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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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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哀伤领域专家J.威廉·沃登力作，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王建平教授领衔翻译，提供更全面的前沿研究和咨询案例，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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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原书第5版）既包含了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领域的经典课题，也更新了研究中的前沿内容，为咨询师和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全面、更紧跟社会趋势的研究和实践信息。
除了介绍和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相关的内容，本书还有专为咨询师所写的内容，让咨询师可以处理好自己的哀伤，更好地助人。
对于从事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的咨询师、医疗工作者，或者想了解相关内容的学生，本书是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工作手册。书后附录中有作者新增的咨询案例，让读者能更好理解相关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本书特色内容：
更新了作者之前提出的“哀悼任务”
关于哀悼影响因素中社会变量的新思考
社交媒体和在线资源对“网络哀悼”的影响
增加了有关暴力性死亡引起的复杂性哀伤的内容
有关DSM-5标准的变化对哀伤评定和后续咨询治疗的影响
与哀伤相关的抑郁的新研究成果
每章结尾新增“反思与讨论”，便于读者进行学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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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J.威廉·沃登（J. William Worden）博士
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成员，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成员，哈佛医学院和拜欧拉大学罗斯米德心理学研究生院研究员，并担任学术职务。他还是麻省总医院哈佛儿童丧亲研究的联合首席研究员。他曾获得 5 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40 多年来的研究和临床工作集中在危及生命的疾病和危及生命的行为问题上。他所著的《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一书已被译为14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
译者简介
王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医学学士，心理学硕士、博士，临床心理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临床与咨询心理学院副院长；中国批临床心理学注册督导师；美国贝克研究所认知行为治疗（CBT）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认知治疗学院会士（Fellow）以及认证CBT治疗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委会届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主编、翻译教材和专著30余部，发表中外学术论文160余篇，从事精神医学临床一线工作10年，心理咨询与治疗临床实务工作30余年。
唐苏勤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心理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死亡教育与咨询学会（ADEC）认证生死学专业人士（CT）。发表中外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编著、翻译教材和专著10余部，从事心理咨询临床实务工作10年。
李 青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北京大学学生心理中心咨询师
史光远
清华大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
唐任之慧
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王 薇
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邢怡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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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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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序
引言 1
社交媒体和在线资源 ┆ 1
复杂性丧亲的本质是什么 ┆ 3
被剥夺的哀伤 ┆ 4
持续性联结 ┆ 5
意义建构 ┆ 6
复原力 ┆ 8
创伤与哀伤 ┆ 9
结语 ┆ 10
第1章 依恋、丧失与哀伤体验 12
依恋理论 ┆ 12
哀伤是一种疾病吗 ┆ 15
正常哀伤 ┆ 16
哀伤与抑郁 ┆ 30
反思与讨论 ┆ 33
第2章 理解哀悼的过程 34
哀悼的任务 ┆ 36
其他模型 ┆ 49
反思与讨论 ┆ 52
第3章 哀悼的过程：哀悼的影响因素 53
影响因素1：亲属关系—去世的是谁 ┆ 53
影响因素2：依恋的本质 ┆ 54
影响因素3：逝者的死亡方式 ┆ 55
影响因素4：历史先例 ┆ 59
影响因素5：人格变量 ┆ 60
影响因素6：社会变量 ┆ 68
影响因素7：同时出现的丧失和压力 ┆ 71
注意事项：哀悼行为是由多因素决定的 ┆ 71
哀悼何时结束 ┆ 72
反思与讨论 ┆ 74
第4章 促进正常哀伤 75
哀伤咨询的目标 ┆ 76
识别高风险的丧亲者 ┆ 79
咨询原则与程序 ┆ 81
有效的技术 ┆ 96
药物的使用 ┆ 99
团体哀伤辅导 ┆ 100
理解人际动力 ┆ 105
通过丧葬仪式促进哀伤 ┆ 108
哀伤咨询有用吗 ┆ 110
反思与讨论 ┆ 113
第5章 异常哀伤反应：复杂性哀悼 114
为什么人们难以应对哀伤 ┆ 114
哀伤是如何变成困扰的 ┆ 121
复杂性哀伤的新诊断 ┆ 122
现存的复杂性哀悼模型 ┆ 125
诊断复杂性哀悼 ┆ 134
反思与讨论 ┆ 138
第6章 解决复杂性哀悼 140
哀伤治疗的目标和设置 ┆ 142
哀伤治疗的步骤 ┆ 143
哀伤治疗的特殊议题 ┆ 152
技术和时机 ┆ 154
梦在哀伤咨询与治疗中的使用 ┆ 156
几点注意事项 ┆ 157
评估结果 ┆ 158
反思与讨论 ┆ 160
第7章 特殊丧失引发的哀伤 162
自杀 ┆ 162
与自杀丧亲者的咨询 ┆ 166
突发性死亡和暴力性死亡 ┆ 170
婴儿猝死综合征 ┆ 175
流产 ┆ 177
死产 ┆ 179
堕胎 ┆ 181
预期性哀伤 ┆ 183
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 ┆ 188
反思与讨论 ┆ 190
第8章 哀伤和家庭系统 191
孩子的死亡 ┆ 196
祖父母的哀伤 ┆ 203
父母去世的儿童 ┆ 203
家庭干预方法 ┆ 208
哀伤与老年人 ┆ 211
家庭需求与个人需求 ┆ 215
反思与讨论 ┆ 216
第9章 哀伤咨询师自己的哀伤 217
丧失史 ┆ 220
压力和倦怠 ┆ 221
反思与讨论 ┆ 225
第10章 哀伤咨询培训 226
参考文献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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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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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暂时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暂时失去了当面互动的学习环境，暂时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工作，暂时失去了谈笑风生的常聚，也让很多人永远失去了至亲至爱。截至2021年12月11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包括港澳台）新冠肺炎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8970例，其中死亡病例5697例。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者阿什顿·维德里（Ashton Verdery）与同事的测算，每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会使处于其社会网络中的9名亲人受到影响；由此推测，中国至少有5万多人因疫情突然成为丧亲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与防控措施的特殊性，疫情丧亲者面临着无法与亲人告别、无法举办丧葬仪式、无法保留重要遗物、经历多重丧失、社会支持不足等困境，他们的哀伤历程更复杂，心理健康问题更凸显。
2020年也是我们团队开展哀伤研究的第十个年头。2010年年初，我在一次会议上从多年好友、瑞士苏黎世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梅尔克尔（Andreas Maercker）处次得知了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这一新的精神障碍诊断，便从此开启了我的探索哀伤之旅，我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唐苏勤则成为位负责执行项目的团队成员。十多年来，我们团队不断壮大，一直致力于考察中国丧亲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探索延长哀伤障碍在中国人群中的发生发展机制，研发针对中国丧亲者的心理服务方案，并积极关注及引进国外资源，如于2016年出版的《哀伤治疗：陪伴丧亲者走过幽谷之路》（Techniques of Grief Therapy：Creative Practices for Counseling the Bereaved）。
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后，我们团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下迅速发起“看见哀伤，与爱同行”的公益服务项目，联合国内外哀伤领域专家对国内心理咨询师进行哀伤咨询培训与督导，培养内地批哀伤咨询师，并由他们为疫情丧亲者提供公益哀伤咨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虽然我们已竭尽全力为咨询师们提供系统的培训，也常常被专家、咨询师与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感动，更是为丧亲者的无条件信任而动容，但更多时候，藏在我们热心与忙碌之下的，是一颗诚惶诚恐的心—我们真的把秀、前沿的哀伤理论与实务技能以系统且易传播的方式递送给国内同行了吗？
因此，2020年接到翻译本书的邀请，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J. 威廉·沃登博士这本《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自1982年第1版面世以来，其对四项哀悼任务的原创总结、对哀伤理论与研究进展的周全介绍、对不同丧亲类型与实务技巧简明扼要的讲解、对哀伤咨询师自我探索与自我照顾的关切，持续影响着哀伤领域的科研与实务工作者。
十多年前，我们以学生的姿态如饥似渴地学习本书的前四版，了解“活到老，学到老”的沃登博士如何根据哀伤研究新发现逐步修正自己提出的哀悼任务。第三项哀悼任务“适应一个没有逝者的世界”，在第1版中为“适应一个没有逝者的环境”，只涉及外部日常生活环境，而从第3版开始考虑到适应外部、内部与精神世界，并根据研究加入了意义建构的视角。第四项哀悼任务更是经历了数次更新：在第1版中，受到弗洛伊德对哀悼看法的影响，第四项任务原为“从逝者那里收回（withdraw）情感能量，并重新投入（reinvest）到其他关系中”；到第2版和第3版时，受到客体关系视角的影响，该任务被修改为“将对逝者的情感重新安置（relocate），并让生活继续”；随着1996年丹尼斯·克拉斯（Dennis Klass）与同事提出“持续性联结”这一概念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支持，第4版中该任务被进一步修改为“在保持与逝者的持续性联结中，开始新的生活”；由于后续研究发现持续性联结并非总对丧亲后的适应过程有益，在的第5版中，沃登博士再次修改措辞，以求更准确地传达第四项任务的精髓—“在继续人生旅程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方式来纪念逝者”。沃登博士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对知识的精益求精，可见一斑。此外，第5版中更新的网络哀悼资源等内容，在后疫情时代再次阅读时不得不感叹沃登博士的远见。现今，比起十几年前在哀伤领域的蹒跚学步，积累了一定理论知识与临床经验的我们有幸以同行的身份，更胸有成竹地肩负起这份责任，迫不及待地将本书第5版隆重引荐给国内的精神健康实务工作者。
这本译著是由我们带领团队中以丧亲与哀伤为研究及临床实务方向的成员共同完成的，成员中有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已毕业现正从事企业、高校心理服务工作、科研教学工作的硕士、博士，还有为疫情丧亲者提供公益咨询而加入团队的心理咨询师。我们有严谨的步骤与周密的分工：首先，由唐苏勤对术语表进行了翻译，团队开会讨论确定了全书术语的统一；其次，团队成员各自负责其中的一章或两章，先独自翻译，后相互校对，再由译者确认各自译稿；后，由我们负责对全书进行审校，并在编辑审校反馈后再次修改与确认。各位译者的分工如下：序、引言和章，唐苏勤；第二章和第三章，邢怡伦；第四章和第六章，李青；第五章和第十章，唐任之慧；第七章和第九章，王薇；第八章，史光远。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们定期组织团队全体成员通过线上会议及工作群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保证术语的一致性与译文的准确性。
在译稿付梓之际，我们想感谢J. 威廉·沃登博士为哀伤咨询师们书写了这部如此系统实用的指南，并基于哀伤领域研究新进展对内容进行不断迭代，让我们通过翻译得以重温旧知、获得新知。特别感谢团队中所有成员对这本译著投入的感情、时间和精力，感谢大家的不懈努力与守时敬业！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将如此重要的一本著作引进国内，感谢朱婧琬编辑善解人意、细致耐心的沟通协调，感谢三审三校中其他编辑及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后，尽管我们团队十分认真和努力，竭力保证知识的准确传达，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是常常感叹，要做到信达雅实属不易。如果读者在阅读时遇到任何问题，请不吝赐教，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记录，并在后续印刷版次中改进。同时，也欢迎读者就阅读中萌生的想法与我们讨论，以本书为沟通桥梁，推动中国哀伤领域研究与实务的发展。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王建平，wjphh@bnu.edu.cn；唐苏勤，sqtang@szu.edu.cn。
王建平于北京
唐苏勤于深圳
2021年12月12日
序
创作本书的想法来源于我在芝加哥大学为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坊，这些专业人士在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中接受继续教育，为了了解哀伤、丧亲和哀悼过程，他们探索自己的丧失经历，学习任务模型。这一系列工作坊始于1976年，每年开展两次，每次招收100人，但每年都会爆满，很多人报不上名。随后，我们开始在美国其他地区开办这类工作坊。本书英文版第1版于1982年问世，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在这一系列工作坊中分享过的。
本书书名来源于我在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场讲座。当时，我受邀给众多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举行Arthur G. Peterson年度讲座，讲座题目为“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这是我次对二者进行区分，这样的区分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而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对二者进行区分是很有用处的。哀伤咨询指的是咨询师对近丧亲的人进行干预，促进丧亲者完成哀悼的各种任务，这些丧亲者没有明显的、复杂化的丧亲经历。哀伤治疗指的是专业人士对哀悼过程出现复杂问题的丧亲者使用技术和干预，目的是帮助丧亲者的哀伤过程更具适应性。通常情况下，这些丧亲者与逝者的分离存在很多冲突，亟待处理。哀伤咨询常常可以由有一定技巧的朋友或家人进行，而哀伤治疗需要更多的技巧、知识和训练。
我们真的需要哀伤咨询师吗？我在30多年前本书英文版第1版出版时也问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名为哀伤咨询师的新职业。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社会工作者莱利（D. M. Reilly，1978）说：“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名为丧亲咨询师的全新职业。我们需要现有的专业人士，如神职人员、葬礼负责人、家庭治疗师、护士、社工和医生，对丧亲这一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敏感性和行动。”（p. 49）劳埃德（Lloyd，1992）补充道：“对那些并不一定是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其他相关行业人员来说，处理哀伤与丧失的技术仍然是处于核心的、必不可少的工具。”（p. 151）我同意这一说法。通过本书，我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工作中涉及关怀丧亲者，具有提供有效干预所需知识和技巧，甚至已经在从事预防性精神健康工作的从事传统职业的专业人士。
英文版第5版在全书各个部分都呈现了新的内容，有必要更新的信息均已更新。自1982年第1版问世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创伤性事件和学校枪击案件频发，可能造成儿童创伤的陈年旧事也不容忽视。社交媒体和网络资源如雨后春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轻松获取信息。丧亲研究和服务也在努力跟上这些变化。在本书中，我竭尽自己所能地向读者呈现的内容，让作为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读者可以在对丧亲儿童、丧亲成人和丧亲家庭进行干预时发挥自身的作用。
我想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致以特别的感谢。熟悉前几个版本内容的三位密友和同事对第5版可以进行哪些修改、更新哪些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在写作过程中鼓励我。他们是贝勒大学医学人文学临床教授比尔·霍伊（Bill Hoy），犹他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马克·德·圣奥宾（Mark de St. Aubin），以及洛杉矶OneLegacy机构的治疗师米歇尔·波斯特（Michele Post）。我在本书中采纳了他们的大部分建议。
将丧亲领域的文献纳入本书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任务。本书的文献库包含了超过5000篇参考文献，该文献库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我在哈佛工作时。帮助我整理文献的研究助理是亚历克斯·福莱特斯（Alexes Flates）和哈利·巴恩斯（Haleigh Barnes），两位都已经完成了临床心理学博士训练，并继续在丧亲领域从事相关工作。拜欧拉大学罗斯密德心理学院的院长克拉克·坎贝尔（Clark Campbell）博士在两位研究助理的人员协调上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也想向他表示感谢。
沃登工作小组中的专业人士每个月定期会面，提供支持和督导，他们帮助了我，让我的想法更清晰。这些人包括罗·阿特利（Ron Attrell）、丹尼斯·布尔（Dennis Bull）、保拉·邦恩（Paula Bunn）、盖伦·戈本（Galen Goben）、安·戈德曼（Ann Goldman）、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安妮特·艾弗森（Annette Iversen）、劳里·卢卡斯（Laurie Lucas）、迈克·米多尔（Mike Meador）、盖尔·普莱斯纳（Gayle Plessner），以及米歇尔·波斯特。
特别感谢斯普林格出版集团行为科学领域的执行编辑谢里·苏斯曼（Sheri W. Sussman）。她在第1版到第5版中都贡献了智慧并给我鼓励，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35年。我的家人和朋友也给了我重要的情感支持。
詹姆斯·威廉·沃登
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于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尼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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