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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深圳传(深商总会 深商研究会联合推荐!)

書城自編碼: 3700353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地方史志
作者: 老亨
國際書號(ISBN): 9787514517231
出版社: 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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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因特虎智库创始人之一老亨重磅新作!
2.作者来深20余年,研究深圳20余年,有着独特研究视角和草根式的叙事范式:极少官腔和夫子气,更多的是发出市场和民间的声音
3.内容和写法上,甩开了传统编年、纪事和传记的正史写法,以散文笔法做传,抓住深圳40年历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细节,关注民间,解剖案例,切换角度,提炼特质,发掘情怀
4.国务院参事王京生、原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作序推荐
5.深商研究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深圳老字号、深商公益基金、深商总会联袂推荐!
6.迷茫的、亢奋的、欣喜的人们,走过炙热的、波荡的、飞快的深圳
那些撕碎的、扭断的、突破的,将长久改变中国
深圳还在前行,行进中的她无法被定义。改革开放才40年,深圳依然年轻,依然沸腾
让我们像深圳一样,认认真真地开启一段人生
7.生于忧患,长于争议,成于反思:一部深圳史,就是一部成长史
8.一部写给青年创业者、大学生的追梦之书;一部写给深商企业家的献礼之作;一部写给在深圳生活或生活过的人的怀旧之书。
內容簡介:
一部深圳史,就是一部成长史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了,深圳故事不再简单。深圳的历史越挖越深,深圳的社会越来越繁复,不分枝叶地描述,可以汗牛充栋,化繁为简的叙说,妙在沙里淘金。因特虎智库老亨的这部《深圳传》,以十数个选点,囊括深圳宏大叙事:深圳何来?改革何谓?开放何所得?经济何以兴?科技何以领先?文化何以有新意?未来何以值得期许?皆借典型事例,条分缕析,周详解说。篇幅不甚长,当详则尽详;史料极其丰富,写意亦写情。纪念经济特区,纪念改革开放,需要一部这样有情有义有识见的作品。
關於作者:
老亨
本名黄东和。湖南读书人,深圳文化学者,先后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01年,创办因特虎深圳智库,专注深圳研究、深商研究。2004年开始,因特虎三剑客:老亨、金心异、呙中校,三人陆续联名出版因特虎深圳报告蓝皮书系列,包括《十字路口的深圳》《深圳选择突围》《深圳向南》《深圳 香港:升级中国引擎》《深商的精神》《深商简史》《深圳社区记忆:园岭叙事》等,引发深圳烟酒的“因特虎现象”。现为深圳市深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深圳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
目錄
开 篇 因特虎往事:一切与深圳有关 1
第 1 章 深圳不是一天建成的 9
第 2 章 蛇口改革:4 分钱的事 25
第 3 章 深南大道,为什么越走越宽? 41
第 4 章 二线关外的“世界工厂” 55
第 5 章 土地拍卖“槌” 71
第 6 章 中国电子街 85
第 7 章 华为的“人黄金” 101
第 8 章 腾讯的“秘密花园” 117
第 9 章 大疆:未来已来 133
第 10 章 深商豹变 40 年 147
第 11 章 大家乐,才是真的乐 165
第 12 章 “大芬丽莎”的微笑 179
第 13 章 为文人造个海 193
第 14 章 读书是高贵的 207
第 15 章 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225
第 16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文学意象里的深圳 241
第 17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人:融合岭南三大民系 257
第 18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学派如何炼成? 275
第 19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绅士、淑女及其他 281
第 20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东海岸的深圳想象 289
附 录 一 深圳的“蒙特卡洛”往事 294
附 录 二 深圳:北方文化的南方“飞地” 297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內容試閱
华为的“人黄金”
2002 年,“深圳被谁抛弃”的话题被讨论得热火朝天,支撑“抛弃论”的重要论据是:平安、招商、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的四大金刚将要抛弃深圳,将企业总部搬到上海。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是招商系企业,是蛇口基因下的蛋;华为、中兴则是深圳新兴的明星企业,中兴是混合制所有制改革的典范,华为更是民营企业的样板。许多年来,在跟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口水仗中,华为是深圳后一张底牌。华为是深圳新兴商业力量的代表,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标杆。
华为何其有幸!
华为为什么总是如此幸运?
华为做对了什么,以至于华为总是赢?
逼上创业路
据说,任正非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才南下深圳的,他要给儿子和女儿选择一个不“荒凉”的家,但是深圳却给初来乍到的任正非好一顿“杀威棒”。刚来深圳时,任正非曾在深圳国有企业南油集团打工,他像在军队给上级首长写请战书一样给南油老总写“军令状”,要求将其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自己打理,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后来,任正非做电子产品生意时被人骗了 100 万元,其商业经验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任正非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打工仔,也确实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精明生意人。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因为在深圳无处就
业才不得不创办华为公司的。
任正非在他那篇传播甚广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被迫创业的过程。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爷爷是个做金华火腿的大师傅。父亲任摩逊在北京读过几年大学,是个主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后来在一个老乡当厂长的军工厂里做会计,随工厂从广州迁到广西融水,又从融水迁到贵州桐梓。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母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父亲任摩逊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曾做过专科学校的校长,母亲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这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甚至不如乡下的农户。
任正非兄妹 7 个,加上父母共 9 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收入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儿女都要读书,开支更大,每个学期每人交 2~3 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任家的困难就更大。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 3~5 元钱度饥荒,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任正非很热的天还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他向母亲要一件衬衣,但是任正非不敢,因为他知道做不到。任正非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衬衣,任正非真想哭,因为他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任正非家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任正非要拿走一床被子,家里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少的一年,每人只发 0.5 米布票。没有被单怎么办?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度过了 5 年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清晰地记得,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后冲刺的 3 个月,母亲经常在早上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他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说,他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全家除了任正非读了三年大学,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任正非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现,而唯独任正非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任正非的生活翻了个个儿,由于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被评为“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 年 3 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 人的代表中,仅有 150 多人在 35岁以下,任正非 33 岁,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无党派人士。
1983 年,中国百万大裁军,任正非所属的基建工程兵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基建工程兵哪里有项目安排就转往哪里,流动性很强。任正非的长女和儿子的童年,一度是漂泊不定的。基建项目所在地,往往都非常落后、荒凉。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任正非所在的基建部队驻在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教育条件很落后,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高考基本上都是“剃光头”(考不上大学),好的两个孩子也只是考上了大专。就是在复员转业的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天,12 岁的女儿孟晚舟对任正非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
一句话,击中了当爹的心坎。
2013 年,华为资深顾问陈培根早向外披露,任正非本人曾在办公室里亲口对他说,当时对于是否离开部队,任正非不是没有犹豫过。陈培根也认为,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已是技术副团级的任正非,如果不转业,在部队里也会大有奔头。
正因为如此,早两年妻子就南下深圳,任正非却一直留在部队。女儿的一句话,让任正非不再犹豫。为了儿女的前程,他决定转业复员,离开部队,南下深圳与妻子会合,展开了另一番艰辛的打拼。
任正非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任正非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被人欺骗,栽了跟斗。后来,山穷水尽,无处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这时,任正非的婚姻破裂,自己与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当时广东卖鱼虾,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他们挑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一个 43 岁的离异男人,在这样的绝境中,除了选择自己创业,他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任正非选对了地方
“不称职”的打工仔不得已选择了自己创业,而一旦做了老板,任正非的品质与个性就开始产生魅力。任正非花了两年时间将被骗的百万巨款追了回来,这一件小事就注定:他这一生要么碌碌无为,要么卓越绝伦。他要么是秀、成功的商人,要么连一个平庸的商人也做不成。他的兄弟姐妹多,家庭负担重,父亲出身又不好,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考上大学后,他按照父亲的嘱咐啃书本、钻技术,并且凭着过硬的本领获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参加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并在 1982 年被选举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艰苦的生活环境、崎岖的心路历程造就了任正非别样的性格和人格。
白手起家的中国民间企业面临的环境之险恶,非外人所能理解,没有一点蛮劲、狠劲、野性、狼性,不可能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准入资格的艰难困苦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选择在深圳创业,任正非选对了地方,赶上了好时机。
1988 年春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辞掉了副厅级的官职,走过深圳,去了香港闯世界,创办了一家名叫“创维”的公司。那个春天的早晨,黄宏生一身新装,默默整理完办公室的东西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辞职报告放在总经理的办公桌上。在人们惊诧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务 6 年的进出口公司。泪水不自觉地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迈入的世界,是梦想中的天堂,也是现实中的地狱,他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奋力拼杀。
黄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为他清楚在国内办民营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头,就好得多。多少年中,创维都自称“外商投资企业”,直到 2000 年之后,创维才恢复民营企业的真面目。
就在黄宏生出走香港的前一年,1987 年 2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按照文件规定,民间科技企业可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享有其他类型企业的同等权利,其经济活动受政府的管辖和保护。民间科技企业按集体企业纳税,在发展初期可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 1 至 3 年所得税。民间科技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信用贷款。深圳的民间科技企业的门槛很低,股东在 2 名以上,注册资本只需要 1 万元人民币。正是这个《暂行规定》给了任正非一条出路,他不必像广州黄宏生那样出走到香港,也不至于像 1988 年创办用友软件的王文京那样只能在北京中关村当个“个体工商户”,任正非在深圳就可以直接创办自己的民间科技企业。
任正非东挪西借了 2.4 万元,开始筹备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7 年 9 月,华为“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正式获工商局核准,注册资本 2.1 万元,任正非等 6人平均持有 1/6 的股份,共有员工 14 人。华为的初创地点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的一栋七层楼工业厂房,有 10 余间房,那里既是办公室,又是仓库,员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仓库里,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从香港进来的交换机配件。1988 年,华为正式营业,主要业务是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 HAX 交换机。
那时,中国开始对程控交换机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电信市场不相信华为,银行也不支持华为,华为货款回收慢、产品研发投入巨大,企业现金流存在严重问题。为了获得周转资金,华为经常向员工借贷、向亲朋好友借贷,甚至向大企业借高利贷,年利率高达 20%,即民间俗称的“滚刀肉”。为了缓解华为的燃眉之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亲自出面,说服银行给华为贷款。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华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局面逐步改善。
在谈到深圳为什么要给民间科技企业发准生证,为什么要扶持华为这样的民间科技企业发展时,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朱悦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文件的制定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要有技术人才的社会积累;二是不能过高寄希望于当时尚未进行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多元化的灵活的所有制模式。1 在这篇文章里,朱悦宁提到了华为:创办两年后,华为销售额达到6000 万元,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办公室说,让南油(国有企业)介入吧,搞得太大了。朱悦宁说:你们怎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怕搞不大,你们怕搞大。
近年来,任正非在媒体上有了较多的亮相。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深圳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政府能够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在民间的表述里,这一经验被形象地总结为:“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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