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第二版？
证据表明，恐怖分子行为研究已显著增加。伴随着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的坚实努力，我们已看到其研究成果能够在多个层面指导我们回应恐怖主义的措施。研究资金充裕易得，至少在短期内促进了多研究部门的跨学科协同合作，同时也带来了可喜的进步。把概念和理论争辩与防止和干扰恐怖主义活动的实际操作考量相结合已不再只是奢望。虽然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不再需要哀叹恐怖主义研究的匮乏。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借用1989年亚伯拉罕·米勒（Abraham Miller）在《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期上提出的警告：恐怖主义学术研究者像新闻记者一样匆忙付梓的做法现在已不仅仅是一种忧虑。随着社交媒体推特的流行，这种情况时刻都在出现。不，正如亚历克斯·施密德（Alex Schmid）②于2011年在非常全面的《恐怖主义研究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errorism Research）中提到的那样，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过多，而是这些东西大多数不配被称为研究。
毋庸置疑，事情已经好转。2005年起，已有两家知名学术期刊开始刊登恐怖主义研究的作品。如今，至少有四家同行评议学术期刊正在发行，还有至少十余家网络杂志也在运营，这些杂志所刊发文章的立场、视角、观点等均允许作者随时修正、更改或精炼。
恐怖主义行为的实证主义研究越来越受欢迎，其明证之一就是相关著作明显增加。一些老问题仍然存在，但（至少现在）已经越过了通过恐怖分子个体类型解读恐怖主义的议题。尽管如此，我们在回答一些相关问题上的努力仍然不够。恐怖主义分析人士经常老调重弹的一个观点就是：在适当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这种观点完全正确吗？可能未必。即使那些确实希望加入恐怖组织的人，也不一定全部都想涉足暴力。事实上，过去七年恐怖分子心理研究的收获可能就是，我们终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恐怖主义涉入、参与和脱离的复杂性，及其对恐怖主义干预策略可能产生的影响。
截至2013年年底，我们已经可以说：未能抓住恐怖主义涉入复杂性的现实，对相关研究产出的质量产生了极大影响，使我们无力完成关于恐怖主义全面的、有价值的文献综述。我们越来越擅长于提出合适的问题，并采用合适的方法找寻答案。虽然恐怖主义研究领域仍旧充满了自说自话式的专家，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似乎都“颇有研究”，且喜欢四处宣扬，但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已经取得的进步。显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推动一个尚处于幼年的领域尽快成熟起来。
201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建议我考虑写作第二版，起初被我婉拒。虽然在2011年和2012年，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研究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深知，只有参与新型创新项目的研究队伍也参与进来，这项研究才能终完成。可以说，本书完成之日，正是这类研究崭露头角之时。笔者相信，上述两者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恐怖分子行为的认知。此外，我并不想简单地完成一部经过东拼西凑的“扩展和更新校正”版，或是仅仅新瓶装旧酒。当然，有不少新研究需要纳入其中，但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重复2005版，除非我有机会再次重温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原创观点（有些情况下我会将其去除）。我提出的好几个（事实上有很多）论点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仍有其他观点需要进一步打磨。在本书中，我希望自己展现给读者的是在原来关于恐怖主义涉入、参与、脱离三过程观点的基础上（此观点由本人于2005年提出），经过打磨而成的更为精细的版本，通过各种项目及与美英两国同事的通力合作，这一观点已取得了长足发展。
当然，今天写就的任何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著都不得不谈及“激进主义”问题，而在2001年之前，人们在恐怖主义研究中却很少提及这一术语。笔者相信，学者们当下对理解“激进主义”的执着甚至偏执，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有助于恐怖主义研究。事实上，笔者的观点是：对“激进主义”研究的偏爱，其代价是我们未能深刻理解人们为何以及如何涉入恐怖主义行为。而在恐怖主义涉入的另一端，笔者认为我们近乎魔怔地关注“去激进主义”非常具有误导性，其代价是我们未能积累关于脱离恐怖主义行为的实用知识（这类知识极具反恐价值）。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这一过程和阶段的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想借本书给予之机会重新整理和澄清版的一些批评意见。为了达到预期效果，笔者引用了许多来自不同恐怖组织的案例和论述。虽然基地组织仿佛逐渐衰落（尽管还远未终结），但本书使用的不少关键案例仍源自近年来的基地组织成员（基地总部及其分支机构）。此外，我与如今所在单位（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反恐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以及我与以前所在单位（宾州恐怖主义研究国际中心）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素材和帮助。我还尽量使本书避免过于专业化、学术化，力求平实易懂，以回应读者的需求。我希望自己在不影响思想质量的前提下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在后章节，有关反恐经验的内容也进一步延伸。虽然我始终不愿在一本书杀青时，谈及一些“也许”或“应该”被身负应对复杂的恐怖威胁重任的相关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内的规定性准则，然而通过与执法机关、情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多次会面交谈，我越发感到有必要将极其复杂的研究发现升华提炼，将其变成可操作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当我刚刚做完简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高官对我开玩笑说，在华盛顿，每个人都是文盲，难怪学术界也费尽心机要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受众。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现实：如今，反恐机构被各式材料、简报、展示、建议、报道等狂轰滥炸，以至于任何试图化繁为简的努力都会受到热烈欢迎。
提炼庞杂繁复之研究成果，使其成为易于消化（即容易识记）之信息，这种工作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这对大多数时候习惯于向同行展示“方法”“结果”和“讨论”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挑战。然而，对学者们来说，化繁为简（即使之通俗易懂）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多能将恐怖主义谜题的复杂性化简为摘要和比喻；而如果处理不当，它就会误导受众，使之对理论、研究和可行性措施之间的现状关系理解不清，这对那些不仅需要理解恐怖主义，更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应对恐怖主义的人来说尤其危险。
也有许多专家从不犹豫给相关部门提供所谓“应做之事”的建议，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基本证据支撑这些建议。这种做法代表了验证和评估研究成果以及专业知识的步。所以我想对在反恐领域工作的同仁们说：不要只是抱怨恐怖主义专家“泛滥”，你们的责任是向他们提出合适的问题，并为他们的设想找出依据。
因此，有些事情自版开始就没有变化，比如我们的研究原则：依靠基于证据的实证主义研究途径，回答关于恐怖分子行为的问题。首版末尾弥漫的悲观情绪不仅反映了理想主义反恐研究者对严峻现实的预判，而且印证了他们希望尽快拨乱反正的愿望。此外，笔者认为它还反映了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在恐怖分子心理学研究方面所犯的错误。令我深感痛惜的是：我们过去一直执拗于确认恐怖分子心理画像是否存在，这倒不是我觉得它不值得为之付出学术努力，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认为片面关注恐怖分子心理画像使得我们无暇涉入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得出对恐怖主义应对机构更有效的结论。我一直纳闷，我们为何要关注无形的、精神层面的概念，而对那些可以扰乱恐怖分子生活模式、打破其诱惑力的因素熟视无睹（事实上，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恐怖主义）?反过来，找出并确认这些诱惑因素能够帮助我们完善反恐策略，防止更多的人被吸纳进入恐怖组织。从某种角度讲，这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出发点，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反暴力主义”的各种策略。
总体来讲，本书旨在告诉读者：心理学知识和理论能怎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主义这个复杂的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指出，这些知识和理论只能基于我们对恐怖主义现实的清楚判断。而这种清楚判断本身就依赖于首先要对问题进行积极的、可验证的、数据驱动下的描述。一位资深学者提出，这种描述理应成为恐怖主义学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帮助他人了解事件真相。尽管如此，对某些人来说，心理学途径意味着诊断性。考虑到恐怖主义的性质，我们有理由推测那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员（如枪击、爆炸或斩首的实施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比较特殊（如果他们不是和我们其他人在更为广泛的心理层面不同的话）。
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年会在美国费城召开，其间我担任论坛主席，与同事米娅·布隆姆（Mia Bloom）、杰瑞·珀斯特（Jerry Post）以及其他学者一道，同大家讨论政治暴力议题。讨论结束后，一位听众（一个职业精神病专家）站起身来，声称我们将恐怖分子描述为不同于变态或心理病态的做法让他“很受伤”，甚至深感失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不删除讨论恐怖分子思维模式的早期方法。或许这一章节主要是用于历史性的参考，但无论如何，它都始终是本书的一部分。
调整恐怖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围，使其瞄准更广泛的焦点，发现更多途径来理解恐怖主义涉入和参与，这种方法可能十分有用。本书后续章节的结构深受这种需求的影响，需要坦承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而我们决定用单列章节分别评述恐怖主义涉入（第四章），恐怖主义参与（第五章）和恐怖主义脱离（第六章）。直到近，我们才开始承认：诱引人们加入恐怖组织的因素与他们成为恐怖分子后的所作所为关系不大，起不到解读阐释的作用。当我们考察是什么因素维系恐怖分子涉入，又是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恐怖分子终脱离恐怖组织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也是这样。
虽然本书的写作方式适合各种受众，但笔者尤其关注批判性读者：包括那些对以心理视角切入恐怖主义研究缺乏信心的读者，他们可能认为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恐怖主义并不见得比传统的系统分析恐怖行为本身高明。我参加过不少有关恐怖主义的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也意识到，人们对恐怖主义心理分析的误解一方面源于我们在恐怖主义心理学领域进展缓慢，另一方面源于学术领域之间原有的隔阂冲突。即使在经验丰富的研究者眼中，恐怖主义心理学也显得模糊、局限，但通过科学的心理途径介入恐怖主义研究，为反恐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以预防、扰乱、管控恐怖活动的范围，这种学术理想仍然深植于学者们心中。我希望读者能占据更佳位置，深刻理解恐怖主义的心理分析模式为何可以使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行为去神秘化，以便帮助我们拟定更好的研究计划，并制定更明智的应对策略。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清晰明确的答案，但较之2005年，我们确实已经进步不少。我们拥有多种方式可以就这一复杂议题提出适当疑问，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能放开手脚更加现实地理解恐怖主义，而后者对于我们如何应对恐怖袭击后的惊恐和困惑将大有裨益。
2005年，在本书版付梓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虽然此书并不能展示一种乐观愿景，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状。2014年，我可以更加骄傲地宣布：我们在记录、描述、理解恐怖分子行为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并已经开始指导恐怖主义应对措施的制定，这是以往没有的。恐怖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我们不能骄傲自满、裹足不前。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为之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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