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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克拉克在艺术界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主持的纪录片《文明》在BBC艺术系列纪录片中有重要地位。
克拉克爵士在本书中解读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揭示背后的艺术传统与社会因素。
喜爱动物的读者，喜爱艺术的读者，对艺术史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在本书中有新的发现。
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色彩还原，值得收藏。
读懂西方艺术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内涵，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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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地理·图书艺术史类“新雅典”系列，为20世纪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的重要作品。受世界自然基金会之邀，肯尼斯·克拉克爵士书写了这部关于艺术中的动物的作品——《动物与人》，解读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揭示背后的艺术传统与社会因素。这其中有在共生中的和谐相处，也有人类对动物的崇拜和恐惧；有对动物的观察和美学审视，也有狩猎和杀戮时的残忍。动物激发了人类的敬畏之心，也带来了对动物之美和活力的欣赏与艺术创作的灵感。
本书围绕西方艺术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内涵，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展开，从《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讲起，直至18世纪以降的作品，时间跨度大，涉猎范围广，文化信息丰富，读来特别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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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 1903—1983）
20 世纪杰出的艺术史家。三十岁即出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二战期间主持战时艺术家计划 （War Artists Scheme）。 二战结束后，曾任牛津大学斯雷德教授（Slade professor）。他所主持的大型纪录片《文明》于1969 年首播，不仅当时广受欢迎，而且影响至今。
其著作包括《成为达· 芬奇：列奥纳多的艺术传记》（1939）、《艺术中的风景》（1949）、《裸体艺术》（1956）、《今日罗斯金》（1964）、《伦勃朗与意大利文艺复兴》（1966）、《文明》（1969）、《观看画作》（1972）、《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1977）等。
译者简介
张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系，获博士学位。1994 至1999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从事西方美术史的教学和科研。2002 年1 月至今，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任教。2005 年5 月至2006 年4 月为英国剑桥大学美术史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清华美术》主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
已出版专著《外国美术史简编》《19 世纪欧洲美术》（下卷） 《绘画的胜利？美国的胜利？——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研究》， 译著《艺用解剖》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材《美术鉴赏》， “写给孩子的艺术史”丛书、《意大利壁画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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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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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 001
观察到的动物……………………………………………………………… 011
动物之美与活力…………………………………………………………… 020
被宠爱的动物……………………………………………………………… 029
被毁灭的动物……………………………………………………………… 036
图版
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 图1—47… ……………………………………… 046
观察到的动物 图48—90………………………………………………… 086
动物之美与活力 图91—127… ………………………………………… 114
被宠爱的动物 图128—172……………………………………………… 146
被毁灭的动物 图173—207……………………………………………… 178
插图信息………………………………………………………………… 207
译名对照表……………………………………………………………… 225
译后记……………………………………………………………………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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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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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缘起是我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国际受托人弗勒· 考尔斯（Fleur Cowles）之邀，要写一本关于艺术中的动物的书。对我而言，这个内容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研究的主题，然而，考虑到还从未有人关注过动物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值得尝试的。
我想到的是古代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和伊甸园，那个时候人与动物还是和谐共处的。到底是什么让人类占了上风，以至他们可以灭绝其他所有物种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原始人是崇拜动物的，古埃及人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热爱动物的。这种双重关系刚好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然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好奇和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是贪婪和残忍。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需要花费一个学者多年的精力。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投身这项研究，然而国际“动物艺术”博物馆的计划又在不断推进。可行的就是写一些简洁的文字，在书中提出一些问题，以激发读者对这个主题的兴趣。
例如，有些动物是如何获得和保有一种神圣地位的，或者至少是如何成为神的象征的？为什么它们会被列入黄道十二宫呢？为什么至今被视为异教神祇的三种动物成了福音书作者的象征？诸如此类的问题形成了我称为“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的那个部分。它们让我终得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否则，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把理查二世的白鹿与小酒店的招牌联系在一起，我也不会认识到兰西尔（Edwin Landseer）的《幽谷之王》和霍尔曼· 亨特（Holman Hunt）的《替罪羊》在象征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人们观看动物的方式加以分类，我称另外两个部分为“观察到的动物”和“被宠爱的动物”。对于像乔治· 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这样的艺术家而言，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但是对于其他绝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只要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还是有意义的。艺术家们一直在观察马、奶牛和公牛，而且毫无疑问也喜欢画它们。此外，狗一直是艺术家们热衷描绘的，因为它们非常可爱。（令人困惑的是，在欧洲艺术中，对猫的表现一直相对鲜见。）
许多杰出的动物绘画不属于这些类别。像亚述的雕刻家、哥特挂毯的织工、列奥纳多、籍里柯和德拉克洛瓦这样的艺术家，对动物的表现与其说出于爱，不如说是出于崇拜，而崇拜则会包含恐惧。因此，我增加了一个部分，称为“动物之美与活力”。在这里，动物被表现为处于身体压力极限的状态——奔跑、逃离、负伤、搏斗、死亡，这些是在表现人类主题时可以被称为英雄气概的品质。
后来，我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整个计划的起点：“被毁灭的动物”。在某些方面，这是令人困扰的。在古代世界，人们沉迷于用动物献祭，而如今这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它是如何被赋予宗教权威的。为了取乐而残杀动物曾经非常普遍，现在仅存于很少的地域，假以时日，它也许同样会变得难以理解。狩猎仍然存在，矛盾的是，它将与对被猎杀动物的爱并存。这三者在艺术中都有大量的表现，我认为，将这些作品作为历史文献或者心理文献来使用是非常公正的。
读者马上会注意到，我举的例子完全来自西方和近东艺术，而且我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论点仅与西方文化有关。这种限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我只想编一本能带给我快乐的动物图画的画册，那么我就不应该忽略印度的公牛雕刻、波斯细密画中的骆驼和大象、中国和日本艺术家充满神韵的作品，或者世界各地原始人类创作的大量可怕的动物。所有热爱艺术或动物的人都会被这些作品打动，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用在我的文章里，因为我无法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创作它们的人的头脑里。将它们包括进来可能会让这本书更有吸引力，但是我认为那将剥夺本书现在所拥有的那些知识重点。
说明文字由伊恩· 萨顿和两位研究者——罗兰· 戴维斯和彼得· 哈里森撰写。他们拓展了我的想法，使我的提示和猜想有了实质内容，并且为那些我想包含在正文中，但又认为会打破其平衡的问题找到了空间。
我必须要感谢弗勒· 考尔斯发起了整个项目；感谢诺曼· 波蒂厄斯教授在动物献祭和占卜方面给予的宝贵帮助；还有，像往常一样，要感谢瓦尔堡学院，该研究机构对所有学者进行了资助。
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
在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有一件象牙双联画，其中一翼表现了亚当与动物们在一起。亚当坐在离它们稍远一点的地方，脸上带着梦幻般的表情向它们微笑，而动物们似乎都非常自在。这件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4 世纪，那时对俄耳甫斯（Orpheus）的表现依然非常普遍。黄金时代，俄耳甫斯对野兽们歌唱（见图5），伊甸园（见图7），还有挪亚进入方舟（见图3），这些寓言都描绘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它们填补了想象的需要，但是，这一切不过是神话罢了。有史以来，人类对动物的感情是复杂、变化无常和矛盾的，充斥着恐惧、崇拜、贪婪、残忍和爱。为什么黄金时代的和谐不复存在了呢？答案在于一种曾经被认为是人类高成就的能力：逐渐认识到他所发出的声音可以如此清晰地描述他的经验。人类创造了语言，他可以与其他人交流；因此，当需要满足他的辘辘饥肠的时候，他可以智胜那些不善表达的动物。他能够告诉他的同伴如何挖坑和修尖长矛。除了非洲的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仍在延续着某些传统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人类早期阶段的口头证据。然而，我们有大量的视觉证据，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比如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的洞窟壁画遗存（见图8、图9）。这些证据由于考古学家不诚实的修复而广为人知，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斑点或划痕；但是，其中确实有野牛和其他动物的形象。我们会问，究竟是什么促使那靠打猎为生的人，在他的洞窟墙壁上如此生动准确地去描绘他的对手？史前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通常基于材料证据。他们说，这些绘画的目的是赋予原始人战胜动物的力量，从而提高他们狩猎的成功率。对一种生物的表现被看作这种生物的替代物，并被赋予魔力，这一点是确实存在的。女巫和巫医会刺穿他们想要杀掉的人的人偶，而在一个被称为“三兄弟洞”的早期洞窟里，动物有被长矛击刺的痕迹。但是，对于阿尔塔米拉洞窟凹凸不平的墙面上那些依稀可辨的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动物而言，情况也是这样的吗？在拉斯科洞窟中出现的几个人物，与那些强健的动物相比，显得过于孱弱了。难道我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认为自己比他们了不起的伙伴更为强大吗？难道他们不是在表达他们的妒忌和羡慕吗？我们认为，在史前时代，人与动物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布须曼人鲜活的记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人类还没有学会使用工具，语言也不完备的时候，动物则占有的优势，除了智力的局限之外，在力量和速度上远超人类。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洞窟壁画中的动物实际上是人类钦佩之情的记录。“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他们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亲戚。”我的猜测似乎在人与动物的下一阶段的关系中得到了证实：他们选择动物作为族群的神圣象征，也就是所谓的图腾。猎取必需的食物，同时又崇拜比他们自身所拥有的生命天赋更为强大的动物，这种双重关系自建立起来之后一直持续到今天。
图腾存在于世界各地，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但是它在非洲是强大和复杂的。早期的埃及人可以视为非洲人的祖先，就是在那里我们看到早的图腾向所谓宗教的转变。这种图腾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埃及艺术一直试图将人与动物结合在一起。在整个埃及的历史中，都能见到拥有完美的人的身体却保留着鸟和其他动物的头的人的形象。这些动物的头成为我们欣赏埃及艺术的障碍，特别是长着豺狼头的阿努比斯（Anubis）。希腊人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创造了半人马和鹰身女妖——这似乎是在生物学和审美两个方面都更容易被人接受的结合形式。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埃及就形成了神圣的动物的观念，它们被视同法老或者是神王（god-king，即法老）的保护者。神圣的动物是批雕塑表现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雕塑可以被称作艺术品。
在所有神圣的动物中，荷鲁斯（Horus）是的神。卢浮宫里的荷鲁斯（见图12）拥有一种简洁而庄严的气息，是一种伟大的宗教形象。在埃及艺术中，其他神圣动物的神性逐渐减少。牛神哈索尔（Hathor，见图14）受到像哈特谢普苏特这样的法老的钟爱，公羊被赋予阿蒙神（Amun）的神性，所有参观卡尔纳克的人都会深切地注意到这一点。猿猴透特（Toth，见图13）也被神化了，但是只在很小的范围内，缺少荷鲁斯的普遍力量；圣鹮（见图11）也是如此，它是较晚进入这个动物万神殿的；透特还有另外一个化身——猫。
我们很容易在埃及艺术中发现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神圣动物，而且它们都被创作成了优美杰出的雕塑图像，并且被赋予了与初的想法一致的神圣力量。由于这些图像出自艺术家之手，因此势必存在微小的差异，但这些都被信众忽略了。埃及艺术家可不像其他早期文明那样，将自己视为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知道如何赋予一个原型多样的生命力。
除了这种伟大的生命天赋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让动物们被视为神圣力量，那就是它们不会说话，这反而让它们愈加神秘。所有的神都是难以琢磨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如果荷鲁斯对所有问题有问必答，或者哈索尔出来解释为什么在中王国时期她的地位突然飙升，他们肯定会丧失不少权威。
但是，在这些神圣属性之外，古埃及拥有如此众多的半神动物还在于某种心态，这种心态并不一定与宗教情感相伴，这种心态就是爱。埃及人热爱动物。这种说法肯定会被人类学家斥为现代人多愁善感的无稽之谈，但是很显然，埃及人对动物的感情更接近我们现代人，而不是其他古代人类。我们可以从萨卡拉附近的陵墓浮雕中看到这一点（见图130）。像蒂（Ti）和麦勒卢卡（Mereruka）这样的高级官吏，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羊群和其他畜群，因此在他们的墓室墙壁上布满了表现农牧业场景的画面。这些浮雕显示埃及人试图驯养所有种类的动物，但是只成功地驯养了我们今天的那些伙伴，如猫和狗，以及那些仍然占据着我们农场的动物。五千年来，人们驯化了羊和牛，却不能驯化狍，这是多么神奇的自然法则啊！猫在被视为神圣之物之前的一千多年就是人类的宠物了，希罗多德在一则故事中说，当一所房子着火时，埃及人想到的是救他的猫，“他们将它们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房子却被烧毁了”。这既反映了他们对动物的爱，也反映了他们对待图腾的态度。古王国陵墓中表现动物生命的浮雕异常丰富，令人感动。其中一个熟悉的画面就是一个农民背着一头小牛，母牛跟在后面舔着它。在希腊、罗马或者闪米特人的世界里，这样的事件怎么会被如此充满同情地观察和记录下来呢？这种和谐的感情只可能在尼罗河畔宁静祥和与持续的田园生活中发展起来。
译后记
2018年底，我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个人画展，题目是“我喜爱的世界”。这次共展出了我的50多幅水彩和素描，而全部题材只有一个——动物。我之所以如此钟爱画动物，首先是因为我自幼在北京郊区的乡村长大，各种昆虫等小动物和生产队牲口棚里的大牲口都是我儿时有趣的“玩伴”，至今无法忘怀。再有，在做美术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中外，动物都曾经是极受艺术家青睐的主题。而且，在中西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中，比如《山海经》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动物往往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激发了我画动物的兴趣。与此同时，我也想就西方美术史中的动物主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个想法尚未付诸行动，突然有一天，王瑞智兄兴致勃勃地找到我，递给我一本书建议我翻译，就是大家眼前这本肯尼斯· 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的《动物与人》。我非常兴奋，原来克拉克老先生竟然也有和我相同的爱好，于是欣然接受。但是，由于平时课程太多，再加上各种琐事缠身，翻译工作进展很慢。直到2020年2月，疫情暴发，大家都禁足在家，反倒给了我比较充裕的翻译时间。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源于动物尚未有定论，但是动物与人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克拉克的这本书也恰逢其时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与动物关系的视角。
肯尼斯· 克拉克是英国的美术史家、博物馆馆长和节目主持人。在读大学期间，他阅读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批评家约翰· 罗斯金（John Ruskin）的大量著作。这不仅形成了他后来的艺术判断，也对他一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罗斯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接触艺术的看法，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25年，克拉克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通过罗杰· 弗莱（Roger Fry）的讲座，他开始了解法国现代艺术。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文艺复兴美术，因此，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查尔斯· F. 贝尔（Charles F. Bell）的举荐下，克拉克成为著名文艺复兴美术史学者、艺术收藏家伯纳德· 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的助手。1929年，因为为贝伦森所做的出色工作，克拉克被邀请去为温莎城堡收藏的列奥纳多· 达· 芬奇的素描进行编目。同年，他还担任了1930年1月1日在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意大利绘画展的策展人。这次展览提升了克拉克的知名度。1931年，深受贝尔赏识的克拉克接替他担任了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
两年后，年仅30岁的克拉克又成为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然而，这份别人眼中的殊荣却并非克拉克本人的志趣所在，他更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不过，他还是走马上任了，而且一干就是10年。正如上文提到的，克拉克的理念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艺术，而博物馆正好成了他实践自己学术理想的场所。《伯灵顿杂志》这样写道：“克拉克倾尽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使国家美术馆成为一个让人更能产生共鸣的场所，让参观者可以欣赏到大量的欧洲绘画作品。”与此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关于艺术的演讲。
克拉克在国家美术馆主持的收藏工作，可谓毁誉参半。他既成功地为博物馆购得了萨塞塔、乔万尼· 迪· 保罗、尼科洛· 德尔· 阿贝特、鲁本斯、伦勃朗、普桑、安格尔和康斯特布尔等人的杰作，也因为急于搭建完整的收藏序列，而失手买进了几幅被误认为是乔尔乔内作品的绘画。但是，作为一位博物馆的管理者，这类失误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1939年，英国与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克拉克和同事们将博物馆的藏品运往北威尔士的采石小镇布莱奈· 费斯蒂尼奥格（Blaenau Ffestiniog）以躲避战火。战争期间的克拉克成为国内宣传主管，并成立了战争艺术家顾问委员会，说服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官方战争艺术家，其中包括爱德华· 阿迪兹内、保罗· 纳什、约翰· 纳什、梅尔文· 皮克、约翰· 皮珀和格雷厄姆· 萨瑟兰等。短期聘用的艺术家包括雅各布· 爱泼斯坦、劳拉· 奈特、亨利· 摩尔和斯坦利· 斯宾塞等。没有了藏品的国家美术馆仍然向公众开放，举办了一系列的午餐会和晚间音乐会，以鼓舞遭受德国“闪电战”打击的英国人民的士气。1945年，战争结束了，藏品被运回博物馆，克拉克也辞去了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1946年7月，克拉克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教授，任期三年。该职位要求他每年就“美术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作8次公开讲座。由于罗斯金是斯莱德教授，因此也成了克拉克的个研究对象。克拉克的传记作者詹姆斯· 斯托尔顿（James Stourton）认为，这是克拉克所获得的很有价值的任命。正是在这一时期，克拉克成为英国非常受欢迎的教师，并写出了他优秀的著作《风景入画》（1947年）和《皮耶罗· 德拉· 弗朗切斯卡》（1951年）。此时，克拉克已经不再渴望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与广大公众分享知识和经验。
1954年，克拉克接受了新成立的独立电视管理局(ITA) 主席的职位，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他接受这个职位是对艺术和知识分子标准的背叛。然而，事实证明克拉克是一位杰出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制作的电视节目广受好评，对公众的艺术普及和教育意义绝不亚于在书斋中写几篇艰深的论文。1958年，克拉克拍摄了部系列片《艺术是必不可少的吗？》。在纪录片中，克拉克和亨利· 摩尔在夜间徜徉于大英博物馆，用精彩的语言向观众介绍展品。1959年，克拉克和团队又制作了《五位革命性画家》（戈雅、勃鲁盖尔、卡拉瓦乔、凡· 高和伦勃朗），再次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到1960 年，他的演讲技艺进一步提升，在一部介绍毕加索的节目中，表现得既轻松又有权威性。
克拉克事业的出现在他与BBC（英国广播公司）合作录制的系列节目《文明》中。该节目由克拉克编写和介绍，共13期，每期50分钟，内容涉及从黑暗时代末期到20世纪初的西欧文明。从1966年开始，历时3年，在13个国家的117个地点进行拍摄，共花费50万英镑。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部影片树立了新的标准。2016年，《纽约客》称克拉克是“创造了你所见过的好的电视作品的人”。
作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和撰稿人，克拉克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我们手中这本《动物与人》出版于1977年，是他应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即后来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英文缩写为WWF）国际受托人弗勒· 考尔斯之邀撰写的。起初，克拉克认为“动物与人”似乎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术研究的主题，但是，当时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系统地审视整个西方艺术，这无疑为他的美术史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过，克拉克也意识到这个主题的内容过于庞杂，肯定要耗费一个学者多年的精力。因此，他决定写一些简洁的文字，主要想“在书中提出一些问题，以激发读者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克拉克指出，人对动物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恐惧、崇拜、贪婪、残忍和爱的混合体，而这种纠结的情感在艺术中被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克拉克将这本书分成了“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观察到的动物”“动物之美与活力”“被宠爱的动物”和“被毁灭的动物”五个部分。他以简明而饱含情感的语言探讨了从史前洞窟壁画到20世纪西方艺术中对动物的表现，进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
这本书的文字并不多，但是翻译起来的难度却不小。由于克拉克旁征博引，资料信手拈来，更主要的是，在他眼里，某些内容可能属于常识范畴，因此经常会冒出一些对读者而言相对冷僻的地名或人名，让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即便我一直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仍然偶尔会为他文中的某个词或某个人名而大费周章。在译文中，我将他省略的部分补齐了，以便中国读者理解。大家可能会问，说到表现动物，中国艺术中有那么多精彩的作品，为什么在书中一件都没有提？为此，克拉克在前言中有一段说明：
读者马上会注意到，我举的例子完全来自西方和近东艺术，而且我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论点仅与西方文化有关。这种限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我只想编一本能带给我快乐的动物图画的画册，那么我就不应该忽略印度的公牛雕刻、波斯细密画中的骆驼和大象、中国和日本艺术家充满神韵的作品，或者世界各地原始人类创作的大量可怕的动物。热爱艺术或动物的人都会被这些作品打动，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用在我的文章里，因为我无法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创作它们的人的头脑里。将它们包括进来可能会让这本书更有吸引力，但是我认为那将剥夺本书现在所拥有的那些知识重点。
因此，我们知道克拉克对中国乃至东方的艺术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能够体会到东方艺术的魅力。但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要求他必须对创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能够充分理解和体会，然后再写到自己的著作里。确实，如果加上东方艺术的部分，克拉克肯定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著作，毕竟当时他已经73 岁高龄，重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恐怕并不是他当时考虑的。无论如何，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将问题留给了后续的研究者们。
克拉克建树颇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之前的西方美术，特别是文艺复兴美术。因此，书中除了毕加索画的斗牛系列，涉及西方现代艺术中表现动物主题的作品并不多。比如，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 马尔克就是一位热衷表现动物的艺术家，书中就没有提及。马尔克曾说：“生活在我周遭不信神的人们（尤其是男人）无法触动我真实的情感，而动物追求生命的原始本能却拨动了我心头那根美妙的琴弦。”马尔克画中的动物世界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浪漫想象，宁静而祥和。但是《动物的命运》一画无疑是对人类给动物们带来的毁灭的控诉。克拉克是1983年去世的，我们知道，其身后的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动物的命运同样充满了变数。一方面，人类意识到了动物与人的共生关系，环保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残害动物的行为日益遭到人们的谴责。另一方面，人类在生物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对动物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的破坏也比以前具有了更强的杀伤力。这一切都引起了艺术家们的关切和思考。比如帕特里西亚· 皮奇尼尼表现的那些被基因改造过的、奇怪的、令人作呕的混合体，其实是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疯狂崇拜科技进步，而不顾及其产生的道德和伦理后果的现象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出生的美国女艺术家苏· 科所表现的人类捕捞鲨鱼，然后将割掉鱼翅的鲨鱼丢回大海的作品，也对人类的贪婪和残忍进行了抨击。如果克拉克活到今天，也许这本书还要加上一个部分——“被改造和被扭曲的动物”。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对动物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我们会发现，原来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即使是小到一只孔蛛都拥有自己生存的智慧。这时，我们再以世界的主宰者的面貌出现，随意掠夺、杀戮和残害身边这些可爱的动物，是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当然，科学研究也告诉我们，动物世界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富有诗意，毕竟弱肉强食才是那里的生存法则。在食物匮乏的时候，野鸭父母会合力杀死儿女中体质弱的那只，以便让其他小鸭获得更加充足的食物。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人与动物的关系永远是矛盾和纠结的。人需要从动物身上获取食物和营养，因此，人类驯化和豢养了动物。列奥纳多出于对动物的怜悯，将在市场上买来的野鸟放飞，并且坚持素食。那么，是否我们从此就应该拒食各种动物呢？如果仅仅因为动物是有生命的而加以保护，那么植物同样会非常委屈，因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更多的科学研究表明，植物甚至也可能是有意识的。难道我们也因此拒食植物吗？那么人类该如何生存呢？人类仍然是动物世界的一员，只不过我们发展出了貌似更高级的科技与文明，但是在很多本性上并未与我们的动物朋友相去太远。只要我们不是为了非必要性的需求而杀戮，而是有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可能这就是我们与动物好的相处模式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为满足口腹之欲的好奇心也应该加以抑制了，毕竟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迷人的主题，吸引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令人深思的作品。克拉克的这本《动物与人》肯定也将不断地被续写。
张敢
2020年6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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