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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逐鹿

書城自編碼: 373048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 洪兵
國際書號(ISBN): 9787510473661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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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大唐崩溃,大宋未兴,百年乱世烽烟,各方枭雄粉墨登场!一书说尽五代十国历史,各方豪杰汇聚,到底花落谁家?

★ 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两大鼎盛王朝之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尔虞我诈、风云际会,纷乱如麻的同时也集中发生了很多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 公元875—979年,5个中原王朝更迭,10个地方政权割据,55位帝王轮番登场,武夫窃国,养子成风,认贼作父,遍地藩王,天下纷乱,枭雄逐鹿。

★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 本书中的精彩看点包括:
私盐贩子黄巢成功实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却为何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魔咒?乡间无赖朱温、独眼飞虎李克用“既生瑜,何生亮”,谁能成为后的赢家?刘仁恭如何将横扫漠北的契丹人耍得团团转?身为没有实权的客省使,李严如何一计灭两朝?骁勇悍将石敬瑭何以认贼作父,留下千古骂名?哪位皇帝浩浩荡荡地南下中原,却被做成腌肉悲戚而归?“花和尚”鲁智深的原型郭威,如何成为血腥乱世里的一道曙光?一代英主柴荣威震四方却难敌天命,早逝留下多少遗憾?谁是历四朝十帝、令人望尘莫及的“神话级”政坛不倒翁?问题少年杨行
內容簡介:
盛世大唐分崩离析,至赵匡胤、赵光义收拾残破山河,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混乱、残酷、惨烈的浓重一笔。群枭聚首,割据自雄,谋朝篡位,血溅宫廷;权臣跋扈,武将肆虐,内乱不息,外敌难御……这一时代难见些许曙光,古今史家不乏愤恨悲戚之语,欧阳修感慨“天地闭,贤人隐”,钱穆直言“民生其间,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
本书作者另辟蹊径,借鉴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方式,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百余年黑暗乱世中涌现出的各路豪杰,包括黄巢、朱温、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李煜等南北方的著名人物,共计十七人。透过这些枭雄的人生际遇与争斗较量,厘清历史脉络,铺展开战火纷飞下的社会生活图景。

本书所叙史事,依据来自《资治通鉴》《唐书》《五代史》《宋史》《十国春秋》等二十余部古籍,考据详实,条理清晰,笔调生动,略带诙谐,在轻松趣味的行文中展现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文末附表简洁明了地总结列出一些重要知识点,有助于读者把握。
關於作者:
洪兵,贵州安顺人,现居重庆。毕业于上海交大,现任高级工程师。酷爱文史,笔耕不辍,文风幽默犀利,擅长以理工科的思维剖析历史。已出版《霸主:春秋贵族的游戏》《争雄:战国王者之较量》《战国杀》《南明那些事儿》《镇国之宝:狄仁杰》等作品。
目錄
楔子?李漼的现实之殇

Part1 残唐篇
黄巢:压倒大唐的重量级稻草
非法世家
两条路线的斗争
剿抚较量
闯五关,逛长安
当家方知柴米贵
来世再做枭雄

Part2 北方篇
朱温VS李克用:既生瑜,何生亮
结梁之日
讨公道之路
谁与争锋
当李罕之遇上张全义
重整河山
武装竞赛
挟天子以令藩镇
别了,大唐!
李存勖:生子当如李亚子
河东出奇儿
血溅洛阳
鏖战魏博
后院起火
中原,我来了!
灭蜀引发的血案
李嗣源:逼出来的一代贤君
新朝新气象
内忧外患
皇嗣之争
石敬瑭:功难抵过,终负骂名
成败系于外援
石破天惊
儿皇帝的治国良方
怒火遍地
石重贵:“愤青”当国
知耻近乎勇
攘外未必能安内
骄狂必生祸端
刘知远&刘承祐:准备好了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三藩之乱
朝政堪忧
郭威:雕青天子
几家欢乐几家愁
利在民,犹在国
柴荣:向天再借二十年
初露锋芒
磨刀不误砍柴工
三下淮南
计划不如变化快

Part3 南方篇
杨行密:十国人
乱世豪杰
地盘才是硬道理
内乱横生
杨渥的小时代
徐温&徐知诰:你的江山我做主
集权之路
江西大叛乱
花落谁家
遗产丰厚
谋朝篡位
秦淮风月
心存芥蒂
李璟&李煜:江山,还是情怀?
才子与五鬼
灭闽之战
重蹈覆辙
才子乱政
亡国之音哀以思

Part4 结局篇
赵匡胤:江山一统
从收地摊开始
孟昶的末路
瘴乡生厉鬼
不完美的收官

附一?五代十国政权列表
附二?五代十国世系表
附三?主要参考书目
附四?五代十国时期年表(公元902—979)
內容試閱
楔子 李漼的现实之殇

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你是不是许久没有思考过人生?
宗教有很多种,其信奉的神灵、恪守的戒律大相径庭,但都想要解决一个终极命题:人为什么活着?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宗教秉持一个理念: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之旅。
一个人要从苦难中得到解脱,就得有信仰,这是宗教的逻辑。可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恍如虚幻的花朵永不可及,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内心充满着无尽的欲望。
大唐的第十八任统治者唐懿宗李漼号称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的虔诚,绝不是恪守清规戒律、苦修而得道。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沉湎于游乐的风流帝王,在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外出巡幸的排场更是惊人,扈从多达十余万人,可以说是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用晚唐诗人韦庄的诗句“咸通时代物情奢”“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形容他恰当不过了。
佛门清净,按理说是不会修出这类人的,但东晋高僧释道安一语道破天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兴亡,不过是统治者李漼的一句话而已。正是在李漼的统治下,佛教继武则天时代之后又迎来一次发展高潮:佛像、佛寺、佛塔遍布天下,法会、道场、布施规模空前,各式各样的佛经典籍铺天盖地。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李漼打算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迎佛骨活动。此议一出,群臣纷纷上疏劝阻,有人甚至把李漼祖父唐宪宗李纯当作反面教材,说他当年就是为了迎佛骨而把自己送上黄泉路的。
忠言逆耳,众怒难犯,李漼虽然没有把上疏的大臣怎么着,但依然一意孤行,甚至放出狠话:“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
从法门寺到京师长安,三百里路程,车马昼夜不绝,金玉、锦绣、珠翠耗费无数。是年四月初八,禁军护送佛骨抵达长安,城外搭的彩棚绵延数十里,李漼亲临安福门顶礼膜拜。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之后,安放于安国崇化寺,成千上万信众纷至沓来,欲一睹佛骨真容。更有甚者,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抑或头顶燃香奉礼,以表虔诚。
三个月后,李漼实现了自己生见佛骨、死而无恨的诺言,在病榻上彻底解脱。
距离唐懿宗李漼驾崩不足一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卷尘而起,史称黄巢起义。
大唐丧钟自此敲响,混乱时代拉开序幕。

Part 1?残唐篇
黄巢:压倒大唐的重量级稻草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北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中》
懿、僖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悉盗起,其乱遂不可复支,盖亦天人之会欤。
——(北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九》

非法世家
黄巢(公元820—884年),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生于盐商之家,父亲叫周宗旦。
周宗旦本姓黄,早年过继给了舅舅,改为周姓,长大之后自己又改了回来。黄家在曹州算不上望族,倒也不缺钱,主要的家业是做非法生意——倒腾私盐(“世鬻盐,富于货”)。
卖盐犯法,源于盐铁官营制度。盐铁官营,顾名思义,盐和铁只能由官府经营,贾谊著名的《盐铁论》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一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改革,后来几经存废,其基本规律是:朝廷财政宽松时,官府放开市场,改为征税制;财政吃紧时,官府又收回来继续官营。唐朝初期,盐、铁实行征税制,经安史之乱,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朝廷又捡回了盐业官营,炼铁业则继续实行征税制。既然盐是官营的,那么任何私人贩卖,当然都是犯法的勾当。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从高到低基本顺序是士、农、工、商。有能耐的做官;有土地的务农;有手艺的做工;没人品、没出息的才做生意,也就比丐帮强点儿。商人钱再多,也是众人眼里的下三滥,连贫农都不如。商人作为底层,内部还有高低之分,根据交易的对象,大致分成四个等级:皇家供应商、官府供应商、民间合法商人、非法商人。私盐贩子就属于非法商人,底层中的底层。黄家竟然还是“世家”,周宗旦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企盼着儿子黄巢有朝一日求取功名,彻底改变黄家的命运。
据《贵耳集》记载,黄巢自幼还是挺好学的,十分聪慧。据说,周宗旦闲来无事,跟邻里老翁以菊花为题对诗,就是你说上一句、我接下一句的那种玩法。老翁或许是年纪不饶人,或许是水平实在不济,轮到的时候,突然就卡在那儿了(“思索未至”)。冷场可不行,老翁很尴尬。时年五岁的黄巢替他解了围,脱口便是两句:“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老翁十分惊骇,鼓励黄巢以菊花为题,赋诗一首。黄巢思忖片刻,娓娓道来: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首诗字里行间透露出些许锋芒毕露的意味。随着年岁渐长,黄巢与当时众多年轻人一样,谨遵父命、寒窗苦读,参加了几次科举,却屡屡落第。大唐咸通年间,黄巢满怀壮志豪情,再一次前往京师长安,不幸再度名落孙山。屡试不第,黄巢彻底失去了信心,遂赋诗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与幼年的即兴之作相比,这首诗更加霸气十足,对科举几近绝望的黄巢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大唐王朝势不两立。但此时的黄巢不过是过过嘴瘾、发发牢骚,其实际的行动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继续贩私盐。造反可不是说说而已!
谁也没想到,黄巢这首诗竟一语成谶,十多年光阴过去,他真的反了。
造反,作为一类历史事件,有其内在逻辑,无论是初的起事,还是后的成势,都是要讲条件的。就黄巢而言,起事的条件是成熟的,因为干私盐贩子这个行当,造反基因与生俱来。
私盐贩子要起事,一般而言分为三步。
步,私盐贩子羽翼渐丰。贩私盐风险大但收益高,市场稳定,旱涝保收,官府供应吃紧时,还能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因此有能耐、没出路的人都趋之若鹜,从而发家致富。
第二步,官府定点清除。乐于看到私盐贩子发达的,不是贩子本人,而是官府。因为商人赚再多的钱,后都是为官府打工。对于合法商人,官府想敲竹杠,总要千方百计找点借口,毕竟奉旨明抢那是后来的事,朝廷目前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搞得不好,容易激起民怨,破坏祥和安定的大好局面。非法商人就不一样了,抓的就是你!当然,这跟养猪膘是一个道理,杀猪得讲火候。私盐贩子刚出道时,涉案金额太小,官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等你家资殷实,又碰巧官府想弄点钱花的时候,定点清除就开始了。
第三步,私盐贩子揭竿而起。官府翻了脸,私盐贩子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既然是非法生意,贩子们通常都组建了民间武装,虽然制服不统一(有的也有统一的工作服)、兵器低劣(以菜刀、棍子、锄头为主),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斗力相当惊人。
在这三步中,官府的逼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但凡有一条苟活的路子,谁也不愿意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冒险。私盐贩子跳得再高,没有普通百姓的响应,始终是成不了气候的。因此,私盐贩子起事容易,想成势就比较难了,还需要官府在更大的面上有所作为。简而言之,不能只是私盐贩子受到了官府逼压,而是普天下的黎民都深受其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谁都明白,官府不会平白无故将自己置身于百姓的对立面。官之所以逼民,根本的原因就是缺钱。再穷不能穷朝廷,于是逐级摊派,各地官府还层层加码。百姓没法再往下摊,连口粮都留不住,只能跟官府杠上了。
泱泱大唐,曾经也是四方来朝的盛世景象,尽管从李漼开始,“以昏庸相继”已成历史定论,远远不及祖上李世民、李隆基的丰功伟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李漼的父亲唐宣宗李忱算是一位有为之君,主政时期恭谨节俭、励精图治,使唐朝国力有所恢复,后世盛赞“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怎么能说缺钱就缺钱呢?钱都到哪儿去了?
流向一:皇帝与各级官员。
正所谓“生儿不象贤”,与开创“大中之治”的唐宣宗李忱截然相反,李漼是一个特别能烧钱的败家子,宴饮、歌舞与游乐,堪称其骄奢人生的三大癖好,任何一项都是威力惊人的碎币机、吞金兽。他宫中宴饮无度,巡幸耗用无算,专为他提供歌舞服务的乐工竟多达五百人,赏赐动辄上千贯,加之“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用天下财赋为自己的虔诚信仰埋单,如此“崽卖爷田心不疼”,国库岂能不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李漼治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是什么善茬。《唐语林》里收录了一首歌谣,是晚唐时期在坊间流传的:

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
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在这首歌谣里,出现了唐懿宗李漼当政时期的四任宰相:曹确、杨收、徐商、路岩(“路”谐音“赂”)。字面上看当然没什么好话,无非讥讽这些脑满肠肥、冷面黑心的大佬们干啥啥不行,贪污腐败名。既然高居庙堂的宰相都贪得一塌糊涂,势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和感染链条,在偌大的官场形成权钱交易的暗黑生态圈,天高皇帝远的各地官员又怎能独善其身?
流向二:与层出不穷的对手干仗。
李漼做皇帝的十四年,主要经历了三大战事:浙东起义、南诏犯边、桂林兵变。
浙东起义发生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李漼是在几个月前继承大统的,可他还没等到新年伊始的改元,浙东的一群私盐贩子便被官府逼急了眼,送上了一份揭竿而起的“见面礼”。引领这场起义的人名叫裘甫,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件事为“裘甫起义”,规模一度达到数万之众。不过,当时底层百姓还没有被官府逼到普遍活不下去的地步,响应程度并不高,特别是朝廷调来镇压的官军通过开仓放粮,进一步瓦解了起义军的群众基础,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便遭到官军镇压。
至于南诏,是西南地区历强大的王朝,地盘包括今天的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与吐蕃、大唐相邻。受地缘政治影响,大唐、吐蕃、南诏的三角关系一直比较复杂。由于国力相对弱,南诏奉行的外交政策是谁的腿粗就抱谁,这倒也符合“比小事大,以和邦国”的儒家外交理念。过去大唐强盛的时候,南诏的策略是依附唐朝对抗吐蕃,但伴随大唐国运衰颓,南诏便反戈相向,频频犯边。地处西南一隅的西川(今四川中西部部分地区)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往往是来自西面的吐蕃人前脚刚走,来自南边的南诏人后脚就踏了进来。一直到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在“牛李党争”中暂时落败的李德裕被贬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到任之后“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西川终于得到有效整饬。便宜占不了、亏却没少吃的南诏难以为继,便主动向唐朝请和,双方自此营造了持续三十年的和平局面。
等到李漼当政之始(公元860年),野心勃勃的南诏认为有机可乘,转而往东南方向滋扰,打起了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唐朝在此设有安南都护府)的主意。官军不堪一击,一年就报销了十几万,结果安南失守,岭南西道(今广西地区)告急。朝廷频繁调兵遣将,一打就是八年。
至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南疆战事刚有起色,六年前从徐州、泗州调往岭南戍守的八百兵士又因为朝廷言而无信,一再拖延他们的归期,索性在桂林发动了兵变,踏上了武装返乡的征程,史称“桂林兵变”。这八百名士兵从桂林一路打到徐州,历时一年,各地百姓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踊跃加入这支反抗大军,竟把朝廷的财赋重地江南一带搅得天翻地覆。表面光鲜、内囊尽坏的大唐王朝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所以《新唐书》评议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贪官多、战事频,这是朝廷考虑的事儿,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切肤之痛便是税赋高、折价低。
唐朝初的税制是所谓的“租庸调制”。按唐高祖李渊定下的规矩,每丁每年缴纳二石粟、二丈绢、三两绵,并服一定时日的劳役(或以纳绢抵扣)。二石粟是租,劳役或代役是庸,二丈绢、三两绵是调。至唐德宗时期,由于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均田制名存实亡,很多农民连土地都没有,也要缴纳赋税,结果是大面积逃亡。朝廷长期收不到足够的赋税,感觉这种税制不行,得改,于是有了两税法。两税法相对于租庸调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改以财产(主要是土地)计税,二是改为缴纳货币,三是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
两税法实施初期,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可家业再大也经不住贪官和战火折腾。李漼执政初期,朝廷每年收入九百多万缗,支出则高达一千二百多万缗,赤字三百万缗。三大战事之后,赤字更是惊人,朝廷只有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税赋暴涨。提高了税赋,朝廷财政仍是捉襟见肘,官府便改成以货币形式确定征税额度(譬如两千文),但是要求百姓以等价实物缴税,再设置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实物折价,从中牟利。
这里面的奥妙,咱们通过大米来举例。假设大米的市场价格为每斤三文,官府将征税的折价设定为每斤两文。这样一来,两千文的赋税定额,百姓得缴纳一千斤大米,官府再将一千斤大米卖给百姓,到手三千文,从而白赚一千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两千文的定额只值八百斤大米,百姓可以少交两百斤,虽然物价提高,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益的;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则正好相反,对相同的赋税定额,农民需要缴纳更多粮食。
战事频繁,加上官员贪污、天灾助阵,货币需求量剧增。但李漼广兴佛教,大量消耗铜器,充当硬通货的铜供应严重不足,通货紧缩积重难返,百姓也就愈加活不下去了。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九日,刚届不惑之年的唐懿宗李漼驾崩。他没有带走一粒金银,没有带走遍地哀鸿,更带不走百姓的仇恨。
接替李漼的是唐僖宗李儇。他由手握实权的太监们扶上台,这也算是唐朝末年特色。据《新唐书》统计,“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李儇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换了主子,国运衰颓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好转。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河南私盐贩子王仙芝率三千人起事,半年时间便横扫曹州、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一带,发展至近万之众。
曹州?没错,就是黄巢所在的曹州。
王仙芝作为私盐贩子,竟然造反了,说明真被官府给逼急眼了。官府压迫,不是河南一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如此,黄巢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这之前不久,黄巢因为贩卖私盐被官府查办,不仅货物被没收,自己也被押入大牢。多亏亲属百般打点,方才逃过一劫,却自此断了生路。见别的同行率先起事,没了养家糊口的生计、对官府已心灰意冷,当年还立志横扫长安城的黄巢不介意插上一脚,随即散尽家财,招募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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