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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生命里的中国》为主题出版物 ，作者爱德华·卡伊丹斯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自己与中国的世纪情缘。
《我生命里的中国》以一个百岁波兰学者的视角见证了中国与波兰的传统友谊，也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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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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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于一九二五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的一个波兰家庭，在他生命之中的前二十六年，中国是他的家。直至一九五一年，卡伊丹斯基才随同家人次返回至波兰，但在他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一名深爱着中国的“哈尔滨人”。一九六三年他重新踏上中国这块故土，并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一直以波兰驻华外交官的身份往返中国，为中波两国的友谊和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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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1925年2020年）
1、波兰著名汉学家、作家，曾任波兰驻华外交官。
2、卡伊丹斯基出生于中国哈尔滨，在波兰驻华使馆商务处工作；任波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任波兰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退休后一直从事着波中两国文化交流和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3、著有《长城的巨影——波兰人是怎么发现中国的》《丝绸——帆船和马帮之路》《明王朝的后使者卜弥格传》《珠江三角洲》《中国与外部世界》《中国医药》等22部相关书籍。/4
4、2015年他获得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颁发的“杰出贡献勋章”。
译者：赵刚 教授，博士生导师
1、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波兰语教学、波兰文学、中波关系以及中东欧社会与文化等。
3、出版专著、译著、编著三十余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
4、曾先后获得波兰罗兹大学校长奖一等奖、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奖章、波兰西里西亚大学奖章、波兰罗兹大学友谊奖章；2010年荣获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2018年获波兰“Gloria Artis”文化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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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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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家世点滴
第 2 章 中东铁路
第 3 章 在哈尔滨的童年
第 4 章 阿什河糖厂
第 5 章 校园年代
第 6 章 就读北满大学
第 7 章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
第 8 章 波兰政府代表的到来和归国
第 9 章 告别亚洲
第 10 章 初到波兰
第 11 章 成为中国大豆的加工专家
第 12 章 祸不单行
第 13 章 在工业领域担任总工程师的五年
第 14 章“波兰的十月”
第 15 章 重返中国
第 16 章 草率的决定
第 17 章 投身外贸
第 18 章 上海：奇遇之旅
第 19 章 伦敦——带雨伞，戴礼帽
第 20 章 到北京赴任
第 36 章 卜弥格作品选
第 37 章 帆船和马帮之路
第 38 章 重返丝绸之路
第 39章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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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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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东北的政治形势仍然像上一个十年末期那样错综复杂。中国在1911年革命之后，仍然处于政治分裂和军事割据的状态，很多地方由军人统治，他们通常被称为“军阀”。从官方角度讲，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它只向欧洲一战前线派遣了几万名劳工帮助建造工事。但在一战后，无论是巴黎和会（1919—1920年）还是凡尔赛条约（1919 年），都没有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中的利益，包括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中国要求在中国东北和蒙古恢复完整主权以及归还山东省。巴黎和会拒绝了这个要求，而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中国政府的代表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得知这一消息后，全中国爆发了学生运动，之后演变为全国性的抗议活 动（被称为“五四运动”），波及上海、天津、南京和广东的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里外国人的财产和利益受到威胁。山东终回到了中国手中，但外国的在华特权和中国东北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尽管白军已经丧失了俄国的大部分领土，但在中国，北京的俄国使团、哈尔滨的总领馆以及齐齐哈尔、海拉尔、宽城子和吉林的四个领馆都还在活动。1919年底，中国政府通知北京的俄国外交官，又发表 公告，宣称已不能继续承认旧俄国在中国的代表。中国政府中止了铁路征地区域内俄国警察、法庭和邮局的运转，并于1920年10月30日公布总统法令，取消俄国公民的治外法权，从法令生效之日起，这些俄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上述事件打乱了铁路上的工作，同时造成了未被遣散和尚未解除武装的铁路守卫部队同中国部队之间的冲突。白军部队越过边境，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和其他人的白军武装部队出现在铁路沿线，这些都使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苏联 和听命于它的“远东共和国”切断了同中国的交通，使得这条铁路线不再是国际铁路。1920年3月，迪米特里·霍尔瓦特失去了他在东北地区的权力，俄亚银行在 巴黎召开的董事会上任命了新的铁路负责人奥斯特鲁莫夫工程师。但两年后，苏联想起了其在中东铁路上拥有的权利，进而于1924年5月在北京签署了“恢复”苏联与中国正常关系的协定，以及关于共同管理铁路的临时协定。国际交通得以恢复，并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运营得时好时坏。
如我前面提到的，在俄国革命之前，哈尔滨是一座拥有治外法权的城市。这意味着，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主要行政中心，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恰如铁路沿线各站和铁轨穿越的狭长地带一样。只有被称为“第八区”（道外区）的部分城区处于治外法权管辖区之外，那里居住的主要是与铁路有或多或少联系的中国人。有些人在铁路建设期间发了大财。他们在那里有工厂、商场、店铺、作坊。 1919年，中国政府实际上宣布废除了治外法权，但苏联当局很快意识到，这条铁路是用俄国人的钱修建的，所以要求参与铁路运营。1924年，苏联和中国谈判达成一个所谓的铁路共管协议。由苏联派来铁路负责人，所有其他外国人，包括波兰人，都被陆续清除出去，因为苏联方面在条约中加入了一个条款，规定从此在铁路上工作的只能是苏联公民和中国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当时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实际上中止了铁路运营，苏联被迫将其出售给日本的银行。日本人感到劳动力严重短缺，特别是铁路专家，所以让那些被解雇的白俄及其他外国人，包括不少波兰人，重新恢复了工作。
父亲不想重回铁路工作，尽管在共管协议生效的几个月前，作为工程师的他于1924年得到了这样的聘任合同。尽管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往中国的路上，有几件重要的设备被盗，但他成功重启了自己的电池工厂，那些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哪怕原料供应出现问题也没关系。母亲提及的肮脏工作，主要是指熨烫石墨电极和包裹它的锰。能够重新恢复生产，肯定得益于父亲把三个中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带出来，而且自己出资把他们带到了哈尔滨。他们已经掌握了生产技术。我的母亲也在他的工厂里工作，所以她还能与自己的大学同学劳拉在马家沟合租一所房子。那个地区在当时被看作是城市的郊区，所以房租相对便宜。
我的父母在抵达哈尔滨一年后举行了婚礼—那时妈妈二十二岁。几个月后劳拉也出嫁了，但让我的家人惊讶的是，她没有嫁给俄罗斯人，而是嫁了一个布里亚特人。在沙皇军官的家庭里，这种跨种族的婚姻是非常特别而且通常不受欢迎的。她丈夫有着俄国人的姓氏—菲力波夫，是东正教徒，但是像很多在俄国统治下的布里亚特土著人一样，他深受那里盛行的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蒙古分支的影响。我写这个是因为，这个情况对我的童年时期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比能够想到的影响还要大。我母亲和劳拉的友谊并没有随着她们搬出共同的居所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了很多年，一直到1941年她和全家一起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劳拉的女儿，在母亲的回忆录里提到的加林卡，在我出生之前半年降生，这使得从婴儿时代我们就一起长大。因为她比我大且比我更加独立，所以对我有很大影响。
父亲结婚很晚，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但在应对艰苦条件方面，仍然精力充沛。他很快就放弃了电池生产，开了一家电镀实验室。他在哈尔滨找到了一名合伙人，和他一起经营机械作坊，为医院生产一些医疗器械。遗憾的是作坊失火，由于建筑和设备都没有保险，父亲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没有放弃 自己的生意—继续经营一家不大的作坊，为热疗法和电疗法制造设备。
192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父亲接受了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公司—秋林公司的聘任合同，为该公司组建技术部门，后来他成为该部门的负责人。他是工程师，掌握几门语言，而且仍然与欧洲众多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入秋林公司后，父亲立刻与欧洲著名汽车生产商建立联系，使公司不再受制于进口商和中间商而直接进货。哈尔滨那些成功保护了自己的财产或者在战争中发了财的人，都很乐意购买汽车。很快，父亲组建的这个技术部门就开设了一家汽车展厅，出售梅赛德斯奔驰、克莱斯勒、帕卡德，还有菲亚特等品牌的型号汽车。除汽车外，展厅里还有来自德国和英国的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设备。
跟父亲一道在汽车展厅里消磨时光，在汽车或者摩托车旁给客户拍照，让我不亦乐乎。大门入口对面的墙上悬挂着秋林公司巨大的商标，该公司是1867年在俄国创办的（公司于1898年首次出现在哈尔滨，就是中东铁路开工的那一年）。秋林公司的商标展现的是一只咆哮的猛虎，有点儿像后来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厂 商标上那只咆哮的狮子。秋林百货商场属于俄国著名的豪华百货公司。它建得颇有气派，虽然实际上只有两层，但按照设计规划可以进行扩建，既可向两侧延伸，也可以加高。 七十年后，中国哈尔滨市政府彻底实现了当初的规划，根据找到的俄国原设计图纸，增建了第三层（该建筑实际上已被加高到四层），并保持了所有原来的设计理念和它的名称，因为在中文里该名称由两个汉字“秋林”组成，很具有诗意，意思是“秋天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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