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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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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大都市周边的镇村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视角较为独特。同时，突破了以往对小城镇和乡村的割裂性和个体性研究，系统地探讨了镇村关系及其转型模式，符合当下城乡统筹的发展趋势，也针对大都市周边要素越级流动的现实问题提出一条可行的研究思路和现实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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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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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地区是城乡关系*为复杂、镇村发展*具活力的区域。本书以武汉市为对象，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城乡关系演进对镇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尤其对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在空间格局与社会经济方面的特点和潜力进行了深度剖析。进而以武汉市为实证对象，基于对国内外乡村发展案例的借鉴与学习，在充分剖析武汉镇村发展多维度特征与乡村振兴瓶颈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在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网络化与信息技术革新的影响下，创新性地以“产村复合单元”的空间组织形式引导镇村发展，并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差异化模式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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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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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虹，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理论与设计研究、区域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研究；社会兼职有社会兼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湖北省城市规划协会规划设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城市规划信息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杂志特约审稿专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耿虹（课题负责人）.《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网级空间效率优化研究——以中部地区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51178199，2012 -2015。 [2] 耿虹（子课题负责人）.《湖北省新型城镇规划建设管理问题研究》，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2013-2014。 [3] 耿虹（课题负责人）.《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专题研究》，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0。 [4] 耿虹（课题负责人）.《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思路的湖北省小城镇“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策略研究》，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3-2014。 [5] 耿虹（课题负责人）.《武汉汉南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实验区新农村建设规划研究》，武汉市汉南区国土资源规划局，2007-2008。 [6] 耿虹（课题负责人）.《浙江温州三垟湿地公园沙河生态示范村建设改造研究》，温州生态园管理委员会，2004-2005。 [7] 耿虹（第二完成人）.《我国县（市）域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理论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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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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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乡村振兴与小城镇发展
1.1 城乡关系演进下的镇村发展
1.2 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1.3 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乡村振兴
第2章 大都市空间格局影响下的镇村发展
2.1 大都市地区的总体格局
2.2 大都市地区空间格局下的小城镇发展
2.3 大都市地区影响下的乡村发展
2.4 大都市地区镇村一体化发展的潜力
第3章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多维度特征
3.1 武汉市镇村空间分布特征
3.2 武汉市镇村社会与人口结构特征
3.3 武汉市镇村经济与产业转型特征
3.4 武汉市镇村建设风貌与文化特征
3.5 武汉市乡村现状发展阶段评析
第4章 武汉市乡村振兴与镇村发展的瓶颈
4.1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现状模式
4.2 武汉市镇村互动中的社会问题
4.3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产业问题
4.4 武汉市镇村建设与管理问题
第5章 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的他山之石
5.1 要素自由流动下的镇村振兴发展
5.2 自下而上、多元职能的乡村社区建设
5.3 传统与现代共融的乡村文化体系建构
第6章 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6.1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目标制定
6.2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路径引导
6.3 武汉市镇村发展的模式探索
第7章 大都市地区周边镇村发展模式应用
7.1 大都市地区周边镇村一体化发展案例
7.2 大都市地区周边乡村发展案例
第8章 调研情况总结
8.1 武汉市乡村的类型特征
8.2 武汉市乡村差异化的分区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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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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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大都市、小城镇和乡村，看似是三个不同的地域层级和空间范围，但实际上，三者在社会内涵、经济发展与空间格局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随着快速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关联的变化也在不同阶段深刻地影响着镇村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当今的中国，一边是不断推进和高度集聚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另一边是完成脱贫攻坚迈向振兴的乡村地区，如何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在不断集聚的大都市地区和要素持续外流的乡村地区之间进行发展的平衡，如何对似乎淡出视线的小城镇进行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功能价值重新认知，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发展研究或许能够为我们率先提供发展的样板与借鉴。尤其是对历来地缘相近、业缘相融的小城镇和乡村，其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的路径也应当在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下进行适应性的认识与重构，这或许能够为落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的视角。首先，与广大的县域地区相比，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更加多元，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也更加多样。从空间格局上看，在大都市地区圈层式的发展格局影响下，近郊、远郊、新城、中心镇周边的乡村由于受都市圈核心区的影响程度不同，其基础设施覆盖的程度、产业转型升级的幅度、兼业人口流动的广度、镇村关系的亲密度都面临差异化的基础与瓶颈，因此其发展趋势与路径自然也具有类型化研究的必要性。当然这种样板的类型化能否推广为模式还需要更多的论证，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理论价值。其次，与一般地区相比，大都市地区的乡村具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与自上而下的政策惠及，因而能够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自然更加具有示范性与典型性。都市圈地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都在深刻影响着周边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同时，快速向下延伸的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也在随时改变着城乡、镇村之间的时空距离。这种不断减小甚至弥合的时空距离是否代表着发展方面的差距也被削弱了？更多的发展主体参与是否意味着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的调整与更新？城、镇、村在这种快速缩小的时空圈与迅速扩张的功能圈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些问题，一般地区的镇村发展研究是不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的。因此，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模式的创新研究更加具有实践价值。近年来，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让城市和乡村都面临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家庭结构的解构。这种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不仅带来了宏观层面城、镇、村之间兼业人口互动的周期、规模、范围等变化，也带来了养老、教育、消费等功能配置的变化。因此，如何在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调控与响应，是具有市场与行政干预双重调控力量作用的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需要探索的方向。镇村发展并非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所遇到的个性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问题。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都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背景，但是从镇村发展与建设的层面来看，依然有很多模式、路径与方法值得彼此借鉴。比如欧洲乡村的精品化打造、应对老龄化与空心化的日本町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成都、重庆镇村制度改良等，都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提出的镇村发展模式。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同时兼具特大城市人口高流入与中部地区人口高输出的特点，因此人口流动性极强，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目前，武汉乡村发展呈现出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布局模式、“小镇大村”的镇村模式、“产村半分离”的生产模式，以及“个体理性、宏观有序”的乡村社会模式都是在特定发展背景、区域与战略下的表现。为了应对未来城乡融合发展、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等必然趋势，需要探索新的路径与模式。因此，本书期望从武汉市这个大样本出发，以样本式调研为基础，对镇村发展的空间、产业、社会与风貌方面做尝试性的模式探索，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和都市圈空间格局下的镇村发展研究寻找一些创新与拓展的可能。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模式的创新研究虽是一个当前发展语境下的新问题，但需要多维度、多方面、持续性的积累。本书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由多年从事镇村规划与设计的师生通力合作，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完成。笔者及团队成员曾多次对武汉周边镇村进行持续性的调研与访谈，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与碰撞中搭建了对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认知的框架。感谢研究团队的杨龙博士和庞克龙博士，以及硕士研究生朱海伦、方卓君、李明祥、曾亚婷、高永波，是你们持续深入的田野调查、广泛涉猎的文献阅读与扎实丰富的研究成果给予本书极大的理论与技术支持。尤其感谢杨龙博士对书稿的认真校对与精心打磨，是你对镇村研究的热忱与一丝不苟的态度强化了本书的科学性与可读性，期望这本书也能成为你博士生涯中重要的研究基础。同时，也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对我国镇村发展研究课题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负责本书的简晓思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劳动。镇村发展是一个涉及面很复杂的课题，“创新”研究与实践则更具挑战性。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镇村发展理论、实践基础、模式路径需要更多的创新，这有赖于广大持续关注我国镇村发展问题同仁们的砥砺前行。如果本书能够为大家在探索镇村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些许火花与帮助，那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对于本书中的疏漏与错误之处，还请读者和使用者予以批评和指正，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修正与完善！耿 虹 乔 晶
1.1城乡关系演进下的镇村发展
城市和乡村，是我们对国家行政管理与社会经济建设为关注的两个地域层级。城市作为人口、资本、物质等要素高度集聚的空间，代表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也关系到居住质量、就业保障、服务供给等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而乡村融合了生活、生产、生态空间，涉及粮食、土地与农民，也承载了极为复杂的发展、建设和管理问题。融合城乡，缩小城乡差距，始终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制定的总体目标。而小城镇作为衔接城乡的重要节点，在推进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极易在功能和结构方面被忽略，因而也缺少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反馈。城—镇—村的空间结构和职能体系在城乡关系的不断变化中，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以小城镇的功能性塌陷问题以及乡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为突出。可见，虽然我们总会将“城乡体系”合并而谈，但是其中内在的城乡关系、镇村关系却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认知的概念。我们往往只注重对城乡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镇村关系是城乡体系中落实基层发展的结构性要素。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逐渐转型的过程。众多学者也对城乡关系的阶段性划分与特征进行了翔实的总结和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11978年以前：城乡二元体制格局的确立
1949—1952年：城乡二元体制初步确立，提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中央政府灵活地运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迅速平抑城乡物价，统一全国财政收支、贸易和物资管理、现金管理，满足农民出售农产品的需求，维持物价的继续稳定，平衡工农业生产，有力地缩小了工农产品剪刀差。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私营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
1953—1957年：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复苏，并开始了个五年计划。我国城乡的交流走向了新时代。城乡资源合理流通，农业生产的政策关怀与经济拉动，对当时的社会复苏起到了重大作用。政府通过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实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形成了政府直接控制农村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8—1978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的核心任务是实施赶超战略，并以计划经济体制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制度保障，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加固。在这一阶段，乡村的职能是作为工业化的主要基地，依靠剩余劳动力发展工业，依靠剪刀差为城市工业提供资本，农村储蓄以贷款差额的形式流向城市。城乡关系经历政治层面的多重起伏，良性、健康的交流受到压制。这一阶段的镇村关系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阶段，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农村低速平稳发展。小城镇作为城乡的过渡节点，是反映国家政策的基层执行者。
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始终在于调整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对农村土地的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的活力。在这个阶段，小城镇对城市和乡村的衔接作用还未明显体现，但是其作为乡村地区的行政组织中心、生产中心与基层公共服务中心的结构性职能已经非常稳固了，镇村之间的层级性结构关系也已经基本确立。从根本上讲，村和镇之间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嬗变关系，即某些发展较好的村庄经过一定的积累和交易功能的产生，从村庄演变为集镇，又从集镇转化为建制镇。可见，镇村之间本身存在天然的地缘相近、业缘相融的一体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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