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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奥登、大卫·塞西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斯蒂芬·斯彭德，尤其是他与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从伯林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關於作者： 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ahanbegloo，1956— ） 伊朗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现任金达尔全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圣雄甘地非暴力和平研究中心执行理事，2009年获西班牙联合国协会和平奖。著有《甘地：非暴力之源》《伊朗：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宽容的冲突》《文明的衰落》等，以及与以寒亚·伯林、乔治·斯坦纳等人的谈话录。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等。 目錄： 序 次对话　从波罗的海到泰晤士河 两次俄国革命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牛津 卡尔 ?马克思：我的次接受委托 维也纳小组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奥斯维辛的发现 哲学家还是思想史家？ 没有哲学家的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的“魔眼 ” 关于文化的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两种自由概念 关于多元论的争论 理想的追求 通向欧洲大陆的桥梁 第二次对话　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马基雅维里：政治的自律性 国家与托马斯?霍布斯 斯宾诺莎和一元论 反启蒙运动：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埃德蒙?柏克 维柯或一种新科学 关于汉娜?阿伦特 身为今日之犹太人 赫尔德和社会观 思想史：一个寂寞的学科 第三次对话　政治思想：时间的检验 接受委托或候车 德国人的耻辱感 赫尔德、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１８世纪的相对主义 道德与宗教 休谟和英国哲学 人　权 威尔第、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 摩西?赫斯：犹太复国主义者 马克思和１９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第四次对话　 自由哲学 斯蒂芬?斯彭德：６０年的友谊 哲学的目标 多元论与民主 平等和自由 牛津哲学和实证主义 柏格森、谢林和浪漫主义 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１９世纪的俄国思想 涅恰耶夫和虚无主义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历山大 ?赫尔岑 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１８４８年 刺猬和狐狸 别林斯基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布罗茨基 丘吉尔、魏茨曼和尼赫鲁 乔治?索雷尔和伯纳德?拉扎尔 索　引 內容試閱： 序 我次会见以赛亚 ?伯林爵士是在１９８８年６月６日，他７０岁生日那天，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寓所。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自由四论》的法译本已经获得法国广大读者青睐。因此，我决定在《精神》杂志总部每周一次的文献研讨会上向我的同事介绍伯林的思想。这次研讨会的积极结果，是使我拿定主意通过一次由《精神》杂志同意发表的访谈来更深刻地展示伯林的思想。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和迅速的信件往来，我们便决定在他寓所会见。自１９７６年１月一个寒冷的雨天我在伦敦佛勒书店发现《自由四论》之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对伯林爵士很敬仰，要拜会这么一位名人的念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是，一见面他就带着友好的微笑热情地迎接我，话还没说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 谈话开始时，我不仅听他说什么，也留意他的仪表怎么样。虽然我见过他许多照片，实地看到他我还是有点惊奇。他的面容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准确而有力，但吐词缓慢。轻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极有节奏地流贯谈话过程，使我觉得我仿佛是获准受到一位极为尊贵的英国绅士的召见。这是温文尔雅、极为谦恭的一个人，说话慢条斯理而热情厚道，毫不装腔作势。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地告诉我俄国革命时期他的童年情况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在牛津大学的情况。我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毕竟他在１０岁时就离开那里了。那天告别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他，但我不知道有一天还有可能以书本形式发表对他的访谈。 我回到巴黎以后，有位编辑跟我联系，他要求我继续这样的访问，并且写成一本书。很高兴我有机会再次见到伯林。我们是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于伦敦再次见面的。这次我有幸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跟他谈话。每个场合他都热情、友好地欢迎我。我得以就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向他提出了三百多个问题，分门别类，并逐一讨论。他要我将谈话记录整理成文，我把定稿交给了他。该书１９９１年在法国出版。 显然，这本书不奢望成为伯林的正式传记，但是，对于一切有待进行的伯林研究，这本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有时候，有一种倾向，过高地估计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对于伯林这么杰出的人物却不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单是他对英语世界过去５０年来各种智性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形成当代史的各种事件和概念树立一种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认，伯林的思想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毫无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哲学背景（使他成为休谟哲学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他对晦涩术语的疏远，使他成为当代英国哲学的一个真正的代表。可是，在某些方面伯林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又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信念的理论战斗来审视，那种信念认为，纵贯古今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原则上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真理性的正确回答。因此，他反对那种以为可以依据科学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价值在人世间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主张。鉴于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各种经常相互碰撞的价值和思想的产生地及其变化发展的实验场所这一事实，伯林追溯多元论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出现。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５０年来伯林选择思想史作为他的兴趣中心。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弄清楚自孩提时代经历俄国革命以来，就深深地烦恼着他的某些严酷的难题的途径。这项研究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透彻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伯林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从非教条的观点出发，以便向读者揭示作者全神贯注的某些持久不断的哲学问题。伯林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决定论者，即使我们可以以为他是某种西方意识的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ｘｉｉｉ对精神发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过程，经过先定的历史阶段，终结于现实与理性的某种调和。与这种观点不同，伯林的研究探讨了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个人责任的各个层面，这就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必然性的枷锁。因此，伯林对那些以终解决为目标的一般的态度和观点都不感兴趣。在他近出版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那本书中有一篇论文谈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说的不错，不光终解决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协调的。终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记了这个词组带有希特勒时期的恐怖感 ）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多少都绝不为过：为了使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以及和谐协调，有什么不可以为此付出的呢？为了做成这样的蛋卷，我们可以打破无限数量的鸡蛋，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波尔布特 ②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向社会问题终解决的正确道路，我也就知道人类车队必须沿着什么路线走；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知识，你就不能有选择自由，哪怕是限度的选择自由，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地。你声明采取某种方针将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将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我知道你这样想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如果出现由于无知或恶意而酿成的反抗，那就必须镇压下去，为了大多数人永远幸福，消灭成千上万人也许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将他们全都牺牲掉，我们，明白此中道理的我们，又有什么选择？ 人们了解了伯林的哲学背景就会更好地懂得为什么他劝告我们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赫尔岑和伯林的思想中，“选择 ”这个概念都处于关键地位。伯林批判柏拉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认为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元论的主要特征。这时他与声称 “生活的终目标是生活本身 ”“该是认清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充满着偶发的和无意义的事件、充满着愚蠢和糊弄行为的时候了 ”的赫尔岑何其相似。因此，伯林笔下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拒绝把世界看作单纯的、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伯林接近于以法国哲人（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为代表的１８世纪欧洲的思想 “潮流 ”，但绝不会妨碍他去弄清楚那些反对这一 “潮流 ”的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开地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体系做斗争的思想家，赞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特别重视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赏，显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们宣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价值，而且，人类历史与众多悲剧性后果相伴，充满着那些企图通过坚信终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剧性选择的人们的困苦。 拉明 ?贾汉贝格鲁 １９９１年７月于巴黎 两次俄国革命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首先，我要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传记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您以往的种种经历和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思想，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 您于１９０９年６月６日生于里加，１０岁时便随双亲离开俄国。关于这个时期您还有些记忆吧，尤其是移民的情况怎么样？ 伯林（以下简称伯）：我于１９１５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格勒，我们是１９１９年离开彼得格勒的。在那里，８岁那年，我目睹了俄国的两次革命。头一次革命我记得很清楚。到处是集会、旗帜，街道上拥挤着人群，人们激动万分，广告上画着李沃夫新政府部长们的头像 ，立宪会议的二十多个党派在做宣传。人们关于战争的议论倒不太多，至少在我们家生活的小圈子里很少谈论。自由党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迎，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１１月爆发，我们 ———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 ———几乎都不知道。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作《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那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枪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以为暴动多能持续两三个星期。如果您翻阅那些日子的《泰晤士报》，会读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写的报告，他预言暴动（ｐｕｔｓｃｈ）会很快结束。在《泰晤士报》上，布尔什维克被称为 “纲领派 ”，不算是主要的力量。列宁和托洛茨基逐渐作为革命领袖人物崭露头角。我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为列宁要创造一个让资产阶级不能生存的社会。他们把列宁看作一个危险的狂人，但又是一个纯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热烈追求某种理想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邪恶的机会主义者。只有八岁大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这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觉。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 ”，这两个名字连在一块，人们常常一口气说着，好像一个公司的名称那样。现在想来，当时仍旧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得不够。人们管街道上的警察叫 “法老 ”———民众的压迫者。有些警察在顶楼或房顶上向革命者射击。我记得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着，脸色苍白，挣扎着，显然快死了。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 贾：您在革命后离开俄国有没有麻烦？ 伯：没有。我家是从里加来的，里加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拉脱维亚人，他们便让你走。我们离开俄国到达拉脱维亚。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我记得人们排成长队购买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我们家邻近有个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应。还有个小电影院，放映有关１９世纪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影片（当时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影片），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选段。那都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特有的记忆。我们全家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火炉。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压抑感 ———也许因为我太小而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说。 贾：你们怎么来到英国的？ 伯：我们先来到英格兰乡下，然后才搬到伦敦。开头，我上伦敦郊区一所预备学校，那时我很少说英语，我父母互相之间都说英语。从那以后我们很少看见俄国人。我父母不怀念里加，不怀念俄国。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的。我还没丢俄语，我想主要是阅读俄国的古典名著的缘故。结果我的俄语说得很流利，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被看作老乡亲。在我们学校有个男同学是俄国人，名字叫比利宾。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俄国画家。他的儿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俄国保皇派。我偶尔跟他说说俄语，此外就极少碰上说俄语的人了，我的俄语水平主要归功于阅读以及在儿童时期扎下的根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牛津 贾：后来您获得奖学金读牛津大学。您能否告诉我当时牛津的主要思想潮流是什么？ 伯：我不大清楚你说的思想潮流指什么。我认为，人们难以识别这种思潮 ———实际上它是同其他思想交相混杂而成的生活哲学和支配性的观念，就像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情况那样，当然发生在革命前的俄国大学的情况也是那样。我觉得，ａｎｉｍａｔｅｕｒｓｄｅｓｉｄéｅｓ［思想鼓动家］不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现象。我可能不对，只是在牛津我没有碰到过。那是些对一般观念着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既有追随者又有论敌的政治、社会或美学观点的热烈鼓吹者。我离开大学之后倒遇见过这样的人。 贾：一个也没有接触过？ 伯：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也许有点夸张了。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有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当学生的年头，有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保６守党人；巴里奥尔学院的院长ＡＤ林赛就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有对本科生颇有影响的道格拉斯 ?科尔；还有ＡＬ罗斯（当时他是社会主义者），以及稍后的理查德 ?克罗斯曼、ＡＪＰ泰勒和帕特里克?戈登 ?沃尔克。但是，很难说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当时，有年轻的诗人，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我编辑过一份知识分子期刊，叫《牛津观察》，这份杂志两年多前是诗人Ｗ奥登编辑的。我们都读奥登、斯彭德、戴 ?刘易斯和麦克尼斯的作品。我跟斯彭德是同代人，他是我要好的朋友之一，我终生都了解他。还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就写出很漂亮的诗篇。我读书时的本科生大多数是不问政治的。当然，后来有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像我的朋友Ｎ.Ｏ.布朗和菲利普?汤因比等人。但是，不像你们战后的巴黎，那里有一个梅洛庞蒂或一个萨特。我们都抱着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都恨墨索里尼、佛朗哥，有些人还恨斯大林，当然全都恨希特勒和那时在东南欧出现的较小的独裁者。在我读书的年代你们法国的情况怎么样？巴布斯、罗曼 ?罗兰和纪德在政治上有没有影响？我不愿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当学生时或战前开始教书的那些年头我们在政治上是消极的。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反对法西斯的，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政府曾经整装待发。但是，除了对自由运动和进步力量总的支持外，我没有声明其他的政治观点。那时牛津有个工党俱乐部，我跟其他朋友有时也光顾一下。在３０年代中期，道格拉斯 ?科尔组织过每星期一次的午餐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克罗斯曼、戈登 ?沃尔克、帕克南、罗斯，有哲学家Ａ.Ｊ.艾耶尔、Ｊ.Ｌ.奥斯汀、斯图亚特 ?汉普希尔，有杰出的罗马史家雨果 ?琼斯，有克里斯托弗 ?希尔（那时我不知道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虽然我不认为他有意隐瞒了这点），有著名的经济学家詹姆斯 ?米德。米德是我认识的纯粹的自由派，很高兴他跟我们过从甚密，而且他跟我年龄相仿。我总想，如果出现一场危机，出现一场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办的革命，如果我跟随他的话，应该避免干任何卑劣或肮脏的勾当，这样即便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无疑却是安全的。 贾：那时候在法国柏格森哲学有广泛影响。 伯：英国没有像法国的柏格森或意大利的克罗齐那样对公众生活施加普遍影响的哲学家，也没有吸引时髦女郎来听自己讲演的哲学家。我听说在巴黎有些富婆的仆人经常去柏格森做讲演的大厅。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听某个——比如说——亚述考古学教授的报告，这位报告人及其他人发现整个大厅塞满了怪模怪样的不像知识分子的人。报告一结束，这些听众马上赶紧为他们的女主人抢占位置，许多雍容华贵的贵妇就这样拥挤着听柏格森教授做讲演。在英国，自卡莱尔以后没有这样的现象。 贾：那时候在牛津大学没有很多政治活动吗？ 伯：政治活动无疑是有的，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和一个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对政治的兴趣代替了对审美价值的专门研究。我要说，牛津，这个转折点是１９３１年的金融危机。那场危机给２０年代在社会上在影响甚大的牛津大学的唯美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哈罗德 ?阿克顿、西利尔 ?康纳利、伊夫林 ?沃和布莱恩 ?霍华德就是典型的 “唯美主义者”，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的确有让 ?法亚尔先生写的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法文著作，书名叫《玛格丽特和牛津》（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ｅｔ Ｏｘｆｏｒｄ），我敢说现在读的人不多。这些唯美主义者大多数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藐视学术传统和巴望在学术圈外流行需要一定程度的财政保证，也就是需要家庭或保护人的支持。１９３１年的危机狠狠地打击了富人，这种支持就靠不住了。在这之后，唯美主义衰退，左翼政治出台。左翼政治也不像在巴黎或希特勒之前在魏玛共和国出现的那类骚动。《时代精神》杂志跟我有相同的看法。我写了一本论卡尔 ?马克思的书。我很惊讶，这书现在还买得到。 贾：您在牛津时的政治经历和哲学经历是不是深刻地影响了您以后对思想史的兴趣？ 伯：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不可避免地受苏联存在的影响 ……尽管我父母没有受过苏维埃政权的迫害，来英国也不是被驱逐的。我毕竟有着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愉快的记忆：我认识的一两个人早在１９１８年被枪杀了，不是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对此没有来自任何渠道的解释。发生过许多强制执行的处决 ———非常可怕，虽还不像后来斯大林统治时期出现的那种恐怖，但毕竟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其理由从未公之于众，除非使用一般性的术语 ———“苏联的敌人 ”“投机分子 ”“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的支持者 ”，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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