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大使特稿
2020年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盘点刘宝莱（）
主报告：地区形势
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刘中民（）
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包澄章（）
2020年北非地区形势赵军（）
2020年中国中东外交刘胜湘李云鹏（）
分报告：代表性国家与组织发展概况
2020年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丁俊陈瑾（）
2020年伊朗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韩建伟（）
2020年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钮松张璇（）
2020年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邹志强（）
2020年海湾五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余泳（）
2020年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潜旭明徐张敏（）
2020年约旦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章远於宾强（）
2020年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李意（）
2020年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舒梦（）
伊斯兰合作组织参与国际治理的现状与前景丁隆刘国熙（）
阿拉伯国家联盟与地区热点问题赵军马文媛（）
2020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韩建伟（）
专题报告：中东新冠肺炎疫情观察
伊斯兰世界抗疫的不同层次与内外协力钮松李雪妍（）
疫情下的巴勒斯坦问题舒梦（）
疫情对埃及的冲击及政府的治理与应对李彩玲王泰（）
2020年伊朗新冠肺炎疫情观察范鸿达（）
土耳其的疫情发展态势及应对评估邹志强（）
约旦在疫情压力下的全球合作观章远（）
叙利亚的疫情、政治和经济发展汪波（）
也门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文少彪（）
Table of ContentsSpecial Report of Ambassador
Hotpo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20LIU Baolai（3）
Main Reports: Regional Situa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20LIU Zhongmin（19）
The Situation in West Asia in 2020BAO Chengzhang（36）
The Situation in North Africa in 2020ZHAO Jun（52）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in 2020LIU Shengxiang， LI Yunpeng（64）
Sub-Reports: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Saudi
Arabia in 2020DING Jun， CHEN Jin(87)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n in 2020HAN Jianwei（106）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Israel
in 2020NIU Song， ZHANG Xuan（121）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Turkey
in 2020ZOU Zhiqiang（143）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Five Gulf Countries
in 2020YU Yong（167）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q
in 2020QIAN Xuming， XU Zhangmin（186）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Jordan
in 2020ZHANG Yuan， YU Binqiang（201）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Egypt
in 2020LI Yi（215）
Politic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Algeria
in 2020SHU Meng（231）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DING Long， LIU Guoxi（244）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HotpotsZHAO Jun，MA Weiyuan(257)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in 2020HAN Jianwei(269)
Special Reports: Observa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Middle East
Levels of Anti-pandemic Effort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in the IslamicWorldNIU Song， LI Xueyan(287)
The Palestine Issue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SHU Meng(300)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Egypt and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nd ResponseLI Cailing， WANG Tai(308)
Observat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Iran
in 2020FAN Hongda(326)
Pandemic in Turkey: Development Trend and Assessment
on Its ResponseZOU Zhiqiang(335)
Jordans Global Cooperation Outlook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PandemicZHANG Yuan(349)
The Pandem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yriaWANG Bo(355)
The Security，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Crisis
in YemenWEN Shaobiao(371)
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
刘中民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摘要】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呈现出更加混乱无序的局面，并突出表现为大国关系持续紊乱、地区力量发生另类重组、热点问题持续僵持且更加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等复杂局面。从中东国家的内部发展来看，中东变局发生十年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了中东国家的核心任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使中东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总之，2020年的中东地区危机是国家治理危机与地区冲突并存的双重危机。冲突动荡国家的民生凋敝、转型国家的发展之困、热点问题的僵持无解、地区格局的混乱无序，都凸显了2020年中东地区国家治理困境和地区冲突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关键词】中东地区格局热点问题国家转型2020年是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第十个年头。在百年未遇的大疫情和中东国家内部发展危机、地区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地区经历了危机重重的一年。一方面，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缓解中东地区固有的冲突与对抗，内战、地区冲突、地缘政治博弈等危机事态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中东国家本就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推高了中东国家的内部风险和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一、大国关系持续紊乱近年来，“美退俄进”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牛新春：《如何看待中东地区的“美退俄进”》，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第24-27页；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但在2020年却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使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呈现“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的态势，“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是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罗斯都无法成为中东的霸主；“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的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其影响力尚十分有限。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如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 参见刘中民：《中东乱象背后的深层危机》，载《光明日报》，2020年1月10日。 2018年以来，美国相继提出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美国还于2020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解，承诺在2021年5月前撤走美国军队，条件是塔利班停止暴力活动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政治对话。 参见王世达：《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初步和平协议》，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6期，第30-31页。但是，美国的撤军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仍未实现，塔利班也未停止暴力活动。又如，特朗普上台后试图加快从伊拉克撤军，但2020年初因美国在伊拉克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 关于该事件可参见胡高辰：《美国击杀苏莱曼尼事件后的伊朗核问题形势》，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第38-39页。伊朗以导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威胁也不断上升。受此影响，美国撤军伊拉克的计划受到掣肘，反而不得不增兵海湾，以确保自身和盟友安全。即便如此，美国的进退两难仍导致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和政府重组面临严峻挑战。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台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叙利亚局势也受到“美难退、俄难进”的影响。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重返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受到严重限制，自2017年“伊斯兰国”基本被剿灭后，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2018年以来，叙利亚局势陷入僵持，内部形成叙利亚政府控制中南部、库尔德人控制东北部、反对派控制以伊德利卜为中心的西北部的局面，外部形成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力量互相掣肘的复杂局面，即各方力量都无法主导叙利亚，但其核心因素是美俄的僵持。例如，在库尔德地区，正是由于美俄对库尔德力量均加以利用，但又无心、无力全面支持，导致土耳其敢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又如，在2020年上半年，在叙利亚反对派盘踞的伊德利卜，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之间，乃至叙政府军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但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均无力主导叙利亚的局面，双方不得不达成妥协，由俄土对叙政府军和反对派进行监督进而实现停火。 参见李亚南：《伊德利卜考验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50-51页。二、地区格局的另类重组自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的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的特点。在2020年，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在搁置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巴以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和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一）阿拉伯四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中东政治展现怎样的图景》，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92318。，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阿拉伯“国家主义”上升，阿拉伯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政策濒临瓦解。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过去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已经形同虚设。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年、1956年、1967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史：“盟而不联”的阿拉伯国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20641。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尤其是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1948年后约旦控制）、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建交（1979）、两伊战争（1980-1988）、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0~1991）、伊拉克战争（2003）、西亚北非局势动荡（2011年以来）等事件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阿拉伯世界各国民族国家利益上升的国家理性成为大势所趋，这是阿拉伯国家日益在巴以问题上自行其是的根源所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长达20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违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三不”政策，但今天这种共同政策及其约束力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根本不复存在。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史：“盟而不联”的阿拉伯国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20641。第二，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已经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关切。阿拉伯国家对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已经心生厌倦，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演变、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分化、以色列的日趋右翼化、巴勒斯坦内部的严重分裂、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来阿拉伯国家核心关切转向自身安全和发展，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并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心严重受挫乃至濒于破灭。第三，伊朗和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亦即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促使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寻求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的对抗，构成中东地区格局的典型特征，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双方的对抗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直接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沙特领导的海合会日益把伊朗作为重要的安全威胁，对抗伊朗是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走近的重要动因。第四，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通过塑造伊朗威胁为主强化盟友关系、拼凑地区同盟体系。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首先，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次，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内外政策，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二）阿拉伯四国与以色列建交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中东政治展现怎样的图景》，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92318。，巴以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巴勒斯坦在巴以关系中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尤其是将很难再寄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其内部的矛盾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以色列则将在美国的庇护和阿拉伯国家的默许下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第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继上述阿拉伯四国之后，应有更多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建交，或在不建交的情况加强交往，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呈现多个层次，有部分国家会相对较快地与以色列建交，部分国家出于顾忌处于观望状态，也会有部分国家继续与以色列对抗或僵持，但更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应是大势所趋。当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过热，甚至部分国家会处于类似于埃及与以色列的“冷和平”状态。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和碎片化会进一步加剧。第三，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过为巴勒斯坦问题代言谋求地区话语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通过反对以色列争取道义制高点，并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力量哈马斯谋求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导致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2002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向中东地区回归，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从相对疏离到权力竞逐——土耳其与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第四，中东地区以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恰是中东四大主体民族的代表）为中心的地区格局更加复杂。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中东地区格局日益形成以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为核心的三大阵营，以色列则成为另一特殊的力量，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具有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的色彩，双方在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卡塔尔断交危机等问题上的对抗日趋阵营化、代理人化、教派化，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双方的矛盾是中东地区的矛盾主线。而沙特与土耳其围绕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逊尼派内部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主线，双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利比亚、非洲之角的争夺不断加剧。未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以色列与沙特阵营走近的趋势将不断加强，这或将促使土耳其与伊朗进一步走近。三、热点问题僵持，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一）热点问题持续僵持且更加复杂2020年，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重启新一轮制裁，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和核科学家遭定点清除，多处重要设施连续发生爆炸等一系列事件，都令伊朗陷入更加深刻的困境。 参见王雷：《伊朗在困局中寻求突围之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0期，第46-47页。伊朗在进行有限报复的同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美国也避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其复杂化突出表现为伊核协议严重倒退、伊朗国内更趋保守化等影响。在伊拉克，受2019年民众抗议浪潮以及2020年初美国与伊朗以伊拉克为战场进行对抗的影响，在马赫迪总理辞职后出现政府难产的困局，直至2020年5月才产生卡迪米任总理的新政府，疫情冲击、宗派冲突、势力复燃等使得伊拉克形势异常严峻。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台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在也门，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开始于2020年4月自立门户谋求南方七省“自治”，并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这不仅使也门危机更加复杂，也使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抗击疫情更加困难。 参见李亚男：《也门局势在疫情冲击下加速恶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第50-51页。（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在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危机持续加剧，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强势介入），恐怖主义、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尤其是东地中海）、水资源争夺（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等尼罗河上游国家）持续加剧。其中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利比亚问题与东地中海地区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土耳其借出兵利比亚支持西部“民族团结政府”对抗东部哈夫格尔将军领导的东部国民代表大会之机，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东地中海海洋划界协定。这不仅与埃及、希腊等七国组成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产生矛盾，尤其是导致土耳其与希腊的冲突加剧，土耳其还与支持利比亚东部力量的沙特、埃及、阿联酋、俄罗斯、法国等发生对抗。 参见王金岩：《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博弈前景几何》，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4期，第44-45页；李亚男：《东地中海争端：土欧关系再承压》，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8期，第50-51页。因此，利比亚冲突与东地中海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使东地中海地区成为中东地区又一典型的动荡源，其背后的力量和矛盾盘根错节、异常复杂。（三）恐怖主义和组织暗流涌动 参见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载《环球时报》，2021年1月7日。从表面上看，2020年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相对沉寂，但事实上却是恐怖主义在疫情掩护下暗流涌动：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相对沉寂，并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其原因在于疫情对恐怖组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受国际社会和中东地区各国更多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转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减少反恐投入，恐怖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重建和复苏的态势在悄然进行，而美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大选以及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等因素的影响，其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也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固有冲突久拖不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等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也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圣战”分子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而疫情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从长期来看更是有利于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受此影响，中东恐怖势力的复苏重建乃至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小觑。中东恐怖组织、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等组织重建、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忽视。在伊拉克，从2020年3月份开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军队陆续从伊拉克撤出，伊拉克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抗击疫情，都为组织的重建和反弹提供了可乘之机。据统计，2020年1月—8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共制造了292起袭击事件。伊拉克西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北部和中部山区都成为“伊斯兰国”活动的重要区域。当前，“伊斯兰国”组织的技术及战术更为精进，危险系数也更大，且通过各种方式在筹措资金，重建组织。据联合国一份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仍多达18万人，其中有5000-6000名武装分子，其余的都是潜伏组织和同情者。 《2020年伊拉克反恐形势简析》，https://wwwsohucom/a/430687894_100080233。此外，该组织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分支机构继续招募追随者的能力有增无减，通过社交网络得到了全新的支持功能。尼日利亚发生的“博科圣地”绑架学生的恐怖活动，也表明本土的组织也不甘寂寞，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本土组织在横贯东西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的活动则一直十分猖獗。当前，美国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不利于全球反恐合作：，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撤军，尽管不同时期维持有增有减的弹性政策，但其总体趋势是继续收缩，当前伊拉克反恐形势的恶化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又拉又打的政策，难以实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稳定，甚至不排除塔利班的分化以及南亚势力的重组。第三，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的“国家恐怖主义”做法，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权益于不顾强势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等做法，都是刺激恐怖主义反弹的消极做法。第四，美国把中国的反恐、去化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对中国横加污蔑和指责，事实上是把反恐与人权挂钩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工具。 参见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载《环球时报》，2021年1月7日。四、中东国家内部危机深重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东2020：多重危机中的博弈与变局》，载《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6日。中东变局发生十年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了中东国家的核心任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使中东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就人口规模而言，中东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病规模较高的地区。疫情使状况不佳的地区经济雪上加霜，能源、航运、旅游、会展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据报道，2020年中东地区国家GDP将平均萎缩57%，战乱国家降幅可达13%。 刘宝莱：《2020年，在不确定性中，中东地区局势呈现六大看点》，http://ksina.comcn/article_3844617568_e528356002001x4udhtml。（一）中东国家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当前，中东国家大致根据危机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2020年均在固有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陷入了程度不等的危机，或面临不同程度的内部挑战。，受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和长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它们持续处于内战、准内战或恐怖暴力泛滥、部落和族群冲突频发的状态，这些国家也是当前主要中东热点问题的当事国，它们将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在2020年，叙利亚伊德利卜冲突频发，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叙展开复杂博弈；也门原本与哈迪政府共同对抗胡塞武装，“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政府反目，使也门的冲突更加复杂； 参见李亚男：《也门局势在疫情冲击下加速恶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第50-51页。利比亚东西两部分在外部干预下陷入更加复杂的拉锯战；伊拉克政府缺位数月之久才产生新政府。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位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因此，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对抗和冲突与外部干预相结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使其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危机。第二，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第二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冲击的国家，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亚，以及受多重叠加危机（如政府难产、民众抗议、贝鲁特港大爆炸）冲击的黎巴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尔及利亚、苏丹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继2019年下半年因民生危机发生民众抗议浪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于2020年8月发生特大爆炸，充分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政府集体辞职后再现多次出现的政府难产。第三，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进入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埃及和突尼斯也曾再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但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疫情所加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仍使埃及、突尼斯作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面临严峻挑战。第四，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沙特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伊朗、土耳其等，甚至也包括国内政治极化较为严重的以色列，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严重下降、沙特代表的欧佩克与俄罗斯进行价格战等因素，导致油价自2020年3月以来跳崖式下跌，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经济尤其是财政收支平衡产生灾难性影响。据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石油收入将锐减27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DP将平均下降71%。 刘宝莱：《2020年，在不确定性中，中东地区局势呈现六大看点》，http://ksinacomcn/article_3844617568_e528356002001x4udhtml。这对于正在推动“2030愿景”框架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沙特王室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沙特曾于3月逮捕前王储纳伊夫等一批王室成员和高官，足见其内部斗争之严重；沙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甚至是受疫情所迫停止朝觐，都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批评和阻挠。 参见丁隆：《三重风暴冲击沙特》，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48-49页；富景筠：《沙特打响价格战，俄罗斯陷低油价危机》，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44-45页。受严重疫情和国际制裁冲击的伊朗则更加困难。在2020年，伊朗进行议会选举，保守派大获全胜，改革派严重受挫，鲁哈尼政府更加困难；伊朗进行的货币改革和“抵抗经济”均收效有限，都无法改变伊朗经济持续恶化的局面。 参见刘岚雨：《伊朗在经济困境中启动货币改革》，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64-65页。此外，土耳其陷入内外交困，以色列继2019年两次大选后于2020年举行第三次大选才使政府艰难产生， 参见王晋：《暗流涌动的以色列组阁之路》，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8期，第58-59页。也表明其内政外交存在严重问题。中东国家的转型之路可能仍将延宕数十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一旦有任何一方陷入动荡或严重的危机，必将加剧地区格局的动荡。此外，2019年新一波中东变局的特点同样说明中东国家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首先，民众抗议的诉求更加系统全面，不再满足于政权更替和某个领导人下台，转而要求对国家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其次，更加明确地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议都明确表示既反对西方国家，也反对地区其他国家的干涉。后，民众抗议教派和族群对立的宗派体系，但很多中东国家又很难摆脱身份政治的困境。这一切都表明，中东国家的转型之路无疑是旷日持久的过程。（二）制约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从中东变局的教训看，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军人干政、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东国家转型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将长期存在。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留下多少教训》，载《环球时报》，2020年12月11日。，从宗教因素来看，一方面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仍将是影响中东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教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对立，构成不少国家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另一方面，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道路，成为阿拉伯国家转型的趋势之一，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从根本上来看，宗教与中东国家转型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各自探索符合国情和宗教特色的发展道路，但这注定是漫长过程。第二，军人干政形成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悖论，一方面军人干政有维护稳定和捍卫世俗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破坏文官执政的现代民主制度而屡遭诟病。很难排除未来中东国家依旧会出现军人干政和军人政变的可能性，但其形式也将更加多样，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转型表明，军方已很难进行简单粗暴的政变，而是根据民意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历史上，土耳其作为民主转型成功和世俗化为彻底的国家，先后经历多次军人政变。 关于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情况详见李秉忠：《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载《史林》，2010年第4期，第171-173页。因此，对于教俗关系复杂、民主化程度较低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军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将是一个更加漫长曲折的过程。第三，中东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导致的长期动荡，构成了影响中东国家转型的重要制约性因素。首先，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及其诱发的政治冲突构成影响国家转型的重要消极因素。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15页。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都使得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处于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教派与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中东变局中的巴林什叶派、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利比亚以班加西为中心的东部部落等。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其次，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当前中东地区格局中沙特与伊朗的教派对抗、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Washington DC: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2013， pp1-8沙特与土耳其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地区范围内“亲穆兄会力量”（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兄会力量”（沙特、阿联酋等）的激烈博弈，都对中东国家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14， pp5-8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影响，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使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加剧中东国家转型的压力。在中东变局中，美欧采取了包括民主价值输送、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手段施加影响。西方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法，都对中东国家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东发展之困 参见刘中民 ：《三重矛盾折射中东发展之困》，载《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0日。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各地区均构成了强烈冲击，而百年来饱受磨难的中东地区更是困难重重，从2010年底以来延续至今的长周期中东变局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的集中表现。在中东变局爆发十周年之际，无论是处在格局转换、秩序重建中的中东地区，还是面临国家建构和国家转型双重使命的中东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走出“百年中东之困”的历史使命。（一）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矛盾困境首先是帝国遗产，中东地区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曾诞生了一系列对人类历史带来深刻影响的帝国，尤其以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该地区的核心帝国为巨，而罗马、拜占庭、俄罗斯、蒙古等外部的帝国则与中东有密切互动。帝国争霸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发挥其作用，当今土耳其、伊朗两个主要地区国家的地区领导权诉求无疑与奥斯曼、波斯帝国遗产的沉渣泛起密切相关。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殖民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通过肢解奥斯曼帝国强加给该地区的不合理的民族国家体系，更在于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所谓现代性因素的输入，并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后是中东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历史遗产。尽管中东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对当今影响的无疑是中东三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则包含了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因此西方现代性对伊斯兰的冲击事实上和中东地区三大一神教的“正统之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影响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的复杂关系。当前，无论是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单位在中东的“水土不服”，还是世俗化作为西式现代化在中东所激起的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都与帝国遗产、殖民遗产、传统文化遗产及其复杂关系密切相关。从这种角度看，中东伊斯兰国家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遗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时又吸收外来合理因素的现代性，亦即找到合适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二）自主性、开放性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的矛盾困境摆脱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实现自主性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但是由于中东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宗主国的距离更近，中东地区冲突便于外部大国进行干预，多数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方面自主性不足，中东区域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孱弱，等等，都构成了中东国家发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中东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或封闭性发展尽管有十分复杂的客观根源，但无疑与其自身的失误存在密切关系。在实现独立后，尽管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体系斗争， 其政治力量主要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和7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主义，但是二者都没有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的关系。例如，埃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对外依附的严重问题，如纳赛尔时期先依赖西方后依赖苏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又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中东变局中轰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在独立后便把西方化、融入西方作为其国家战略，但在加入欧盟严重受挫后开始出现严重的身份迷失，甚至出现“双泛”思潮的沉渣泛起；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严重依赖西方，而在1979年革命后又走向“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自我封闭，这是今天伊朗发展之困的重要根源；更有甚者，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则在严重依赖西方和强烈反西方之间进行摇摆，进而陷入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简而言之，中东国家至今尚未解决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而是在依附与封闭之间进行摇摆。不仅中东国家自身发展存在依附性或封闭性的弊端，中东地区也缺乏集体自力更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地区内部对抗、信任严重缺失和外部大国长期的强势干预，使地区合作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合作组织“难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不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不和睦”的悖论，终使中东地区成为地区主义发展为薄弱、地区合作水平的地区。因此，中东国家实现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中东地区走向集体自力更生，才是中东走出发展之困的必由之路。（三）国家建设与治理能力的多重困境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于一战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征，国家内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群等传统组织的大量存在，使得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异常困难， Saad Eddin Ibrahim， Sects， Ethnicity， and Minority Groups in the Arab World， Cairo: Ibn Khaldoun Center， 1994， pp225-290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在中东变局中，共和制国家多发生政权更迭，而君主制国家则面临深刻的转型压力，中东地区也成为当今世界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严重的地区。首先，中东国家亟待解决威权和民主的关系。中东变局中民众抗议浪潮的重要诉求在于民生和民主两大诉求，但发生政权更迭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由于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中东国家在如何建设民主方面并无具体的方案，而当前转型阿拉伯国家也多数重回威权体制。其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世俗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鲜有和谐的典范，埃及始终存在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政权的抗争；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剧烈的世俗化之后转向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土耳其则在实行了百年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之后，出现向宗教回摆的所谓“积极世俗主义”。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未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无论如何都很难彻底排除宗教的影响，实现宗教与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远，更要面对遏制主义的难题。后，国家与非国家的关系。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困难，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东国家始终处于超国家与次国家力量的挤压和撕扯之中。中东地区的超国家力量并非地区合作层面的地区组织，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国教派、跨国族群等力量，次国家力量更加复杂，包括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和影响能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宗教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和民族分离力量（如库尔德人）。超国家和次国家力量对国家的消极影响也恰如某学者所言，“在中东，次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2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
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
包澄章 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受到2019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2019PJC088）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摘要】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呈现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叠加的基本特征。在政治层面，苏莱曼尼事件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对抗扩大为直接的军队对抗。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整个地区陷入无序状态，地区国家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被充分激活。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标志着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已让位于地区国家安全利益；在经济层面，疫情之下的西亚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贸易下滑、油价暴跌、境外汇款收入急剧减少、失业率攀升等，但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在安全层面，恐怖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暗中重建组织网络，加大社交媒体宣传。受地区国家反恐投入减少、反恐情报收集受限、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呈现强劲反弹态势。【关键词】西亚地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安全形势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延续了跌宕起伏的主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下，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叠加。西亚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型进程受阻，安全困境、发展困境与治理困境进一步凸显。一、西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在政治层面，苏莱曼尼事件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对抗进一步扩大化。新冠肺炎疫情激活了地区国家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西亚国家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再次凸显，整个地区陷入失序状态。2020年西亚地区政治形势呈现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联动、地区力量阵营化对抗的总体态势。（一）苏莱曼尼事件致美伊对抗升级2020年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身亡。1月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代号为“烈士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向美国在伊拉克的艾因·阿萨德军事基地发射地对地导弹。此轮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从对抗形式来看，美伊之间从此前的间接对抗扩大为直接对抗。苏莱曼尼事件成为进入2020年以来美伊对峙的拐点，标志着双方对各自“红线”的重新划定。美国以“定点清除”的手段击杀在整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朗军事将领，伊朗则依据其宣称的“对等报复”原则公开袭击美国的驻外军事机构。在此轮对抗中，两国之间的对抗形式已从此前依靠代理人袭扰对方机构和人员，扩大为直接的军事对抗，双方各自突破了对方的“红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后宣布，伊朗对艾因·阿萨德军事基地袭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表明伊朗实施的是精准定位且保持克制的小范围袭击，既顾及了双方的颜面，也为紧张局势转圜留有余地。苏莱曼尼被美军“定点清除”，与其说是美国“极限施压”伊朗的表现，不如说是伊朗以地区军事扩张为主的“极限抵抗”触犯美国“红线”引发的恶果。此轮美伊对抗成为双方重新互探对方底线的一次较量。从对抗手段来看，伊朗对抗美国以外交和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制造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依靠代理人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袭扰，是伊朗此前强硬对抗美国“极限施压”的主要手段。伊朗为突破美国的制裁和围堵，已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包括提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寻求与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伊拉克等海湾国家构建更加积极的睦邻关系；拓展与亚洲国家主要经济体的关系，缓解因制裁而日益加剧的国内经济压力；加强同除美国以外的《伊核协议》其他各方的政策沟通，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其他国家采用本币结算或建立新的贸易结算机制等。 包澄章：《伊朗打“核反制牌”对抗美极限施压》，载《文汇报》，2019年7月8日。苏莱曼尼事件发生后，伊朗发动舆论攻势抢占道义制高点，在国内和地区渲染反美情绪和塑造自身“受害者”形象，同时通过外交手段积极拉拢支持己方的力量，增加未来谈判的筹码。2020年1月5日，伊朗政府宣布进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五阶段，放弃“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突破了核协议中后一项关键限制。在此轮与美国的对抗中，伊朗政府并未宣布退出核协议，或直接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这表明加大核开发力度并非伊朗的初衷。伊朗亦释放出愿与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核协议其他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信号，意味着伊朗不愿因中止履行核协议而陷入外交孤立，进而承受更大的国际压力。在此轮对抗中，伊朗选择将外交和政治手段作为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对军事手段的使用相对克制。伊朗极力避免使局势朝着不可逆的方向演进，一旦伊朗核问题陷入不可逆转的境地，海湾国家间的核竞争将加剧，其引发的核扩散风险将成为未来威胁整个中东地区安全的“定时炸弹”。从对抗目的来看，寻找伊核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伊朗此轮“极限抵抗”的终极目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和金融霸权等手段打压伊朗的能源、石化、金融等关键经济部门，同时调动美国的地区盟友体系来扭转伊朗因地区扩张而取得的战略优势，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加对伊朗的威慑，以此全方位遏制伊朗的地区生存空间。同上。伊朗民众将苏莱曼尼视为维护国内和周边安全的英雄人物，苏莱曼尼之死引发了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强烈反弹，为伊朗政权进行全民动员，在国内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舆论环境提供了现实条件。伊朗袭击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多地是通过公开展现强硬姿态来回应国内民意。苏莱曼尼事件的持续发酵，虽无法解决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有利于伊朗政权转移国内因外部制裁而不断加重的民生矛盾，进而缓解此前国内大规模抗议引发的政治危机。伊朗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的“德黑兰对话论坛”上提出“霍尔木兹和平倡议”，对外释放改善地区安全环境的积极信号。尽管伊朗方面宣布突破核协议限制，仍为外部制裁解除后重新履行核协议留有回旋余地，体现了伊朗在“极限抵抗”中“以抵抗求对话”的基本逻辑，寻找伊核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伊朗对抗美国的终极目标。（二）疫情激活地区不稳定因素2020年1月29日，阿联酋报告中东地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后，伊朗、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沙特等西亚国家先后出现确诊病例。随着疫情在西亚国家的暴发、扩散和蔓延，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被激活，不断冲击地区秩序和稳定。首先，疫情催化民众抗议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西亚国家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再次凸显，激活了地区国家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2020年3月，伊朗议会感染率一度接近10% Kim Hjelmgaard and Deirdre Shesgreen，“Nearly 10% of Iranian Lawmakers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State Media Reports，” USA Today， March 4， 202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20/03/03/coronavirus-iranian-lawmakers-infected/4937172002/，议会被迫休会，包括议长拉里贾尼、副总统贾汉吉里、女副总统埃卜特卡尔、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在内的多位高官接连确诊，高官感染新冠病毒使得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威信受到削弱。疫情也凸显出地区国家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662%的黎巴嫩民众和562%的伊拉克民众认为，通过行贿等腐败手段才能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Georges Fahmi，“Can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MENA Region Turn COVID-19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Change?” Chatham House， April 29，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4/can-protest-movements-mena-region-turn-covid-19-opportunity-change疫情暴发后，西亚国家实行限行、居家隔离、封城、宵禁、紧急状态、管控媒体、停运航班、停工停课等措施，政府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加强了社会控制。封城和停工措施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物价暴涨，扩大紧急状态法使用范围造成社会压制升级，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疫情在西亚地区暴发后，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伊朗等地区国家先后爆发了数轮示威抗议活动。2020年4月，黎巴嫩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甚至有抗议者打出“死于新冠病毒总比饿死要好”的口号。其次，地区对手借疫情散布阴谋论，抹黑对手形象。利用疫情炮制和散布阴谋论，将病毒传播归咎于地区对手或邻国政府，在舆论层面攻击对手和抹黑对手形象，成为疫情期间地区国家发动以疫情政治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战的典型表现。伊朗国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巴林内政大臣谢赫拉希德·本·阿卜杜拉·哈利法在推特上指责伊朗将病毒传播至国外，认为其“构成了一种被国际法定为犯罪的生物侵略形式”。 Nafisa Eltahir and Lisa Barrington，“Bahrain Accuses Iran of ‘Biological Aggression’， Gulf States Try to Curb Coronavirus，” Reuters， March 1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saudi-travel-idUSKBN20Z03K伊朗方面则将新冠病毒描述为一场由美国精心策划的阴谋，借疫情强化反美宣传，将其视为来自“美国的生物入侵”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生物恐怖袭击”。 Kasra Aarabi，“Iran Knows Who to Blame for the Virus: America and Israel，” Foreign Policy， March 1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19/iran-irgc-coronavirus-propaganda-blames-america-israel/沙特和阿联酋在推特使用“#卡塔尔是冠状病毒”（）的话题标签，指责卡塔尔早在2015年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花费数十亿美元培育这种病毒，对沙特实施2030愿景和迪拜举办世博会构成危害。 Saoussen Ben Cheikh，“Information Warfare: COVID-19s Other Battleground in the Middle East，” Global Voices， June 10， 2020，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06/10/information-warfare-covid-19s-other-battleground-in-the-middle-east/在一国内部，政治反对派因受制于政府封城、宵禁措施而无法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抗议，转而借助社交网站散布政府抗疫不力的批评言论和疫情失控等虚假消息，对政治对手施加压力。后，疫情导致地区冲突呈现复杂化态势。疫情暴发初期，受边境封锁、跨国人员往来限制和经济停滞等因素的影响，域内外力量减少了对地区代理人的资金和物资支持，使得地区冲突的烈度有所缓和。一方面，各国忙于应对国内持续蔓延的疫情而不愿再度卷入地区冲突，防止久拖不决的战事致使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进一步恶化。2020年4月9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单方面在也门实施为期两周的停火，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另一方面，代理人出于对外部稳定的资金支持的担忧，也选择极力避免冲突升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填补地区权力真空埋下了隐患。疫情期间美国大幅削减了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资金支持和反恐资源的投入，导致2020年上半年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袭击一度呈现高发态势。（三）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0年8月13日，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进行三方通话后达成协议，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9月11日，巴林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三方通话后，同意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9月1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持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代表三国签署协议。此后，苏丹和摩洛哥先后于10月23日和12月10日发表声明，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使得阿拉伯地区内部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数量进一步扩大。首先，西亚地区反伊朗阵营中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意在从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伊朗。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施行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中东政策，通过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同盟体系构建地区反伊朗阵营。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加剧地区主要力量间阵营化对抗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在遏制伊朗地区扩张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的立场趋近。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反映了地区国家对美国主导地区事务意愿和能力下降的基本判断，进而通过地区内部结盟自主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考量。沙特囿于自身伊斯兰世界盟主、“阿拉伯和平倡议”提出者、1948年阿以战争参与者的身份限制，以及以萨勒曼国王为代表的老一代领导人在巴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对同以色列建交持谨慎态度。作为沙特附庸的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是沙特用以试探外界反应的一种策略。对伊朗而言，其在与沙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终将其周边向以色列一边，将使伊朗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其次，巴勒斯坦问题代表的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地区国家安全利益，使得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注重应对伊朗地区扩张引发的安全威胁。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导致地区传统大国埃及的地位下降后，沙特、伊朗、土耳其围绕地区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伊朗的崛起引发了地区国家的担忧。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将伊朗视为地区首要安全威胁，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立场因部分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追求而瓦解，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已让位于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亦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进一步扩大阿拉伯各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得巴勒斯坦处境更加艰难。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称，如果以色列不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允许巴人民按照各项国际合法性决议实现其充分权利，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安全或稳定。巴勒斯坦方面还召回了驻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代表。 刘品然：《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6/c_1126497857htm。后，特朗普政府急于在中东地区寻求外交突破，转移国内矛盾。在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大规模示威抗议浪潮的背景下，特朗普积极撮合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试图通过在外交上实现突破，转移国内对其政府抗疫不力的指责和族群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上任后，不断打破美国中东政策传统，使得中东成为特朗普屡屡实现外交突破的地区。“特朗普政府以纠偏和破局为关键词的巴以政策，旨在大力改善美以作为特殊核心盟友的关系，同时制造既成事实，迫使巴方和国际社会接受其维护以色列利益为内核的新版和平路线图。” 刘辰、马晓霖：《延续与调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页。特朗普为遏制伊朗极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有为大选积累政治资本的考虑。二、西亚地区的经济形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西亚地区暴发后，地区国家采取了封城、宵禁、限航停航等措施，各国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停摆甚至衰退。从数据来看，2020年西亚国家经济均出现萎缩（见表1）。新冠肺炎疫情对西亚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12018—2021年西亚国家实际GDP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Syria Real GDP Growth，” CEIE，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syria/real-gdp-growth；“Israel: Growth Rate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2015 to 2025，”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75237/gross-domestic-product-gdp-growth-rate-in-israel/。
国家2018年2019年2020年（估算值）2021年（预测值）巴林1818-5222伊朗-60-68-3715伊拉克-0644-9520以色列3535-5949约旦1920-3518科威特1204-7905黎巴嫩-19-67-192-132阿曼09-08-9405巴勒斯坦 经济数据统计范围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1214-7923卡塔尔1208-2030沙特阿拉伯2103-5420叙利亚1538//也门////阿联酋1217-6310（一）投资贸易受到严重抑制受疫情影响，西亚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滑严重，2020年3月沙特PMI下滑至424，阿联酋PMI下滑至452，一度跌至50“荣枯线”之下。 闫婧：《财经观察：中东战“疫”大考 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08/c_1125830257htm。绿地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项目80%以上的海湾产油国，在2020年前四个月并购交易额下降了71%。疫情导致西亚国家工厂关闭、供应链中断和消费需求下降，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投资贸易遭受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受全球疫情影响，西亚国家从中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二）供需失衡加速油价暴跌疫情使得全球经济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和萎缩，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2020年3月部分产油国的增产决定，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失衡状态，导致4月布伦特原油直接跌至负值。低油价对西亚产油国的经济造成致命性冲击，沙特2020年季度石油收入同比下降24%。 COVID-19 Crisis Response in MENA Countries， OECD， June 9， 2020， p11为缓解石油收入锐减引发的财政紧张，沙特宣布自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从5%调高至15%。（三）境外汇款收入急剧减少西亚地区非产油国的收入很大部分来自海湾产油国的境外汇款，2019年西亚国家境外汇款的GDP占比情况分别为：巴勒斯坦（163%）、黎巴嫩（127%）、也门（126%）、约旦（102%）、伊拉克（03%）。 Hagar Omran，“Remittances to MENA in 2020 to Fall 196% Due to COVID-19: WB，” Daily News Egypt， April 14， 2020， https://dailynewsegyptcom/2020/04/25/remittances-to-mena-in-2020-to-fall-19-6-due-to-covid-19-wb/国际油价下降以及产油国停工停产和封城措施的实施，导致严重依赖海外汇款的地区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世界银行估计，整个中东地区2020年海外汇款收入将缩水470亿美元，减幅达196%。 Ibid受此影响，2020年黎巴嫩经济萎缩192%（见表1）。经济濒临崩溃的黎巴嫩在实施封城等防疫措施后，货币急剧贬值，6月黎镑对美元汇率从之前的15001暴跌至50001。 Dana Khraiche，“Lebanon Vows to Stabilize Currency After Night of Angry Protests，” Bloomberg， June 12，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12/lebanon-protests-reignite-as-currency-plunges-on-black-market（四）疫情拖累经济转型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海湾国家的旅游业、酒店业、航空业和物流业等转型支柱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供应链的被迫中断使得海湾国家港口、仓库和保税区的货运量大幅减少。疫情过后，服务业、酒店业等非石油行业的复苏进程也将会迟于其他行业，这将成为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长期面临的挑战。疫情重创了黎巴嫩、阿联酋等将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产业或经济多元化手段的西亚国家。按照原计划，迪拜2020世博会可吸引约2500万游客。如今，迪拜世博会因疫情被迫推迟至2021年举行。沙特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可吸引200万穆斯林游客，但2020年的朝觐活动只允许数量有限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据估计，旅游业遭受重创的海合会国家失去了40万个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岗位。 COVID-19 Crisis Response in MENA Countries， p13（五）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首先，疫情导致地区失业率持续攀升。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高达27%，位列全球。 Ibid.， p17疫情造成的经济放缓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性。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估计，疫情导致2020年阿拉伯地区损失17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增加12个百分点，新增贫困人口830万。 闫婧：《财经观察：中东战“疫”大考 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08/c_1125830257htm。其次，疫情加速外籍劳工和人才流失。疫情暴发后，海合会国家近半数外籍劳工被迫返回原籍国。歧视性经济纾困政策使得外籍劳工无法获得所在国公民同等的薪资补助，如沙特政府在疫情期间为私营部门被裁员的本国公民提供补助金，但外籍劳工无法享受该政策。医疗条件限制和收入减少也使得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大量欧美精英选择返回原籍国。后，海合会国家强化本土化就业政策。海合会国家试图通过单方面降薪和以本国劳工代替外籍劳工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国内就业岗位骤减和经济萎缩。阿曼政府在疫情期间要求在技术领域和其他管理岗位雇佣阿曼公民，“阿曼化”就业政策导致部分在该国卫生部门工作的外籍雇员面临失业风险。沙特阿美公司在疫情期间裁员数百人，其中大多数为外籍员工。科威特则宣布计划将其移民人口占比从70%削减至30%。巴林国民议会议员呼吁，给予巴林公民在公共部门和私立教育部门工作的优先权，并将私人医疗机构的本国就业岗位占比提高至50%。 Huda Alsahi， COVID-19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CC Workforce Nationalization Policies， Arab Reform Initiative， November 11， 2020， pp6-7（六）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口有20%分布在中东地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称，疫情导致中东地区面临饥饿问题的人口数量增至4760万。《粮食署：受疫情影响，中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或将增至4760万》，联合国，2020年5月1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32。疫情背景下，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等国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境内的数百万流离失所者都面临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也门国内1600万民众、叙利亚国内930万民众都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依赖外部提供粮食援助。 Omer Karasapan，“Middle East Food Securit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14，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07/14/middle-east-food-security-amid-the-covid-19-pandemic/多数中东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这些国家每年耗费1100亿美元进口粮食，但疫情期间粮食生产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导致叙利亚、也门等国粮食价格飙涨，2020年4月两国“标准食品篮”环比分别上涨12%和19%。《粮食署：受疫情影响，中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或将增至4760万》，联合国，2020年5月1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32。（七）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疫情在重创西亚国家经济的同时，也给地区重塑经济体系、促进就业创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和教育使得在线经济呈现迅猛増势。沙特零售商本·达伍德（BinDawood Holding）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前十天内，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200%。阿联酋零售商马吉德·弗泰伊姆（Majid Al Futtaim）2020年3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59%，网上订单增加了3倍。 Frank CBracco， Khalid Attalla and Omar El-Sharawy，“Accelerating Digital Adoption: How the Dual Shocks of COVID-19 and Oil Prices Are Energizing e-Commerce in the Middle East，” PWC， November 19， 2020， https://wwwpwccom/m1/en/blog/accelerating-digital-adoption-how-dual-shocks-COVID19-oil-prices-energizing-ecommerce-middle-easthtml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西亚国家数字经济的转型，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技术的进步在改变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在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偏好。2020年7月沙特民众网上购物消费总额自2月疫情暴发以来增长了约4倍，消费者网购消费品比率快速从6%飙升至55%。 景玥、黄培昭：《中阿加强数字化合作》，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9日。三、西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在安全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西亚地区恐怖组织发动大规模恐袭的能力和条件。恐怖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暗中重建组织网络，加大社交媒体宣传。因疫情“回流”受限的武装分子滞留叙利亚、伊拉克，无形中壮大了恐怖组织的有生力量。因受地区国家反恐投入减少、反恐情报收集受限、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呈现强劲反弹态势。（一）西亚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总体态势从总体来看，2020年西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恐怖组织调整策略适应新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西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区非冲突国家为应对疫情扩散实行的居家隔离、关闭公共场所、限制人员聚集、紧急状态等政策措施，以及运用生物特征识别、行动轨迹追踪等技术手段排查感染人员，增加了恐怖组织实施恐怖袭击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恐怖组织囿于自身医疗资源的匮乏，采取了收缩行动与借疫作乱并行的策略，在限度维系武装力量的同时，伺机招募新成员。与实力处于时期的2014年和2015年相比，2020年“伊斯兰国”发动大规模恐袭的能力严重受限，因此更多地采用简易爆炸装置、火箭弹和伏击等非对称作战方式发动袭击。随着疫情进入大流行阶段，“伊斯兰国”利用各国减少反恐投入的契机，扩大了活动范围。“伊斯兰国”以伊拉克北部和中部省份易于藏匿的山区、沙漠和村庄为据点，在当地暗中缓慢重建组织网络。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正在开辟“农村堡垒”，为该组织进入城市发动袭击奠定基础和提供后勤保障，“农村堡垒”附近经常埋设简易爆炸装置，以阻止安全部队的清剿行动。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CTC Sentinel， Vol13， No5， May 2020， pp12-27与此同时，“基地”组织近年来为确保组织的整体运转，领导层中的关键人物已分散转移至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利比亚、也门等国。 Bruce Hoffman and Jacob Ware，“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Challenges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TC Sentinel， Vol14， No1， May 2020， p4因此，尽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卡西姆·里米（Qassim al-Rimi）于2020年1月在美军空袭中丧生，“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化名阿布·穆罕默德·马斯里）于同年8月在伊朗街头遭暗杀，但是对在全球拥有约2万名武装分子、利用地区冲突暗中壮大的“基地”组织而言影响相对有限。其次，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强劲反弹。根据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见表2），全球恐袭风险的10个国家中，西亚国家占据3席（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西亚仍是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高风险地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冲突国家，恐怖组织的活动并未因疫情而停止，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活动还出现强劲反弹。2020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制造的恐袭事件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2020年季度该组织共制造了566起袭击事件，同比上升94%；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p14斋月期间“伊斯兰国”制造的袭击事件明显激增，整个第二季度共制造405起袭击事件。 Richard Sisk，“ISIS Took Advantage of COVID-19 Restrictions to Ramp up Attack in Iraq， Report Finds，” August 5， 2020， https://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20/08/05/isis-took-advantage-of-covid-19-restrictions-ramp-attack-iraq-report-findshtml从地理分布来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迪亚拉、萨拉赫丁、尼尼微、基尔库克、巴格达和安巴尔等省份制造的恐袭事件呈现高发态势。
表2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9—2020年）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9，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19， p8;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20， p8
排名2019年2020年风险等级1阿富汗阿富汗极高2伊拉克伊拉克极高3尼日利亚尼日利亚高4叙利亚叙利亚高5巴基斯坦索马里高6索马里也门高续表
排名2019年2020年风险等级7印度巴基斯坦高8也门印度高9菲律宾刚果（金）高10刚果（金）菲律宾高再次，恐怖组织利用社交网站加大宣传力度。“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的动荡、不确定性和全球性焦虑，被恐怖组织视为将自身信息与疾病信息联系起来，通过加强宣传来招募成员和煽动暴力的绝佳机会。” Arie WKruglanski et al，“Terrorism in Time of the Pandemic: Exploiting Mayhem，” Global Security: Health， Science and Policy， Vol5， No1， 2020， p122西亚国家政府为控制疫情实行封城和紧急状态法等措施，限制了恐怖分子在公共场所的行动，但反过来也为恐怖分子转向网络空间、加大主义宣传提供了现实条件。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青年群体接触恐怖组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散布的误导性信息和主义内容的几率大幅上升。疫情暴发初期，“伊斯兰国”组织对新冠病毒是“真主对一切的复仇”的宣传口号，得到了全球范围内恐怖组织的回应。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头目称，新冠病毒是对“违反伊斯兰教义者的一种惩罚”；印尼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则称，新冠病毒是对巴格达迪之死的报应。 Joseph Hincks，“With the World Busy Fighting COVID-19， Could ISIS Mount a Resurgence?”“伊斯兰国”还使用加密手段在网上传播主义内容。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Dialogue）的一项研究表明，“伊斯兰国”组织建立了一个包含9万个文件的“哈里发国缓存”（Caliphate Cache）数字图书馆，每月约有1万名访问者，大多是阿拉伯地区18—24岁的男青年，其中40%的访问量来自社交媒体。 “Click Reveals ISD Discovery of Huge Pro-ISIS Online Cac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哈里发国缓存”数据并非存储在单个计算机服务器上，而是分布在不同的加密平台和系统中，增加了安全部门对恐怖组织主义宣传内容进行监测的难度。后，恐怖组织外籍武装分子“回流”受限。新冠肺炎疫情减缓了西亚地区恐怖组织外籍武装分子“回流”的速度。一方面，西亚国家政府实行旅行限制、边境管控等措施应对疫情扩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恐怖分子的自由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因担忧回国后遭原籍国政府起诉或被安全部门监控，相当数量的恐怖分子选择滞留冲突地区，隐匿于当地社区伺机发动袭击，或转移至其他冲突地区。据估计，疫情期间仍有1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在两国间小规模地自由行动。 《联合国反恐副秘书长：2019冠状病毒危机凸显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面临的挑战》，联合国，2020年8月24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8/1065232。美国国务院2020年1月估计，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约有14万—18万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p23（二）疫情下的西亚地区反恐形势疫情之下，西亚地区反恐形势面临新变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地区国家减少反恐投入。在经济受到疫情重创的背景下，西亚各国将主要资源用于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等方面，减少反恐投入成为疫情背景下西亚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冲突国家的现实选择。受油价下跌、政府更迭、民众抗议浪潮、教派冲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伊拉克反恐行动受限。伊拉克政府将原有的反恐资源转移至应对疫情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大量军队、安全部队人员转而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伊朗受国内疫情蔓延、美国追加制裁的影响，也被迫缩减海外军事力量，地区反恐行动被搁置导致恐怖组织乘乱复苏。第二，疫情影响反恐情报收集。恐怖组织盘踞的山区、沙漠和农村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部落长老通常是反恐行动倚重的本地情报资源。例如，也门的部落长老反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暴力意识形态，依靠个人权威限制部落成员参与恐怖组织的活动，在限制当地恐怖组织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Mick Mulroy， Eric Oehlerich and Amanda Blair，“COVID-19 &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ovid-19-conflict-middle-east老年人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疫情蔓延扩散至医疗资源和卫生基础设施匮乏的冲突地区后，年长的部落长老感染病毒的风险明显高于年轻人，而年轻人通常又是恐怖组织招募的主要对象。疫情对冲突地区的部落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部落领导权威的丧失为恐怖组织利用权力真空招募成员和发动袭击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反恐行动在情报收集、遏制主义蔓延等方面面临挑战。第三，美国反恐战略调整推动地区反恐格局演变。特朗普时期，“伊斯兰国”实体溃败是美国在西亚地区反恐的标志性成果。至此，美国反恐战略的重心从境外反恐转向境内反恐。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均强调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2020年3月，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开始陆续撤离伊拉克，对部署在伊拉克的联军部队进行整体缩编，并将反恐任务移交给伊拉克军方。受此影响，西亚地区反恐面临外部支持有限、内部能力不足、反恐资源匮乏等现实挑战，恐怖主义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第四，疫情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滋生暴力和主义。疫情期间失业等经济社会危机引发的挫败感、焦虑感和孤独感，疫情蔓延、反复和隔离措施造成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缺失，因政府抗疫不力、经济衰弱和政府腐败激增的民众不满情绪，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提供了心理基础，成为地区反恐的又一大挑战。疫情导致引发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各类社会积弊和民生问题再次叠加爆发，社会不满情绪以示威抗议活动和街头暴力形式宣泄，经济低迷、治理失败、腐败猖獗等现实问题仍是引发社会动荡和滋生暴力和主义的风险因素。西亚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之困、治理之困仍是地区反恐需要解决的根源性问题之一。2020年北非地区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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