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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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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以文化人类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使原来“叙述伶人的作品”的伶人家族研究风格，提升到“研究伶人的作品”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一部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通论著作，包括伶人家族的政权、家族和文化环境，社会和业界认同，业缘、地缘和阶级关系，文化基质，结构系统，功能形态等内容，并达至探索一个社会族群的集体心理以及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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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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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震林，经济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曾在德国、美国研修。1993年至今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和影视学院任教，历任戏剧文学研究所长、教务处副处长、处长、研究生部主任、影视学院院长，挂任上海市宝山区文广局副局长、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广局副局长。现为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常委、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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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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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刘祯1
序二朱恒夫1
章绪论1
节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1
第二节关于家族及其相关概念5
第三节伶人家族研究现状述评10
第四节本书的研究设想20
第二章伶人家族的职业世袭制度25
节中国古代的聚族而居和生业相承25
第二节伶人家业“累世不改”的特殊性29
第三节伶人家族与戏班的“二位一体”32
第四节政权策略与伶人家业世袭35
第三章伶人家族的职业隔离政策38
节中外社会隔离政策史述38
第二节有关伶人职业隔离的五种具体形态40
第三节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47
第四章传统家族驱逐伶人制度（上）49
节血亲和姻亲关系的利益共同体49
第二节传统家族的注销伶人族籍51
第三节“另册以注录之”的“乐户”身份55
第四节废除“乐户”制度的历史学评价59
第五节族权管理与国家管理的差异65
第五章传统家族的驱逐伶人制度（下）69
节政治及其人性的玄机69
第二节伶人的原罪身份70
第三节伶业的色情公共印象74
第四节权力的编排79
第五节国家与家族的合谋关系84
第六章伶人阶级的泛家族化现象89
节“乐户”的拟血亲关系89
第二节业缘与血缘的套层结构91
第三节地缘、辈份排名和类祠堂96
第七章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伶人家族103
节家族伦理思想的“重新估计”103
第二节“对峙递交”的伶人家族观念演变106
第三节“社会性痴迷”与“集体深层心理”110
第四节伶人家族的自身人格建设128
第五节悖论境况的客观必然性138
第八章伶人家族的理智和情感态度141
节抵抗与妥协的“背离”141
第二节上辈和下辈的改换门庭142
第三节入伶的家族阻力148
第四节加入和退出的“围城”150
第九章伶人家族的业缘关系153
节业缘的价值153
第二节同业的资源空间154
第三节从业缘到血缘156
第四节初入伶者的业缘效果162
第五节文化血缘关系及其“寄口”现象169
第六节伶人家族的社会资本172
第十章伶人家族的地缘关系174
节伶人家族的流动与“移民”174
第二节地理的分布177
第三节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伶人籍贯180
第四节伶人家族的移植路线186
第五节文化地理学与伶人密集线191
第六节地缘与业缘的“通道”198
第十一章伶人的阶级成分及其入伶动机202
节伶人出身阶级的复杂化202
第二节商人阶级的伶人道路204
第三节官宦家族的出身者209
第四节工仆和农民阶级的入伶者214
第五节从文人到伶人217
第六节阶级出身与伶人心态220
第十二章伶人家族的封闭社会形态223
节封闭社会及其性格223
第二节伶人家族的特殊性224
第三节族群的人格228
第四节伶业的民俗事象230
第五节家族脚色的奕世蝉联231
第六节票友的入伶规则242
第十三章伶人家族的消费经济特性244
节“适者生存”的伶业家族生计244
第二节宫廷、府衙和家宅的“依附型”服务247
第三节市场型的三种伶业方式260
第四节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游走的伶人家族270
第五节伶艺教习与科班教育的家族经济278
第十四章能人经济的“马太效应”282
节能人经济与伶业效率282
第二节伶业经济的“金字塔”格式283
第三节名伶的挑班288
第四节“演而优则仕”与“政治撬动板”293
第十五章伶人家族结构的特殊性300
节家族结构的概念300
第二节“二大一小”的双层结构303
第三节家点族面的同业家族307
第四节地广权稀的家族监管方式315
第十六章辈份对峙的家族结构318
节“家族父权”及其父慈子孝318
第二节父权的行使家长权319
第三节与父权同格的母权329
第四节类父权的师父332
第五节伶业“丛林法则”与“名伶父权”334
第十七章伶人家族的社交圈339
节准基本构件的社交圈339
第二节智库的文士阶层342
第三节官吏阶层的社交需求346
第四节商人阶层的伶业作用348
第五节互惠的结构349
第十八章家族功能以及家族基因概述352
节家族功能的基本内涵352
第二节族内外功能及其家族基因354
第十九章伶人家族的生存功能356
节首要的功能356
第二节技术性的核心地位358
第三节“效用化”的利己性367
第四节交易性的通道372
第二十章伶人家族的维持与绵延功能375
节维持“适者”的秩序375
第二节大小家族的家法和族规376
第三节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绵延380
第四节“内群婚姻”的“类聚配偶律”381
第五节“伶才”的生产和再生产383
第六节伶人世家的“优生学”384
第二十一章伶人家族的保护与文化功能387
节伶人家族的自卫性387
第二节伶人阶级的职业化保护388
第三节家族生活的精神活动模式391
第四节伶人家族的文化治理体系392
参考文献396
后记一404
后记二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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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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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刘祯与震林相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93年毕业后他去上海戏剧学院任教，虽不在一个城市了，但缘于戏剧之情，没有断了联系，也知道他又跟余秋雨教授攻读了博士学位。此后震林一直守着上戏，教书、研究、创作，甚为勤奋，涉猎领域亦广，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戏剧与电影，尤其是演员文化和导演文化研究方面成果不断，出版著作主要有： 《戏剧人格： 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写作》《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中国戏剧电影电视文化行为的精神结构分析》《体验文化现场》《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述》《论原始戏剧与前卫戏剧》等，也因此获得了多个荣誉和奖项。在完成复旦大学的博士后科研工作后，他又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科研工作，其时我成为他的合作导师。两年中他奔走于北京、上海之间，我们也经常有所切磋。他潜心于《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其项目还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演员是戏剧基本的元素，没有演员就没有表演与戏剧。演员旧时又称优伶、俳优、倡优、伶人等。“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韩非子·难三》），说明他们当时主要从事戏谑乐舞以供王宫贵族娱乐。从初出现起，伶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仅处于一种供人娱乐的社会定位，这种社会定位决定了此后优伶独特而尴尬的职业处境。随着表演和戏剧的成熟，戏剧越来越具有“艺术性”，演员的表演和技艺亦愈精湛和职业化，但人们也愈把对戏剧的关注投向舞台和创作文本上，演员本身更多时候则被忽略和边缘化。从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的根本来看，演员亦即伶人是戏剧之为戏剧的根本，故而人们亦愈来愈重视和关注伶人的研究，这也是近些年此方面研究成果较多的缘由所在。震林对伶人家族文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性者，他在该课题“绪论”里已然谈及，为十几年前的一次关于谢晋导演成长道路的偶然阅读；而必然性者，则体现了震林作为一位学者的敏锐和执着。阅读中，许多闪念会瞬现即逝，从脑际流走，而震林是学者，所以他驻足了，他思考了，他触摸了，他深入了，故能结出现在的果实。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关注的不是伶人的技艺、艺术本身或舞台本身，而是伶人文化与家族的伶人，这是超越戏剧本身的。
当然这样的研究非始于21世纪的现在，早在20世纪初，潘光旦教授就已经撰写了《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那是一个西学东渐、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学术思想和研究呈现出活跃、不拘一格的面貌。潘光旦教授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从现代学术角度看是早一部有关伶人家族的独辟蹊径的难得之作。此后对这一命题的研究似乎被尘封了，而震林的一次阅读经验使他耿耿于怀，立志在戏剧文化学的研究上以其博士生导师余秋雨教授的教导为基础，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促使他有了更多的思考，“这种家族与伶人的独特关系，我隐约感觉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命题，而且，它似乎还可以触摸中国一种微妙而又隐秘的民族人格。这种民族人格，既是属于政治层面的，同时，它又是关乎文化和人性的，它不仅具有一种民俗学价值，更具有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家族和伶人的关系，可以折射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结构变迁的运行密码。”（“绪论”）
这种思考伴随他走过了十几年，伴随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优伶性别表演研究》，之后又完成了《先锋的姿态——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实验话剧导演人格研究》的研究课题，接着又回到了《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这一课题，可见这一课题的实施完成有着长时间的思考和学术准备，是震林这十几年的学术积累和沉淀之果。在他看来，如果要通过某种艺术的途径来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戏剧是的选择，“如果通过学术的途径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也是‘的选择’。因为中国伶人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家族又与中国人的精神底色联系在一起，伶人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可以流露出中国人的集体生存底线和情感底线，由此，也就具有人类学的价值。”（“绪论”）
震林教授所承担之《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课题，是一部从内容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有创新和突破的著作。这一课题的展开和实施，作者做了多方面的学术准备，包括理论观念上的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伶人是体现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独特群体，从戏剧学角度的关注是近些年来学者们的着力之处，该课题通过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生态的研究“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乃至是“探索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该课题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系统地涉入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从伶人家族的变迁之中挖掘出一种文化的内涵以及国民人格内涵，也对戏剧文化学的“文化”概念作了一个高位的阐释，希望使戏剧文化学研究产生出颇具创新意义的成果。与以往之研究不同，该课题不局限于个案研究、区域研究、断代研究等，而是对伶人家族文化宏观、通论式研究的尝试。这种宏观、通论式研究不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是选择几个“点”来进行研究。这几个“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观照特殊个案与地方社会乃至整个时代普遍情况之间的联系，能够体现伶人家族文化的本质内涵，从而实现“点”“面”结合。其所论述的包括伶人家族的政治设计及其泛家族化、伶人家族的社会和业界认同、伶人家族的业缘、地缘和阶级关系、伶人家族的文化基质分析、伶人家族的结构系统、伶人家族的功能形态等七个部分，不仅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剖析了伶人及伶人现象，也从“伶人”这一独特视角诠释了家族文化，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基质特性，对表演戏剧和家族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和开拓价值。通过这一课题的实施和完成，作者的理论视野、学科知识与跨学科把握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都得以全面显现，经其整合分析，对伶人家族文化的论述焕然一新，也显示出成果的厚度和深度。
这是一项基于多学科知识理论的具有挑战的研究，作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宏观把握和微观考察能力强，但面对如此丰富与厚重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包括那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如何驾轻就熟、如何游刃有余、如何理论与实践的完好统一，都是可以不断探求的。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古今伶人生平史料，这些是构筑伶人家族文化研究的前提，也是研究推论逻辑的依据，作者在论、史（文献）结合方面已然做得非常出色，但还可以再努力，真正深入伶人、伶人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深处，那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甚至还可以修正或补充我们的理论。这是锦上添花的愿望。
是为个人一点浅识，权为序，与震林共勉！2012年8月11日夜雨于京城
序二
朱恒夫在奉读震林教授于201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之前，阅读过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于1941年撰写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对于他从社会学、遗传学、优生学、地理学等视角，探讨中国伶人的血缘关系，极为钦佩，让我对伶人——戏曲演员有了更多的了解。待到看完《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之后，这钦佩之情便转移到了震林教授的身上，因为他涉及的面更广，将整个伶人的家族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视角更多也更新，有伶人和原家族的关系，伶人家族形成的因素，近代社会的转型对于伶人家族形成的影响，伶人家族的血缘、业缘与地缘的关系，伶人的阶级成分及其入伶动机，伶人家族之间的“内群婚姻”及其影响，伶人家族结构的特殊性，伶人家族和“泛家族”的家法和族规等；所运用的资料则更为丰富。自然，对导致许多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得也更为深入。
自此之后，我希望学术界在震林教授这本大著的引领下，对此课题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所以，每当翻阅新出刊的专业戏曲杂志时，总渴望看到这方面有新的成果，可惜，具有学术质量的论文几乎没有。或许，学人们自认为在这个领域无法超越该著，只能敛手屏足了。现在，应读者的要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震林教授命在下作序，我不敢违忤，也想借机谈谈心得。于是，便再次拜读了该著，并有了如下的思考：
伶人和伶人家族的研究是戏曲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戏曲类似于其他戏剧形式，不可缺失的要素也是观众、演员与剧本。没有观众或观众审美接受的要求不强烈，会直接影响到戏曲生命力的盛衰。而没有伶人或没有优秀的伶人，即使剧本写得再好，不能将剧目的艺术性完整地或创造性地呈现出来，也无法保持住观众的欣赏热情，终会因缺乏吸引人的魅力而使戏曲萎弱甚至死亡。戏曲从宋代诞生之后，之所以能绵延千年，遍及城乡，与出现数以万计的伶人及伶人家族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古今研究戏曲的学人，仅把目光放在剧本、音乐上，即使论述表演艺术，也不涉及表演的主体——伶人。毫无疑问，没有伶人这一要素的戏曲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极不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震林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如何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伶人，也就是名伶？该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 由农民、工仆、商人或仕宦之人投身伶界，通过刻苦学艺，自然也能够成为名伶，但是，其成才的过程是极为艰辛的，成才率也是极低的，而由伶人家族或“泛家族”来培养，成才的道路则要相对平坦一些，成才率也会高得多。是什么原因呢？该书作了这样的揭示： 一是能够形成伶人家族的，其父、祖定是名伶，换句话说，若不是名伶，不可能形成伶人家族。在菊坛上得不到认可，或者一辈子只做配角、跑跑龙套，甚至经常搭不上班，始终处于伶人阶级底层的伶人很可能因穷困潦倒而中断演剧，更不要说传之子孙了。而名伶大都是智力、体力、精力超群者，名伶家族之间的联姻，会使优秀的基因“强强联合”，子孙不但秉承上辈人的智力、体力、精力，还会超越前辈，尤其是艺术质地，即俗语所谓的“天生吃戏饭的料子”。二是戏曲演唱有很强的技艺性，要想成为“红角”，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好是“绝活”，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既然演唱的“特色”或“绝活”是卖艺的资本，那就不能轻易地传授给别人，因为名伶们担心出现“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下场。然而，对自家的子孙或家族里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带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态度，通过直接传授或交换传授的方式，将自己经过艰辛积累或探索的艺术教给晚辈，而晚辈承接着累积性的艺术，往往会一代胜过一代。
不仅戏曲这一行业如此，许多行业也是这样，如“教师世家”、“中医世家”、“工匠世家”等，只要是技艺性较强的行业，代代相承，就会产生杰出的人才。当然，有些行业需要极高的天赋，无法世代累积，譬如文学创作，就没有“诗人世家”“小说世家”。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古今中外，从没有出现过“发明世家”。
正如该书所说，社会上对于伶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政治层面来讲，统治者将伶人按捺在社会的底层，与“娼”“隶”“卒”放在一起。尤其是“乐户”，社会地位更低。十多年前，我曾经到宁波、绍兴一带调查“堕民”也就是乐户的历史与后代的生存状况，得知旧时的堕民，不允许从事农、商行业，更不要说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了，他们遇到贫困的农民，哪怕是赤贫农，也要站到路边，低头垂手，让这农民先过去。令人惊讶的是，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许多平民出身的人还是不愿意和堕民的后代通婚。然而，名伶的待遇又不是一般的平民可比的，尤其是物质上的收入，和普通人有天壤之别。丰厚的收益让他们能够享受华屋高车、锦衣美食，而接交之人，则多是富豪大贾、墨客骚人，甚至是帝王将相。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有两点为重要，即人们对精美艺术的渴求与痴迷，和需要借助他们的表演进行道德宣教。
由于伶人和伶人家族职业的特殊性，在所有职业和所有的阶层、阶级的人中，只有他们能够和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接触；而他们的命运又和社会的政治是否开明、经济是否发达、文化是否兴盛、宗教是否多元、局势是否安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他们的生存状态，即可了解到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伶人与伶人家族是一个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因此，震林教授的这部著作，不仅能让戏曲爱好者与研究戏曲的学人得益，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研究者，也会得到很多启发。
近日，教育部发文公示了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名单，震林教授的《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1979—2015)》获得了一等奖。对于他的获奖，我当然是高兴的，但也有点遗憾，我在想，倘若震林教授一直在戏曲的学术园地里耕耘，戏曲学界就一定会增加更多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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