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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第七辑五种，综合考量了各种碑帖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及学术价值，所选之版本均属上乘，搭配合理。从书法艺术而言，第七辑收录了碑刻四本共五种，汉末曹魏时隶书一本两种、悬针篆一种、唐宋名家楷书各一种；刻帖一种，属名家经典，含四个不同版本。从文物等级而言，有国家一级文物一种，二级文物二本三种（从珍稀性而言与一级文物无差）。从版本特殊性而言，因涉及了金农、赵烈文、翁同龢等多位名家的藏品，内含大量珍贵题跋，学术研究价值高。
☆主题元素：
第六辑——汉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王瓘藏本）
第七辑——宋拓曹娥碑（赵怀玉藏本）
☆函套：
重工刺绣 “翰墨瑰宝”logo、“至宝”葫芦印
真木刻字 书名、各目录
☆烫金笺纸签条
☆藏书证 带编号 限印6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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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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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上海图书馆编《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之第七辑，精选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五种，高清仿真影印出版。五种分别为：《上尊号碑、受禅表合册》，曹魏隶书，金农藏明初拓本、莫棠藏元明间拓本，均传世早拓本；《天发神谶碑》，三国吴悬针篆，明拓佳本，赵烈文藏本；《伊阙佛龛碑》，褚遂良大楷，明拓佳本，叶弈苞藏本；《赵清献公碑》，苏轼楷书，明拓孤本，费念慈藏本，国家一级文物；《洛神赋十三行四种》，王献之小楷，四种分别为甘翰臣藏清初“未進内府本”“晉字未損本”二种合册，謝伯鼎藏“晉字初損本”，以及翁同龢藏“柳跋洛神十三行”精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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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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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是目前国内之图书馆之一，建于1952年7月，原址位于南京西路325号，后搬迁至淮海中路1555号。1996年12月20日，上海图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大型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跻身于世界十大图书馆之列。上海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碑帖数量多、质量的机构之一，藏品超过20多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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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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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尊号碑、受禅表合册》
《天发神谶碑》
《伊阙佛龛碑》
《赵清献公碑》
《洛神赋十三行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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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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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瑰宝第六、七辑版本介绍（简体版）
6.1 《石鼓文》
☆ 战国大篆，刻石之祖
☆ 明中期“黄帛”未损本、有朱蓝二色释文
☆ 吴昌硕临摹《石鼓文》所用之底本
石鼓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刻石文字，是现存早铭刻于鼓形石体上的“史籀之迹”和四言体叙事诗，史称“刻石之祖”。石鼓共有十件，每件各刻四言诗一篇，合而为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原文应有七百余字，今仅剩二百七十二字，现存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每件石鼓高约九十厘米，直径六十厘米，圆顶平底，因其形状略似鼓，故俗称“石鼓”。
此册为明中期拓本，又称“黄帛”未损本，王楠（话雨楼）旧藏，曾被双钩摹入《话雨楼所藏金石录》，后归吴昌硕（缶卢）。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传世“黄帛本”仅有五本，此其一也。
众所周知，吴昌硕的书法胎息于《石鼓文》，而这件，便是吴昌硕临摹《石鼓文》所用之底本，珍贵之至。
楠木面板有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朱孝臧（强邨老民）题签：“明拓周宣王石鼓文，缶庐珍藏。”首叶有杨岘（藐翁）题内签：“明拓周宣王石鼓文。”二叶有顾麟士（鹤逸）手绘《缶庐校碑图》，并记：“仓石先生新获吴江王氏话雨楼所藏猎碣，是四百年前拓，古色古香，得未曾有，宝而临之，属作此图，用志古欢，即乞正画。”册后附吴东发致皆木先生手札二通，谈及石鼓文字稿付梓事宜。另有道光十七年（1837）释达受（六舟）题跋、光绪十一年（1885）腊月杨岘（藐翁）题跋、光绪十二年（1886）夏五长洲潘钟瑞题跋、民国十二年（1923）海宁王国维题跋，以及程镕（矞堂）、朱孝臧、张熙等人观款。
6.2 《武氏祠画像题字》
☆ 清嘉庆元年黄易监拓批校本
☆ 传世拓本
☆ 国家一级文物
武氏墓群刻石，东汉桓灵时期刊于山东济宁嘉祥县南三十里紫云山，墓前有石室享堂，石室四壁刻画像，像侧刻有隶书画像题榜文字。《武氏祠画像题字》载于南宋洪适《隶释》，《画像》载于《隶续》。宋后历经河患，祠堂久没地下，无人知其下落。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黄易途经嘉祥县署，阅县志载县南三十里紫云山有西汉太子墓，派人查访并拓取《武斑碑》。后亲履其地考察，发现了被河徙填淤而湮没已久的武梁祠，并访得武氏祠之画像题字甚多。后又对这些画像题字进行了系统研究。武氏祠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是黄易一生中访碑的成就，也是清代“访碑热”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所见《武氏祠画像题字》善本有两件，仅拓题记文字，不拓画像图画。两本剪裁方式、编排次序、装裱样式如出一辙。一本为日本伊藤滋先生木鸡室收藏，存有嘉庆乙亥（1815）黄易外孙李璇题记。另一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亦即此次《翰墨瑰宝》影印之底本。
此册即“黄易嘉庆元年（1796）监拓批校本”，这次监拓，从容细致，可识之字较“乾隆初拓本”多四五十字。黄易又对此册进行了细致的鉴定、定名、分类、校勘、文献综述等研究工作，将之写入题跋之中。经崇恩（禹舲）、沈树镛（均初）收藏。
此件黄易监拓本和黄易题跋的学术价值在于，保留了乾嘉时期黄易搜集传拓的历史原貌，提供了黄易研究武氏祠画像石的思路和方法，其中黄易开列的画像题字的考据点，为鉴定传世早期拓本提供了手的珍贵数据。
如今，将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开启了《武氏祠刻石》版本研究的步。等到故宫博物院藏两件《武氏祠画像拓本》以及日本伊藤滋收藏之本陆续影印出版，其合并研究意义和价值，以及版本差异呈现的直观性，一定会远超黄易题跋的文字描述。
6.3《史晨后碑》
☆ 汉隶名品
☆ 传世拓、鉴定标准件
☆ 何绍基藏本
《史晨碑》，汉建宁二年（169）刻立。前碑（碑阳）又名《史晨奏铭》，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碑阴）又名《史晨飨孔庙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八行字略小，后六行字稍大，尾刻有唐天授二年（691）马元贞等题名四行。原在山东曲阜孔庙东庑，1996年移入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
《史晨碑》传世无宋拓，以明拓为早，所见明代拓本往往仅存前碑，后碑多用清拓本补配。
此上海图书馆藏《史晨后碑》为明拓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前碑》早拓本同为何绍基（惜道味斋）旧藏。拓工一流，纸墨古旧，故曾熙审定为“宋拓本”。何绍基（惜道味斋）旧藏，后归蒋国榜（苏盦、凤台乡人）。《后碑》古拓极少见，而此何绍基惜道味斋旧藏每行三十六字本，极为罕见，又纸墨淳古，可以视为鉴定标准件。
6.4《颜真卿李玄靖碑》
☆ 颜真卿晚年作品，“鲁公极笔”
☆ 断后毁前南宋拓本
☆ 国家一级文物
李玄靖（683-769），字含光，茅山第十三代宗师，上清派陶弘景第五代传人。开元中，屡获玄宗嘉许，乃为帝师，然频征不出，复受“玄静”之嘉号，被誉为“天下道学之宗”。
《颜真卿李玄靖碑》，唐大历十二年（777）五月刻，颜真卿撰书，吴崇休镌。碑在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四面刻。楷书，前后各十九行，两侧各四行，行三十九字，近一千七百余字。宋绍兴七年（1137）五月十四日为大风折断，损字数十个，后经霅溪沈作舟扶起。明嘉靖三年（1524）玉晨观遭火，碑毁碎为石块，整拓绝不易得。清乾隆时钱大昕访得二十一石，计一千五百余字（含残字）。后汪志伊得二十三块，计一千四十余字（含残字），即筑台砌置，后移入学宫。咸丰兵乱后，石复散佚，同治间仅存残石十余片。
此王楠话雨楼藏本，为“断后毁前南宋拓本”，共二册，存字一千六百零五字。后经陈纲（嗜梅）、陈璜、徐渭仁（寒木春华馆）递藏。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上、下册首页各有张廷济隶书题内签一条（两条题签）。
有道光三年（1823）十月张廷济题跋：“明中叶茅山玉晨观灾，《元静先生碑》石遂如瓜剖豆分，此尚是未破时拓，而纸墨淳古，应是南宋时濡脱者。余家有是碑残石一片……然如此本全善之拓，目中不过三四见，此固是刻中之天球鸿宝也。”
册末附《李玄靖碑》缩刻碑文刻帖四开。
【集评】
梁巘：“颜鲁公《茅山李玄靖碑》，古雅清圆，带有篆意，与《元次山碑》相似，乍看去极散极拙，多不匀称，而其实古意可掬，非《画像赞》《中兴颂》所可及。”
吴云：“闳伟沉毅之中饶有冲举欲仙之致，精采夺目。”
6.5《思古斋黄庭经颍上兰亭序合册》
☆ 王羲之小楷
☆ 明拓完石本、残石本两种合册
☆ 传世善本、张廷济藏本
《思古斋黄庭经》与《颍上兰亭序》合刻一石之两面，故称“黄兰帖”。因《黄庭经》帖首刻有“思古斋石刻”五字，故名“思古斋黄兰帖”；此帖旧传为宋刻褚遂良临本，明初从颍上村古井发得，故又名“颍上黄兰帖”。至明末，帖石残毁，即便残石拓本，亦难得一见。
此册为《黄兰帖》完石本、残石本两种合册，张廷济、蔡鸿鉴递藏本，有张廷济题跋十六则。完石本乃道光八年（1828）张廷济购得，残石本则为海盐钱本诚拓赠张廷济者。其中《黄庭经完石本》后附龚丘张登云刻跋七行，尤为难得。
是册楠木面板刻有光绪二年（1876）金邠居题签并题诗，楠木面板封底有元善氏刻《兰花图》。首叶有翁庆龙题内签：“颍井前明拓本，黄兰全本两通，黄兰残本两通，并国朝名人题跋。”二叶有张廷济题端“颍井全璧”隶书四大字，后接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廿三日张廷济题记，三叶龚橙（龚自珍之子）题跋。后接道光十六年王士钟观款。
（1）《思古斋黄庭经》
明拓原石本，无丝毫涂描迹象。起首标题、帖尾年款不计，共五十七行。
后接龚丘张登云刻跋七行，行二十字。四五六行下端有硬伤，损五字，所缺之字由张廷济据平湖朱右甫藏本补钩。
《黄庭经》第三开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十六日张廷济边题，《黄庭经》帖后《张登云跋刻》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十二日张廷济题跋，后接嘉庆元年（1796）正月程瑶田题跋。
后接张廷济过录徐用锡《圭美堂集》卷二十《颍井本题跋》，内容涉及《何焯颍井本题跋》和《黄庭经镇海本》，再接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张廷济题跋二则。
后接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十七日张廷济题跋，内容涉及《黄庭经》亦同《兰亭序》有欧临、褚临两种，颍井本属于褚临系统。
（2）《颍上兰亭序》
《兰亭序》卷首 “兰亭叙唐临绢本”字样失拓，四行“领”、五行“带”两字失去，是拓本硬伤，而非原石残泐所致。
后接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廷济题跋，再接王文治（禹卿）为汪禀（陔兰诗屋主人）题跋、光绪二年（1876）七月十三日乐安蒋节（幼节）为蔡鸿鉴（碧玉壶）题跋。
又接张廷济过录《邢侗泲园集》《宋荦筠廓偶笔》《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内容涉及前人论述颍井帖石出土之事。后接张廷济题跋一则，详述程瑶田生平。
（3）《颍井黄庭兰亭原石已碎本》
《黄庭经》残石，起自24行“怀玉和子”起，至45行“肺之为气三焦起上服伏天”。存二百有七字。
《兰亭序》残石，起自8行“天朗气清”之“朗气”，至21行起首“不”字。存八十余字。
后接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十七日张廷济题跋，后接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十八日张廷济题跋。后接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海盐张开褔观款，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六日戴道峻观款。
后接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戴熙（醇士）题跋、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朔金森（芸舫）题诗、道光十七年（1837）中秋前四日萧山汪继壕（复庄）题跋、张应昌（仲甫）题跋。
后存光绪二年（1876）金邠（嘉采）题诗和光绪十六年（1890）仁爵题款。
【集评】
程瑶田：“颍上思古斋黄兰二帖，神形超越，如游丝袅空，实则银钩铁画。此禊帖较之定武派，此为天仙化人，然亦非谓定武为犹食人间烟火也。此本风神绝世，是有明中年拓本。张登云跋，刻《黄庭》一面石上，后来拓者辄无此跋。”
王文治：“香光曾云，昔重定武，今重颍上。今颍上石碎已久，而此本匪唯完善，拓法精良，洵难得之物。”
7.1《上尊号碑受禅表合册》
☆ “曹魏刻”
☆ 魏晋书风之先导
☆ 传世早拓本
《上尊号碑》，又名《劝进碑》，碑文记于东汉献帝延康元年(二二〇)，刻立于同一年，即三国魏立国的年——黄初元年（二二〇）。隶书，碑阳二十二行，碑阴十行，行各四十九字。
碑文记录了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人向曹丕劝进之事。随后，曹丕即正式受禅称帝，史称“曹魏”。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故此碑与《受禅表》同时同地刻立。两碑今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内，东西并列。
《受禅表》与《上尊号碑》书法极相近，以“方整峻丽”著称，既是东汉晚期官方隶书的代表，也是隶书发展峰过后的“空谷回响”，比大家耳熟能详的汉碑《曹全》《张迁》二碑仅仅晚出三十余年。虽是曹魏碑刻，但若将它们视为“汉碑”，亦无不可。书写者虽有钟繇、卫觊、梁鹄诸说，终无确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两碑同为开启魏晋书风之先导，泽润后世，至深且远。
此次列入《翰墨瑰宝》的《上尊号碑》与《受禅表》，均为传世早拓本，非同寻常，极具文物价值和版本研究意义。
A《上尊号碑》（明初拓，金农藏本）
黄初元年（220）。隶书，碑阳二十二行，碑阴十行，行各四十九字。阳文篆额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 八字。今在河南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内，与受禅表碑东西并列。此碑向无宋元拓本传世，故明拓本当为早拓本。
此册为“明初拓本”，存碑阳前十三行，且有缺字。虽为残本，仅存三百三十余字，但系此碑早之拓本。经金农（寿门）、罗聘（两峰）、赵秉冲（秋谷）、沈树镛（均初）等收藏。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二级文物，此册可以更定为一级文物。
楠木面板刻有金农题签“魏上尊号碑”。同治五年（1866）八月沈树镛将此本与翁氏《两汉金石记》进行校勘并记。
册后有嘉庆元年（1796）六月吴文桂（子华）题跋。另有翁闿运20世纪50年代钢笔便签题记，翁氏用罗振玉所记“徐渭仁旧藏元明间拓本”互较一过，审定此本“至迟明初拓本无疑”。
B《受禅表》（元明间拓，莫棠藏本）
黄初元年（220）十月二十九日立。隶书，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有额篆书阳文三字。石在河南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内，与上尊号碑东西并列。书者有钟繇、卫觊、梁鹄诸说，均无确据。
此莫祁、莫棠兄弟藏“元明间拓本”，纸墨古旧，精彩异常。前缺九行，拓本自第十行“黄人所”始，迄至末行“传之罔极”止，碑之下半截文字尤为清晰（后期拓本碑下截文字多漫漶）。莫祁（梅城）、王大成（集楼）考订为“宋拓”。此册虽非宋拓，却是此碑传世早拓本。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二级文物，此册应该更定为一级文物。
前半虽缺，然后半存字清晰，较明拓本、清初本为多。与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八《受禅表》释文校勘，此本多出八十一个字；与宋洪适《隶释》卷十九之释文细校，此本则缺四十五字，故推定为“元明间拓本”。
楠木面板有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王大成（集楼）题签，签云：“魏受禅表 宋拓残本。”
册尾有有元琮（潜翁）、莫祁（梅城）题跋，民国八年（1919）正月莫棠将此册与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八《受禅表》释文校勘，抄录多出的八十一个字。
7.2《天发神谶碑》
☆ “天降符瑞，立碑记功”：特殊的政治背景
☆ 悬针篆：书法具创新意义之别体
☆ 天放楼失而复得之碑、明拓佳本
《天发神谶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刻。碑呈圆幢形，后碑断为三，俗称“三段碑”。石原在江宁县学尊经阁下。嘉庆十年（1805）三月，校官毛藻命匠刷印王氏《玉海》，不戒于火，碑石焚毁。
此赵烈文（惠父）放楼藏“明拓本”。同治八年（1869）经碑帖装裱名家毕璪卿装潢。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二级文物。上段存完字一百零七，半字一；中段存完字七十七，半字可识者十二，不可识者二；下段存完字十六，半字可识者四，不可识者二。
此册经赵宧光（凡夫）、朱之赤（卧庵）、林佶（鹿原）递藏，咸丰五年（1855）赵烈文（能静）获于毗陵，后为族甥（吴圣俞）转让给觉罗豫立（粒民），旋经沈树镛（均初）、顾曾寿（芸台）递藏，同治八年（1869）春又复归赵烈文收藏。
荫木面板有赵烈文题签：“天发神谶碑，明弘正以前拓本。”首页有同治四年（1865）四月赵之谦为沈树镛署端。册前有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九日赵烈文手录碑文图式一叶。册尾有光绪十五年（1889）赵烈文题跋，详述此本之递藏情况及论证明拓之经过。
7.3《伊阙佛龛碑》
☆ 褚遂良少见的大楷，宽博俊伟，与其常见书风不同
☆ 传世拓本之一
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刻，岑文本撰文，褚遂良楷书，三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有额，篆书“伊阙佛龛之碑”六字。碑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与南洞之间的外崖壁上。
自近代海派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常年推举并师法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后，书界对褚体楷书的选择，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伊阙佛龛碑》特有的宽博中正之气被世人广为接受。与此同时，物以稀为贵，由于此碑传本稀少，在近十几年出现的碑帖收藏热中，《伊阙佛龛碑》开始脱颖而出，成为碑帖收藏界争相寻觅追逐的大热门。
《伊阙佛龛碑》存世拓本有二，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明何元朗清森阁藏本，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叶奕苞藏本。此次影印出版者，就是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叶奕苞旧藏“明拓本”——沈树镛曾将之审定为“宋拓本”，非也。
从传拓年代看，此本较何元朗藏本为晚，但从剪裁来看，此本实更符合装裱的法度要求，故具有无可取代之版本价值。此碑的残损笔画和偏旁，何元朗藏本基本剪失，此本则大多予以保留。此外，首行“始于六经其流分于百氏莫不美天地为广大”十八字，何元朗藏本阙如，在此本则悉数保留。
【集评】
欧阳修：“右《三龛记》，唐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禇遂良书，字画尤奇伟。”
梁巘：“褚河南书《龙门三龛记》，中年笔也。平正刚健，法本欧阳，多参八分。碑字头尤佳。”
翁方纲：“碑在龙门，摩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隶法也。”
7.4《赵清献公碑》
☆ 此碑的传世孤本
☆ 苏轼书丹碑刻的传世孤本
《赵清献公碑》，宋元佑四年（1089）四月刻。苏轼撰文并正书。石久佚。
赵抃(1008-1084)，北宋名臣，官至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子少保，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强权，选贤举能，心怀天下，政声极高，有“铁面御史”之称，是与包拯齐名的为官典范。
元丰七年(1084)，赵抃逝世，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清献赵公既薨之三年，其子赵屼来乞苏轼撰写神道碑文，东坡居士虔诚尽意地写下了这篇长达三千五百字的《赵清献公碑神道碑记》。元佑四年（1089），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赵清献公碑》即刻立于是年四月。
此册为明拓本，海内孤本，经丁丙（嘉鱼）、魏锡曾（稼孙）、费念慈（西蠡）递藏。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此册为“明拓孤本”，而赵之谦、翁同龢均审定为“宋拓”，可能基于新旧党争苏轼所书碑版皆遭禁毁之故。赵之谦题跋云：“此宋拓无疑也，着录家亦皆不及，可宝可宝。”
此册不仅是《赵清献公碑》的传世孤本，也是苏轼书丹碑刻的传世孤本。至今存世的宋刻苏轼法帖，尚有《西楼苏帖》《郁孤台法帖》等少数几件，宋刻苏轼碑版则。
7.5《洛神赋十三行四种》
☆ 小楷精品
☆ 佳拓四种，方便比对
《洛神赋》小楷，仅存残本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无书者姓名。相传真迹书于晋麻笺纸，绍兴年间（1131－1162）仅存残帖九行，帖后有米友仁鉴定题跋，定为王献之真迹，宋末贾似道又觅得其后四行七十四字，始成十三行。元代真迹归赵孟俯收藏，之后不明下落。
《洛神赋十三行》之帖石，相传为宋代贾似道刻于阗碧玉者，故称“玉版十三行”，久佚。明代万历年间，帖石从杭州葛岭贾似道半闲堂旧址重新出土，初归泰和县令陆梦鹤，后经观桥叶氏、王氏递藏，康熙中，此石转入京师，康熙四十二年（1703）翁嵩年（萝轩）以重价购归岭南。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刻杨宾、翁嵩年题跋于另一端石上（杨宾题刻19行，翁嵩年题刻6行，四明厉大标镌刻）。康熙末年帖石入内府。20世纪60年代初，《玉版十三行》帖石为王壮弘先生发现，并非碧玉而是端石，旋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洛神赋十三行》为小楷中之精品，深受世人喜爱，历代翻刻不知凡几，“玉版十三行”是其中的佼佼者，故翻刻本多，且翻刻颇精，导致真伪莫辨。随着传世善拓的不断影印，“玉版十三行”的各种传本、各时期拓本，将陆续公布于众，其版本问题也必将愈辨愈清。
此次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洛神赋十三行》善拓三册，共四种。
A《玉版十三行两种合册》（清初拓，甘翰臣藏本）
此册收《玉版十三行》拓片两张，整幅装裱，未经裁剪。其一为“未进内府本”，系康熙末年拓本，张照（天瓶斋）、郑文焯递藏本。其二为“晋字未损本”，系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拓本。杨守敬、陈三立（伯严）、甘翰臣递藏本，杨守敬审定为“原石初拓本”并奉为“小楷墨皇本”。两种《十三行》可能经甘翰臣手合装一册，两本皆有杨守敬题跋，其中“晋字未损本”历经二十余年后杨守敬又再度经眼并题跋，亦金石奇缘一段。
此册楠木面板有郑文焯题签：“玉版十三行，齐玉堪藏。”
（1） “未进内府本”，系康熙末年拓本。
首行“采”字“采”部完好。
二行“心振荡而不怡”之“不”字横画上石花未与撇画上石花泐连。
后附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杨宾、翁嵩年题刻。
“未进内府本”帖尾有恽寿平（南田翁）书张丑（青甫）绝句。后接光绪丙申（1896）八月郑文焯题跋、陆懋宗题跋、后接光绪丁酉（1897）五月杨守敬题跋、光绪戊戌（（1898）三月郑文焯题跋。
（2） “晋字未损本”，系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拓本。
帖后有光绪甲午（1894）五月杨守敬题跋，时隔廿一年后杨守敬重见此本再添一跋，民国三年（1914）春仲杨跋曰：“此本为光绪甲午（1894）义宁陈伯严三立以重值购去，距今廿有一年，为甘君翰臣所得，云是杭州人持来求售者以视余，独念伯严今亦避居沪上，岂以经济困难隐其名求售耶，抑为窃去辗转至杭州耶。惟余则如同隔世如复见亡子，为之怃然。”
B《玉版十三行》（谢伯鼎藏本）
此册属“晋字初损本”，考据除“晋”字外，与“晋字不损本”悉同。较康熙末年“未进内府本”少损五六字。此类拓本极少见，嘉禾谢伯鼎（东墅）旧藏。
帖后附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刻杨宾、翁嵩年题刻。题刻不知何时所拓，但杨宾题刻14行“旧物”之“旧”字完好，“旧”字中间“佳”末两横未泐连。
首叶有传雅主人（石云）题内签。
C十三行柳跋本（翁同龢藏本）
此册为翁同龢旧藏“柳跋本”。其底本，相传为唐顺之（荆川）旧藏宋拓本，其甥孙文介摹刻入元晏斋，故称“孙刻本”。康熙时，石泐。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赵怀玉将之重新摹刻，故称“赵刻本”。
首叶有翁同龢题内签：“柳跋洛神十三行精拓。”
帖后有同治癸酉（一八七三）翁同龢题跋三则，其一曰：“元晏斋本‘芝’（二行第三字）、‘振’（二行第十二字）、‘斯’（五行末一字）字原有缺笔；‘欢’‘托’‘信修’‘惧’‘乍阴’‘步’‘娲’九字，相传刻成时文介手自搥损，今此刻九字具在，其非元宴（晏）原石可知。若赵味辛覆本，则‘托’字、‘渊’字、‘珠’字为俗工所损，故留缺笔，此又不然。然则此是嘉道时人家藏本摹以入石，故并覃溪题尾刻之耳。”
翁同龢得此册后，详加考订，认为此册既非“孙刻本”，又非“赵刻本”，为嘉道间私家刻本。而此册翁同龢之题跋，考订翔实，于《洛神赋十三行》之版本考订颇具参考价值，故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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