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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正义是否在唯物主义中拥有可能？自由和平等如何兼得？世界的
正义问题要走向何方？这些当下时代的问题同样在每个时代都困
扰着哲学家。青年马克思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一个特殊的阶段，让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是怎样开始深入思考正义问题，又怎样再否定错
误思想中发现真理的。青年马克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平等
的科学思路，更用自身的思想历程告诉我们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
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完成这一划时代思想进程的每
一步脚印，自由、平等、正义与人的解放，为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几
种视角，而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历史。从19世纪到当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常青，不断解释着当今世界新问题，青年马克思
正为我们在历程上提供了理解和批判的效法方式。我们看到的也不
再是机械的理论条目，而且历史唯物主义迄今仍不过时的理论与现
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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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中究竟是否存在正义维度，即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究竟是否存在正义的评价始终是理解马克思思想
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属于一个政治哲学问
题，因而也就造成了对“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这一
问题理解的差异。相比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青年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态度有着更加明显的价值倾向，存在明显的正义性评判，
但学界之前较少涉及这一阶段的研究。本书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历
程中的正义批判因素出发，分别从背景、内容、对其他思潮的超越、
内在伦理批判的转折及其重要贡献、影响和价值等方面阐述了青年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中的正义维度，分析了青年马克思如何
实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结合，为“正义”赋予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本书对丰富学界理解青年马克思政治哲
学思想发展史和资本主义批判形成史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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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云杉男，汉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旨趣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现代性批判理论、当代社会理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研究、时空批判问题等，现有
成果包括《反构社会学：后现代主义与未来的对话》（中国书籍出
版社2015年版）、《理论病理学：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症状》（武
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日
报出版社2019年版）等著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内容涉及多学科领域。从高中开始就不断进行思考和写作，既包括
学术思考，也包括文艺创作，希望自己打破学科界限、用诗意的节
奏科研，也能成为文化灯塔上的一名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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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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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章?绪?论001
节研究背景002
第二节研究意义007
第三节正义观念的建构史009
第四节基本概念019
第五节研究回顾020
第六节?研究方法与创新031
第二章?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历史背景033
第三章?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基本内容044
节?形成过程与思想转变044
第二节?主要观点与理论特点063
第三节?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理论
????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结构088
第四章?青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正义性思想的超越108
节?资本主义正义性思想建构的历史语境108
第二节?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正义性思想的批判与超越120
第五章?青年马克思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正义思潮的超越148
节?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正义性批判的超越148
第二节?对普鲁东主义的资本主义
????正义性批判的批判与超越152
第六章?青年马克思隐蔽对资本主义伦理批判的转折160
节?用劳动伦理代替抽象伦理161
第二节?用历史次序代替上帝之城166
第三节?用现实解放代替终极自由171
第七章?青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及其贡献177
节?通过宗教批判，走向哲学共产主义178
第二节?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批判184
第三节?利用实证方式的社会研究，
????刻画无产阶级政治关系的现实状况188
第四节?青年恩格斯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191
第八章?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影响和当代价值195
节?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195
第二节?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影响208
第三节?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价值216
第九章?关于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评价222
节?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222
第二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224
参考文献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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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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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绪?论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中究竟是否存在正义维度，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究竟是否存在正义的
评价始终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经历了
很深刻的转变，这其中也逐渐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价值评判。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对
正义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批判这一事实理解的不同，前者属于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而也就造成了对“马
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这一问题理解的差异。相比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青年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态度有着更加明显的价值倾向，存在明显的正义性评判。
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同样也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批判吸收了德国
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过程中，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逐渐深入
考察过程中，青年马克思逐渐从一名唯心主义、资本主义正义论者转变成为唯物主义正义论者，并且逐渐
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正义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青年马克思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正义性的主要观点
和理论特点来看，马克思不是一位简单的正义论者或者道德论者，而是实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和正
义性的结合，为“正义”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方法。
由此，青年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正义性在理论和现实上的超越。青年马克思从法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上的正义性建构形成了科学的、彻底的批判。可以看到青年马克
思的正义性批判终在各方面都超越了资本主义正义性的建构，使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走向了正义性与
科学性的统一。同时，青年马克思在批判同期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他对资本主义正义性
的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一方面是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
批判对之后资本主义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哪些影响，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尤其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的启发和当代价值。另一方面，是它在马克思
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节研究背景
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蕴含并生成，是基于人类历史实践
的现实基础形成并完善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于正义的理解和
论述基于其对资本主义正义理论思潮的深刻批判之上，并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基础之上的，是我
们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人类追求正义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正因为
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阐发新世界”的，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萌芽，直
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思想中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把握就有着迫切的理论与实践要求。
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广泛、全面而深刻的转变。伴随着人
类文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发展至今，当代资本主义的继续演进和产生的一系列
深刻变化导致了大量诸如“历史终结论”“阶级消亡论”一类的社会思潮，试图通过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某
些片面解读宣扬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消除了，进而论证其存在的正义性，将资本主义有限的、短暂的、
历史性的正义效果作为永恒的、根本的人类正义标准。更有一些西方学者试图通过解构或重释马克思的文
本，将其歪曲解读为“马克思主义无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就是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正义观”等等
一系列观点，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庸俗化为代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利益的理论，产生了对马克思的误读、
曲解甚至毁谤。在此背景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名就成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任务，在理论上，要求我们对
青年马克思思想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研究就是理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理论科学维度与价
值维度的相统一、历史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相统一形成的理论起点的深刻认识，也要求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对
于资本主义正义性的形成过程，并从其中看到历史视域中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与成熟，及其对资本主义正义
性的基本价值态度与科学判断。
在当代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矛盾同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制度问题、性别问题等等一系列矛盾交织，对一种全球正义的愿景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20世纪末，由
全世界诸多学者联合拟就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的世界的纲领》，直接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非
正义性的判断：
我们痛苦地面对着三个主要的不平衡：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平
衡。这三个不平衡反映了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三重危机。……在三个危机的中心，无
法不看到科技发展的现状、劳动分工的突出、市场的膨胀及不断增加的商品与金钱流通等，简言之，“西
方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引起的后果……
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所引出的对正义需要的复杂性更加需要关键的理论推进，而青年马克思的方法和观
点虽然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现成的回答，但是它仍然是推动构建当今世界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基
础。这一方面来自当代世界从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占支配地位的，大部分问题也是基于此衍生
出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如果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始终在场，就必须回到青年马克思
形成自身正义批判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去寻找根基，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
域的影响力。正如金里卡所形容的“有时候，非常强势的国家确实表达出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关注，但却并
非基于持续性和原则性的考虑，而是把少数群体权利或多元文化政策视作可资利用的工具去削弱那些对其
有威胁的国家的力量”，这种资本主义的模式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还会制造更加深刻的社会
危机。在哈特看来：
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方案，让我们认识到这
种可能是自资本主义内部诞生的，而不是自资本主义外部发生的。“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就如
《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为实现明天的美好社会奠定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
被玷污的、堕落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迥异它的社会。我不会
说，在我头脑里就没有一点辩证法的综合因素，但我关心的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完完全全是资本主义的他者——共产主义也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来的——而是说
真正的挑战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利用马克思政治哲学，尤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理论遗产去考察当代资本主
义内部所发生的种种可能性，以及用青年马克思阐发出的关于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现实辩证法来判断哪些
现实是作为新时代基础的可能性而存在，而哪些现实则是这种可能性的阻碍。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断
提出新要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上一条前人从未走过
的路，取得了前人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也面临着前人未曾面临过的新问题、新困难、新风险。在我国改革
开放历史进程中，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公平正义问题不断的凸显，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让发展
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必须准确把握各项改革的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要求；在国
际上，许多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质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从
而通过散布“历史终结论”等思潮企图瓦解我国人民关于社会主义正义性的共同价值意识，这同样是西方
和平演变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这些问题都与部分人群对社会主义正义性观点认识不清，对资本主义还抱有
正义性幻想的现状是分不开的。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可被概括在政治哲学范畴中的讨论相当繁多。作
为转型社会的中国面临社会内部的正义诉求和全球化进程中自身对正义的呼吁，这是一个要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对正义理解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性及其在现在世界中地位的重撰过程，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
何在现有的全新基础上理解现时代应当的正义的过程。所以，现实实践也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早期正义批
判的形成史中，认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态度的形成，并且把握其中不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实践上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举措、实践进行方向性的、原则性的把握，也包括对企图破坏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深刻反思和有力回击的时代要求。
第二节研究意义
当代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科学化”与“价值化”的分野以及当代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
与正义关系的错误解读，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点。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资本主
义观、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批判是马克思关于正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之后进一
步展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图景的基石。所以从正义视角下对青年马克思思想中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有
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反思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于正义的践行与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追求正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对基于正义视角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话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澄清马克思
主义对资本主义正义性判断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确立其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理论中的地位。摆脱和反驳阿尔都塞式将青年与中年及之后马克思思想看作存在人道主义和伦理学的“认
识论断裂”的解读模式。青年马克思思想中既存的规范性维度中的资本主义批判既是马克思展开其理论的
价值基础，更是其阐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设想正义性的理论前提。
第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科学解读和批判的理论要求和价值前提。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
展和资本主义对其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自我改造提供了诸多新问题，资本主义内部也随之出现了资本主
义永恒性、科学性以及社会主义“破产”等旧论断的全新阐释。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性批
判从一般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对批判对象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分析当代资
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探索新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哲学解读和价值支撑。青年马克思在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阐述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义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在历史实践中的正义性就要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和社会主义正义性的阐发为基础。
第四，对青年马克思相关思想及其形成历程的探讨，有助于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奠基
意义和形成条件，及其与中后期思想的逻辑关联。并且探寻其中马克思研究重心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的历史转移，借此揭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的发展与完善过程。
对基于正义视角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话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回应国内外各种
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质属性的歪曲与错误解读，重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正义
性与社会主义正义性的根本区别和历史实践的判断，在理论上和价值上抓取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和控制
权。
第二，有助于强化新时代的“四个自信”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义实践方向。无论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实践，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提出
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使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实践过程中话语体系的发展和主要任务的与时俱进，
使得“正义”思想不断受到实践的重视，彰显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发展的价值需要，也就要求研究对
其思想源头的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理论。
第三，面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的现实问题，诸如医疗、收入、教育等与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切身相关的资源分配问题突出的社会现实，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理论提供了现实的
引导和规范，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现实分配正义的实践操作和政策设计树立基本的方向性要求，同时增强这
种实践进程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建设动力。
第三节正义观念的建构史
正义。在西方文化史上，正义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明时代，是“不偏不倚地将善物分配给人类……主
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关于公正、公平、道义等含义相关相似的词
语。在今天，正义是公正、公平等概念范畴的抽象总括，是一种具有指向性、价值性的政治哲学概念。虽
然说正义可以被当作为一种超越历史、文化和制度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但是对于正义的制度形态、判断
标准、应用范畴、具体概念等方面，仍然没有一种共识性的答案。从总体上来说，正义具备理想性和现实
性、抽象性和具体性、性和相对性等方面的理解方式和存在方式，尽管对其理解不同，但是被不同意
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理想都作为价值准绳。
在西方哲学史和政治学说史中，正义一般是与自然法、政治学说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古希腊哲学
时期，正义被理解为超验的自然神性的范畴，是自然神或者自然法外化于社会的终极准则和首要原则。在
希腊城邦时期，就有对正义一词及其含义的规定，例如，“正义是作为既成惯例或习惯法的法的基础
与原则；而习惯法则是永恒正义的一种具体化，是永恒正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甚至在众神自身的相互
关系中的存在、表现和实施”，从城邦社会角度规定了正义观念就是永恒的、固定的、先验的自然法的投
射，旨在维护现实中的城邦等级制及其背后的生产秩序。荷马时期的正义并不字如其意，而是一种等级制
契约的代名词，它并没有寻求哪怕形式上的平等，而是着意于等级分工的合法化。而平等一词稍晚些出现
在雅典，强调的重心在于政治平等，而核心则在于城邦和公民之间默认的权利纽带，它意味着公民的权利
和平等受到城邦的保护，而自身也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在城邦之中遵循这种约定即为现实的正义。从这
方面看，苏格拉底无疑用生命践行了这种观念：他之所以选择赴刑而非逃离城邦，是因为他坚持城邦本身
的正义根基，不肯由于自己的行为将城邦陷入不义，他认为不义的是投票反对他的公民，而不是作为城邦
基石的法律。而柏拉图显然也是受到了其老师很大的影响，他面临着比苏格拉底时期还要艰难的困境：城
邦战争、贫富分化、礼乐崩坏、公民失智，所以首要的任务就是重建政治秩序本身的《理想国》，即“通
过建基于智慧的德性——友爱关系，将整个城邦联系为整体，并且通过城邦共同成活来进一步培养公民个
体以及整个共同体的德性”的理想建设思路。柏拉图对于人的德性要求构成他正义观的核心目的，即理想
国的建构要围绕这一目的才是正义的。他对于正义的要求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城邦制共同体基础上的完善和
重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观念则是围绕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核心思路展开的。亚里士多德将所
有的伦理行为，自然也包括正义在内的终目的性都指向了人的政治共同体。反过来说，就是为了实现人
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完满境地，追求德行、正义这种向善的伦理行为才具备了意义和可能，后者也是始终要
为“政体”服务的。依据这个逻辑，现实的理想政体构建作为亚里士多德的终目标，其实现内容的
伦理学就应当是构成正义的元素，它们显然是现实主义的，符合自然法的。亚里士多德将这种自然法中的
正义作为“永恒的普遍法”而存在，其地位要高于约定正义形成的习惯法，这里的自然法中的正义被作为
永恒的、普适的。之后的斯多葛主义进一步将善、正义和自然等概念同等看待，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
根本原则。
在之后的古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被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法学家当作“真正的法律”，是“无
法被实证的限定或界定的超验范畴，成为超越于有限的约定正义或人定法而成为无限的自然正义或自然
法”，是一种古典主义正义观。中世纪神学同样重视正义问题，阿奎那作为神学集大成者相当程度上吸收
了古希腊时期的正义思想。在他看来，自然法即具有理性行动倾向的人的自然欲望，即上帝对人的自然吸
引，是永恒法在人身上的投射，从而将理性、自然法同神学密切关联起来。他认为“法的条指令是‘该
行善、追求善而避恶’。自然法的其他一切指令，都是以这条指令为根据的；因此，凡实践理性自然认为
是人之善者，无论是该行者，或该避者，都属于自然法之指令”。在这里，阿奎那做出了很清晰的界定，
趋善避恶就是自然法的根本，而善恶的标准则要付诸实践理性，包括趋向上帝这种“自然倾向”“自然欲
望”，这是自然法的“首要指令”，也即他所建构的正义框架。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性、人道逐渐超越自然性或者神性成为本体论上的原则，
正义也逐渐与“权利”“自由”等概念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界定正义的范畴也逐渐下降到了对于现实的人
的自由、人性、理性等的实现，传统自然法的结构就被以人性为基点的现实经验世界所替代，比如霍布斯
提倡的自我保全生命以及卢梭口中对于善的追求，凡是能实现这些的政治法则即正义的，是一种自由主义
正义观。
霍布斯的正义观吸收了古希腊直至中世界时期对于自然法的阐释。作为一名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者，他
提出了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追求自然权利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因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都具有自然的欲求，
并希望获得追求权势、满足欲望等等行动的自由，要“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和意向想要做的事情
上不受阻碍”，这种基于原子个人的欲求自然会在社会中与他人产生碰撞，互相争斗乃至相互侵犯，这就
是霍布斯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无序状态。基于这个假设，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和
秩序的，同样也就不存在善恶，毕竟每个人都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欲求行事，也就不存在正义，只有暴力
和欺诈。而共同体本身需要就内在着需要一种法来凌驾于个体欲求之上，也就催生了文明的有效秩序的形
成。在霍布斯看来，法律正是人的理性的体现，也是现实正义的统一、普遍的标准，个人的欲求不再成为
判定善恶的标准，而进入了他所说的“臣民的自由”。在霍布斯那里，上帝的地位被自然法所取代，而人
的理性精神则与正义和自由的实现通过法律密切相关了起来。这种原子论式的社会政治哲学即便仍然着眼
于抽象的、理性的人，但是相比直至中世纪神学的正义构建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他开始关注人，并且在正
义的立场上讨论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妨碍因素，是十分具有价值的。
洛克同样基于自然法为起点阐述正义。在《政府论》中，洛克更多的将正义作为一种关于法律及其强
制力得以实现的价值标尺，这与当时代启蒙主流并无不同，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惩罚正义”就是保证法
的规范要符合一定的尺度，过轻或过重都是不正义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洛克在对自然法的论述中更多的
提及了正义，认为正义的观念就是“首要的自然法和每个社会的纽带”，从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而非《政
府论》中的实践性角度来解释正义。在洛克看来，正义本身就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甚至正义本身就是自
然法。与霍布斯的思路相似，洛克认为私有财产权和平等观念是一致的，并且私有财产权本身就是自然法
天赋的，所以理应受到正义的保护。那么，作为实践性的正义和作为形而上学的正义是怎样贯通的呢？在
洛克那里，正义与私有财产权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他认为现实的法本身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
产，正义的实质就是对财产权的维护。这样，洛克就将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的天赋自由和现实中的国家之
恶贯通在一起。那么可以这样理解：洛克对于财产权的实质性论述，也就是他对于正义的现实规定。洛克
从神权赋予、劳动所有、腐坏原则和充足原则建构与霍布斯所不同并可以有效论证私有财产权和国家社会
秩序一致性的自然法原则，其中，条即“上帝的正义”构成财产权的神学基础。进而为了培养正义，
洛克强调要培养良好的习惯，“强调作为一种内在的品质或德性，要基于习惯的培养而不是智识的训练。
在推进正义的事业上，德性比理性的作用更大。反过来说，不正义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就是，一个人在幼年
时期未能养成良好的德性，使自然本性的无规定性受到太多的不良影响”。启蒙时代思想家开启了关于财
产权的伦理辩护，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理论呼吁，它深刻地影响了正义观念的内核，开启了新
的政治哲学时代。
休谟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他明确提出的事实和价值二元关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政治哲学
的核心议题。而正义本身在他那里就是“应当”这一范畴的核心。与霍布斯、洛克强调理性自然法在人本
身中投射的先验地位不同，休谟则是将理性本身作为人的后赋要素而看待，而他把非理性因素作为先赋进
行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是”和“应当”的二元对立就将正义本身放置于一种
关于人的价值的范畴中，而非理性恰恰又是理性的起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创自然法的形而上学，
天赋、自然、契约这些理性主义的传统概念在休谟的立场中毫无立足之地，正义也不再是天国下降到尘世
的法则，这就将正义问题下降到一个政治问题上。在休谟看来，“我们对于每一种德的感觉并不都是自然
的；有些德之所以会引起快乐和赞许，乃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我肯定
正义就是属于这一种”。政治可以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其运行的规范性不应当个人所影响，政治的任务
或者目的就是维护正义，也就是维护人类既有状态的应当性，而这种应当性并非来源于人的自然状态，恰
恰是人摆脱自然状态，成为社会成员的产物。在来源问题上，休谟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社会
使个人的这些弱点都得到了补偿；在社会状态中，他的欲望虽然时刻在增多，可是他的才能却也更加增长，
使他在各方面都比他在野蛮和孤立状态中所能达到的境地更加满意、更加幸福。当各个人单独地并且只为
了自己而劳动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
种不同的需要，所以在任何特殊技艺方面都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并不是在一
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无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形
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
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社会就借这种附加的力量、能力和安全，才对人类成为有力的。
可见，休谟对自然法正义的颠覆确实是本质意义上的。
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存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作为政治经济学开创者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
德情操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现代经济制度提供伦理学的主角，在其中斯密“‘想象’并揭示出道德行为
的道德心理学机制；过滤出作为社会运行语法的行为准则”。斯密从休谟的论证出发，认为正义就是支撑
社会运行的基本语法，它的消极性规定并限制了每个人的情感和行为。斯密从道德心理学展开论证，试图
得到同休谟类似的结论：“正义准则可以比作语法规则，有关其他美德的准则可以比作批评家们衡量文学
作品是否达到接触和优秀水平而订立的准则。前者是一丝不苟的、准确的、不可或缺的。后者是不严格的、
含混的、不明确的，而且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如何臻于完美的确实无疑的指示，还不如说是有关我们应该
指望如何臻于完美的一般设想”，将正义定义为一种严格的法的现实原则，它既可以包含关于社会所以可
能这一层面的理论解答，同样也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准绳。进而，斯密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享有社会大
部分财富作为社会正义的追求目标，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负面后果进行了批判。后来的李嘉图和
西斯蒙第则看到了无产阶级面临的悲惨状况并试图谴责这种不正义，但是受制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们
无法提出有效的方案。
可见，专注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不会去着意寻找先定的或神定的终极准则并将正义作为
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但显然这并不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维逻辑方式。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很强的
特殊性，在于他看起来并没有承接古希腊到启蒙运动以来一贯的伦理学传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康德并
没有将正义作为一种典型的德性来看待，这实际上就偏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始终所秉承的正义即德性
这条思想谱系。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来源于指令，并衍生出了道德动机和道德意义，这个逻辑中并
没有正义，而只有善恶。正因为在康德伦理学中，德性作为命令的道德动机，而正义在康德那里需要
德性和幸福的同意才能够实现。他认为“单是幸福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还不是完整的善，这种幸福，如果
不是与配得上幸福、即与道德的善行结合起来，理性是不会赞同它的。然而，单是德性，以及和它一起，
单是配得上幸福，也还远不是完整的善。为了达到完整的善，那不曾做过不配幸福的事的人就必须能够有
希望分享幸福”。所以在康德看来，只强调德性会导致命令引来的道德义务化，只强调幸福则会引起
行动准则的手段化，只有两者统一才可能构成康德的理想正义。进而，他认为人对于道德律令的背离会导
致惩罚，即“不仅一个有德之人或一个道德的世界按照德性的程度享有成比例的幸福是正义的，而且缺德
之人或一个非道德的世界按照德性之缺乏的程度而遭到相应的惩罚，也同样是正义的”。
黑格尔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古典主义正义观，将正义作为宗教和世俗一致性调和为目标的抽象集体意识
的运动。显然，在黑格尔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正义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同样被强调为个体对于国家
和社会宏观运动秩序的服从，虽然这并不能说是对于启蒙自然法思想的背离，但他本人确实十分反对启蒙
思想中的天赋人权理念，认为“个人只有成为良好国家的公民，才能获得自己的权利”。而“意志是自由
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之间则并不冲突，黑格尔正是在先在性的意义上颠倒了社会契约
论的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进而将他同样承认的人的天赋自由上升到以国家为主体的意志上，将正
义理解为精神在当下发展阶段的现象表达，所以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专注的其实是逻辑学，而非法哲学。
空想社会主义则认为社会主义即正义。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和劳动阶级所
受到的压迫，指出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并没有在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沦为了一种空想，于是他们在理
论逻辑的指向对象上更进了一步，开始系统关注无产阶级，并将无产阶级境遇的改善作为正义的现实和现
实的正义。当然，空想社会主义仍然把社会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英雄或者天才人物，亦或是资本家的良心
发现，显然是不可行的。
可见，西方哲学史和政治学说史中，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正义观相互交织，形成不同的正义观。
在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史中，正义概念更是被广泛提及。罗尔斯将正义作为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之内调和
社会冲突，维护社会自由的可欲目标，这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新保守主义学
派的代表，美国哲学家诺齐克提出著名的“持有的正义”理论，认为持有正义的标准是是否持有权利，反
对罗尔斯提出的正义与平等的关联性，认为只要持有他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就可以认定为正义，他的观点
将在后文加以描述。同时，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部也对正义观点做出了有意义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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