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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主要内容版块有：中外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东亚汉学与中国学、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国际中国学史以及书评和学术动态等。
★《国际中国学论丛(辑)》的作者来自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广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近二十余家高校及学术机构。
★辑特别推出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的《汉文与亚洲》以及北京大学李强教授的《“文学关系研究”的“本体论意识”》，前者关涉“汉文与近代”的思考脉络，而后者则是对严绍璗提出的“文学本体论”观念的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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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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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学论丛》旨在介绍国际中国学（汉学）成果，推动在发生学与跨文化视域中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侧重中西文化的沟通以及在东亚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对“当代中国”的诠释，让“中国”在主体意义上成为“世界之中国”、“当代之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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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宗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分委会委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俄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著有专著4部，译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王广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日本中国学（汉学）史。发表论文、书评30余篇，著有《读诗札记：夏目漱石的汉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编年》，诗集《诗与歌：岁时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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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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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
“文学关系研究”的“本体论意识”/李强 003
《草枕》之“美”及其思想的位置/王广生 017
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河洛文化因素
——以潘岳影响为例/杜聪聪 036
《小仓百人一首》恋歌中的比喻型意象研究/张建芳 047
夏目漱石的画与诗简论
——以题画诗为中心/何兰英 066
东亚汉学与中国学
汉文与亚洲
——冈本监辅的轨迹与意图/［日］斋藤希史 著 边明江 译 081
谈宾贡科之有无/张哲俊 104
昭和前期的两种“中国儒家思想”研究
——小岛祐马与武内义雄/刘萍 115
金泽文库藏《本朝续文粹》版本价值及其整理问题述要/孙士超 139
《日本诗纪》书名考/张璇 158
《使清日记》所载柳原前光使团与李鸿章交往解读/聂友军 176
日本近代中国学与文学关系补论/边明江 190
《孝子传》在日本中世唱导资料《湛睿说草》中的征引与传承/刘新萍 208
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学翻译原则/［俄］B.M.阿列克谢耶夫 著 张冰 宋颖 译 233
陆云诗《为顾彦先赠妇往返四首》考论/刘金鹏 ［日］佐藤利行 赵建红 241
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问题/张如奎 261
日本戏曲对中国文化的受容与变异
——以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例/唐晓可 江可欣 273
井口驹北堂李杜诗集评释研究/荣喜朝 295
论日本“《三体》热”的成因/黄丹婷 史金燕 311
国际中国学史
汉学的前世与今生/阎纯德 323
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及发展动向/金凌卉 340
书? 评
从知识论到认识论
——读《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严绍璗 355
汉诗何以作为近代文学
——评入谷仙介《作为近代文学的明治汉诗》/杜欣 崔迪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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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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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未去，且至今影响着人类的日常，并再次清晰地提示了如下事实：这个世界内在的联系和整体的统一性。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系，在古代也可谓一种常识。且不说之神主宰一切、光照万物的时代，稍后在先哲那里也已有了相似的认知。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学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则主张“道”是万物之母，也是世界运行的基本方式。 、
不过，我们也看到，与西方不同，东方哲人没有直接追问世界的本原，而是在探问本原存在的性质，这是东西方“形而上学”上的分野，也是时至今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认识论起点。由此可知，在世界作为怎样的一个统一整体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产生了差别，换言之，东西方在差别中统一，在统一中差别，或许，这才是原本既存的多元而统一、统一而多元的世界。
在理念以及事实上，无论作为观念的世界还是作为物质形态的世界，即在人类世界这一整体中，中国不可或缺。而且，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中国所在的“世界”而言，历史上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国”以及当今作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其概念的生成、相应的意义和价值等，唯有将其放入人类整体的世界中去诠释、在跨文化和文明互鉴中去理解，此为今日“中国学”之根脉，也为“中国学”之必然。因此，我们主张的“中国学”绝非仅仅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之学问（Sinology、China Studies等），即国际中国学，而终归属于某一个学科；也非仅仅是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学者之汉学、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之再研究，即国际中国学研究。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学”更是指一种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基于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整体的观照和理解，进而考察“中国”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参与构建人类所在“世界”的过程及其对这一过程的多元诠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尊重如下事实：“国际中国学研究”业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方向，甚至有学者倡议将其设置为一门“学科”。这样的学术事实，既与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有关，也源于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学术界一大批学人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努力，诚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璗先生所言，国际中国学研究是我国近四十年来人文学术领域内取得的为突出的成就之一。我们将此书命名为《国际中国学论丛》之用意，也是直接受到了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的学人在此领域内耕耘四十余年的学术启迪。客观而言，目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起一门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形成正是基于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理解、把握和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出版专业丛书、成立相关机构，8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相关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任继愈先生创刊《国际汉学》，阎纯德先生创刊《汉学研究》，刘梦溪先生创刊《世界汉学》等，继而引发了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为代表，国内高校相继成立数十家相关研究机构和中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基于自身学术实践还提出了“原典实证”“变异体”“发生学”等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升为一个日臻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张西平先生等则强调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生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关联性以及今日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与国内学术推进的同构性及区别。因此，在既有的学术视域中，“国际中国学研究”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民族的多边文化研究，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再研究”，其基本的学术思维和路径就是多边文化和跨文化研究。
因此，我们所说的“国际中国学”，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和指向。
一、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之学问及其相应的思维体系，即国际中国学及其历史形态。
二、国内学者在某一个学科层面对国际中国学之再研究。
三、不囿于所谓国别之内外、学科之所限，而强调在世界之整体观照下，对“中国”参与构建“世界”过程的历史考察和现代诠释。
要之，国际中国学（研究）既作为人文学术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种世界整体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与思维，也作为一种具体的多边文化、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而存在。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基本的使命是确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基本视点的国际文化语境考察，在“中国”和“世界”的相互观照下，在古今、东西方文本和思想的交流、相互阐发中，考察、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诠释的可能，构建一种国际对话语境中多元共生的知识生产，尤其侧重和西方文明的对话以及在东亚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和把握，让“中国”在主体意义上成为“世界之中国”“当代之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中国”。而参与、带动国际学术界在上述问题层面的思考和对话，注定了我们必须审视、反思狭隘的、既定的学术思维以及固有的世界观念和认知，进而也要求我们秉承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和理念：我们欢迎学科理念明确、学术思维严谨的论文，也欢迎具有宏观视野、不拘一格的文化散论。
本书的出版是在中国学术如何走向国际舞台、外语学科如何完成自身的学术转型等问题日渐凸显，并直接推动国内高校和学术机构变革的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日渐成熟、影响渐深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世界以及中国自身）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而人类又面临新的困境与转型：人与自然之对峙、人类群体间之分裂、人类内心之失序前所未有，危机愈深。能否以及如何面对上述情势并提供必然之应答，是当今人文学术严肃之迫问，也是思想者之责任，甚至可以说，意识到“问之所在，道之所存”乃是学者之命运，而国际中国学这一领域，在此间将是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学则内外、思应古今，且以他者观照反省自身，在互动关系中思考、建构人类世界整体发展之可能。而《国际中国学论丛》作为这一领域的后进和新生力量，也将以对今日学术之理解和追求，抱以向学术界前辈和同仁学习之态度，努力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与对话，为国内跨文化研究、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之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编者谨识
辛丑年五月廿二日于花园桥
汉文与亚洲
——冈本监辅的轨迹与意图
[日]斋藤希史 著 边明江 译
就近世日本的汉文而言，其普遍性主要体现在理念方面，而非实用方面。当然，也存在日本人与朝鲜通信使以及清末文人之间的交流等少数例外。换言之，正是由于以理念上的普遍性为背景，汉文才具备一定的权威。即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儒家道德实际上仍然构成了近世日本的普遍价值，以汉文著成的四书五经被尊为正典，汉文的权威地位也因此而稳固。而且，在近世日本担当统治职责的士族阶级自幼就学习汉文的读写，由此将儒家道德化于身内，与此同时，不少士人或者沉浸于超脱俗世的私人世界，或者醉心于风流潇洒的世界，以此与汉文构成的世界相亲近，并将其视为自身的世界。
近代以降，日本开始加入西洋世界的行列，作为理念的儒家逐渐让位于科学与哲学，以士族为核心而重新调整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争先吸收西洋学问，努力构筑新的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汉文失掉了权威。
然而，至少作为文体的汉文所具备的功能并未丧失。对于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而言，汉语、汉文构成了他们的知识底蕴。在翻译西洋书籍时，他们大多选用汉文训读体，诸多学术用语被译成汉语的原因之一，在于汉文乃是一种具有知识权威的文体。
此外，近代日本的汉文还获得了一种此前不曾具备的功能，即作为整个东亚之语言的汉文（東アジアの領域言語としての漢文）。在号称旨在抵抗西洋列强侵略东亚的“同文同种”这一口号之下，汉文作为所谓东亚之纽带的象征物而派上了新的用场。
本文聚焦于冈本监辅（韦庵，1839—1904）这一让人颇感兴趣的人物，在当时的亚细亚主义潮流的背景下，尝试廓清汉文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作用。
一、冈本监辅与亚洲
冈本监辅幼名为文平，天保十年（1839）出生于阿波藩。根据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氏自传》所述，冈本“家中世世从事农业，同时兼修医业，仅能维持日常生活”，“即便如此，颇嗜读书，耕耘之间亦不释卷，将书置于怀中”。十五岁时，拜阿波藩儒者岩本赘庵为师，开始正式修习汉学，但不久就因反感汲汲于诗文的学术方式而离开。《自传》的开篇写道，“余自幼有四方之志，欲成持一家之说之人物”，由此可见，相较于诗文，冈本的志向主要在于经世。此外，他还满怀热情地阅读了《日本外史》等著作。可以说，冈本属于幕末维新时期典型的志士。
不久之后，冈本知道在日本北方有一个叫萨哈林的大岛，颇感兴趣。文久元年（1861），二十二岁时，冈本离开江户，后来通过阅读间宫林蔵《北虾夷图说》等增加了对于库页岛的了解，终于在文久三年从新潟渡船到北海道，继而到达库页岛。这期间，冈本曾回到北海道函馆过冬，庆应元年（1865）四月到十一月，他再次上岛，足迹遍及全岛，甚至在岛北部的库艾格达岬建起天照大神的神社。他于第二年回到北海道，听闻幕府正与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进行交涉，于是向箱馆奉行递交自己关于开发北方土地的建议书，返回江户与京都后继续运动。然而，由于之后幕府与俄国签订的《桦太杂居条约》未能解决领土问题，冈本不得不失落地返回家乡。
庆应三年（1867）一月，冈本离开故乡前往京都，与山东一郎（直砥，1839—1907）结成“北门社”，旨在推进开发北方土地，随后于明治元年（1868）与山东一郎被明治政府太政官委任为函馆裁判所的权判事。到达北海道后，被委以开发库页岛全岛的重任，六月到达库页岛，设置官署。他在库页岛与俄国人进行交涉，但在面对俄国人的武力时束手无策，而且也没有得到明治政府的任何援助，于是在明治三年（1870）辞去官职，此后辗转在神奈川县政府与长崎县师范学校等处工作。至此，冈本监辅的前半生大概可以概括为：修习汉学，尝试开发北方土地并遭遇挫折。
而使其后半生经历有所不同的契机在于1874年（明治七年）的中国之行。冈本从这一年开始在陆军省参谋局工作，是年八月，他以官职身份取道天津进入中国，游历山东后于十一月回国。当时正值日本出兵中国台湾，日本与清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翻阅他的旅行记录《烟台日志》可知，他当时认为相较于台湾，日本应该更优先考虑开发北方土地。此外，他感兴趣的基本上都是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实地见闻。冈本的中国行中渗透了多少陆军省的意图，暂时还不清楚。但是正如佐田白茅编《名誉新志》第八号（1876年5月）刊载的《冈本监辅支那游历之纪事》一文所示，“君既跋涉北地而归，雄心勃勃，有髀肉之叹，乃欲游支那。明治七年之秋，航行于天津，观察山东之地。偶有台院之警，未能游观如意，故游登州府蓬莱县蓬莱阁等处而还”，由此可知，对于冈本自身而言，这次中国之行大概正是他的夙愿。
1875年（明治八年）5月，冈本再次游历中国，翌年1月归国，在中国逗留长达九个月。从北京到盛京（今沈阳），继而再访山东，巡游泰山、曲阜，其间还曾与孔子后裔会面。继而从开封至洛阳，南下襄阳、武昌、九江，到达南京、上海，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当时距离《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1871）仅历数年，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中国还停留于书籍之上，实际上还是未知的土地。
耐人寻味的是，热心于考察未知之地的冈本在中国的游历，几乎可以说是汉诗文中故地旧迹的巡礼。他通过汉文笔谈的方式与当地的文人积极交流。当然，在当时而言，笔谈与其说是在不得已之时被用来代替会话的替代品，不如说是文人同道之间极为正统的交际手段。或许正因为如此，冈本才会在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人时拒斥道，“有知文章者可笔谈，你辈无学人不足与谈，可速去，吾观无学人如粪土”，他向这些此前几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中国围观者表示，他仅与会写文章者进行交流。这一系列中国之行的经验，对冈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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