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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施蛰存评传

書城自編碼: 3682544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杨迎平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72685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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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施蛰存先生走完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百年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见证人。他是一位涉及面异常广泛、学贯中西的学者,他集小说家、翻译家、编辑、学者、散文家、诗人于一身,他对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施蛰存评传》充分认识和肯定了施蛰存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本书作者掌握了很多手资料,在“评”和“传”两个环节上下功夫,夹叙夹议,将历史语境的展示与成就的研究评析相结合,塑造出真实的、鲜活的施蛰存先生。
關於作者:
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
出版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论文140多篇。
目錄
代序徐中玉1

前言1

章漂泊、孤寂的童年(1905—1921年)1
一、 在苏州——初涉中国传统文化1
二、 在松江——迈进西方文化门槛5

第二章初步文坛的摹仿与借鉴(1922—1923年)11
一、 之江大学——刻苦研读外国文学12
二、 小说集《江干集》——对中外小说的摹仿13

第三章“上海文士三剑客”(1923—1927年)20
一、 从上海大学到震旦大学——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并参加革命
活动20
二、 小说集《娟子姑娘》——对日本文学的高级摹仿35

第四章松江的“文学工场”——“文士三剑客”与冯雪峰
(1927—1928年)40
一、 松江的“文学工场”——冯雪峰影响下的阅读与翻译41
二、 早期的诗歌翻译——从夏芝到桑德堡46
三、 小说集《追》——对苏联革命小说的摹仿51

第五章“线书店”——“文士三剑客”与刘呐鸥(1928—1929年)54
一、 “线书店”与《无轨列车》的经营——摆脱一切陈规的编辑
生涯55
二、 外国小说的翻译与借鉴——对现代主义情有独钟57

第六章“水沫书店”与《新文艺》(1929—1930年)63
一、 “水沫书店”的工作——出版现代、前沿的外国作品63
二、 《新文艺》——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阵地69
三、 小说集《上元灯》——融汇中西的尝试72
四、 慧眼识珠——对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的发现与推崇76

第七章左联时期(1930—1932年)79
一、 左联时期的选择与困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坚守79
二、 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现代主义创作的成就86

第八章《现代》时期(1932年)98
一、 《现代》的经营策略——兼收并蓄的编辑思想与现代意识98
二、 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崇尚文艺上的自由主义113
三、 对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鞭策——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
革命118
四、 当穆时英由“英雄”变成“红萝卜”——对现代派作家的培养
与爱护125
五、 翻译与创作——对外国意象派诗歌的移植129

第九章《庄子》与《文选》论争时期(1933年)137
一、 同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围剿与突围138
二、 小说集《梅雨之夕》——“中西合璧”的小说典范143
三、 小说集《善女人行品》——性的苦闷与生的艰难155

第十章局部抗战时期(1934—1937年)161
一、 《现代》之后的“稻粱谋”——生存与追求161
二、 小说集《小珍集》——心理分析与写实主义的结晶165
三、 散文集《灯下集》——“我只能写我的”文艺观宣言168
四、 历史小说《黄心大师》——弗洛伊德与中国传奇的交融170
五、 松江遭轰炸——被迫逃亡175第十一章全面抗战时期的流亡与教学(1937—1945年)179
一、 在昆明(1937—1939年)179
二、 在香港(1940年)190
三、 在福建(1941—1945年)191

第十二章抗战胜利后回上海(1945—1948年)203
一、 教学与文学活动——历劫归来事事伤203
二、 杂文集《待旦录》——抗战的故事及文艺观205

第十三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年)210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与教学工作——“搁笔不写”后的
古典文学研究210
二、 1949年后的翻译工作及翻译思想——重启输入西方现代文学
的旅程217
三、 朋友戴望舒的身后事——将现代派诗歌发扬光大226

第十四章反右期间(1956—1965年)229
一、 施蛰存因鸣放而错划右派——源于超前的现代思想230
二、 金石碑版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慰藉239
三、 抄录《词籍序跋萃编》和选编《花间新集》——继续中国文化
的传播241

第十五章“文革”十年(1966—1976年)246
一、 “文革”期间被批判与被改造——坐看天上云卷云舒246
二、 朋友间的友好相处及共同遭遇——罡风淫雨中的孤特独立
249第十六章新时期重新工作(1977—1984年)258
一、 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十年治学方法实录》258
二、 主编《词学》——重启传统是为了接纳现代261
三、 外出开会与记人记事——重获新生后的拾遗补缺工作268

第十七章脚踏中西,荟萃精华——施蛰存的新生命
(1985—2003年)273
一、 出版专著《唐诗百话》——古诗新解的典范276
二、 翻译出版《域外诗抄》——对新时期朦胧诗的启示与影响299
三、 编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提高境界开拓视野306
四、 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观念的改变
与方法的引进317

结语323

参考文献326

后记332
內容試閱
前言
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作家、年届99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于2003年11月19日上午8点47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走完了他近一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明星陨落了!对于施先生的驾鹤西去,我的悲痛心情无以言状,情形如同他的朋友同事钱谷融先生说的:“施蛰存先生竟真的走了,我除了悲痛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得这世上不但是少了一个我所敬爱的人,还少了某种日见稀罕的可贵的品质——这就是真率。”
我1990年初在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一书时因收集资料而开始与施蛰存先生接触,到施蛰存先生逝世为止的14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施蛰存先生是一位单纯、真率的人,真率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他的长寿也源于这种境界。钱谷融先生说:“施先生虽年近期颐,却还像孩子般的天真,一切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都与他无缘。他是一根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虚与委蛇,假意敷衍。”“虽年近期颐,却还像孩子般的天真”,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这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尚存的现实中,能让自己这般纯真,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追求,当然也会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更高层次的快乐。马克思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施先生正是在这“孩子般的天真”中享受着无尽的乐趣,这是“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施先生晚年谈起他的一生时说:“几十年来,随遇而安,荣辱得失,顺逆均与我无重轻,故得以一天一天生活下去,不知老死之将至,虽然有一二慢性疾病,亦不介意也。”钱谷融先生对施先生的评价可说是异常的精当传神:“他重性情,讲趣味,热爱和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在他即将成为我的同事之前,徐震堮先生是这样向我介绍他的:‘施蛰存完全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后来经过不断的接触,我觉得徐先生的介绍是非常准确而又传神的。大少爷是除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以外,什么都漫不经心的。从表面上看,施先生兴趣广泛,多所涉猎;而且无论做什么,他都念兹在兹,无不全力以赴,因此都能有所成就,作出或大或小的建树。但他的心思就只倾注在他所爱好和感兴趣的事物上面,对于其他的东西,他仿佛视而不见,或者套用一句古语,就是‘视同河汉’。从心理学上的分类来说,他应该是属于‘喜欢型’,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类。他是凭这趣味而生活的。你剥夺了他的趣味,就等于剥夺了他的生命。但他的趣味是剥夺不完的,你不让他教书,他就做研究;不许他写文章,他就去搞碑帖。在他看来,生活既是无味的,可又到处存在着乐趣。尽管周围向他投过来的大多是白眼,但他心中自有温暖;目光所及,也不乏佳丽山水,锦绣人物。所以他虽难免时有寂寞之感,却也颇能悠游自得、自得其乐。”因为“他心中自有温暖”,所以他不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能不放弃他对趣味与美的追求。罗素说:“一个有勃勃生机与广泛兴趣的人,可以战胜一切不幸。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培养生活赖以支撑的主要兴趣之外,总得设法培养其他许多闲情逸致。”钱谷融说:“他爱好艺术,崇尚美。为了美,为了艺术,他舍得花上自己所有的宝贵时间,甚至整个生命,锲而不舍地辛勤耕耘。英国诗人济慈说:‘美就是真,真就是美’。施先生就是一个真率爱美的人。”施先生自己也说,他的做事,只是“好玩儿,不为别的。”但是,他“玩”出名堂,“玩”出意义,“玩”出成就。
可以说,乐观的心态,心中的温暖,对趣味与美的追求贯串了施蛰存先生的一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能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苦与乐,他说:“物质上的生活是穷够了。但是精神上的生活却是快活的(我知道一定有人对于这句话要齿冷的)。虽然不过是一种主观的,自以为快活的快活。”到了受冷落的20世纪50年代,他仍然能自得其乐:“50年代初以来,我基本上是家里到学校两点一线,出门也只是去书店、朵云轩,偶尔看看好朋友,几乎极少参加一些活动。整天忙于自己看书、写作,自得其乐,也乐在其中。”到了90年代,90多岁高龄的施蛰存仍然追求趣味,仍然自得其乐,当他收到朋友寄来书籍,也会快乐无限,兴奋得像个孩子,看看他给朋友的回信:“‘正中’寄来尊编二集,已收到,选录甚精,印刷装帧尤非此间所能企及,展玩多日,趣味盎然。”只要有好书看,施蛰存就异常欣喜,“昨日收到香港寄来书一大包,拆开一看,是你的著作四本,林耀德的七本,使我如贫儿暴富,既感谢,又兴奋。”在施蛰存这里,贫与富,是用书来衡量的,快乐与否也是与书息息相关。
施蛰存的人生观影响着身边的人,他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同事说:“施先生对中文系的深刻影响还有其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他洞明世事,但坚持着人格的真诚,在他身上,执着和豁达、勤奋和洒脱、成果丰硕和身心淡泊构成一体,达到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为人处世的境界。”“在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岁月中,施先生真是做到了神色自若,岿然不动。无论遭到怎样的打击批判,无论是多么恶劣的生存条件,先生自有其生命的支持,他潜心于学问,他以自己的精神超越恶俗的环境,把全部精力集聚在纯净的学术追求之中。”施蛰存非常欣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的北宋时余姚法性寺行持和尚的禅诗《过年偈》:“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施蛰存说:“‘无皮也过年’宛如一声狮子吼,使我猛然警悟,放下一切,过年,过年,原来正该作如是观。一切恐怖忧虑,疑惑苦闷,立时消释,无有更无无了。”这“无皮也过年”就是一种人生境界。
施蛰存一生的成就与波折,映照着我们民族文化曲折的历史命运。作为一个世纪文人,施蛰存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当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所有的贡献也都源于他的兴趣。
施蛰存是一位超越地域与文化界限的世纪文化人物,他视野开阔,思想现代,感觉敏锐,意识超前,他继承传统,接纳现代,时刻都走在时代的前面。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施蛰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低估的。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说:“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李欧梵在20世纪末还说:“其光彩与技巧在中国直至今日还从未再次被达到过。”李欧梵进一步说道:“现在看来,真正与世界同步,而且是在文坛先锋的,还是施先生的几篇小说:《将军底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巴黎大戏院》《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更遑论这些作品背后的艺术灵感,……我有时对我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卅年代的一个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文坛对施蛰存的研究从他的小说发表不久就展开了,《上元灯》的出版受到朱湘、叶圣陶、沈从文等同行的关注;小说集《将军底头》出版,郁达夫表示了由衷的欣赏;左翼批评家楼适夷也认为施蛰存在创作形式上的创新意义。但是楼适夷、钱杏邨以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评价施蛰存的作品,认为“施蛰存所代表的这一种新感觉主义的倾向,一面是在表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时期已经走到了烂熟的时代,一面是在敲着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丧钟。”左翼作家的指责与批评左右着文坛对施蛰存的评价,也影响着施蛰存的心情,《魔道》之后,他觉得心理分析小说越写越难,他在给笔者的信中说了当时的情形:“所以此后我就不敢再发展下去了,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转一个创作方向,如果我再沿着《魔道》的路走下去,就会成为‘荒诞派小说’,更无人能理解,也更要受到指责了。”施蛰存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信。创作转向之后的施蛰存也就渐渐地淡出了评论界。苏雪林的《心理小说家施蛰存》给了施蛰存较客观的评价,她说施蛰存是“从正面落笔,细腻曲折,刻画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层透过一层,把这个极不易写的题目写得鞭辟入里,毫无遗憾而后止。”应国靖从1981年到1983年发表了《一刻也离不开书的人——访施蛰存》《论施蛰存的小说》《施蛰存传略》《施蛰存年表》《施蛰存的小说检阅》等一系列资料性质的文章,透露出一些评论界的新信息。1982年6月,吴福辉就在《十月》上发表了《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文章肯定了“施蛰存小说不乏佳篇”,并认识到“施蛰存径直从提出潜意识理论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弗洛伊德,和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那里接受影响,改变了《上元灯》那种小说的外部叙述方式。”1985年,严家炎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的文章,对施蛰存是批评的态度,说他的作品“变态心理、二重人格,简直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此后,研究施蛰存的文章多起来,正如施蛰存写信给我说:“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亦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施蛰存1991年8月9日给笔者信。此时有影响的文章还有:李俊国1988年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都市里的陌生人”——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兼谈现代都市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从“都市的陌生人”这一特殊视角来考察施蛰存小说创作的艺术形态特征,很有深度。谭桂林1992年发表在《上海文论》第5期《佛教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透视——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论析》从佛教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认为施蛰存让出家人“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从1993年《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彭斌柏的《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意义》到陈子善2017年发表在《书城》的《关于施蛰存的“古事小说”》,很多文章从方方面面研究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张芙鸣2013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是难得的从编辑出版工作谈施蛰存现代主义的专著。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年华诞文集》和2008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陈子善主编的《夏日后一朵玫瑰》两本纪念册汇集了施蛰存的朋友、同事、学生对施蛰存先生的纪念,很有意义。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是本关于施蛰存的史料汇编,很有价值。但是,关于《施蛰存传》和《施蛰存评传》始终是空白。写出《施蛰存传》或《施蛰存评传》是我的使命,但对于这样一位涉及面异常广泛、学贯中西的学者,我怎么能够写他的评传,我有什么资格去“评”?我有什么能力做“传”?我非常惶惑!我曾在1993年9月19日给施先生写信,说我想写施先生的传记,施先生回信说:“你写我的传记,肯定写不好,因为我的文学方面多,你未必能全面理解,单写我三十年代的创作,加以评释,容易见好。”施蛰存1993年9月24日给笔者信。于是,22年来我只是对施蛰存30年代的创作进行分析评论,有了成效,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了专门论述施蛰存创作的专著《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而始终没有写《施蛰存传》和《施蛰存评传》。在施先生逝世十周年的2013年,我整整60岁,到了退休年龄,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施蛰存传》或《施蛰存评传》,唐弢先生说:“传记所需要的是透彻的全部的事迹,和冷静的旁观的头脑,所以特别适宜于身后。”施先生逝世之后,我一直在为写评传收集资料,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当然,以我的知识面很难将施蛰存的全部工作研究透彻,也很难记叙施蛰存的全部人生。
我企图填补这空白,困难却很大,原因是史料收集的困难。施蛰存先生活了近一百岁,他的同龄人朋友差不多都不在了,没有人可以采访,几乎找不到他的同辈人关于他的回忆文章,他的史料几乎无处可查,甚至连他住过的松江旧居,也被日本人炸为平地。
张承志说:“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我现在只有在施先生这儿找方法、找史料,我重点通过读他的文章来了解他,特别是他写给我的几十封书信,是我领会、了解他精神的钥匙。叶灵凤在谈巴比尼的《但丁传》的时候说:“勇敢的撇开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不将注意力全部花费在考证和哲学上,而从性格上去了解作品,去叙他的生活。”叶灵凤:《巴比尼的〈但丁传〉》,《读书随笔》(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3页。我试图用这种方法去写《施蛰存评传》,不是去考证,而是去领会。
虽然不纠结于考证,但要实事求是;虽然重在领会,但也不能主观臆断。我要客观地表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施蛰存;曹聚仁先生批评的“失之于浮夸,颠倒了轻重”是要不得的传记方式,将是我撰写施先生评传时时响震耳畔的警钟。
法国传记文学家莫罗亚说:“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的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
我虽然是写评传,但也必须是艺术的书写,传记文学的艺术性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莫罗亚非常欣赏英国的传记文学家史特拉齐,莫罗亚谈到史特拉齐的新传记文学的时候说:“史特拉齐的作品却是一件艺术品。无疑的,史特拉齐同时还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家,可是他有本领用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出他的资料,而这种形式在他是关重要的东西。”莫罗亚的传记作品就活泼有生气。我力争能用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使《施蛰存评传》活泼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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