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问题 一
我要来谈谈让—雅克 ? 卢梭问题。说其是个问题，这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假设，即卢梭的个性与思想世界还没有缩减为仅仅是历史事实，使我们除了完全照直理解它、描述它以外便无事可做。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认为卢梭并无一种有着单一论点的、已然确立起来的学说，我们无法通过复述与评论来轻易地将它记录下来并将之安置到诸种哲学史中去。诚然，已有数不胜数的专著正是这样来描述卢梭学说的；但较之卢梭本人的作品，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那么冷冰冰且毫无生气。
只要深入到卢梭的作品之中，只要由此重建作为一个人、一位思想家和一名艺术家的卢梭的形象，不管是谁，都会马上感到，人们惯常给出的“卢梭学说”只是思想的抽象概述，而要把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内在的丰沛，它几乎无能为力。此处，我们面前所显现的并不是固定而明确的学说，毋宁说，它是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运动，这种运动的力量之大，情感之强烈，使得只要有它在，人们似乎就无法藏身于“客观的”历史沉思的宁静之中。一次又一次，它将自己强加在我们头上，一次又一次，它让我们沉醉其间，身不由己。卢梭，这位思想家与作家，他给他那个时代施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那个世纪里人们将形式的建立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日臻完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卢梭却再次使形式这一概念那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浮出水面。无论在那时的文学，还是哲学和科学当中，18世纪都停留在一个固定而明确的形式的世界里。事物的实在根源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保证并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这个世纪为事物的精确无误而欣喜，为它们分明的轮廓与确定的界限而高兴，这个世纪将划出如此精准界限的能力视为人类的主观力量，同时也将之看成是理性的基本能力。
卢梭是位不仅质疑这种确定性，而且撼动了其根基的思想家。他拒斥并彻底打破了塑造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还有文学与哲学的种种模式——他这样做，冒着使这个世界又一次沉沦于其原始的混沌，沉沦于“自然”状态的危险，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冒着将之弃于混乱不堪的危险。但正是在他自己召唤来的混乱之中，他特有的创造力受到考验并得以证明。因为现在开始有了一种受新冲动驱策，由新力量决定的运动。这一运动的诸多目标起先还在黑暗之中；抽象地孤立起来看便无法描绘出其特征，人们也不能预先将它们料想为给定的、落实的终点。在卢梭力图这样预料时，他从未超出暧昧不清而且时常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对他而言，已经确定的，也是他用思想和感情的全部力量抓住的，不是他趋向的那个目标，而是他所追随的那种冲动。他有胆量顺从这冲动：他用完全一己之思想、感情和激情的动力，来反对那个世纪本质上静止的思想模式。他的动力在今日仍然让我们心醉神迷。即使对于我们来说，卢梭的学说不仅仅是学术好奇心的对象，也不纯然是哲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旦我们不再满足于考察它的后果，而是用其根本的假设来关怀我们自己，那么卢梭的学说便马上表现为一种完全是当代的、生气勃勃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卢梭向他那个世纪提出的问题没有过时；这些问题没有被简单地“解决掉”——即便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往往只有从某一历史角度来看才是重要而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然而它们的内里却依然与我们那样切身相关。
纯粹由历史探究所描绘出来的肖像模糊不清，目前对于卢梭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对传记的细节之处作了为彻底的研究之后，在对历史背景与卢梭学说的渊源作了无数调查之后，在深入分析了他作品的所有细节之后，我们本应指望至少可以澄清他天性的基本特点，或澄清其著作中大体保持一致的基本意图。但即使只是对研究卢梭的文献扫上一眼，都会让人大失所望。特别近些年来，本已是庞然大物般的研究文献，又因为一些重要的大部头著作而膨胀。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作品——例如（此处仅提一些重要的名字），倘若我们将近艾伯特 ? 欣兹的《让—雅克 ? 卢梭的思想》（La Pensé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Paris， 1929）中对卢梭的描述，和于贝尔及马松的作一比较——解释中那尖锐无比的矛盾便马上显现出来。矛盾并不局限于细枝末节与无关宏旨之处；相反，它关乎对于卢梭的天性及见解的根本看法。有时候，卢梭被描绘为现代个人主义真正的先锋人物，他捍卫无拘无束的感情自由，捍卫那“心灵的权利”，在构想这项权利时他是如此不羁，竟将所有的伦理责任、将义务的一切客观戒律都统统抛弃。举例来说，卡尔 ? 罗森克兰茨就认为，卢梭的道义（morality）“是自然人的道义，这自然人没有通过服从道德律而将自己提升至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客观真理的程度。这种道义为善，也偶尔作恶，二者皆出于其主观的一时兴起；但它往往将恶说成是善，因为据称恶乃是发轫于那善良心灵的感情之中的”。但通常针对卢梭的指责，与之正好相反，却也同样的理直气壮。他被视为一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奠基人和拥护者，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团体而彻底牺牲了个人，并将个人硬塞进固定不变的政治秩序，在其中，个人别说行动的自由了，甚至连良心的自由都没有。
关于卢梭的宗教信仰与取向的意见分歧之大，就像对于他伦理与政治信念的看法一样。对《爱弥儿》当中“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解释是五花八门。有些人看到的是18世纪自然神论在其中登峰造极。而另一些人则提请大家注意它与“实证”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拈出将“信仰自白”与卢梭成长于其中的加尔文宗信仰联系起来的线索。近对卢梭的宗教有全面论述的就是马松的《让—雅克 ? 卢梭的宗教》一书，但其也未能避免将卢梭的宗教感情及见解整个纳入天主教教义当中的悖论，未能避免声称他就是信仰天主教的悖论。在马松看来，不仅在卢梭与宗教之间，而且在卢梭与天主教信仰之间，存有着一种真正的、深厚的，却也是太长时间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联系。
试图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对传统的对立概念来衡量卢梭的思想世界，就会得出同样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的判断。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那个圈子里流行赞美理性，卢梭却掉过头去，转而诉诸“感情”与“良心”那更加深厚的力量——这些都不可否认。而另一方面，恰是这位“非理性主义者”，在其与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s）及法国启蒙运动之精神的搏斗为激烈的时候，提笔写道，关于神，人们所能形成的崇高的观念乃是纯粹奠基于理性之上的：“我们关于神的崇高的观念只从理性而来。”（Les plus grandes idées de la divinité nous viennent par la raison seule.）并且，也正是这位“非理性主义者”，被康德认为不亚于牛顿，并被他称为道德世界的牛顿。
想一想判断之间的这些分歧，我们就会立即认识到，既不能从这些范畴，也不能指望着从这些范畴来真正阐明卢梭的天性。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有不为一切成见与偏见所动，再次转向卢梭著作本身——如果我们让它符合其自身内在法则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话。
然而，除非我们将卢梭的作品回溯至其人生起点，回溯至作品在他个性中的根源，否则对其作品这般追根溯源是不可能的。卢梭和他的著作紧紧地纠结在一起，谁要是想将二者分开，就肯定会切断其共通的血脉，而对双方都造成伤害。我确实并非意欲坚称卢梭的观念世界缺乏独立于他个人的生存形式与个人生活之外的意义。毋宁说，我在这里想要捍卫的是个正好相反的假设。我所要力图展示的是：卢梭的基本思想虽说直接源于他的天性与个性，但却不会被他的个性所局囿、所束缚；这一思想在其成熟、完善之时，将一种对问题的客观表述摆在我们面前；这种表述并非仅仅对他或他那个时代有效，而是十足分明而确定地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严格客观的必然性。但这一必然性并不以抽象概括与独立系统的面目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是从卢梭的天性，这个个人的因当中渐渐浮现出来的，可以说，它首先必须从这个因当中挣脱出来；而要赢得它，必须一步一步来才行。卢梭常常反驳以下想法：一种思想只有从一开始就表达得系统明白、刀枪不入，才会具有客观的价值与有效性；他愤怒地拒不认为他应当服从于如此系统的强制。卢梭的拒斥态度既在理论领域，也在实践领域；这既是为了发展思想，也是为了经营生活。对于这类思想家来说，不能将作品的内容与意义和个人生活的根基割裂开来；在一再的反射与相互的映照之下，每一方只有和对方在一起，并在对方之中，才能够被人理解。
卢梭抵达巴黎的时候已年近三十，在这一刻，他才开始有独立的精神发展。在这里，他的思想自觉次被真正唤醒。从那一刻起，孩提与青少年时代在他身后远去，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对卢梭来说，它们只是回忆与思慕的对象——是的，这种思慕直到卢梭年暮时仍在他心头萦绕不去，而且依然如此有力。对于瑞士的故乡给他留下的初印象，卢梭念念在心，这是因为他感到：在那儿，而且只有在那儿，他所拥有的生活还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一个没有被打破的整体。世界的要求与自我的要求之间的破裂还没有产生；感情与想象的力量在现实之中还未有固定而严苛的界线。因此，在卢梭的意识之中，这两个世界，即自我的世界与万事万物的世界还没有被截然分开。他的孩童与青少年时期由梦想与现实、经历与想象奇特地编织而成，殊为怪诞。他完满、富足和“真实”的时刻不是在行动和做成事情的时候，而是在他将一切现实抛诸脑后，沉湎于他那幻想、感情和欲望的梦想世界之中的时候。在长达一周的漫无目的的游荡、自由自在的闲逛之中，他一次又一次找寻而且找到了这种幸福。
但是他在进入巴黎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里，等待他、接受他的是另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给主观的随心所欲和想入非非留一点余地。日子属于大量的行动，这些行动控制着日子，直至每一个细节。这是工作的一天，是俗常的社会职责的一天，而每一项职责都自有其规定好的时刻。时间校准固定不变，客观的时间度量固定不变，这是卢梭要适应的件事。这项要求与他的天性是如此格格不入，从今而后，他不得不常常与之搏斗。严格的时间的框框决定着人们的日常工作日，它完全主宰了人，它从外部用强力使得生命被逼就范，对卢梭来说，这一直都是对生活无法忍受的束缚。卢梭原本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能够调整自己，去适应那实际上并不适合他的事情，只要不是如此来指定他行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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