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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牛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曾相继任教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著述包括《爱的共和国：土耳其流行音乐中的文化亲密性》（2010）、《阿拉贝斯克辩论：现代土耳其的音乐与音乐家》（1992）、《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1994）、《民族主义、少数族裔和离散：在中东的认同和权利》（1996）、《音乐与全球化秩序》（2004）、《音乐的世界主义》（2007）。斯托克斯还是《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2001年版）“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条目的撰稿人之一。 译者简介 丛书主编/译者 洛秦 博士、音乐人类学家、音乐史学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化、中国音乐史学理论等研究，出版著作文论及翻译审校译著多种。 译者 侯越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文献编辑专业硕士（导师汤亚汀），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师从洛秦教授。曾参与多种学术翻译，包括第九届“大音讲堂”、第十届交叉音乐学大会（CIM 2015）等的学术报告内容笔译和口译部分。 目錄： 译者序 引论　 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 / 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 第二章　对凯尔特音乐的思考　 　　　　马尔科姆·查普曼（Malcolm Chapman） 第三章　音乐在创建阿富汗民族认同中的作用（1923—1973） 　　　　约翰·贝利（John Baily） 第四章　国歌 　　　　民族作曲家肖邦的个案研究 /兹吉斯瓦夫·马赫（Zdzislaw Mach） 第五章　马库那依玛的音乐　 　　　　巴西的民族认同与音乐人类学研究 / 苏塞·安娜·雷利（Suzel Ana Reily） 第六章　地域、交流和意义 　　　　爱尔兰西部的黑海音乐家 / 马丁·斯托克斯 第七章　身份、地区与“利物浦之声” 　　　　莎拉·科恩（Sara Cohen） 第八章　“土地是我们的精髓，永远如此”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 菲奥娜·玛格婉（Fiona Magowan） 第九章　卡拉沙歌曲演唱中的个人与集体认同 　　　　少数民族飞地中“作乐”的意义 / 彼得·帕克斯（Peter Parkes） 第十章　音乐、文学与礼仪 　　　　从卡斯蒂格利昂到奥斯汀对乐器和社会身份认同的描述 / 海伦·拉·鲁（Hélène La Rue） 致　谢 作者简介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译者序 （节选） 论音乐在建构族群、身份认同和地域中的意义 引 言 《地域的音乐建构》（原版完整书名为《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于 1994 年由 Berg Publishers 在英国牛津和美国普罗维登斯出版）是一本研究音乐的社会性问题的著作，由九位各领域的学者撰写而成。其中大部分作者是社会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但行文充分反映了他们驾轻就熟地将音乐表演作为特定社会现象来进行分析的过程，作者们多元的学科研究背景带来了著作多视角、跨学科的学术特色。 这些学者对音乐在族群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考察，为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的音乐提供了各种途径。作者们对以下问题和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即音乐在族群、民族、区域、城市及其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媒体、权力、权利及其在后现代语境中与音乐的关系，本真性、审美、表演、世界音乐及其意义建构和表达，以及音乐在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建构中的功能等。各章节内容跨越广泛，包括了自16世纪以来的爱尔兰、土耳其、阿富汗等民族音乐的社会语境变迁，巴西苏亚、南非文达族群由音乐建构的身份认同，以及肖邦音乐在波兰的政治意义等。该书对于文化研究，诸如社会性别、族群文化、政治权力、民俗学及其与音乐的紧密关系，以及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问世二十余年来，一直是这些领域重要的文献。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1．主编斯托克斯 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为本书主编，也是章《引论：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及第六章《地域、交流和意义：爱尔兰西部的黑海音乐家》的作者。引论对上述引言所涉及的论题的概念重点、复杂性及存在的问题都做了极其富有理论性的探讨，堪称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地方性知识中的表现和表达研究的经典之作。 斯托克斯，在原著出版时为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音乐系的教授，对音乐人类学、人类学以及中东流行音乐皆有研究。1989 年斯托克斯于牛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曾相继任教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其著述甚丰，包括《爱的共和国：土耳其流行音乐中的文化亲密性》（2010）、《阿拉贝斯克辩论：现代土耳其的音乐与音乐家》（1992）、《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1994）、《民族主义、少数族裔和离散：在中东的认同和权利》（1996）、《音乐与全球化秩序》（2004）、《音乐的世界主义》（2007）。而且，斯托克斯还是《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2001年版）“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条目的撰稿人之一。 斯托克斯目前的重点研究领域为现代中东地区的音乐文化。作为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局内人”，他对当前国际音乐人类学的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对本书所涉及的音乐人类学前沿论题，即从政治身份认同到地域的音乐建构，他都表达了对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与认可，他还对学界所关注的全球化、音乐消费方式的变化对当代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音乐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 2．理论背景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2000 年第二版）的“音乐人类学”条目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导言，② 1945 年以前，③ 1945 年以后的发展，④当代理论问题。本条目重要、有价值且具有前沿性的部分就是由斯托克斯所撰写的第四部分“当代理论问题”，它由十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包括：理论与文化、社区及其音乐、族群性、民族主义、离散与全球化、人种、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新历史主义、实践理论、音乐理论与分析。 其中涉及与本书直接相关联的众多论题，如社区及其音乐、族群性、民族主义、离散与全球化、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例如，文达人（Venda）的Tschikona 乐舞便是典型案例，在这种偏远孤立的社会性音乐活动中，表演实践的原始模式系统充分建构并揭示了文达集体生活的重要信息。同时，在民族国家内部或外部移民离散的情形中，部落或城市“飞地”社会也同样广泛阐述了这类现象。斯托克斯提出，20 世纪后十年，音乐人类学的确被差异问题所吸引，特别是在族群性、民族、种族，以及性别和性的问题上。他引起了人们对学科自身建构差异的方式的关注，以及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结果的思考。 论及族群性论题，斯托克斯在本书引论中指出，族群性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这是“一个具有争议且模糊的认知性措辞”。但由于各种原因，该词至今依然在使用。对人类学而言，族群一词着眼于分类。族群性使得人们对于音乐的认识由本质和本真的问题转向另一维度，即询问音乐是如何在其社会语境中产生作用，并由此建立“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维持相互间的差异，以及凭借“本真性”来体现这些边界。如同他在“当代理论问题”中论述的那样，19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倾向于将种族视为产生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分类过程。对于许多音乐人类学家而言，考察的重点从将特定社会结构与特定音乐风格视为同源性产物，转向将音乐风格视为在更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差异的一种方式。而且，研究还开始考察构成这种关系的权力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产生差异性的强势群体的存在对那些弱势群体具有根本的影响，而相对弱势者只能通过强势者的眼睛，部分地观察和看待自己。这种“偏见”的程度是可变的，对文化分析至关重要。它还以重要的方式描述了弱势群体维护权利的政治和文化结果。音乐表演越来越被看作产生意义的空间，而不仅仅是“折射”。“族群”的标志是多样且不稳定的，也是历史性差异化过程的协商产物。它们在社会空间中运作，而不仅仅是反映已经存在的差异。 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文化概念的历史和国家的性质从来纠缠不清。难以将研究对象“国家”与我们可能用来定义和批判该对象（历史主义、文化概念、人种志等）的分析工具区分开来，这使得批判性的思考更为复杂而成为反身性的问题。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日益突出的政治问题，音乐人类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进行思考。诸如，受“传统的发明”概念启发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之间的关系分析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家试图考察那些民族音乐以“人造性”和“外援性”合成新的民族风格的方式，参与民族（国家） 想象的构建的过程。同时，民族国家上层建筑的后殖民主义动力一直是众多音乐人类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再就是，民族文化架构中的他者化过程成为音乐人类学家当下关注的重要论题。 斯托克斯将离散与全球化现象作为音乐人类学的当代问题的研究内容之一。20世纪末显著的人口迁移是跨国性的，日益加速的劳动力、资本和文化的全球化潮流，提出了离散及其“文化移动”多样性的相关问题。对于音乐人类学家而言，相应理论范式的探讨和更新成为紧迫的议题。另一项与本书直接相关的论域是社会性别问题。在“当代理论问题”中，社会性别（gender）始终是一个紧迫且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著作涉及了女性的音乐世界、性别意识形态及男性偏见的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体现为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而进入20世纪的后十年，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人们开始更多探讨生理性别问题。前后两者的连续和转变都与普遍启蒙主题理论有关，也进一步促进了音乐史的写作和分析。两者都关注转换的建构，这种关注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问题与上述涉及的身份认同、族群性及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当代理论问题”中，作者认为“文化政治”是当时（20世纪后二十年）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总体精神——如研究政治在音乐文化这样的微观层面的运作。须指出的是，能说明作者们“文化政治”取向的是（如布坎南所言，他们大多遵循西格《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中提出的“音乐的人类学”［Musical Anthropology］的思路），他们将音乐表演看作社会表演，认为音乐实践体现了政治和道德秩序，维系社群价值观，将个人集结成群体。“文化政治”可以再划分出“地域—空间范畴”和“历史—时间范畴”。前者以社群和族群差异为出发点，可再细分为三大热点范畴，即民族国家、海外离散地（包括种族问题）和性别（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再加上英国文化研究（聚焦族群、阶级、社会性别、年龄或世代）以及社会人类学（即文化人类学）的传统， 三者构成了本书的理论谱系。 个理论“地域—空间范畴”与20世纪20年代正式成为地理学分支的文化地理学有着紧密的学术关联。文化地理学的定义是：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组合以及各种文化的差异、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本书在论述音乐建构地区时体现了文化地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文化源地（传统得到发扬，生活方式成为其他地区的楷模）、文化景观（地球表面的文化印记，因人类活动而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形式）、文化传播、文化生态、文化区域。 第二个理论英国“文化研究”，为文化人类学和族群研究都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核心在于现代文化的政治动态、历史基础、学科分支以及文化内外部冲突。“文化研究”探究文化实践是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的相关权利产生联系，以及社会环境是如何被意识形态、阶级结构、民族成分、族群性、社会性别和世系所影响。本书对音乐实践的研究正是契合了文化研究的视角：文化并非不变的、有界限的、稳定的和离散的实体，而是在不断互动中发生变化的实践和过程。 第三个理论“文化人类学”一般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其定义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族群、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本书中撰稿人采用历时和共时的时态研究方法，对人类行为的式样、基本制度的根基以及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描写，终得出导致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维背景，这符合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文化相对、文化适应和文化整合的学科观。 3．学术影响及评价 布鲁诺·内特尔曾评价：“斯托克斯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作在世界文化和音乐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的事物，并用批判的眼光对其加以审视。由此他探讨了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前沿性论题：音乐社群、族群性、民族主义、离散与全球化、种族、性别研究、本文化中的‘他者’概念等。”20世纪90年代，美国音乐人类学界正特立独行地聚焦于种族问题（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问题），而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它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不少讨论。由此，据布坎南所言，受英国同行的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先前并不那么熟悉的“身份认同”与“地域政治”视角在探索音乐时所起的作用（Buchannan，1995：430）。 同时，本著作对国内学术界也具有重要意义和启发。随着国内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发展现状的思考的深入，学者逐渐关注到斯托克斯这位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局内人”。在中国学者王一平于 2011 年对斯托克斯的专访中，对中国学者对本书的关注与思考，以及著作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即如何看待 Identity 这一术语，斯托克斯都给予了回答：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类学家，这一系列问题的确都是我非常关注的。这或许和我自身的学术背景有关： 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曾是艾德温·阿丹纳（直到他去世），而他正是英国人类学界探索族群性和身份问题的先驱，我的《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一书的许多部分都受益于他的深刻见解。而他的卓越远见，又可以说是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eric Barth） 的理论、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所共同造就的非常有趣的混合产物。“身份”问题依然是音乐人类学的关键词吗？答案是——“由于从身份文化政治角度出发，产生出了一些比较偏激或者缺乏成效的研究成果，这引起了人们的某种失望情绪，也出现了一些对这类理论研究的尖锐批判（比如对我的研究）。而同时，另外一些论题的重要性开始彰显，如音乐分析，尤其是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角度出发的音乐分析，也引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如普遍性、进化、音乐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等。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变化，但我想这类论题仍然是在“身份”或者宽泛地说是在“文化政治”作为基本背景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看来，目前的危险在于，我们在思考文化时，可能会放弃一个适当的政治性参考框架。 第二章 对凯尔特音乐的思考 （节选） 话题转回我自己早期的凯尔特民族志的项目，以此来寻找另一种对此问题的思考。1976 年我开始做田野调查，当时想象，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去偏远而富有异国情调的世界角落记录一些回来后受益的东西。其实，我的考虑有不少问题，例如被所谓的“异域情调”（exoticism）所困扰。我读过许多关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的“异域”民众的民族志。这些东西混合了各种理论和描述， 我开始怀疑那些民族志所具有的吸引力、魅力和显而易见的精湛理论及其洞察， 似乎不如所期待的那样，而仅因为是源自异国他乡。虽然我的怀疑不见得是深思熟虑的，但它却促使我考虑进行离家较近的田野考察。也许合乎逻辑的是坚持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在一个英国的城镇，或选其中某郊外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考察。但事实上我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前往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在那里所发现的与我所预期的大相径庭，与我初的设想毫无关系。然而，事实上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赶上了潮流，即不少人类学家开启了对于欧洲生活（在概念或地理上）的边缘性研究。那时，不只有我认定凯尔特民族可能是合适的研究对象。1975 年 10 月，我和牛津大学的同学爱德华·康德利（Edward Condry）被导师埃德温·阿德纳尔（Edwin Ardener）要求出门数日，对人类学田野工作之地进行思考。我们俩在几小时内先后返回，答案不谋而合：盖尔苏格兰（Gaelic Scotland）。自那时起， 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ies） 成为整个人类学领域中时髦的论题。 当时不只是人类学家对凯尔特边缘性有强烈的兴趣。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人们普遍对“另类”（alternatives）感兴趣。源于英国群岛内的凯尔特民族很显然就是那种现成的另类。因此，对于踏上布列塔尼或赫布里底群岛的人类学家来说，那里有一小批小农场主、搬运工人、画家、织布工、手工作坊主和领取社保的人。人类学对“他者性”（otherness）的爱好，或多或少与当时普遍的学术热情是相吻合的。 我上述提及的老式风格的人类学方式只是对于“异域情调”的记录，无法涉及凯尔特民族及其特性。但凡我们涉及已有关于凯尔特的资料，它总是与欧洲重要事物紧密相连。虽然凯尔特人与其他民族及其政治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分界，没有不可穿过的森林，也无重峦叠嶂或激流大海阻挡相互间的密切交往， 然而，凯尔特人总是保持着神秘莫测且难以接近的气质；举世无双，超凡脱俗， 遗世独立…… 在过去十五年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探索这一明显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从我开始研究外赫布里底群岛的苏格兰盖尔语时就出现了，当时我很快就成功加入了苦学苏格兰盖尔文化、语言、音乐及其习俗的大军，并努力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共同前往这一遥远偏僻、人迹罕至之地，成为学习这一古老传统的团队。由此，“ 远程性” 悖论（the paradox of remoteness， 参见 Ardener 1987）开始显现。所以，我曾提及如下问题： 1976 年夏季，作为学习盖尔语的计划之一，我在盖尔语大学（Sabhal Mor Ostaig）参加了一门旨在教授口语的课程。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被照顾得很好，也玩得很开心，几乎夜夜派对、歌舞与美酒。一位年轻女教师来自外赫布里底群岛之一的小岛，她表达了一些担忧，即我们完全处于误读盖尔生活的危险之中。“实际生活并非像我们现在经历的那样，”她说，“通常数周都不会有任何活动。”然而，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包括盖尔人及类似盖尔的人，都被卷入一种共谋，以欢庆一个我们觉得应当存在的盖尔世界。（Chapman 1978：232） 在我们习得的“盖尔”技能中，有许多是音乐方面的。音乐活动确实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演唱盖尔语歌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因为曲调朗朗上口，歌词也就随之记住了。同时，歌唱活动也真实反映了苏格兰地区的苏格兰族盖尔人的兴趣结构。在学习盖尔语的人群中，那些想成为盖尔人的大多都是苏格兰各地的“盖尔语合唱团”成员。这些合唱团原来打算是将其作为一个平台，盖尔人可以在其中颂扬自己的文化。而且，这个平台也是特别为那些从苏格兰高地和群岛迁徙到苏格兰低地工业城镇的人群所建构的。然而，现在合唱团对有兴趣者都表示欢迎， 而如今其中大多数成员并不太主张自称为“盖尔人”，而且他们几乎也都不是盖尔语为母语者。在整个苏格兰，合唱团可被视为整个国家中某种遗存的盖尔性（Gaelic—ness）的维护者。合唱团以盖尔语演唱，所以对于参与者而言，即使对此语言一无所知，至少也需要能发音。因此，参加合唱团的人通常是以了解一点盖尔语为目的。这些合唱团在区域性“赛事”（mods）中相互竞争。在颇具盛名的年度“全国赛事”中，当地好的几个合唱团相互角逐奖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类竞赛，比较突出的活动有独唱和器乐赛事（有专门为风笛和小提琴举行的比赛）。然而，盖尔语合唱团的参赛者多，比赛别具特色。人们有时也不逊地称该赛事为“威士忌奥运会”（the whisky Olympics）。其中， 负盛名的奖项是独唱比赛的金奖。正式参赛条件要求参赛者有一些说盖尔语的能力，大概为基础水平 2。因此，在盖尔语学习班里，总有一些对奖项胸怀壮志者、拥有天籁之声者，也有一群为弄懂名词和动词而挣扎的普通人。金奖意义不可小觑，因为获胜者可以获得与唱片公司签约等机会。 除了别的因素，“凯尔特”（Celtic）族群尤以其语言来界定。在过去的大约百年间，说各类凯尔特语的人数在持续下降。大多数说凯尔特语的普通民众并不太在意其母语的逐渐衰落，而凯尔特语爱好者对此甚感痛惜。在这种时候，总有少数大声疾呼的语言爱好者，他们将语言复兴的目的与政治及文化自治的用意结合在一起。诚然，除了一些例外，通常那些语言狂热者大多不是以凯尔特语为母语的民众，而是在青少年或成年时期学过凯尔特语的人。在这些语言爱好者及那些在语言上并没有发言权的爱好者看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凯尔特族群意识的精英。 然而，各类凯尔特语都非常难学。这还不是因为通常所说的凯尔特语其自身就是“困难的”语言，而是因为棘手的各种社会语言（sociolinguistic）原因。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困难的。当只有少数人学，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不愿意成为掌握两种母语者，情形就更加严峻。将这样一门语言学到完全流利的程度，需要多年全身心地投入；而且通常社交活动也仅限于一起学习该语言的人群。很少人会愿意尽其所能而为之，或将其社交仅限于这种单一的狂热爱好之中。 相反，音乐为爱好者所提供的是一种愉悦而轻松的活动。事实也是如此， 各类凯尔特族群的音乐形态远远胜于其语言。以典型的“凯尔特”书店为例。在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布莱顿城镇中至少会有一家这样的书店，店里会陈列许多有关凯尔特语和凯尔特民族的书籍，还有许多用凯尔特语写的图书，同时会一直播放“凯尔特”音乐。这样的商店事实上依靠销售音乐唱片、磁带、乐谱等来盈利。 在我考察的两个地区中，引人注目和值得关注的“民族”节庆， 其本质上也是有关音乐的， 即苏格兰的赛事和布列塔尼的游园盛会（Fête Interceltique）。活动中也有文学和语言的内容，但实际上也是与音乐相关联的。音乐吸引了大多数参赛者、表演者和出席活动的人群。即使在活动中含有政治因素，也常被披上音乐的外衣。人们照例以凯尔特语进行歌唱。 在此，我需重申两个重要的一般性观点。其一，真正具有“族群性”者（如街上交流的男女）与对此“族群性”有意识且热情拥戴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鸿沟。如同其他隔阂因素一样，音乐也是如此。其二，音乐为那些缺乏承诺、仅消遣而不努力者，提供了族群归属和情感安慰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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