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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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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历史哲学视角切入，按照“乡土中国”、“城乡二元中国”、“城乡两栖中国”和“城乡融合中国”四阶段叙事体系，全景式回顾了我国乡村文明的百年巨变，总结提炼了传统乡村与现代乡村的不同发展逻辑，试图在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乡村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时代背景下，深度探讨如何在乡村基层治理中注入内生的人际情感、内在的为善驱力及自律的道德素养，构建一种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符合人的“内在自然”心灵秩序的乡村治理政策和机制，从而为世界提供一种“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中国式乡村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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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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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IFCD）六人项目评审组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出版的专著和译著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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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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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哲学视域的百年乡村文明 …………………………………… ００１
章
数据呈现：中国乡村“数千年未有的百年巨变” …………… ００９
一、 高速城镇化: 世界乡村大国成为城镇大国 ………… ０１０
二、乡村是否变为城镇社区的“异域同构空间”? ———什么是
乡村的 “乡村性”? …………………………………………… ０１４
三、“断裂” 还是“渐变”: 传统乡村与现代乡村的不同变化
逻辑 ……………………………………………………………… ０１７
第二章
“乡土中国”：对传统乡村文明的范式解读 ………………… ０２１
一、 “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几种用法 …………………………… ０２１
二、 “乡土中国” 文明范式的基本特征 …………………………… ０２６
三、 “乡土中国” 文明范式的教化功能和 “伦理本位” 色彩 …… ０３９
四、 存续还是解体? ——— “乡土中国” 文明范式的百年之问 …… ０４２
第三章
改良与革命：传统乡村文明初现解体阶段 …………………… ０４４
一、 “少年中国” 替代 “老年中国”: 文明再造的共同理想……… ０４５
二、 旨在 “创造性改造” 传统乡村文明的 “乡村建设运动” …… ０５０
三、 旨在推翻传统封建制度的 “农民运动” ……………………… ０５４
四、 从苏维埃到解放区: 把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建立在乡村 ……… ０６１
第四章
“城乡二元”与历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统乡村文明
从显性形态变为隐性形态 ………………………………………… ０６６
一、政治运动驱动其他运动: 为乡村变革奠定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 ……………………………………………………………… ０６８
二、 “城乡二元” 体制建立和乡村３０ 年历次改造运动 …………… ０７０
三、 “乡土中国” 的意义世界从显性形态转变为隐性形态 ……… ０７４
四、 传统乡村的生计方式和外部空间形态的变化相对较小 ……… ０７７
第五章
空间折叠—人口多元：乡村世界遭遇高速城镇化“涡旋效应”
……………………………………………………………………… ０７９
一、传统乡村文明在１９７８ 年后的两种命运: 局域复兴与系统性
破坏 ……………………………………………………………… ０８１
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的 “三阶段” 理论 …………………… ０８３
三、当代“区域层级体系” 理论与新的 “村庄类型学” ………… ０８８
四、高速城镇化“涡旋效应” 之一: 乡村世界的“圈层空间折叠” 与
“发展运气” …………………………………………………… ０９３
五、高速城镇化“涡旋效应” 之二: 乡村“人口多元” 的新
常态 ……………………………………………………………… ０９７
六、 高速城镇化 “涡旋效应” 下的乡村世界新常态 ……………… １０５
第六章
乡村文明范式转型：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融合中国”
……………………………………………………………………… １０７
一、 “城乡融合” 历史阶段的政策标志 …………………………… １０８
二、 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对 “城乡融合” 的探索 …………………… １１１
三、 近年 “城乡融合” 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 １１３
四、从“乡土中国” 到“城乡融合中国” 之一: 文明范式转换的
道义基础 ………………………………………………………… １１９
五、从“乡土中国” 到“城乡融合中国” 之二: 文明范式关系的
反思 ……………………………………………………………… １２３
六、 “丸之走盘” 的隐喻: 理解文明范式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 １３０
第七章
乡村文明新形态展望：“家园”含义的重新诠释 …………… １３４
一、“城乡融合” ≠ “消除一切城乡差异”: 什么是未来乡村的
“乡村性”? ……………………………………………………… １３４
二、“滕尼斯问题”: “乡土共同体” 承载着怎样的群体心理
需求? …………………………………………………………… １４１
三、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质” 的区别: 我国乡村文明转化的
“间断” ………………………………………………………… １４８
四、重塑“家园意识”: 乡村社区建设应重视“心灵秩序”
建构 ……………………………………………………………… １５３
五、结语: 完善“乡村社区综合体” 的必要配置? 塑造乡村文明
新形态 …………………………………………………………… １６０
外一篇
从“根系式生存”到“漂泊式生存”…………………………… １６４
一、 从两种 “乡愁” 谈起 …………………………………………… １６５
二、 “家乡” 的结构意涵: 血缘亲属共同体 ＋邻里熟人共同体 … １６６
三、 “家乡” 的时间意涵: 根系记忆所负载的 “传统” ………… １７２
四、 “家” 与 “乡” 分离: “家在异乡” 与 “家乡的异乡化” … １７５
五、 两种城市发展逻辑? 碎了一地的 “传统” …………………… １８０
外二篇
城市文化空间：从“生存性居住”到“展示性居住” ……… １８５
一、 “城市文化空间” 的两种含义与两种城市生长逻辑 ………… １８６
二、 胡同改造: 在广告叙事中湮灭的大历史与微历史 ……………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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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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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哲学视域的百年乡村文明
到目前为止， 我国乡村文明主要是人类学、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话题。相关学者大多长于以在地观察的方法对目标地区进行沉浸式的田野调查， 并以 “深描” 方式阐释目标地区文化意义系统的 “地方性” 特征， 其叙事尺度大多细致而微观。对这类研究来说， “乡村文明的百年变迁” 无疑是过于化约主义的宏大主题。但知识领域的分工似乎赋予历史哲学一种宏大叙事的优势或 “特权”， 对斯宾格勒、 汤因比和雅斯贝尔斯等人来说， “文明” 的叙事尺度在时间跨度上动辄千年，在空间广度上可以超越国别性单位。有识于此， 本书尝试依据一些乡村人类学、 社会学的材料，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对我国百年乡村文明的变迁进行梳理， 对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条件进行探索， 期待这样的思考和叙事实验会打开一些新的问题域。
历史哲学的思考和叙事方式已经内嵌到不少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的作品之中了。林耀华在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简称 ?金翼?) 一书中细致描述了福建闽江地区张、 黄两个家族从村落到乡镇和都市、 从农业活动到商业活动转变过程的 “各自命运的变迁”。作者在该书结尾处进行了一番颇具哲学意味的议论: “ ‘变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体系的破坏， 然后再恢复或者建立新的体系。什么力量能导致变迁产生， 即破坏存在着的体系的均衡呢? 一般来说，有四种力量能使平衡垮台。” 这里所说的 “体系变迁” 显然是指务农的体系向经商的体系的转变， 影响这种转变的四种力量约略概括就是:物质环境的变迁、 技术的变迁、 人际关系的变迁以及体系外其他因素的干预。① 此外， 许烺光的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 人格与社会流动? (简称 ?祖荫下?) 在对云南大理喜洲镇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后也表达了同样的类哲学诉求: “我试图通过对某一个小镇的细致研究将整个中国的朝代兴衰与中国家庭、 亲属、 宗教和个性形成的规律联系起来。”② 这样的理论取向在施坚雅、 杨庆堃等人的著述中也随处可见。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 对乡村的经验观察和案例研究往往会内生出普遍解释的要求， 因而需要构造深层的观念论证和命名系统。正是在这里， 哲学的追问和概念论证方式体现出了必要的价值， 人类学的主题因此可以转化汇通于历史哲学主题。
林耀华提到了 “变迁”， 而探索 “乡村文明的变迁” 正是本书的主旨。“变迁” 总是 “从 Ａ 到 Ｂ” 的过程， 那么如何确定作为起点的文明形态 Ａ 和作为变迁终端的文明形态 Ｂ 呢? 本书依据学界的共识，将费孝通在上世纪 ４０ 年代提出的 “乡土中国” 假定为我国百年乡村文明变迁的 “起点范式”； 同时将目前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热议的 “城乡融合中国” 当作其 “终端范式”； 此外， 还把学界在城乡关系史讨论中提出的 “城乡二元中国” “城乡两栖中国” 等当作上述两大范式之间的过渡阶段， 由此构成对中国乡村文明百年变迁的四阶段叙事体系。
阶段是乡村文明 “百年巨变” 的起点， 大致指从上世纪初到１９４９ 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存在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乡村文明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 许多地区、 许多领域初现解体的征象， 但其整体形态和特质尚得到保持， 其基本范式可用费孝通于 １９４０ 年代提出的“乡土中国” 来概括， 其支配性特征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 “伦理本位” 的。①
第二阶段可以概括为 “城乡二元中国”，② 大致指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的时期。在此阶段， 乡村发展被纳入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 的总体进程， 显示出鲜明的 “政治本位” 色彩。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 国家采取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 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方针， 为此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确定了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的二元体制。③ 国家意识形态大叙事覆盖了地区、 村落乃至家族的小叙事或地方性叙事，传统乡村文明由显性的系统性存在蜕变为隐性的碎片化存在。
第三阶段可概括为 “城乡两栖中国”， 大致指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民摆脱贫困成为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旋律， 城镇化进程启动了快进键。乡村发展在保持 “政治本位” 特征的同时， 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 传统乡村的空间形态和人口结构出现巨变， 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以 “农民工” 身份奔波于城乡两地。
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 按照学界的主流理解被确定为 ２０１２ 年以来到未来 １５ 年至 ３０ 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国家将乡村地区全面脱贫、 乡村振兴和推动乡村人口城镇化当作政策重点。伴随城镇化率迅速提高， 我国城乡关系日益呈现 “城乡融合中国” 的趋势。可以设想， 未来乡村、 城镇与城市文明在内涵上日益接近， 乡村文化建设与城镇文化建设一体化乃至一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前景下， 我国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如果还有什么特殊内涵的话， 那就是要参照国外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针对我国乡村在快速巨变中出现的问题， 将美好生活想象与诊断治疗意识结合起来。
毫无疑问， 上述各阶段的命名和概括未见得十分准确， 但本书希望这些命名工具有助于展示一个整体上说得过去的 “文明变迁” 演化逻辑。需要说明， 在本书的考察中， “乡土中国” 和 “城乡融合中国” 固然是指两种文明形态， 但在文本叙事的意义上， 它们分别是两个 “范式” ———从 “文明范式” 角度考察我国乡村的百年变迁构成了本书首要的方法论特征。“范式” 一词是从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译解而来的， 它承诺着一种具有本质主义意味的理论解释结构。依据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对 “乡土中国” 的文明范式的 “硬核” 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刻画， 也可以对 “城乡融合中国” 所提示的可能的文明范式含义进行想象和探索。
一旦把 “乡土中国” 向 “城乡融合中国” 的转变确定为我国百年乡村文明变迁的叙事线索， 不难看到， 我国乡村确实经历了并继续在经历着 “ 数千年未有的百年巨变”， 其变化幅度之大不啻 “ 从猿到人”。为直观呈现这个巨变， 本书章借助了社会史学对我国千百年来城镇化率的研究所展示的一个事实: 迄至 １９７８ 年， 我国数千年中的城镇化率始终徘徊在６％ ~ ２２％ 。让笔者不无惊异的是， １９７８ 年我国城镇化率尚不足１８％ ， 按单纯数值标准来看， 它甚至低于 １０００ 年前的南宋时期。这正是这个国家长期被称为 “世界大农业国” 的根本原因。但同样令人感叹的是， １９７８ 年后仅仅 ４０ 余年， 我国城镇化率迅速跃升为 ６０％ 以上， 未来几十年甚至会达到 ７０％ ~ ８０％ 。这样的巨变彻底变易了传统乡村世界的外部空间形态和村落内部的人口结构， 本书第五章在描述相关变迁过程时， 专门创造了 “城镇化涡旋效应”、 乡村世界的 “圈层空间折叠”、 “人口多元”、 “发展运气” 等专门术语。不仅如此， 本书章还试图提出 “传统乡村” 与 “现代乡村” 的不同发展逻辑: 前者遵循的是 “有机体自然演化的逻辑”， 后者遵循的是 “反时间的结构置换逻辑”。笔者行文时时常感到， 在描述这种变化时， “变迁” 远不如 “巨变” 来得准确。
然而， 乡村外部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及内部人口结构的改变并非本书关注的首要问题。从 “文明” 角度看乡村， 我们所关注的就不仅是乡村空间或生产生活的 “外部秩序” 的变化， 更关注的是社会 “心灵秩序” 的变化。与那种将一切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表达都同等视为文明要素的理解不同， 笔者相信， 从根本意义上说， 心灵秩序是 “文明之所以为文明” 的根本特性。这种心灵秩序根源于特定意义世界的内生的规范要求， 这种意义世界通过特定的教化机制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群。心灵秩序通过时间和空间意义的 “重复”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规训世代人群的意识和行为， 赋予他们内心信仰和价值的先天性， 使人培育出一种 “自律性的” 道德感和礼仪精神。一个缺失稳定的心灵秩序的社会是难以称得上 “文明” 的。
本书第二章正是从 “内在意义世界” 和 “心灵秩序” 的角度对 “乡土中国” 文明范式进行了刻画。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五章重点描述这种传统的心灵秩序如何在过去 １００ 年的风风雨雨中， 在 “新文化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 “农民革命运动”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轮番冲击下陷入 “系统性崩溃”。在这里， 本书提出了传统文明意义世界的 “系统性存在” 和 “碎片化存在” 的差别， 提出了传统象征系统 “空壳化” “脱域化” 的问题。当然， 随着传统文明的意义世界和外部形态的彻底崩解， 我们直接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 “百年之问”: 抛弃了旧文明的乡村是否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态? 如果将 “城乡融合中国” 当作一种处于变迁终端的乡村文明新形态， 它应当具有哪些基本的特性?
有人会说， 新的乡村文明早就成熟了。我们进行了数十年的乡村文化建设， 有一套日趋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然而， 乡村文明新形态与公共服务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建设相关但也不同。其的不同点在于，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行政本位的文化建设方式， 很难孕育出 “文明” 所要求的那种内生的人际情感、 内在的为善驱力 (如慈善动机) 以及自律的道德素养。本书第七章提出了 “内在自然” “类家庭情感” 等概念，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
将 “乡土中国” 与 “城乡融合中国” 视为两种不同文明形态还会带来如下问题: “城乡融合中国” 是对 “乡土中国” 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的复制或升级 (譬如有学者使用了 “新乡土文明” 的提法)， 还是与后者的彻底断裂? 本书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总结起来， 这两种形态至少存在以下差别: 其一， 作为 “起点范式”， “乡土中国” 是个 “过去时 ＋完成时” 的文明， 而 “城乡融合中国”则是个 “进行时＋未来时” 的、 处于 “尚未” 状态的文明； 其二， 从游戏理论看， “乡土中国” 所代表的文明与我们期待的 “城乡融合中国” 的新文明形态在基本 “构成性规则” 上是全然不同的； 其三， 从方法论上看， 过去时形态的 “乡土中国” 范式可以成为本质主义描述的对象， 处于进行时和未来时的 “城乡融合中国” 范式则可以成为建构主义的理解对象。“建构” 需要确定道义目标， 需要据此对过去的一切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从上述意义来看， “城乡融合中国” 的范式含义与 “乡土中国” 确实是迥然不同的。
然而， “乡土中国” 与 “城乡融合中国” 也依然存在着某种密切的相关性。当人们说 “乡土中国” 是一种文明时， 不仅是说它形成了一套外部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秩序， 而且是说它积淀形成了特定的心灵秩序。相形之下， 我们在类比的意义上把 “ 城乡融合中国” 称为 “乡村文明新形态” 时， 不免有些踟躇犹豫。毫无疑问， 多年来我国乡村在经济秩序、 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目前备受热议的五大振兴、 城乡一体化以及共同富裕等政策也无疑会大大改善乡村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日常的文化消费需求， 然而从整体上看， 人们在如何构建一种符合当代社会要求、 符合人的 “ 内在自然” 的心灵秩序以及相关的教化机制方面， 尚未达到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本书后部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实验性很强的探讨， 提出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重点在乡村基层社区， 并根据 “社会必要配置” 的思路提出了 “乡村社区综合体” 的建议构想。
需要说明， 从 “文明范式” 角度探索乡村文明的百年变迁还寄托着笔者的一个愿望。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我们国家为自己确定的发展目标。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
看它是否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 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建构一种 “不言而善应， 不召而自来” 的文明典范或典范文明。正是这种意识使笔者不揣冒昧， 萌生了撰写本书的动机。在本书写作、 思考和讨论过程中， 笔者接触了一些乡村人类学者、 社会学者， 对他们踏实的学风和接地气的讨论印象尤为深刻。本书不期待能像这些学者的著述那样做到 “以小见大”， 但在方法上希望可以比附于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 的理路。此外， 在接触中， 笔者对那些多年来奔走于乡村田野， 积极投身重塑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派学者也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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