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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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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孙子兵法并称双璧的吴子兵法，汲取非凡的斗争智慧与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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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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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又名《吴起兵法》《吴子兵法》等，战国吴起著，是吴起千百次军事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实践结果，包含了吴起宝贵的军事思想与见解，是一部兵学经典，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吴子汇校集释》为《子海精华编》之一种，以《武经七书》南宋刻本为底本，参以《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引文及重要注本，，历时数载，增删数次，将古 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予以精审精校，又遍采相关古籍，尤其是竭力搜集海外旧籍注本，补遗漏，疏旧解，辨正误，决疑难，是《吴子》一书全新而详尽的版本，颇有助于展现此 兵学经典的精髓、认识吴起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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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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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董霞，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在《兰州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求索》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先秦人物品评研究》《中国古典剧论选辑》（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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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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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説明
凡例
吴子卷上
圖國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吴子卷下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附録一《吴子》逸文
附録二重要序論彙録
《施氏七書講義》序（江伯虎）
高似孫《子略》卷三《吴子》
《武經直解》序（劉寅）
《武經直解》序（李敏）
《武經直解》序（何起鳴）
影印明本《武經七書直解》序（楊言昌）
蘭陵孫氏重雕宋本《孫吴司馬法》序（孫星衍）
《吴子》四庫提要
《武經彙解》序（朱墉）
重刊《武經彙解》總序（國英）
《吴子彙解》序（國英）
《武經開宗》序（曾櫻）
武經總論（陸經翼）
《吴子正義》序（關重秀）
《吴子副詮》序（佐藤一齋）
附録三吴起傳（《史記·孫子吴起列傳》節録）
附録四其他資料輯録
附録五吴起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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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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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説明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吴子兵法》等。戰國吴起撰。吴起（前445？—前381）是戰國初期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關於他的生平事迹，主要見於《史記·孫子吴起列傳》，另外《荀子》《韓非子》《墨子》《尉繚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説苑》《别録》《漢書》等古籍中也有記載。吴起是一位歷史上有争議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一、 吴起生平大事述略
《吴子》是吴起千百次軍事鬥争的經驗總結和實踐結果。他不僅以卓越的軍事理論沾溉後世，更以輝煌的戰績彪炳青史。
首先，他是歷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備的軍事家和功績卓著的政治家。先看他的軍事戰績。他在魯，“將而攻齊，大破之”；在魏，建立魏國武卒制度，使魏國空前强大，“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圖國》）；在楚，“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晋，西伐秦”。《尉繚子·制談》説：“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吴起也。”他智謀超群，堅毅頑强，治軍嚴格有方，同時又平易近人，愛護士卒。《史記》載：吴起“與士卒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伴隨着這些軍事戰績的是吴起在政治上對所在國的變法圖强。在魏國教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備”“教百姓而親萬民”“先和而造大事”，强兵先强國，治理國家要“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他告訴魏武侯國家的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險”，國君要“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要尊賢用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這樣才能“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在楚國，吴起力行變法，“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説之言從横者”。故此，吴起在魯則魯破强齊，去魯則魯削。在魏守西河，秦人不敢東顧，去魏而西河卒歸於秦。在楚則楚强，死於楚則楚弱。他的經歷和作用證明了什麽是“得之國强，去之國亡”的“良將”。
其次，他是一個在歷史上有争議的人物，甚至可以説是一個被人詬病的人物。他歷來備受争議的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件事。一是殺鄉黨之謗己者三十餘人；二是殺妻求將；三是母死不歸，被曾子棄逐（此曾子當爲曾參之子曾申，劉向、王應麟、郭沫若皆有論説）。這些記載見於《史記》本傳。同時散見於其他典籍。不同典籍的記載卻并不相同。如“殺妻求將”之事，《韓非子》中的記載是吴起因妻子織布不合要求而出妻，并非殺妻。另外還有吴起“吮病疽者”等事也不無誇大之嫌，對此，郭沫若《述吴起》皆有辨析。而母死不歸事也源於其强烈的追求功名事業之理想。他本富家之子，因爲游仕，散盡千金之財，因此受到鄉黨們的嘲笑，怒而殺謗己者三十餘人。於是他的母國衛國已非安身之地，他成了罪人，只能逃出衛國，“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看來，他强烈的功名事業心一方面成就了他的豐功偉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他的人生困境和悲劇。因爲這些事，後人對吴起的評價褒貶不一，基本上是肯定他的軍事功績，否定他的人格品質。《漢書·古今人表》就將其列在第六等“中下”，而孙子列在第五等“中中”。
再次，吴起與《左傳》的關係、吴起與史起的關係也是學術上常提到的問題。先來説説吴起與《左傳》的關係問題。其實關於這一問題，劉向《别録》曾説《左傳》的傳授關係是“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意思是説，吴起是《左傳》的傳承者之一。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認爲吴起在傳承《左傳》的過程中應該對其進行了編纂和增補。持此觀點的人首先是清代的姚鼐，他在《左氏補注序》中認爲“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丘明説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吴起爲之者蓋尤多”。近人童書業則在姚氏持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其觀點。認爲《左傳》爲吴起及其先師後學傳承增飾，陸續寫定。而錢穆、郭沫若等學者則直接認爲《左傳》成書於吴起，而與左丘明無關。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吴起傳〈左氏春秋〉考》中，認爲《左傳》一書出於吴起。郭沫若在《青銅時代·述吴起》中認爲《左氏春秋》“可能是吴起就各國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孫開泰、徐勇則贊同姚鼐、童書業的觀點，孫開泰所著《吴起傳》云：
我國古代一部書的形成與今天大不一樣，其突出特點是，作者往往不是一個人，而且在流傳過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補和損佚。考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傳》一書似也不例外。
不過，將《左傳》貿然斷定爲吴起所作，顯然證據不足。而認爲《左傳》并非成於一人之手，是經若干人的增補加工而後成書的，其中吴起曾經整理和傳授《左傳》，這樣的觀點是可取的。
另外，吴起與《左傳》的關係問題也引發了《左氏春秋》得名的問題。既然吴起與《左傳》有關，而且傳授和整理过《左傳》，是不是《左氏春秋》的書名也與吴起有關呢？《韓非子·外儲説右上》云：“吴起，衛左氏中人也。”是説吴起是衛國一個叫“左氏”的地方的人。因爲這一條記載，許多學者便將其與《左氏春秋》的得名挂鉤。章太炎在其《春秋左傳讀》一書中認爲：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傳其學，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則猶《齊詩》《魯詩》之比與？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傳之，又傳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爲左氏學者群居焉（猶齊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在其説的基礎上認爲《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爲左氏人故稱，而後人誤以爲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銅時代·述吴起》進一步認爲：
吴起乃衛左氏人，以其鄉邑爲名，故其書冠以“左氏”。後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當之，而傳授系統中又不能忘情於吴起，怕就是因爲這樣的原故吧。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引述《韓非子·外儲説右上》“吴起，衛左氏中人也”而認爲：“此《左氏傳》名稱之所由來邪？”孫開泰《吴起傳》則認爲，吴起雖然確爲衛國左氏人，但在衛國時吴起并没有接觸《左傳》，他接觸《左傳》原書當在魯國之時，《左氏春秋》并非因爲吴起爲左氏人而得名，兩者之間并没有直接關係。所以《左氏春秋》一書的得名，當因左丘明之故。
另外，因爲吴起與《左傳》有關，可以説吴起不僅是一位軍事家，政治家，同時還是一位歷史學家。而據有關資料的記載，魏國又有一位史起，於是人們將二者聯繫起來，認爲吴起和史起是一人，但這種观点證據不足，此處不再贅述。
二、 《吴子》的流傳和篇卷
吴起作爲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常常被人與孫武并提，其兵法思想是在繼承《孫子兵法》的基礎上而産生的。其兵法思想集中表現在《吴子》一書中。吴起的兵法著述在戰國時期已經流傳，并與《孫子兵法》齊名。《韓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孫、吴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吴起列傳》：“《吴起兵法》世多有。”《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著録有“《吴起兵法》四十八篇”，但無篇名，且後世公私書目中皆無四十八篇的《吴子》。《漢書·藝文志》“雜家”類中又載有《吴子》一篇。《隋書·經籍志》“兵家”類著録“《吴起兵法》一卷，賈詡注”。《群書治要》節選有《吴子》四篇，分别爲《圖國》《論將》《治兵》《勵士》。《新唐書·藝文志》有“賈詡注《吴子兵法》一卷”。宋代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六》有“《吴起兵法》一卷，魏將吴起撰，賈詡注。又一卷，孫鎬注”。《宋史·藝文志》“兵書類”有“吴起《吴子》三卷，朱服校訂《吴子》二卷”。均無篇數。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吴子》三卷，魏吴起撰”。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云：“《吴子》三卷，魏吴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説，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説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爲一卷、二卷，也有的分爲三卷、六卷。但除《説國》爲《圖國》，《變化》爲《應變》外，篇數、其餘篇名皆與《郡齋讀書志》著録的完全相同。按照晁公武的説法，今傳本在唐代已經基本定型。又唐初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卷三十六中引有《吴子》的《圖國》《論將》《治兵》《勵士》四篇節文，所載篇名均與今本相同。可見自《隋書·經籍志》以下各書著録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即今存《吴子》。
那麽《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四十八篇與今傳的六篇本關係如何？歷來觀點不一。有的認爲，今本《吴子》只是《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是四十八篇本《吴子》的殘本。如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隋志》‘《吴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所闕亡多矣。”明劉寅《武經直解》“凡例”亦云：“《漢書·藝文志》云《吴孫子》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篇，今《孫子》止有十三篇，《吴子》止有六篇，恐是後人删而取之。”一些學者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今本六篇，成一首尾。辭意淺薄，必非原書。”即認爲今本《吴子》六篇并非《漢志》四十八篇的殘本。現代學者中有人將四十八篇本稱作古本，將六篇本稱作今本。認爲古本早已亡佚。那麽同爲吴起兵法的古本與今本的内容有無相同之處，相同的有多少，只能存疑。四十八篇古本是否韓非所謂“孫、吴之書”、司馬遷所謂“吴起兵法”，也無從判定。還有一種觀點認爲，《漢志》所録四十八篇，“蓋亦如《孫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書，世不傳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乃推測之辭，不足爲據。
那麽，今本《吴子》是不是四十八篇之餘？或者説，今本六篇是不是四十八篇本闕亡之餘的原貌？六篇之名是否四十八篇本所固有？對這一問題，賈詡注本很關鍵。從史志目録和私家目録的著録來看，從東漢末年開始流傳下來的《吴子》應當是賈詡注本（宋鄭樵《通志略》載“又孫鎬注一卷”當是新注，不是别本）。在賈詡注《吴子》之前，《吴子》一書廣泛流傳。因爲戰國時代的韓非，西漢的司馬遷，東漢初期的班固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到吴起兵法“家有之”，“世多有”。又《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稱大將軍鮑永觀“孫、吴之策”。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在其《武軍賦》中，也提到過“孫、吴之篇”。看來東漢末年的賈詡注《吴子》時，應該是能看到吴子真本的。另據《三國志·魏志·賈詡傳》，賈詡是當時傑出的軍事謀略家和政治家，後來他成爲曹操的謀士。曹操注《孫子兵法》，賈詡注《吴起兵法》，兩件事似乎珠聯璧合。作爲君臣的兩大軍事家在作注時應該對“世多有”且往往并提的“孫、吴兵法”是能够判斷真僞的。
那麽真正的問題是爲何《漢志》所載的四十八篇《吴起兵法》變成了六篇。這種情形也類似《孫子兵法》的情况。《漢志》著録《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其實不論是《史記》孫子本傳還是曹操注《孫子兵法》，皆曰“孫子十三篇”。孫星衍《孫子兵法序》云：“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録》《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吴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粗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删削者，謬也。”（《孫子十家注》）文登、畢以珣《孫子叙録》云：“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即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鬥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内也。”（《孫子十家注》）又云：“《七録》‘《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舊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答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别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别出。”高文、何法周《吴子真僞考》一文認爲“賈詡注本，是班固所載《吴起兵法》四十八篇中的主要部分，亦即韓非、司馬遷所見的先秦《吴起兵法》原著，這也和曹操所注《吴孫子》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亦即司馬遷所説的‘孫子十三篇’類似，所以篇數大大少於班氏著録之數。并非‘闕亡多矣’。正是在這個去蕪存真的問題上，也表現出了曹操、賈詡的軍事理論水準和識别能力”。也就是説，《孫子》八十二篇中只有十三篇是孫武手著的兵法精要。其他的多爲附益，有些與孫子有關，有些未必是孫子的兵法思想，而是其他兵法借孫子而傳者。曹操早爲《孫子兵法》作注，去蕪取精，只注其中的十三篇。其他的在流傳過程中逐漸脱落，别本行之。或者曹操在注《孫子》前，作爲“世多有”的孫、吴兵法不可能是一種本子，因爲古人誦書、抄書的傳統古來有之，先秦的賦詩、漢代的傳經，皆如此。注《吴子》的賈詡就曾經抄過《孫子兵法》。《隋書·經籍志》就列有賈詡《抄孫子兵法》一卷。可以説《孫子兵法》也可能早有十三篇本流傳，也就是司馬遷所云“見於吴王闔閭”的十三篇。而作爲官家書目的《漢志》固然要著録全者。跟《孫子兵法》的情况相似，今本《吴子》六篇也當是《吴起兵法》中的主要部分。
三、 《吴子》的真僞
《吴子》的流傳和篇卷問題同時引發了另一個問題的争論，即今本《吴子》的真僞。明清以降，就有學者將其斷爲西漢或六朝時人僞托之作。原由除了古本與今本篇卷不相侔，還因爲今本《吴子》的内容、語辭、筆調與先秦古書不類。孫武和吴起生活的時代相近，人們常將孫、吴并提，認爲吴起兵法是對《孫子兵法》的繼承，但《孫子》文辭古樸而今本《吴子》文辭淺顯。姚際恒《古今僞書考》：“《漢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論膚淺，自是僞托。中有‘屠城’之語，尤爲可惡。”姚鼐《讀〈司馬法〉〈六韜〉》云：“魏、晋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惜抱軒詩文集》文集卷五）張心澂《僞書通考》將其列入僞書。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吴起》中，據《治兵》篇有“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摇在上，從事於下”諸語，謂“今存《吴子》實可斷言爲僞。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對於這些認定《吴子》是僞書的論據，又有學者進行考證和辯駁。如李碩之、王式金在《吴子淺説》，高文、何法周《吴子真僞考》和《吴子考補證》中對一些學者關於《吴子》是僞書的論據進行了逐一的辯駁。
我們認爲，對於古書真僞的認定必須謹慎，在證據不足的情况下，不宜動輒斷其爲僞書。將今本《吴子》斷爲僞書的學者不外乎認爲其是西漢或六朝時人僞托之作。因爲宋以後注家增多，刊刻隆盛，傳承有自。兩漢作僞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賈詡所注是先秦時留下來的《吴起兵法》原著，那麽東漢末年一直到唐初，經歷了三國魏晋南北朝長達四百年的兵災和戰亂，原書會不會毁於戰亂，而有人僞作以充真本呢？竊以爲，戰亂年代毁滅其他書籍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兵書，因爲戰亂中的各方軍閥勢力需要它，戰亂可能反而有助於兵書的産生、保存和流傳。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催生了包括孫、吴兵法在内的大批兵書；東漢末年的戰亂促進了曹操、賈詡等人對孫、吴兵法的注解。戰争的需要，同時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兵法思想。戰争的緊迫自當使人重視和繼承傳統的兵法著作，或者在戰争中活學活用兵法，卻很難想象會拋棄原來的兵法經典而去僞造一部同名的兵法著作冒充之。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明是唐初編撰《隋書·經籍志》，賈詡注《吴起兵法》赫然在列。可見賈詡注本一直經歷魏晋六朝流傳到了唐代。即使古本《吴子》亡佚，唐代魏徵等人《群書治要》節選《吴子》，唐陸希聲類次《吴子》必有所本，或者説對古本的斷簡殘篇加以編排連綴，其中不免有所補充和潤色。另外，我們在整理中還搜集到了唐人的多條《吴子》引文，如初唐李善《文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趙蕤《長短經》皆有《吴子》引文。又如杜佑《通典》所引大量《吴起教戰法》，在杜牧《孫子注》中亦發現了五處《吴子》引文。唐人徵引《吴子》之句與今本大體一致。
可見，今本《吴子》就是唐宋以來史書記載和社會上廣爲流傳的《吴起兵法》《吴起教戰法》《吴子》《吴起》，書名、卷數、篇數雖然不同，但實際上是同一部書，而且都是來源於賈詡注的同一種底本。賈詡注本既非漢人僞托，今本也不是六朝、唐宋以後人僞造（高文、何法周《吴子真僞考》）。至於書中出現以第三者的口吻對吴起事迹進行的叙述，這在先秦子書如《孟子》《韓非子》《莊子》中都很常見，并不能以此作爲判斷其爲僞書的依據。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云：“古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寫成之後，亦不自行編次，有的往往單篇别出，流傳行遠，後之傳録編次其書者，有將記載其生平行事之文，議論辯駁之詞，文詞對答之語，聚而編入者；有後師所作，附先師以行者。以其宗旨一貫，學本一家，故雖後人之詞，雜入前人著作而亦不以爲嫌。古書所有這些附益的文字，皆隨文録入，或卷首、或卷中、或卷末，并無定式。”因此，將今本《吴子》理解爲是經過後人加工整理過的殘本，其中主要反映的是吴起的軍事思想，應該是没有問題的。
對賈詡注本的記載一直延續到宋代鄭樵的《通志》，而與鄭樵同時代的晁公武在其私家目録《郡齋讀書志》裏記載的《吴子》三卷，是“唐陸希聲類次爲之”。之後便少有賈詡注的記録。可能賈詡注本亡佚於宋以後。這是一件令人十分惋惜的事。唐陸希聲類次爲之，也就是重新分類編卷，主要是將原來的一卷本變爲了三卷本。至於陸希聲所處的時代，據《新唐書·陸希聲傳》記載：“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王仙芝反於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可見陸希聲與王仙芝同時代，生活在晚唐時期。晁氏説他編次《吴子》，并附有其篇目，分别爲《説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而早在初唐時期，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就引有《吴子》的《圖國》《論將》《治兵》《勵士》四篇節文，所載篇名均與今本相同。倒是陸氏類次本“圖國”作“説國”，“應變”作“變化”，與今本稍有不同。所以，陸氏類次《吴子》也應當是以漢唐流傳下來的《吴子》，也即賈詡爲之作注的《吴子》爲主。鄭樵和晁公武在著録《吴子》之前，歐陽修等編纂《新唐志》，其中就有《吴子》賈詡注本。另外，衆所周知，元豐三年（1080），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武學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七書”，《吴子》被列入《武經七書》，所本也應當是以官修史志目録認可的賈詡注本爲主。如果陸氏類次本與賈詡本相差太大，晁氏著録之時定會有所説明。賈詡古注的亡佚可能也與《武經七書》的刊行和人們對《孫子兵法》的重視有關。漢唐以來，注《孫子》者，代不乏人，而注《吴子》者寥寥無幾。自從被選入《武經七書》，《吴子》便隨“七書”一起被傳承和注解，單本注解的就更少了。
但正如其他古書一樣，《吴子》在流傳中不可能只有一種本子，民間和官方所藏也有差别，不同的本子在流傳的過程中都有散佚和訛誤，或者摻雜入後人的話語，這從不同典籍對《吴子》的引文在文字上的個别差異以及部分不見於今本《吴子》的佚文就可以看出。
我們從古籍中發現了大量的《吴子》引文，一些引文不見於今本《吴子》，應該是《吴子》的佚文，尤其是唐代和宋初典籍中的佚文更是難能可貴。這説明《吴子》在流傳中有所散佚。還有一些引文雖然與今本《吴子》内容大致相同，但在個别字句上有所差異，這説明古代流傳的《吴子》版本并非一種，而是有多種不同的版本。這些引文和佚文是我們深入研究《吴子》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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