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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为《解读中国经济》的答疑解惑篇，为林毅夫教授观点的集中呈现。
（2）2021年，林毅夫教授因在培养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拔尖人才所做出的的卓越贡献，荣获全国“教学大师奖”。本书亦是林毅夫教授教学成果的集中呈现。
（3）本书所收录的近两百个问题，集中反映了学术界和公众对关系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和重要现象的认知、看法和疑惑，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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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林毅夫教授自1996年起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该课程不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兴衰，近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而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该课程的具体内容收录于《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
本书是与其配套的答疑解惑集。全书以问答交流的方式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讲授“中国经济专题”课程期间，对学生提出的近两百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对众说纷纭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辩驳。本书可以作为“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及《解读中国经济》一书的补充阅读材料，也适合所有关心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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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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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膺选为世界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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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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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后发优势是否会变为后发劣势？ 1
2.如何判断制度完善的恰当时机？ 2
3.关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3
4.如何理解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 5
5.关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和技术前沿参照的问题 5
6.如何看待中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7
7.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重问题 8
8.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9
9.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10
10.疫情期间发放消费券能否有效刺激消费？ 12
第二讲 “李约瑟之谜”和中国历史的兴衰
11.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为何领先于西方？ 15
12.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16
13.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与科学革命 /工业革命可否兼得？ 17
14.西方为什么会发生科学革命？ 18
15.科学革命破除了工业革命的哪些瓶颈？ 19
16.关于中西方差距问题的一些补充性思考 20
17.从文明的保守倾向角度对文化决定论的思考 21
18.关于文化决定论如何解释中国过去强盛原因的思考 24
19.对文化决定论的另一种理解 25
20.关于“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几个问题 26
21.“李约瑟之谜”是否有伪命题倾向？ 28
22.从历史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的进一步思考 29
23.基于中国与西方的法权体系对“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34
24.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35
25.从官僚政治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36
26.从超前激励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37
27.政府经营商业的传统能否解释“李约瑟之谜”？ 39
28.为什么说“市场经济的阶段就是有投机市场”？ 39
29.政治制度对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究竟会起到何种作用？ 40
30.明代的军官世袭制度是否对中国科技发展存在影响？ 41
31.明代的户籍制度是否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42
32.外部冲击及民间金融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解释力有多大？ 43
33.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有何相通之处？ 45
34.科举制度是否导致了政府对精英阶层的垄断？ 46
35.关于科举制度对科技发展阻碍作用的微观层面猜想 47
36.科举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并长期存在于中国？ 49
37.从古代科举制与当代高考制度的对比看教育改革 50
38.关于技术分布曲线的疑问 52
39.关于技术分布曲线移动因素的疑问 55
40.关于技术变迁方式模型的可检验假说的疑问 56
41.发明创造的门槛是否会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 59
42.人口密度是否对技术革新和技术传播有影响？ 60
43.人口多在未来是优势吗？ 62
44.中国应如何提升科学研究对人才的吸引力？ 69
45.如何看待政府权力对创新的影响？ 72
46.创新的利弊权衡及政府的干预力度问题 73
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47.有关我国近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 75
48.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影响尼赫鲁在印度的主张的？ 76
49.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原因的思考 77
5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应如何支持重工业的发展？ 81
5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上采用苏联模式的思考 82
52.确保国家安全和发挥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96
53.中苏发展路径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98
54.“少数例外”的发展路径 101
55.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失败原因的另一种思考 102
56.从路径依赖角度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的思考 103
57.如何评价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 104
58.关于我国初步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户籍制度的疑问 105
59.户籍制度是否已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 106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60.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考 109
61.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考 110
62.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否改变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111
63.如何客观评价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112
64.关于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当今农村改革的思考 113
65.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存在矛盾？ 114
66.劳动参与者增多是否会导致生活水平提高？ 114
67.关于三年严重困难原因的进一步思考 115
68.关于农业危机和大跃进运动关系的思考 117
69.关于退社自由的剥夺与合作化运动的失败 118
70.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惩罚机制的问题 121
71.对合作社退出权的一种数学推导 124
72.关于退出权假说的几个疑问 125
73.从产权制度角度对退出权假说的思考和评价 129
74.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些思考 130
75.关于农业危机与农业生产率下降之间的相关性问题 131
76.关于退出权假说的思考和疑问 132
77.关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率下降原因分析的疑问 133
78.关于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疑问 134
79.对“地区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一点思考 135
80.关于人民公社后的生产队制度的问题 137
81.人民公社后为何没有恢复退社权或推广“包产到户”模式？ 138
82.计划经济下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单位制的比较分析 139
第五讲.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83.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再审视 141
84.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孰优孰劣？144
85.后发优势的发挥是否有限制条件？ 146
86.关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之间的平衡问题 147
87.关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对产业结构作用的疑问 149
88.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 149
89.比较优势能否自发地发挥作用？ 151
90.关于比较优势与自生能力的闭环逻辑 153
91.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和 H-O理论有哪些不同？ 154
92.发展中行比较优势战略是否会永远落后？ 155
93.关于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的条件 158
94.政府如何发挥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158
95.如何判断企业是否具备自生能力？ 160
96.如何使企业遵循比较优势？ 160
97.关于比较优势战略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适用性问题 161
98.如何从比较优势角度看待教育和就业？ 162
99.关于政策性负担的成因及其对发展战略的影响 163
100.关于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疑问 165
101.要素禀赋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影响因素？ 166
102.关于要素禀赋的度量指标问题 167
103.人口政策是否客观上有助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168
104.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是否会导致产业“空心化”？ 168
105.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参与全球产业链？ 170
106.比较优势战略下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问题 171
107.不同类型的产业如何以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173
108.关于我国的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 174
109.“根据要素禀赋选择产业”有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吗？ 175
110.政府如何使产业政策的效果达到？ 176
111.能否在自生能力理论下解释部分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177
112.政府和企业如何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178
113.关于东亚奇迹的一点思考 179
114.东亚奇迹能否持续？ 180
115.关于将菲律宾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之反例的疑惑 181
116.关于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的资本外流问题 181
117.关于资本积累率与发展顺序的问题 183
118.中印两国发展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84
119.关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疑问 185
120.关于资源丰裕国家的“资源诅咒”问题 186
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121.关于农村改革本质的思考 188
122.关于农业合作化、小农经济与家庭农场的问题 189
123.关于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对缓解三农问题的思考 190
12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为“小农经济的理性回归”？ 191
125.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规模经济的问题 192
126.规模经济与包产到户 193
127.包产到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196
128.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198
129.关于小农经济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问题 201
130.关于农业产销新模式对农村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 202
131.关于统一市场建立的问题 204
132.关于农业机械化和工分制的讨论 205
133.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206
134.关于农地使用权流转对缓解三农问题的思考 208
第七讲 城市改革、国有企业和遗留问题
135.关于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长期绩效的一些思考 211
136.关于改革开放前城市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决策问题 212
137.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疑问 213
138.关于未来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思考 215
139.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已经“无功可做”？ 217
140.关于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 219
141.关于国有企业社会性负担的问题 220
142.关于剥离政策性负担后国有企业是否需要私有化的问题 222
143.国有企业改革难的解决之道 223
144.为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提供保护补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24
145.如何看待近年来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破产事件？ 225
146.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227
147.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如何保障工人利益？ 228
148.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技术领域的一些思考 229
第八讲 金融改革
149.我国金融体系难以迈向市场轨的原因何在？ 232
150.关于农户与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疑问 233
151.关于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与中小型金融机构关系的疑问 233
152.如何界定地区性中小银行？ 234
153.关于中小银行准入门槛的疑问 235
154.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数字货币的两点思考 236
155.如何推进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 237
156.关于资本账户开放、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238
157.我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影响 241
第九讲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58.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244
159. 1998年以后的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供给不足？ 245
160.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246
161.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疑问 247
162.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产作物选择的问题 247
第十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163.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会和就业问题产生矛盾？ 249
164.关于价格扭曲导致腐败的一点疑问 250
165.关于民营矿产企业通过低资源税费寻租的疑问 250
166.关于贫富差距是否有必然性的疑问 251
167.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问题？ 253
168.关于医疗改革方向的问题 254
第十一讲 总结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169.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取决于比较优势 258
170.关于结构概念的疑问 259
171.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当今世界发展环境中的疑问 260
172.关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和全球经济形势问题 261
173.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 261
附.录 2021年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演讲实录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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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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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 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至今，除 2008—2012年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任职未能开课外，已经讲授了二十余年。这门课甚受同学欢迎，上课地点安排在北大理科教学楼的教室，五百多人的座位，经常会有六七百位同学来听讲，其中不少是冒着严寒酷暑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赶来听课的外校学生，同学们求知的热情让我深为感动！
这门课讲授的内容围绕中国的兴衰，这是世界近、现代史中为重要的课题之一。课上讨论的每个专题，都有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研究，每位学者各有各的观点，听起来都很有说服力。对于中国的兴衰，我有一个自己提出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对各个成败事件的解释难免和许多盛行的观点有所抵牾。同学们普遍好学，对各种竞争性学说、观点多有涉猎，不反复辩驳难以明晰孰是孰非。但是，这门课每周只有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我在课上仅能介绍我的一家之言，难以和同学们进行有效的互动，以及在众说纷纭中为同学们答疑解惑，这是我讲授这门课二十多年来的遗憾。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北大所有课程临时改为网上授课。开始时我觉得不直面同学们来授课，不从同学们的表情来判断其是否了解了我讲授的内容，并据此来调整讲课的进度和讲解的重点，会大大降低教学的效果。后来我想，何不改变教学的方式，请同学们课前先在网上看我在 2016年上这门课时录的视频，将原定的授课时间改为网上答疑？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一个学期下来，总共有 244位同学参加了讨论，提出了 232个很有深度、很有针对性的问题（在出版时编辑进行了适当的精简与合并，整合为173个问题）。 我也逐一文字作答，每次答疑经常是从 18：40上课开始，一直到深夜尚未解答完毕，移到隔日继续解答。一个学期下来，竟然积累了超过 30万字的提问和解答。这种由现代科技提供的新的教学互动方式弥补了我多年来的遗憾！
同学们针对每一讲提出的各种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映的是当今学术界、知识界和社会上对关系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许多大问题和重要现象的认知、看法和疑惑。教学相长，同学们的这些问题对完善我的理论体系大有帮助。同时，将这些问答整理成书出版，不仅可以作为“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和所用教材《解读中国经济》的补充材料，而且，对处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同学们和社会各界在众说纷纭中清晰认识我国过去所走过的道路、现在的处境，以及把握未来的机遇，克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然遭遇的各种挑战，也必将有很大启示。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想感谢这 244位同学一个学期以来的积极参与，感谢秦晓宇、朱镜榆和金伟三位助教的帮助。我很高兴当这本《解惑集》编辑成书时，我国已经在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的战役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可以再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一起探讨交流中国由盛而衰、由衰而盛，以及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之终实现的大问题。
补记：在2021年7月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上我做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主旨演讲，并回答了五位同学的提问，内容和“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相关，因此，将整理出来的文字放在书末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林毅夫
2021年 8月 15日
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 后发优势是否会变为后发劣势？
袁佳薇（外国语学院）：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可以少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那么是否会缺乏一定的动力进行更深刻和长久的制度变革？这种后发优势会不会变成后发劣势，形成路径依赖，对以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
林毅夫：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杨小凯教授所提出的后发劣势问题。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我在 2002年和杨小凯教授曾有过一场争论。杨小凯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因而缺乏进行更深刻和长久的制度变革的动力，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使得长期发展变得不可能，甚至导致经济崩溃。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杨小凯教授所提出的后发劣势指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不如发达国家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同样不如发达国家好，但他并不认为技术不如发达国家好是后发劣势，实际上他所指的后发劣势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加快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的成绩会导致在引进可以克服国家机会主义，让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英美共和宪政的努力上产生“惰性”，他把这种“惰性”称为后发劣势。对于如何克服这种惰性，杨小凯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先难后易，即先进行彻底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有了这种“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后再去发展经济。可是，除了英国和美国，尚没有其他发达国家是先采用了英美的共和宪政再去发展经济而取得成功的，许多英国的前殖民地（如印度等）继承了英国的共和宪政，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另外，我主张利用后发优势并不是主张制度不需要改革，而是要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改革制度。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制度是内生的，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的，并且，在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由于制度是内生的，所以因为条件不同，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另一个国家不见得是的，这也是继承了英美共和宪政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原因。由于路径依赖，不同国家对某些制度所提供的功能或服务虽然有相同的需求，但是提供这个功能或服务的制度安排不会完全相同。例如，防止国家机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对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是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所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英国，法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同于德国和英国，但是它们都是成功的发达国家。由于在转型经济体中许多看似扭曲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这些内生的扭曲背后的原因未消除之前，如果把扭曲取消掉，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更糟，这也是苏联、东欧采用休克疗法去推行华盛顿共识，试图一次性地把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取消掉，结果导致了经济崩溃的原因。所以，更好的发展和转型办法是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为制度变迁和消除扭曲创造条件，并在条件成熟时与时俱进地推动制度变革。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参考《解读中国经济》的附录五“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当中有详细的分析、论证和辩驳。
2. 如何判断制度完善的恰当时机？
袁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您在课程中提到，技术进步是一种利益驱动的主动变化，而制度完善则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完善也要以技术变迁为前提。那么，决策者该如何判断何时应进行制度完善呢？因为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活动，有可能恰恰是当前制度压抑了技术变迁，导致当前制度看上去和经济活动相辅相成，于是就并未出现改革的需求，从而制度也就无法变得更加完善。那么，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改革力度该有多大呢？
林毅夫：好问题！确实，技术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技术的创新。这个问题在《解读中国经济》的附录一“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中做了专门的讨论。总的来讲，当制度成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时，合适的制度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出现这种状况时，可能会有自发的制度企业家来推动制度变革。不过，制度变革需要协调许多参与者的共同行动才能成功；同时，制度是一个公共产品，制度企业家无法内部化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所有效益，因而靠市场自发的制度变革的速度可能会严重低于的变革速度。政府可以使用强制力，因而有可能更有效地推动制度的变革。但是，政府决策者应该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呢？这就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来帮助政府决策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的经验或针对我国自己的问题而形成的理论，其前提条件才会符合我国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何我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来自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并以“唯成乃真知”“知成一体”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和检验标准。
3. 关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刘曦苑（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在完成课后作业时我将《解读中国经济》讲又细致地读了一遍。我认为比较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这一部分有一些隐含的定义。例如，“创新是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的技术”，这一定义是不是缺少对于产品质量以及差异性的思考？而自主研发在书中好像是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技术引进像是一个拿来主义的过程，那么一些增量式的创新、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做的一些小创新应该属于哪种呢？
林毅夫：创新指的是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创新还包含在下一期生产时升级到一个附加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而言，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都已经处在全世界的前沿，所以，不管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只能靠自己发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水平低，代表技术和产业与世界前沿水平有差距，从而可能用引进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时，只要过去没有这种产业，那么同样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和产业时经常也要做一些改进，这种增量式的改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发明”，但这种“发明”是根据当地的生产条件、需求的特性或市场情况对原有的技术和产品所做的改进。例如，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合资生产汽车，为了降低成本，通常会把生产线上许多原本由机器人生产的环节改为由工人来生产。这种改进有些也可以申请专利，只不过是实用新型专利而不是发明专利，其投入、风险和回报与发达国家在全球
技术和产业前沿的发明相比要小得多。
匿名同学：我很赞同林老师说的“引进技术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1.我国是否仍然应该加大在部分核心科技上的研发力度？因为倘若依赖引进，这或许会成为竞争对手遏制我们的手段。
2.如何去判别哪些技术是可以依赖引进的，哪些技术是我们需要防止对手遏制而必须自主研发的？我粗糙的想法是：当一项技术被多个国家掌握时，可以依赖引进，因为这涉及博弈问题，即使其中单独的一个国家对我们进行遏制，造成的威胁也较小，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引进；当一项技术仅被一两个国家掌握时，我们就需要重点研发。
林毅夫：同意你的看法！根据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研发周期的长短以及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我把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其中，能引进技术的是追赶型产业，领先型、换道超车型产业的技术必须自己研发。上述产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根据的都是比较优势原则。如果一个产业对我国的国防或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可能被“卡脖子”，即使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必须自己研发，则这类产业属于战略型产业。技术研发需要大量投入，成功后利润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大小。我国有世界上的单一市场，因此，拥有尖端技术的企业通常会有积极性让我国的企业来使用它的技术以获利。“卡脖子”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治行为，会这么做的国家应该只有出于维持政治霸权目的的美国，所以，在战略型产业中真正需要我国动用新型举国体制去重点攻关的是只有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其他的技术如你所言“可以从别国引进”。我国政府可以像华为那样，对所有的关键技术都支持一些科研院所和企业做一些“备胎”，但在能引进而且引进比自己生产便宜时仍然依靠引进。这种做法能破解美国对我国的“围堵”，也能遏止其他国家加入美国对我国的“围堵”。
4. 如何理解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
任啸辰（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您在课程中提到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创造后发优势，而外界却常有对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批评的声音。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正好可以为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带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提供了“技术变现”的渠道，双方属于合作共赢。为何这种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会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呢？
林毅夫：一个发展中国家哪有可能强制比其发达的国家进行技术转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请参考我在“古文观止”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美国什么时候才会心悦诚服？”一文。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是自愿的，不管投资的目的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是把产品卖到中国的市场，为了保持竞争力，这些企业都必须用好、的技术在中国的投资厂生产。这都是企业为了保持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和自己的利润（如你指出的，为了实现“技术变现”）而做出的自利选择。
5. 关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和技术前沿参照的问题
徐鸿诚（元培计划委员会）：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问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8年中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的 29%，接近韩国 1988年的水平。而韩国在 1988年之后保持了 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在 1998年经济负增长后，次年经济反弹，但是进入 21世纪之后经济增长乏力。1988—2008年韩国的 GDP平均增速为 6.6%，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较为接近。请问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在自 2018年起的 20年里经济增速稳定在 6%～ 7%较为正常？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前沿的参照问题。美国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科技强国，但是同为发达国家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同样拥有先进的技术，而它们的人均 GDP普遍比美国低一些，请问是否可以考虑以它们为参照系？这样的话，可能中国与技术前沿的差距就会看起来小一些。期待老师指正！
林毅夫：个问题，你的分析忽视了两点， 1988—2018年间，韩国经历了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会低于潜在增长率。所以，韩国在 1988—200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 6.6%，那么潜在增长率应该高于 6.6%，具体高多少要看危机带来的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我认为中国自 2008年起有 20年每年 8%的增长潜力，目前我仍然认为从 2018年到 2028年中国有每年 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能实现多少，会受到外部和周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1年的 9.6%下滑到 2019年的 6.1%并非潜在增长率下滑所致。如果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滑而导致实际增长率下滑，那么我们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实际上从 2011年以后每年困扰我们的是通货紧缩的压力，证明中国的增长是低于潜力的。我认为 2018—2028年中国还有 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能实现多少则仍然要看外部经济和周期因素的情形。至于 2028—2038年，我认为会有 6%左右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问题，中国以美国作为参照系较合适，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 4倍、德国的 5倍，我们可以追赶的产业更多。
匿名学生：林老师您好！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未来有 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近年来中国 GDP增速一直在 6%附近。您认为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有哪些？中国应该如何实现 8%的增长潜力呢？
林毅夫：这方面我写了许多文章加以分析，这些文章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到，另外在《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二讲中也有专门分析。总的来讲，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技术创新的后来者优势来判断的，但是，能实现多少，还取决于需求侧。需求侧方面，因为发达国家尚未完全从 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影响了其增长和消费，导致其进口增长放缓，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增长，同时也影响了我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所以，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要低于增长潜力，并表现为通货紧缩的压力。另外，有 8%的增长潜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要每年都实现 8%的增长，就像一辆新买的跑车会有一个时速的技术指标，每次实际开到多少时速还取决于路况、天候以及驾驶员的身体状况。不过，时速 200公里的汽车和时速 100公里的汽车相比，前者行驶 120公里可能轻而易举，后者行驶 120公里就可能会抛锚、出事故。所以，买车时要知道时速的技术指标；在规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时，也要知道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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