技术尽管古老而重要，但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翻开西方哲学史，常见的讨论主题有理性、真理、自由、实在、上帝、灵魂、信仰、德性、正义、知识、逻辑、艺术、美、政治、法律、自然、科学，但就是没有技术。
技术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不曾有一席之地，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历史性的缺席与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向有关。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就被规定为一种理性的事业，而所谓理性即是内在性的根据。正是根据这个内在性的原则，“自然”被开辟出来。所谓“自然”，就是在自身中具有运动根源的那些事物(自然物)的运动根源。哲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后(meta)物理学(physics，自然学)，追随(after)的就是“自然”这种内在的根据。
也是从苏格拉底开始，技术被规定成一个缺乏内在性的东西，并且因此受到贬低。智者们以高超的言辞技巧而引人注目，但苏格拉底、柏拉图师徒瞧不上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理性主义兴起于希腊民主政治热烈论辩的土壤之中。讨论、辩论、争论是否没完没了？是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格拉底一反智者们为辩论而辩论的风气，要把辩论引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里道理显明而又有约束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并不来自你的能言善辩，而来自道理‘自身’。道理显明地拥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这就是本质世界的‘内在性’原则，
而满足内在性原则的‘自身’就有规约性的力量。”吴国盛： “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技术因为缺乏自身固有的目的而受到轻视。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把理念放在本体论的最高位置，工匠的制作物其次，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对制作物的模仿最次。亚里士多德把全部学术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理论科学，包括第一哲学（或神学）、自然哲学、数学； 第二等级是实践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家政学； 第三等级是创制科学，包括手工制作、艺术创作等。技术的存在论位置一直不高。
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自然物与制作物。前者是自己由自己的种子、靠着自己的力量而生长出来的，而后者没有自己的种子，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生长出自己来。一个木头做的床不可能成为一张床的种子，自动再生长出一张新床来，尽管种下一张床有可能长出一棵树来。使床成为床的那个东西，不在床的自身内部，而在床的外部。而树相反，在自身内部拥有使自己如此这般的“根据”。自然物的本质是内在的，制作物的本质是外在的。作为自然物的本质的“自然”，体现的是“自主性原则”“内在性原则”。而作为制作物之本质的“技艺”（techne），体现的是“他律性原则”“外在性原则”。形而上学作为对物理学（自然哲学）的追随，错失技术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技术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历史性际遇必须结合在一起思考，不理解自然哲学为何处于西方哲学的主流地位，就不能理解技术哲学何以处于被遗忘的边缘。
3. 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兴起
技术进入哲学，是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走的是一条隐蔽的路线和一条显明的路线。隐蔽的路线孕育了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显明的路线成就了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技术哲学。
隐蔽的路线指的是，在科学革命中诞生的现代科学，实际上使自己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希腊理性科学的技术性科学的道路。对世界的认识与对世界的改造结合在一起，数学与实验结合在一起。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在希腊时代曾经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被消除。在“自然物”某种意义上成了“制作物”之后，“技术”的原则就开始支配了“自然”的科学。观察结果的可重复性、实验程序的可操作性，处处体现了技术的有效性原则。然后，近代科学的这种技术性特征本身并没有立即成为一个被关注的主题而受到哲学的关注，相反，“技术”作为近代科学的隐蔽的主题，直到20世纪才被揭示出来。技术哲学的真正兴起，依靠的正是这个隐蔽的主题的明朗化。这个明朗化过程，我们放到下一节去展开。
显明的路线指的是，在为理论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之外，始终有其他思想家关注技术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作为科学革命的吹鼓手，弗兰西斯·培根呼吁重视手工操作，重视技术发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视工艺成就，在
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有很大的分量来叙述工艺过程。狄德罗把技术与科学、艺术并列为三大知识的类别，在《百科全书》中为工艺和发明留下了大量的篇幅。这些条目往往加上精美的插图，实际上在公众中传播了技术知识，确立了技术的地位，为法国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向纵深发展，由蒸汽动力革命向电力革命转移，技术的社会影响有如昭昭白日，对技术的研究于是提上了日程。
与此同时，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一时告别宏大体系，似乎进入了一个“部门哲学”的时代。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纷纷登场。科学哲学大约也在这时候出现(休厄尔《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1877年，一位德国的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卡普(Ernst Kapp，1808—1896)在书名中使用“技术哲学”一词，可以看作是让“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登上哲学史舞台的首次努力。此后，以工程师为主体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力图将“技术哲学”打造成一个真正的部门哲学。1894—1911年间，俄国工程师恩格尔麦尔(Englemeier，P.K.，1855—1941)用德文发表了以“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为标题的系列文章。1913年，第二本以“技术哲学”为书名的著作问世，作者是德国工程师齐墨尔(Eberhard Zschimmer，1873—1940)。第三本以“技术哲学”为书名的著作，是德国另一位工程师、X射线专家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1881—1963)于1927年出版的。1956年，德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了专门的“人与技术”研究小组，小组又分成教育、宗教、语言、社会学和哲学等工作委员会，使“技术哲学”的发展有了一个体制上的依靠。1966年，美国技术史学会(成立于1958年)所属的《技术与文化》杂志出版“走向技术哲学”(Towar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专辑，是技术史这个兄弟学科对于技术哲学的一次重要的提携。1978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简称SPT)正式成立，首任主席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同年出版了学会的会刊《哲学与技术研究》（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同年举行的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确认技术哲学为一门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从这一年起，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慢慢开始在北美乃至全世界建立起来。
从卡普以来100多年过去了，与科学哲学相比，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并不见突出。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目前的论题高度发散(这一点与中国的自然辩证法非常相似)，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问题。美国的SPT目前仍然是“哲学与技术学会”，而不是“技术哲学学会”。
主要原因是，那些致力于技术哲学分支学科建设的人们，虽然意识到现代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意识到对技术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迫在眉睫，因而急于把这个学科开创出来，但往往缺乏哲学背景方面的革新动力，或者准确说，未能开辟出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因此，一方面，技术哲学家身陷于日益增多的由于当代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在德国)之中，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
技术社会学等混在一起，身份非常模糊； 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则面临着传统分析哲学家对他们身份的质疑： 技术能不能（像科学那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和推理逻辑问题？在美国，在强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传统下，技术哲学家甚至还在为自己作为“哲学”的合法性苦恼。
二、 技术哲学的四个思想来源
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有赖于哲学本身的彻底变革，有赖于建立自己独特的哲学纲领。对于中国技术哲学界而言，目前最要紧的，一是掌握和消化来自西方的技术哲学思想资源，二是挖掘中国本土的技术哲学思想宝藏。本书试图追溯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流，想在前一方面做一些努力。
本书由五编共25篇文章组成。第一编是“历史概述”，收入一篇文章。米切姆发表于1980年的这篇文章，相对于我们时代的快速变迁以及技术哲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来说，显然有一些过时，但对技术哲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当代技术哲学面对的理论问题（技术的概念辨析）和实践问题（技术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均做了条理清晰的叙述，特别对中国读者而言，仍然是一篇很好的“技术哲学导论”。文章后面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有用。
此后的四编概括整理了“社会—政治批判传统”“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工程—分析传统”和“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四个思想谱系。米切姆把技术哲学分成工程派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派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许多人把它译成“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大谬不然。人文学者不一定是人文主义者。海德格尔是明确反对人文主义（Humanism）的。两大类，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普、恩格尔麦尔和德绍尔，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芒福德、敖德嘉、海德格尔和埃吕尔。参见Carl 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这个分类大约对应于我所谓的作为分支学科的技术哲学与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在本书中，第一类技术哲学只选了卡普、德绍尔和邦格的著作片断，归入第四编“工程—分析传统”，而对第二类技术哲学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收录，并且进一步分成了三大“批判传统”。当然，“社会—政治批判传统”“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和“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并没有穷尽来自西方的所有思想资源。比如，来自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技术批判就没有纳入。这首先是考虑到这本书要尽量汇聚哲学性较强的文章，其次是考虑到引进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对中国技术哲学界还不是当务之急。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传统的划分也并不是严格的。特别是归入“社会—政治批判传统”和“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大部分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加之他们背景复杂、视野宏阔、思想主题涉猎广泛，如此划分也只
是权宜之计。
我把全书的大部分篇幅留给了“批判”传统，这表达了我对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一种希望： 要着眼于建立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唯有着力建设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才可能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参见吴国盛： “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7日。。下面结合选文对四个传统略作陈述。
1. 社会—政治批判传统
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要求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要求意识到技术在存在论上高于科学（而不只是科学的应用），要求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我们把马克思放在技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位置中： 他是技术哲学中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开创者。
马克思对于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三： 第一，他是实践哲学的创始者； 第二，他认为正是技术这种物质力量决定了物质生产的方式，而物质生产又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最本质的活动； 第三，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对工业发展给人性带来的反作用有十分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最早涉及“理性与权力”“压抑与解放”等现代性话题，对技术的革命性力量有深刻的理解。“手推磨给人们以封建领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给人们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句名言至今仍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开辟了20世纪技术哲学的一个很大的流派： 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个流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他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激进道路。他强调现代技术社会的单向度化，无所不在的技术控制使得这个社会丧失批判性。作为压抑和奴役的技术之网密不透风，使人绝望。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了今日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它并不是过去那种政治的、从上取得的意识形态，而是经济的、从下取得的意识形态，因而并不具有压抑和奴役的功能。技术对哈贝马斯而言是某种具有中性的工具手段。对他来说，现代问题的要害不是否定技术，打碎机器，而是引入交往理性，以平衡现代科技这种工具理性。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重新强调技术的政治负载，但是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不同的是，他认为技术本身并不是僵硬不可更改的，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技术一直在与多种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因素的互动之中变动不已。因此，他试图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他通过深入技术结构的内部，解构技术的细节处所包含的政治诉求，而完成对技术的政治学批判和重建。
阿伦特是“二战”之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她近接马克思、海德格尔，远承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资源，通过对当代人类处境的深刻洞察和批判，指出了在公共空间中恢复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对人的三种生活方式（劳动、制作、公共活动）做了极为独特的阐释，从而把“技术”纳入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进行思辨。
埃吕尔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技术社会》（法文原名“技术——世纪之赌”）译成英文发表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英译者称这本书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比，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心灵之技术状态的现象学”。埃吕尔本人则自认是马克思方法的继承人： “我确信……如果马克思在1940年还活着的话，他不会再研究经济学或资本主义结构，而是研究技术。因此我开始使用一种与马克思100年前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尽可能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转引自Carl 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5758.埃吕尔提出的技术自主论，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对技术进行专题反思的一个醒目的标志，之后的人们都不能绕过他。非常遗憾的是，埃吕尔的著作尚未有中译本问世。本书选译的他的这篇文章，似乎也是他第一篇被译成汉语的文字。埃吕尔的追随者、荷兰的舒尔曼（Ebgert Schuurman）的《技术与未来》（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1980）已经被译成中文，中译本改名为《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
温纳是目前仍很活跃的美国技术政治学家—哲学家，将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的概念。由于加入了更多细节性的研究，相比马克思和埃吕尔，温纳的技术决定论更加温和。
在技术的社会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路线上，人们或多或少地认识到： 技术是一种在现代社会渗透一切的、起支配性作用的“现象”； 技术不是属人的工具，不是人用来追求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不是简单的改造世界，而是意识形态，是对世界的构造，是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不以人之意志为转变的东西。实际上，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经济学家（如E.F.舒马赫）、历史学家（如施本格勒、汤因比）和哲学家（如米歇尔·傅科、桑德拉·哈丁、唐娜·哈拉维、卡罗琳·麦茜特）属于这条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是20世纪反思技术的主流，吸引了最多的学者加入。但是作为选读，我们难免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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