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晚清中国新探
一般认为，弥尔顿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代表了英国文学乃至英国文化的精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编译的《四洲志》讲到英国的时候称:“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林则徐的列举精当地概括了绵延千年之久的英国文学史，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中国早的对莎士比亚的介绍。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既然莎士比亚的地位高于弥尔顿，为什么弥尔顿先于莎士比亚进入中国呢?为什么弥尔顿的中译也比莎士比亚更早呢? 这是偶然的吗? 本文在一些新发现的中英文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叙述晚清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同时试图解释为何弥尔顿比莎士比亚更早的奇特现象。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也有中国人阅读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47到1849年间，容闳(1828—1912)在美国阅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艾迪生等英国作家，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1873到1877年，辜鸿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背诵了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作品，据说辜鸿铭一生把《失乐园》背诵了五十遍。当然，身处异域的容闳和辜鸿铭是特例和历史的偶然，十九世纪中国的土壤并不培育这样的英国文学读者。晚清时，西方来华人士和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都为介绍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做出了贡献。但总的来看，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对莎、弥的介绍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细致、更具体，而且由于他们熟悉莎、弥的生平和作品，能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高水平的翻译(或演绎)。在晚清时期的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记载了许多关于莎士比亚的新闻报道、朗诵会和舞台表演等，大大有助于文学大师莎翁形象的建立;《教务杂志》传播了多种关于莎士比亚的跨文化知识，有宗教方面的，也有文学和世俗方面的。1903年1月的《字林西报》记载，前两个晚上在兰心戏院(Lyceum Theatre)的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演出不怎么成功，因为剧场的观众很少。当然也有成功的记载，1904年2月，据《字林西报》，Mrs. Hannibal Williams在兰心戏院成功举行《无事生非》朗诵会，听众很多。
弥尔顿的英文名字在《中国丛报》1832年11月号中出现了两次，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弥尔顿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起点。《传教士的劳作》一文分析了其前辈耶稣会士的问题所在，指出他们与其给中国皇帝三百台大炮，不如传授印刷机这一武器，以在中国的所有省份印制和传播生命之言(the Word of life)《圣经》，这样才能为传教事业建立坚实的、恒久的基础。文章援引培根、弥尔顿、洛克和威廉·琼斯爵士等名人名言，来证明在传教事业中开展圣经教育的重要性。其中弥尔顿的引文如下:
John Milton， the immortal poet. — “There are no songs comparable to the Songs of Zion， no orations equal to those of the Prophets， and no politics like those which the Scriptures teach.”
约翰·弥尔顿，不朽的诗人:“锡安山的圣歌无与伦比，先知的雄辩首屈一指，圣经教导的政治独一无二。”
这一引文将弥尔顿定位为“不朽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这一方面为弥尔顿的中国形象奠定了基础，即伟大的宗教诗人;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弥尔顿得到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特别钟爱，因为他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作为伟大的基督教诗人，弥尔顿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丛报》在中国境内出版，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它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的事实并不妨碍弥尔顿的这次登场亮相成为大诗人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肇始。这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弥尔顿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也比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日本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名字早传到日本是在1841年， 而他们的名字传到中国都早于日本。弥尔顿宗教诗人的身份帮助他在中国抢先登陆。林则徐、魏源、陈逢衡和姚莹等中国士大夫将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家放在一起进行介绍，不加区分，而传教士的区分是意味深长的，基督教诗人拥有优先权，哪怕是在民族诗人莎翁面前。
1854年9月1日的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在说教性文章《体性论》之后的“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中，扼要介绍了米里顿(即弥尔顿)的生平，而且刊登了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的汉译，有的论者称之为“早的汉译英诗”。笔者认为不宜断言“早”，而赞成周振鹤更为谨慎的态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弥尔顿是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人之一，如果不是早的话。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静言思之，尚未半生。
天赋两目，如托千金。今我藏之，其责难任。
嗟我目兮，于我无用。虽则无用，我心郑重。
忠以计会，虔以事主。恐主归时，纵刑无补。
嗟彼上帝，既闭我瞳。愚心自忖，岂责我工。
忍耐之心，可生奥义。苍苍上帝，不较所赐。
不较所赐，岂较作事。惟与我轭，负之靡暨。
上帝惟皇，在彼苍苍。一呼其令，万臣锵锵。
驶行水陆，莫敢遑适。彼侍立者，都为其役。
该译诗采用《诗经》四言体风格，内容忠实，朗朗上口，高风雅致，摄人心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信达雅”的崇高标准。无论作为艺术品还是宗教宣传品，译诗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与此相对照，在整个十九世纪，我们迄今尚未发现任何莎士比亚的中译文。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伯爵在日记中将中国称作“美妙的新世界”(《暴风雨》);1888年9月，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报道称，有敕令要把莎士比亚译为中文，供清廷的王子阅读，并认为好的译者人选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尽管报道对敕令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尽管没有实现，但这是我们看到的早的莎士比亚中译的提议，它暗暗撒播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终将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到了二十世纪初，我们终于看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片段的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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