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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理念和方法、也有激情和灵感
作者是学者兼作家，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一系列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可以说，在他身上结合了写作的科研与实践两方面的能力，从而能够高效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好的借鉴之书，对于文学读者来说，这是解读小说、理解故事的金钥匙。这是本书为特别之处。
科研式的专业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手术刀式的手段与方法，来自海内外一流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写作者的经验，例如对故事形态的分析，对故事结构的解读，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文学概念，而进入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神话学等领域，形成一套跨学科的广义文学理论体系，这也是海内外文学发展趋式使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先进性和指导性。
关注新新人类，敏锐察觉数字时代的影响
上述的前瞻性、先进性体现在书中涉及的多个议题、多个层面，例如，由几篇论文构成的对城市与文学的论述，形成对现代文学发展一个重要层面的综合考察，揭示出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城市在世界各地的迅猛发展，许多新的故事形态、人类新的生存命题、人类远离自然带来的心理问题等，都在这一不断扩大化的生存形态中展现出来，从而展开了现当代文学对上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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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学者兼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近八年的精选文论集。全书收录24篇文章，分为中国故事形态、讲故事的方法、城市的馈赠、数字时代的文学、叙事文学的未来5辑，深入探讨现代人精神困局中，文学的限定与可能。
书稿内容涉及当代诸多热点文化和文学现象，比如：二次元文化，小清新文化、城市形态史和经验史研究、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没落的原因、故事形态的演化、中国叙事的特征、网络文学的结构和形式、中国诗歌古典节奏的发生学，等等，这些题目与当下时代热点发生密切关联，问题意识强烈、观念新颖，由文学而拓展到文化，由于作者兼具作家与评论家双重身份，故而逻辑严谨，思路清晰，视野宏阔，见解独到，且文笔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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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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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广东作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国乡土文化等。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春山谣》，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感伤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等。出版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枯萎的语言之花》《叙事的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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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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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
人算与天算：叙事的过去与未来
近年来流行的“数字时代”“算法时代”等时髦术语，已经开始入侵文学领地，似乎暗含着一种技术崇拜的价值取向，但我觉得，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对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算法”，我是门外汉。但我经常看到有人坐在路边搞“算法”，他们当然不是在帮你数钱，而是要为你计算那些你自己算不了的事情，比如命运、爱情、未来等重大问题。尽管这种行为似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但是，这种古老的“命运凶吉算法”至今依然存在且流行，说明人类还是有算不清楚的时候，还是有算不明白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提高“人算”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拒绝神秘的“天算”。文学艺术经典中的超验部分，往往含有“天算”功能，如《红楼梦》里的补天顽石神话和太虚幻境寓言。
面对过去和未来，人类需要也善于算计，这是一种操控世界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可视之为“主体性”凸显的重要标志之一，属于科学技术范畴。上天更善于算计，它算那些人算不了的事情，其中隐含着作为主体之人无法企及的神秘，属于神话学诗学或者形而上学的范畴。这两者似乎了无干系，人类和上天，各算各的账，仿佛井水不犯河水。深究起来，井水跟河水有更深层的联系，河水经常要犯井水。通过渗水岩层，地表河水的水位高低，决定了地下水的水位高低。所以不要将河水跟井水粗暴地分开。
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是将“人算”与“天算”分而论之的人，而且还鼓励个人僭越到“天算”领域。他认为，哲学不生产知识，哲学产生于人类对不可知事物的“迷惑”和“惊异”。同时，哲学也包含着人类试图摆脱“愚蠢”的渴求。哲学只为自己而存在，它从来都不为“任何利益”服务，它追求的是“上窥天机”的“智慧”，因而是“的自由学术”和“神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很诱人，拉近了人类思维与智慧之间的距离，也改写了无知（愚蠢）与知识（智慧）的边界，还让那些高远的神秘知识与人类之间，有了亲近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类的思想形象能够维持在一个高水准的尊严层面。
但我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的话过于了，至少对古老的东方智慧而言，它是不完全的。比如，“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求智慧”的这个说法，就过于。因为，我们能够找到许多既“寻求利益”又“获得智慧”的例证。比如，上古中国的商朝人，利用龟甲的裂纹占卜凶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就包含着“获取利益”和“寻求智慧”的双重诉求。我们可以将这一思维模式和相应的行为，命名为“凶吉二元算法”。这种算法的有效性到底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也难以求证。此外，还有中国先秦哲学著作《周易》，传说那是周朝人的著述。它是为了应对外部凶险环境而发明的另一种算法，可以视之为商人“凶吉二元算法”的变种和升级版，不妨称之为“阴阳二元算法”。今天有人说这是“二进制算法”的先驱，我们姑且听之。《周易》的“阴阳二元算法”，利用木棍或蓍草形成的“卦象”进行占卜，既有寻求避开凶险之途的实用目的，又有试图窥见神秘天机的超越性诉求，因此，它捎带着还成就了一种伟大的智慧，一种先知预言的方法论。作为“先知之书”，《周易》是一部没有作者的著作，体现了古人的集体智慧，也是东方神秘主义智慧的重要源头。
托名于“黄帝”或“岐伯”的中国古代医学哲学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和《黄帝内经·灵枢经》，同样是没有作者的著作，也可以视为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奇书，既是一种指向“混沌未开”或“元气未裂”的“人体乌托邦”理想；又是一种“阴阳和合”“五行相生相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生命演绎；更是一种具有实用救命价值的“人体乌托邦算法”。与“凶吉二元算法”和“阴阳二元算法”相比，《黄帝内经》的“人体乌托邦算法”更接近科学，因为事关人的小命儿，不可云遮雾罩不落实处。但中医哲学毕竟不是狭义的“科学”，离“科学”还有一定距离，带有哲学乃至诗学色彩。中医理论将哲学（对人体小宇宙秘密和自然大宇宙天机的猜想）和技术（观察诊断人体的病象，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方案）合二为一，将技术实用功能和智慧超越功能合二为一。不但估算人体健康状况，还要预测命运的进程和走向。
上述那些古老的“算法”很难立即得到验算。不能验算就很难说是科学，因为科学是可以反复验算并得出相同结果的。但科学也有失算的时候，一旦时空条件发生变化，它就算不灵了，它的验算就出错了。小凶小吉（手机坏了或炒股赢了）的小经验，可以验算；大凶大吉（重大灾变或生死消息）的大经验，无法验算。那些古老“算法”，算对了就是科学，算错了就是巫术，半对半错就只能当作诗学或者哲学了。与人类命运相关的运算结果，属于“天机”消息，用不着急于去验算，可以把它交给以1000年为单位的历史长时段，可以交给未来去验算。人体之谜、人性之惑、人类之运，成了迷人的神秘主义诗学。因此，《周易》和《黄帝内经》，同时也是尖端高深的诗学著作。
早的“人算”和“天算”，其实是合而未分、混沌一体的，因为那时候没法分，那时候天人相通相亲，天理与人道并不隔膜。科学技术和哲学诗学的分道扬镳，是后来才有的事情。面对这种“分离”状态，庄子在《天下篇》中宣称：“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随即发“悲夫”之哀叹。他叹“道术”（总括的形而上学）被“方术”（分治的学科技术）所取代。（近人蒋锡昌认为，“方术”只是“道术”的一部分，此说甚是。参见蒋锡昌《庄子哲学》第187页，上海书店1992年版）尽管庄子十分清楚地知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但他还是站在追求“道术”的更高的完美立场，批评了“机械制造工程师”墨翟，批评了“逻辑算法工程师”公孙龙子，还批评了“神秘主义天文学科”创始人宋钘等，批评他们“往而不返，必不合（道）矣！”以至于令后人不见天地之纯美、世界之全体。
上面所引庄子的观点，不完全代表我的观点。我非常敬重那些致力于为人类日常生活造福的工程师。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们是早摆脱那种沉溺于中世纪幻想玄思状态的先驱。比如，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就非常了不起。他面对着火炉上开水壶的铁盖的跳动，无问凶吉，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用近代“机器制造算法”，算出温度升高导致液体转化为气体，算出气体膨胀产生蒸汽的推动力，算出热能转化为动能的原理。瓦特的“方术”，引起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巨大变革，首先是将人类从牛一般的重负之中解救出来了，把人类移动速度提高了无数倍，进而顺便改写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对此，《易经》蓍草哲学的“凶吉二元算法”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假如我们以1000年的长时段为思考的时间单位，那么，这个“凶吉二元算法”就有了用武之地。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蒸汽机将人类从艰辛的劳作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却培养了大批懒汉、寄生虫、食利者、资本家、剥削阶级。这才不到300年的时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全世界热爱劳动的人都要变成懒汉和寄生虫？此可谓不吉也！不可谓不凶也！此时此刻，在古老的“凶吉二元算法”面前，近代“机器制造算法”，顿时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就只能是“方术”而不是“道术”了。问题不出在“机器制造算法”本身，而是因为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而古老的“阴阳二元算法”，正是一种对时空变异极其敏感的算法。所谓“易”之三义，不仅仅是“简易”的，也是“不易”的，更是“变易”的。
对机械静止的“方术”的信任和依赖，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命题之一，同时又是现代文学艺术反思的对象。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二二得四”的铁律和石墙，与个体的“自由意志”了无干系。陀氏笔下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在大声喊叫，宁愿在“二二得四”的石墙上撞死，也不愿让“自由意志”臣服在乘法口诀表的铁律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章，第三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客观规律”和“自由意志”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证相对举。与此相似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将“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一分为二，一个是合乎“纯粹物质目的”的理性，或称之为“工具理性”；一个是合乎“情绪或者价值”的理性，或称之为“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38—24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马克斯·韦伯尽管试图调和这两种理性的矛盾，但他还是忍不住大发议论：“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可见，道理归道理，情感归情感，逻辑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工具理性”带来的福祉，是有限的，“价值理性”面临的问题，还得另外求签。那些遭人冷眼的古老算法或许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借助于芯片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计算机、跟踪器、窃听器、电子眼、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任天堂四代，等等——将叙事的总体切成了碎片，同时将我们带入欲望满足后的战栗和深渊。人类完全进入了所谓的“算计时代”，或者叫“算法时代”。跟商朝人的“凶吉二元算法”、周朝人的“阴阳二元算法”、黄帝和岐伯的“人体乌托邦算法”，以及詹姆斯·瓦特的“机械制造算法”相比，今天的高科技“芯片数字算法”貌似更高级，但在回答“价值理性”的疑问之时，我总觉得，它很容易蜕化为“高级黑算法”。我们被无处不在的“高级黑算法”所包围。它带来的无疑并非全是福音，更多的甚至是焦虑、烦恼、恐惧、厌倦、无奈。因此，“躺平”的打算始终在心头。我们在这样一个“芯片数字算法”浸淫的背景之下讨论人文和文学，讨论叙事和故事，倒也另有一番甜酸苦辣。写到这里，“人算不如天算”的古老谚语，又在我耳边响起。
这篇文章是我为自己的论文集《故事的过去与未来》所写的序言。文章集中讨论的是“数字时代”或“算法时代”与古老的“叙事”和“故事”之间的关系。我力图把这些时髦概念，放到概念演变史中去把握，用历史范畴去捕捉当下时髦。论文是从我2013年以来发表的论文中精选来的，八年二三十万字，多乎哉不多也！涉及的问题倒不少：中国故事形态、讲故事的方法、青花瓷和农耕美学、老子和庄子的告诫、城市文化和通俗类型文学、科幻小说和二次元世界、青年作家群像。诸多元素相聚在一起，是应“文学”的邀约而来。“文学”自然是其中的核心理念，关键词则是“叙事”或“讲故事”：讲什么？如何讲？为什么讲？古老的“故事”跟现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故事”和“文学”的未来如何？粗粗一看，过去和未来，好像是一个并列短语。其实它是一个偏正短语。过去和未来是定语，是修饰词，是历史语境和背景。让事物和历史去修饰文学，而不是让文学去修饰别的什么，是我内心的愿望。现代文学，就是对“人算”的肯定，尽管“天算”也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人算”毕竟难以替代“天算”。但我依然要肯定“人算”，并因此感到欣喜和激动。倘若没有“人算”，“天算”与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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