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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空巢青年”为什么越来越多？
“一人食”“一人游”“一人住”为何兴起？
单身人群有哪些新需求？
单数社会是一种新力量的崛起，越来越多单身人士看重后物质主义时代的精神自由。本书内容直击青年人生活痛点，关注青年群体的现实生活与心理健康，引用大量调研报告与研究数据，对数字时代下的单身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邱泽奇、陈晓萍、龚园媛、唐鹏、闾佳、周大昕、刘瑞国 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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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人口规模已达2.4亿，超过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总人口。单身已经不再是一种小众、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相反，它变得越来越常见。本书聚焦数字时代下的单身现象、亲密关系和日常生活，所讨论的如空巢青年、女性独立、无力恋爱、单身经济、中年危机等话题，无一不是当下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社会热点和人们的生活痛点。
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分析了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心理因素等，并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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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波波夫，《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笔，关注被科技改变的世界，相信人性光辉的绵长。
微信公众号：波波夫同学
微博、豆瓣、知乎：@波波夫
电子邮箱：bulangzhou@126.com
代表作：《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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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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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量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
“一人户”新常态：当老龄化叠加单身浪潮
走向单身社会，或是另类历史回归_x005f
第 2 章 选择：婚姻退热、家庭降温
女权起落：反抗不平等，也反抗了家庭
新女性：“揣着钱包去约会、带着房子去结婚”
“大女主”，从现实到荧幕的投射
婚姻的本质，是财产制度还是浪漫关系
换个方式“在一起”，国外的新型伴侣方式试验
第 3 章 触网：数字化的解构和重构
各怀手机，一起独处
社交网络与亲密关系的彼此重塑
在线荷尔蒙，赛博亦有伊甸园
社交恐惧，未必是矫情和“戏多”
过劳时代，不忍责备“爱无能”
一天 24 小时，走不出 App 丛林
宁看屏幕，可舍爱人
平台的“救赎”，时间的黑洞
“离线”乌托邦，回不去的“不插电”生活
第 4 章 “唯我”：现代人的自恋密码
从模糊的“我们”到大写的“我”
自恋大流行，是浮夸的开始
如何辨别自恋狂
当代人的那喀索斯之镜
互联网并没有制造更多的自恋狂
塑料爱情泛滥，谁之过
第 5 章 掘金单身：从一人食到一人游
单身不经济，商家笑开颜
屏幕之外的孤独美食家
独自旅行，寻找在路上的意义
一人买房，单身族的幸福锚点
萌系革命，可爱成为设计刚需_x005f
陪伴经济，“猫狗双全”的新人生
第 6 章 未来的个体、爱情与生活
长寿时代，人生需要全新设计
童年漫漫，彼得·潘综合征流行背后
四十仍有惑，中年无意义吗
高龄管理者，阅历不可轻视_x0008_
分手在夕阳，不再迁就的银发族
赛博、亚当和夏娃：爱情的未知
跋 不要为单身的青年人焦虑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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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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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谁制造了“单数社会”
一
我在写作《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时，稿提纲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情感倦怠的解析，但层层深究下去，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章节的篇幅可以穷尽的，于是，我平行开启了另一个主题的写作，就有了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的起点，乃是注意到这样一种“三不”的社会现象：很多人除了不想工作，也不想恋爱，更不想结婚。“三不”并不等同于“躺平”，真正的“躺平者”往往衣食无忧，而大部分人仍需为稻粱奔波，“躺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慰藉。类似“三和大神”1 这样纯粹的“三不”人群可能并不多，但是你可以问问自己，脑海中可曾闪现过类似的想法。
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写作者，我本无意给观念超市货架增加新品，但过往的概念，无论是单身族、还是不婚族，都无法概括当下“三不”人群的状态，也无法精准地描述附着于他们身上的社会情绪。看着这些处于原子化生活状态的个人，我想到了英文中描述个体所用到的单数形式，进而想到了“单数社会”这个词，希望你眼看到它不会觉得突兀。
二
“单数社会”首先着眼的是这样一类群体，他们独自生活，没有稳定的恋爱婚姻关系，你无法用年龄去界定他们，他们可能正值青春妙龄，也可能步入垂垂暮年；你也无法用行业的刻板印象去猜测他们，他们不仅仅是被脸谱化的 IT“食草男”，他们其实更广泛地存在于各行各业；你也无法用地域去筛查他们，他们是踩着高跟鞋、穿梭在北上广深写字楼里的大龄优质“A 女”1，他们也是生活在许多自嘲是十八线小县城的普通青年；他们未必是天生的独身主义者，但现实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在度过，他们一个人挤地铁去上班、一个人边刷手机边吃饭、晚上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去健身房、一个人去医院。
结婚好还是单身好，不是本书想要探讨的重点，一如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所有的问题，从单个人的尺度看，都很难有普适的解决方案，而个人的现状很可能正是其潜意识理性选择的结果，单身并不总是跟孤单无助画等号，而婚姻恋爱也不尽然都是甜蜜幸福。关注当下社会中独立生活的个人，关注的还是这一群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情绪，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单身潮流是如何风起于青萍之末，对岸的蝴蝶扇动翅膀如何引发了此岸的海啸。因此，如同《倦怠》，本书依然大量引用国内外有声望的媒体与学术机构所作的调查、试验和访谈，确保我所描述现象的严谨性和代表性。当然，这样一种写作方法可能会带来阅读上的些许不便，特别是试图找到诸如“如何脱单”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读者，在这里我要说声抱歉。
单数社会所处的一个大背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作为世纪大变量，数字技术对于一代人的观念、行为的影响之深远也超乎想象。今天，大部分人与手机相处的时间甚至要超过与人相处，各类约会 App 也令“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了老皇历，结交陌生人比以往更容易，但结果却是更少人选择结婚，网络许诺的让人们连接并不总能带来两情相悦。爱自己似乎还是更容易、也更现实些，从抖音、快手、小红书到照片墙（Instagram）、TikTok，彰显自我正成为这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典型特征之一，也令智能手机蜕变为当代那喀索斯之镜，见证了自恋文化的蔓延。主流社交软件已经在淡化点赞功能，当人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应该被量化考量时，便不再迷信数字技术的无所不能。当“我”放大之后，“我们”又该安放在何处？单数社会的另一面，对照的其实是热衷广场舞等集体行动、信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我们”一代。两波人观念大相径庭，难免有冲突。作为单数的另一面，婚姻正是“我们”的复数表现方式之一，也成为另类冲突的来源，从“我”到“我们”，从“一人食”到组建家庭，悲观的“单数社会”人群看到了婚姻中的“权利减半、义务倍增”，而无视婚姻所带来的经济性和陪伴性。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婚姻祛魅的大幕也在拉开，甚至在一些影视剧、文艺作品中，“大女主”题材开始流行，婚姻作为一种伴侣结合方式被“黑化”，这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婚恋观，年轻一代不再照葫芦画瓢地像上一代人那样结婚生子，甚至不那么热衷于寻求建立亲密关系。
三
给一代人贴标签是容易的，但撕掉标签、还原背后的真相总是难的。不想工作，也不想恋爱，更不想结婚的“三不”社会现象，是整个社会处于转型巨变期的缩影。你很难判定主要是女性经济独立、数字技术消费替代、高房价、高等教育普及推迟婚育中的某一个因素推动了“单数社会”的到来，而很可能是社会富裕、个人意识觉醒、快节奏工作和社会结构原子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巨变的时代，往往意味着你曾经熟悉的常识和惯例正在瓦解：从一辈子只做一份工到在一家公司待三年就已算“长性”，从一生只爱一个人到连线下约会都嫌麻烦，从“男主外女主内“到“大女主”形象泛滥荧幕，从群嘲直男到呼吁男子气概回归，这些日常变化的涓涓细流，终汇聚成一组组宏观数据所蕴藏的社会趋势的大浪潮。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而离婚率节节攀升，虽然这两项指标都没有达到日本、韩国、美国那样夸张的程度，但一些风向已经形成，当下独自生活的人群会非常可观，特别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老龄化、少子化、单身化的趋势明显。在瑞典，有约一半人在独居 1，如果说北欧预演了人类的未来，那么当下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重点，不仅在于提升结婚率和生育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直面那些阻碍年轻人组建家庭的高墙：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工作压力。
商业世界早感知到了这一变化。餐厅里越来越多的小卡座代替了大圆桌，小份菜半份菜开始流行；互联网可以解决朋友圈太小的问题，但对于促成以结婚为目的的约会，依然束手无策，于是线上获客、线下相亲成为在线婚恋平台的标配；稳定的亲密关系可望不可即，但陪伴的刚需依然存在，“猫狗双全”成为年轻一代的人生理想，萌宠经济甚嚣尘上；跨物种的羁绊也露出了苗头，与人工智能谈情说爱并非遥不可及，微软小冰变得越来越“皮”，仿佛你的异地恋人，而苹果则选择让 Siri 变得“冷血”，更像一台客服机器，踏上了另一条机器伦理之路。
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在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都会经历结婚率、生育率的回落，这似乎已经成为某种怪圈。我们正在经历智能手机对功能手机的替代，我们开始习惯用二维码而非现金支付，那么我们同样得做好传统婚恋观被另一种全新亲密模式取代的思想准备。应对这一趋势好的办法，不是回到男耕女织的时代，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拉郎配”，而是应该摘掉对单身群体的有色眼镜，顺应“单数社会”的大趋势，及时做好调整的准备。
四
后再稍微介绍下这本书的内容逻辑，这样方便您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跳到感兴趣的部分阅读。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部分是描述“单数社会”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第 1 章“非主流：转入‘不婚’社会”，聚焦全球范围内正在迎来的一股单身潮流，从中国、日本到欧盟、美国，结婚率在下降，离婚率在上升，单身人群规模越来越大。这一章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绘中国作为“单身大国”的现实 ，包括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人婚恋观的变迁，由来已久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不同区域、行业、年龄段群体的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的现状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原因，即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单数社会”的，具体原因有三点：是女性经济日益独立以及两性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这部分内容主要在第 2 章“选择 : 婚姻退热、家庭降温”，这章主要回顾了女权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发展的情况，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其中典型的就是文学、影视作品中“大女主”形象的流行；第二是互联网的潘多拉魔盒效应，这部分主要集中在第 3 章“触网 : 数字化的解构和重构”，这章主要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重构，特别是短视频、社交网络、游戏等为当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陪伴功能，这些使低成本、貌似欢愉地打发时间变成可能；第三是自我的膨胀、同理心的衰减和越来越多的隔阂与对立，这部分内容主要在第 4 章“‘唯我’: 现代人的自恋密码”中，在这一章中您能重温互联网的流行如何见证了集体主义的退潮和个人主义的流行，见证“自拍”到“自恋”如何折射了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变迁。
第三部分是展望“单数社会”所带来的一些机会以及未来走向，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第 5 章和第 6 章。第 5 章“掘金单身 : 从一人食到一人游”，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分析了单身群体影响下现代商业的全方位改变，如半份菜、小公寓、萌系家电等。第 6 章“未来的个体、爱情与生活”，展望了单身成为一种亚主流的现象，以及叠加了长寿化、老龄化等因素之后，单身群体将面临的新困惑，比如“童年”和“青春期”的延长，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更多地沉浸在虚拟空间，未来人机关系可能更多样、多变，届时，我们对单身可能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义。
各怀手机，一起独处
相比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数字化的力量更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从观念到行为，改变之剧烈，超乎此前的所有事物。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夜晚，一个普普通通小城的一栋红砖小楼里，温暖的白炽灯光下，一家三口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一部金庸武侠剧，还不时为电视台每晚只播三集而叹息不已。
这一幕，可能是无数 80 后的儿时记忆。那时候的家庭生活，很多都是围绕电视机铺陈开来的，家人聚在一起看综艺、看球赛、看电视剧。
与当下一家三口各自抱着手机独自上网相比，电视时代全家围坐观剧的氛围更为温暖。电视常常摆放在客厅，承担着家庭中公共娱乐工具的角色。在人们还没有把电视搬到卧室前，看电视经常是一家人的集体活动，是一个家庭的公共娱乐方式，就像古人围炉夜谈一样。无论是对特定电视节目的共同爱好，还是对看电视的氛围的享受，这种聚合过程都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成为和谐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在曾担任三任美国总统资深顾问的罗伯特·帕特南看来，电视虽然可能润滑了家庭关系，但却损害了社区利益，它把家人连接在了一起，却牺牲了更广泛的外部对话的机会，因为一天只有 24 小时，你花了许多时间看电视，就意味着你难以挤出时间去和朋友见面、去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因此，帕特南认为，电视并不是一个好发明，它动摇了美国社会赖以繁荣的根基——深厚的“社会资本”，即电视导致美国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意愿都日渐衰减。
作为政治学者，帕特南发现，美国的“社会资本”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就处于衰退状态，那种喜好聚会、彼此亲密无间、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于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出门交朋友、参加集体活动了，反而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总之，个体越来越关注个人面向，忽视公共事务。
在数字时代，帕特南所关注到的这种“社会资本”的流失仍然在继续，而且另外一种“群体性孤独”也开始四处蔓延，较之二十世纪的电视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与智能手机相比，电视就小巫见大巫了。
青少年看似在孤独地上网。美国女孩雅典娜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很擅长对父母的话充耳不闻，这样可以让她把注意力放到手机上。“我看见过我的朋友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情景：他们根本不交谈，他们打电话时只是说‘行，行，无所谓’。他们根本不关注自己的家人。”她整个夏天都密切关注着朋友们的生活，不过几乎全是通过短信或色拉布。“我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花在与真人接触的时间要多，”她说道，“床上都有我躺着的印记了。”
雅典娜正是出生于 1995 年至 2012 年间的“i 世代”，从很小就开始接触手机，对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年代完全没有印象。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M. 腾格是美国著名的代际差异研究者，她曾在《大西洋月刊》撰写题为《智能手机是否毁了一代人》的文章，文章称“i 世代”生活中的一个讽刺是，尽管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父母同处一室，但很难说比前人跟父母更亲近。腾格的研究发现，自2000 年到 2015 年，每天都和朋友在一起的青少年数量下降了 40%，近来更甚。这纯粹是因为孩子们很少聚在一起消磨时间了。滑冰场、篮球场、镇上的泳池，这些都已被手机软件和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代替。
腾格的研究发现，从千禧一代到“i 世代”，青春期又一次在收缩，但仅仅是因为它的起点被延迟了，18 岁表现得像以前的 15 岁，而 15 岁则更像 13 岁。
美国流行文化一度将驾驶汽车刻画为青少年自由的象征，但开车对如今的青少年也丧失了吸引力。婴儿潮那批高中生，几乎所有人都在高三春季开学前就拿到了驾照；而现在，高中结束仍未拿到驾照的人超过了 1/4。对一些人来说，有父母这个好司机在，自己并不需要开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做兼职的高三学生占了 77%，到了 2010 年中期却只有 55%。初二学生中有偿兼职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
相比车和派对，如今的青少年觉得待在卧室更自在，似乎也更安全。很明显，他们更不容易遭遇车祸，对酒精需求更小，自然也远离了酒精导致的相关疾病。在心理层面，他们却比千禧一代更加脆弱：自 2011 年以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开始飞涨。不夸张地说，几十年间，“i 世代”面临着为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些问题不少出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同步兴起造成的震动， 人类此前从未领略。有无数的证据表明，我们交到年轻人手里的设备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导致他们极度不开心。
何止“i 世代”，就连 85 后也被互联网深深改变。专家一度把1984—1995 年出生的这代人，称为“插电”的一代。这些人中，85% 拥有智能手机，80% 会把手机放在床头。根据剑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两项研究，1984—1995 年出生的这代人所遭受的“科技困扰”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
美国心理学会和哈里斯民意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1984—199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之所以压力过大，主要是因为金钱和工作。这一代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在工作方面，也缺乏应对各种职场问题的经验。因此，这一代人在使用科技产品时，往往会表现出拥有更高技能，却也压力更大的特点。加州州立大学2014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远离智能手机，将是这一代人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诱因。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通信研究部主任大卫·艾利斯说，“这一代人将在线社交作为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虽然享受着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沟通的便利，但是同时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与 7 家中学合作，收集了 450 名中学生的手研究资料。她通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给人们的沟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特克尔认为，从形式上看，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似乎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人们却更焦虑、更孤单。
特克尔把她对人与机器如何互动的观察，写入了《群体性孤独》一书，揭露了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痛点：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发现自己往往只是独自一人，的伴侣是一部手机，它比你身边的人和你更亲密。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一台机器也不愿选择身边的人作为交流对象？特克尔在书中提出了这个人们置身其中却又浑然不觉的问题。
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作为浸淫在媒体环境中的个体，也经历了从“容器人”到“拟态人”的转变。
日本人把“电视一代”称为“容器人”。日本学者中野牧认为，在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是“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孤立封闭，为了摆脱孤单状态也希望与外界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彼此的内部。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了人际交往的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烦琐日常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这一概念强调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社会化和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
中野牧所说的这个容器，也可以理解为传播学里讲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拟态”的字面意思就是模拟真实生态，言下之意是指并非真实的环境。传播学大师李普曼早在 100 多年前就提出拟态环境概念，他认为，拟态环境是由传播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它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现实环境被传播媒介重新组合之后的产物；二是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分裂，而是建立在现实环境之上，融合于现实环境之中的。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往往也生活在三层“现实”空间之中：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经过媒体加工客观现实后产生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受众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现实本身来看待；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在李普曼的基础上，日本学者藤竹晓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由于人们长期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越来越被赋予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拟态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从表面上看，上网和看电视都是在缺少现实互动的空间内进行的，但实质上，网络比电视更加缺乏约束。因此，“容器人”这种生存状况不仅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削减，反而更变本加厉了。网络的“虚拟实在性”使人们常常沉溺于屏幕，而忽略了屏幕外的真实时空。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通过脸书、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塑造了一个接近内心“完美”的网络形象。尽管使用的是真实身份，但是在网络世界呈现的却是自我加工后的自己，即所谓的“拟态人”。出于自我认同的需求和对他人认同的渴望，大众倾向于选择自己较为满意或者积极的一面来对外进行展示和分享。
从罗伯特·帕特南、雪莉·特克尔到中野牧，他们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题，即科技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究竟几何？我们是否真的为了建立便捷的连接，而牺牲了宝贵的对话与合作？
人类花费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时间，才建立起一个能相互合作的文明社会，而线上王国的历史不过区区数十年。
对于人类在网络世界的行为特征的研究和理解，我们依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理解人们在互联网的行为与线下表现的千差万别？离开网络，你在现实世界中，只能在“熟人社会”中提高自己的声誉；而在网上，你可以向整个社交网络宣传自己，而且还容易引发关注，扩大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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