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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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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青年智库聚焦共青团主责主业，以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为目的，围绕共青团引领凝聚、组织动员、联系服务三大职能，从共青团深度融入青年机制、共青团服务青年能力提升、共青团参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对比研究、少先队员荣誉感提升、少先队辅导员专业化建设、党建带团建、队建工作实践研究、短视频平台传播快、范围广对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启示等角度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有详实的案例分析，又有深入的理论思考，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开展提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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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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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情景体验和研学实践》目录
前言 / 001
情景体验篇
情景体验教育活动国际比较 山西大学 毋俊泓 / 001
情景体验教育的政治学和心理学理论支撑 运城学院 褚海萍 太原工业学院 刘捷 / 013
以社会互动理论解析情景体验教育活动 共青团山西省委团校 赵慧慧 / 018
情景体验教育活动的特性 晋中信息学院(原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薛可可 / 037
情景体验教育活动的操作要义之角色分析
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 荆娟 潘蕾 范剑青 杨军 杨霞 / 041
情景体验教育活动内容内化过程分析 山西大学 高玲 / 051
情景体验教育活动评价体系的构建初探 怀仁六小 郭晓霞 / 061
情景体验式教育在青年团员思想引领中的运用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杜娟 李亚楠 李蕊 王虎威 刘艳萍 贾慧敏 / 074
高校思政实践教学与共青团依托情境体验教育实现协同育人的路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白静 李冰 张玉洁 肖昆鹏 寇梓鑫 孙馨悦 / 092
思想政治引领下的中学情景体验教育活动
太原市育英中学校 边保军 曹怡丽 梁敏 郭毅 / 099
研学实践篇
研学实践活动的国际经验及本土化借鉴
山西农业大学 何云峰 陈晶晶 任爱霞 马晶 岳丽锦 石静 崔志勤
山西师范大学 王霞 / 113
共青团、少先队研学实践活动课程体系构建 共青团山西省委团校 付华 / 133
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研学实践体验性研究
平定县教育科技局 郝珺
平定县第三中学校 阎迎春 葛美宏 段晶晶 王晓莲 张雁 / 150
从暑期社会实践的视角探析大学共青团研学实践活动
——以2019年度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暑期思政研学实践活动为例
山西大学 霍雅琪 李慧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 葛文嘉 / 161
高校共青团研学实践活动的应用机制研究——以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非遗研学营为例
太原理工大学崔 哲武 张静 魏争 刘敏 赵芳 逯慧敏 / 181
“四化三结合”模式下高校共青团革命文化教育研学实践活动路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张海燕 / 194
主题探究式研学实践提升大学生探究能力的思考——以“右玉精神”探究活动为例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张志坚 / 202
中学共青团研学实践研究
太原市第十九中学校 王鹏 张代军 刘宏晋 贾文英 刘肖丽 尹星辉 / 216
少先队研学实践活动案例分析
孝义市金晖小学 李晓宇 赵宏莲 侯艳萍 任小红 史晓玲 李琳玲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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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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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垮掉的一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田丰
摘要:
每一个代际的青年人都曾出现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的情况。总结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的原因，既有宏观的时代性、社会性因素，也有微观的群体性、心理性因素，还有全球化的影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污名化的逆境中磨砺成才固然不是坏事，但青年人更需要有利于人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应关心青年，支持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努力锻造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关键词:
青年；“垮掉的一代”；污名化
一、“垮掉的一代”的来源和误读
把青年一代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70后”如此，“80后”如此，“90后”亦是如此。实际上，“垮掉的一代”是源自美国的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由一个翻译上的小小错误而来。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上进入冷战阶段，推行麦卡锡主义，恶意诽谤民主进步人士，肆意打击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公民的民主权利遭到无视和践踏，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压制，被剥夺了自由言论权利，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极度压抑和恐惧的氛围中。成长于这一时代的青年人甚至被称为“沉默的一代”，他们传统、守旧，大多虔诚地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导致保守主义大行其道。
保守主义催生了一个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亚文化青年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桀骜不驯的行为方式（行为乖张、长发异服、粗话连篇、藐视权贵、追求自由），对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发起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成为与循规蹈矩的“沉默的一代”截然不同的青年群体，进而被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中国人对“垮掉的一代”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读，因为在中文语境下，“垮掉”一词包含了大量负面信息，人们习惯将垮掉与荒废、堕落等负面标签联系起来。事实上，“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精神是“Beat”，这个词的含义较为丰富，根据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解释，“Beat”一词最初是用来表达贫困潦倒、一无所有、四处流浪的生活状态，后来演进为对抗保守的世俗观念、嘲笑权贵的政治霸权、反抗物欲横流的社会精神，最终成为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时代话语和文化符号。由此可见，“垮掉的一代”虽然在行为方式上带有较强的反叛性，但在社会价值和精神层面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狂热的反叛浪潮和叛逆的青春期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逝去，“垮掉的一代”在进入成年之后也日渐被主流社会同化，最终成为代表二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印记。
“垮掉的一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思想根源；而作为一个舶来品，却一直被国人误读。在能够找到的既有研究文献中，最早使用“垮掉的一代”这个词的是1959年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的两篇介绍英美文化和诗歌的文章，而真正引发全社会思考“垮掉的一代”的却是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该片选取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10个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人物，讲述了他们在不同际遇下自强不息、自学成才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不久，整个社会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紧要关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一些青年处于迷茫和苦闷中，《莫让年华付水流》的出现正逢其时，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正如1981年发表在《电影评介》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在那个四害横行、真理蒙难、是非颠倒的时代，受到不同程度创伤的青年，今天噩梦醒来，有人彷徨、叹息、消沉，也有人探求、思索、奋进。如何评价这一代呢？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垮掉的一代，还是奋发的大有希望的一代？”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当下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50后”和“60后”，这个问题也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30年前，人们对“50后”和“60后”的时代之问，转而成为中国每一代青年人需要回答的代际之问，“70后”“80后”“90后”无一不在用自己的行动回答着同样的问题。
二、每一代青年人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消息传回国内，社会各界义愤填膺，北京以“70后”为主的大学生群情激奋，聚集到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附近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纷纷走向街头，上海、广州、成都均爆发了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罪行径的大规模游行，这是被冠以“小皇帝一代”的中国“70后”第一次进入全世界的视野。曾经被主流社会广泛质疑的“温室里的花朵”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证明了他们不是“垮掉的一代”。中国青年再次认识到了蛮横的西方列强未曾远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始终存在，“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唯有一代一代自强不息，方能维持中国在世界上的尊严。细心的人们或许还会观察到，其后不久，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一个词语——愤青已经变得无人不晓。彼时的愤青还不是一个偏贬义的词语，而是用于形容带有排外和仇视西方情绪的愤怒爱国青年。
2008年的中国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在奥运圣火境外传递之旅中，一些境外民族分裂势力有组织地破坏满载和平、友谊的圣火传递活动。此时的西方主流媒体充斥着对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的诋毁、丑化和指责，表现出对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包庇、纵容和袒护，这最终激起了“80后”留学生维护国家主权、捍卫祖国统一的爱国热情。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带着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奥运圣火所到之处，背后都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80后”留学生群体在守护。而这些“80后”留学生也曾经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80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认为是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看着日本漫画长大的，身上带有崇洋媚外的属性）。“80后”是在计划生育国策下伴随着市场经济成长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不少媒体认为“80后”过于自私，且性格软弱，不能够克服困难，不懂得与他人分享，更学不会关爱他人。种种先天不足几乎让国人对“80后”失去信心，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则让人们看到了“80后”的坚强和不屈。
5·12汶川大地震造成六万多人死亡，三十多万人受伤，受灾人数超过千万。而“80后”可以说是汶川抗灾行动中最靓丽的风景线。有媒体曾这样评论：“他们在这次地震中的名字，是遇难者，是救援者，是志愿者；他们的职业，是军人，是学生，是教师，是医生和护士，或者没有职业，或者有，但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把很多泪洒给他们，把很多敬意献给他们，不经意间，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他们就是那个首次被用代际命名的群体，他们叫‘80后’。”汶川地震中，“80后”再次展现出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其中最为亮眼的是“80后”志愿者们自发组织的各种救援和捐助活动，形成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抗击灾害的民间力量。毫无疑问，在经历了2008年的社会纷争和自然灾害后，不会再有人把“80后”当作是“垮掉的一代”。
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一句新的流行语：“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了。”看似有些戏谑的话语却透露出了“90后”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42万名医护人员中，有12万人是“90后”，其中一部分甚至是“00后”。他们不畏艰险，救死扶伤，在凶险疾病面前蜕变成长，展现出了新一代青年人的使命担当。除了“90后”医护人员之外，“90后”饭圈女孩、“90后”快递小哥、“90后”网约车司机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表现。这让人很难想到，不久前“90后”身上的标签还是“感觉身体被掏空的废柴”、充斥着“丧文化”和佛系精神的“垮掉的一代”。
言及于此，不难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70后”“80后”“90后”被污名化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在家国危难面前，每一代青年人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那为什么“垮掉的一代”的污名化标签会被不断地传递给下一代青年人呢？
三、“垮掉的一代”这一污名化标签为何会在代际间传递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把青年人描画成“垮掉的一代”是一种典型的贴负面标签和污名化行为。所谓的污名化，就是给社会中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冠以某种损害其身份的名称，进而使其逐渐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受到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过程，如叫兽、砖家、剩女和屌丝等。每一个代际的青年人都曾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社会的快速变迁拉大了代际群体之间的差异。人们通常用“代沟”一词来形容代际群体之间的差异，代沟主要是指代际人群之间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的差异，而产生代沟的主要原因是快速的社会变迁对不同代际人群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近3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速度是人们始料未及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改变了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由此拉大了代际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以往按照10年为间隔划分代际的方式都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速度，因此在“90后”身上需要更加细分，即划分为“90后”和“95后”。当代际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时，就会出现老一代成年人和新一代青年人无法相互理解的情况，而与青年人格格不入的成年人会利用其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优势，给青年人贴上各种各样的负面标签。在众多负面标签中，为什么“垮掉的一代”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其原因在于“垮掉的一代”本身不带有明确的行为指向性，既不需要根据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来生造尖刻的词汇，又容易让人们理解文字隐含的贬损含义，故而成为信手拈来的负面标签。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导致社会负面评价出现。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后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青年一代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70后”曾经痴迷于港台流行文化，“80后”是日剧韩流的拥趸，“90后”则爱上了源自美国街头黑人文化的嘻哈。与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差异相比，新一代青年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给老一代成年人带来的冲击更大，大部分老一代成年人都是在单一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所认可的社会文化中，无论是港台流行文化、日剧韩流，还是英美文化，都是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异类”，尤其是青年亚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更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对象。事实上，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的经济发展，不仅给青年一代创造了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让青年一代更加注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这又恰恰与成长于物质紧缺时代的老一代成年人不同。由此，青年一代的文化生活被描述成低级趣味、玩物丧志、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不学无术等，进而得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可能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推论。
三是青春期叛逆心理引发的代际冲突加剧了社会负面评价。从个体生命历程来看，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人容易出现对抗主流社会的叛逆心理。发展心理学将青春期戏称为“心理断乳期”。这一时期的青年人正在逐步学会独自思考，降低了对父辈和家庭的依赖，不再一味地遵从成年人的谆谆教诲，反而想突破长辈的束缚，乃至于以对抗性的极端行为来反抗权威，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因而与主流社会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社会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期问题，而是习惯性地试图根据青年一代青春期的逆反行为表现来下定论。殊不知，在此种心理的驱动下，青年一代以某种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方式来回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若能够给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待他们进入成年之后再下定论，就不会屡次出现“垮掉的一代”的误判。
四是媒体在对青年一代污名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媒体的扭曲报道导致了“垮掉的一代”经久不衰的局面。青年一代连续被污名化不仅是由于媒体缺乏对青年人的深入了解，还源于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僵化思维，更有甚者为吸引眼球做出夸大事实的负面报道。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媒体，任何一代青年人都有一些群体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而这些群体性和时代性特征都可能被视为与以往不同的“病态”，且总会有一部分极端个案出现在社会之中。事实上，媒体缺乏的是对青年一代与时俱进的深入了解以及整体性的调查研究，究竟青年人的“病态”是真实的，还是在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应然出现的？极端个案是少数人的特例，还是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的？如果媒体报道能够避免拿陈旧的行为准则来要求青年一代，避免以偏概全地把火力集中在少数极端案例上，“垮掉的一代”出现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一代的行为特征与以往代际的差异更为明显，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之快超出想象，媒体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更为广阔，脱离时代特征、以偏概全的报道对青年一代的污名化效果将更加明显。
五是青年人以自嘲应对质疑的模式加剧了社会刻板印象。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压力，青年人普遍开启了自嘲模式，从“80后”中最流行的屌丝，到“90后”中最流行的佛系青年，“00后”主动把宅、丧、废等负面词汇套在自己头上。研究发现，一些群体会出现自我污名化的情况。所谓自我污名化，就是一个群体对社会偏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降低了对自己的评价，并主动脱离社会的过程。但中国青年的自嘲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污名化，自嘲表面上看是一种颓废、悲观情绪的蔓延，实质上是青年人化解来自主流社会压力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每一代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也都会产生相应的焦虑情绪，青年人自嘲的背后是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化解的种种社会问题，比如高昂的房价、逼仄的职场晋升空间、快节奏的工作压力等。但过度使用负面词汇戏谑和自嘲，会增加整个社会对青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加剧主流社会对青年一代的误解。对此，化解之道有两个：一是主流社会应尽可能地站在青年一代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帮助其解决问题，二是青年人不宜为了缓解压力过度宣泄负面情绪。
六是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社会中充斥的焦虑感，让人们紧盯青年一代的表现。“少年强则中国强”，这是一个世纪以前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强烈呼声，也是延续了一百年的民族呐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辛努力从未停止。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之下，每一代的青年人都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他们能够以远大理想抱负、深厚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强烈忧患意识之下，青年一代的轻微偏离都会引发整个社会的集体忧虑，人们期盼着青年一代快速成长，然而青年人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社会境况下，青年人会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模式，而新的成长路径和模式在全民族忧患意识和全社会焦虑感之下会引发新的疑虑和质问，自然容易催生出新的“垮掉的一代”。
总结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被污名为“垮掉的一代”的原因，会发现既有宏观的时代性、社会性因素，也有微观的群体性、心理性因素，还有全球化的影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无论原因为何，主流社会给青年代际打标签、污名化的做法都体现了单向度权力关系的社会构建，此类贬损性和排斥性的社会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青年人健康成长的。
四、关心青年，破除污名化，锻造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有人这样评价：“后浪有多火，就是证明人们对青年的误解有多深。”“70后”“80后”“90后”都曾经活在误解中，“00后”和“10后”或许也将要活在误解中。在污名化的逆境中磨砺成长固然不是坏事，但青年人更需要有利于人生发展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可见，锻造未来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不是危难时刻的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关心青年成长。
关心青年，破除污名化，要遵循人生发展阶段性的客观规律。在进入成年之前，个人成长可以分为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客观规律，过度地按照成年社会的行为准则来要求青年一代，可谓是现代意义上的“拔苗助长”。因此，要重视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影响，对于青年人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正常”行为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轻易下结论。
关心青年，破除污名化，要尊重青年一代的个性，不能墨守成规。多元化的时代既让青年一代朝气蓬勃，也使其无可避免地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与主流社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冲突和交锋。因此，主流社会不能墨守成规，不应用顽固不化的态度打压青年人的个性，而应当尊重青年人的喜爱偏好。同时，应引导青年人完成社会化的进程，使其逐步走向成熟，习得社会规范。
关心青年，破除污名化，要打造包容的社会环境。每一个时代都是风险与机遇同在，青年人要展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往往缺少的只是一个历史机遇。让青年人崭露头角就要给予他们包容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有胆量、有勇气显现自己的棱角，而不是以苛刻、薄凉的污名让他们在主流社会面前屈服和龟缩。尚未成熟的青年人的内心是脆弱的，需要全社会的呵护、支持和赞美，对于青年人脆弱的心理而言，包容是最好的鼓励和欣赏。
关心青年，破除污名化，要积极解决他们难以应对的社会问题。近些年，中国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自我污名化，主要原因是其遭遇了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因而试图转移自身难以承担的社会压力，这属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需要注意的是，由社会问题导致的自我污名化同样有可能加强和固化整个社会对青年一代的负面刻板印象，进而带来难以纠正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由此，帮助青年人化解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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