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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钱穆作品精选:古史地理论丛(精装)

書城自編碼: 367289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地理
作者: 钱穆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71460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1-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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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钱穆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古史地理亦卓有研究,《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为其代表作。本书汇集作者民国时期考论古代历史地理的文章二十余篇,包括三篇长文《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辞地名考》,及多篇短论如《秦三十六郡考》《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水利与水害》(上下篇)等。作者以通儒精神将地名学、史学、政治经济、人文及民族学融为一体,辨析异地同名的历史现象,探究古代部族迁徙之迹,进而说明中国历史上各地经济、政治、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
關於作者: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目錄


古史地理论丛部甲
周初地理考
古三苗疆域考
《楚辞》地名考

古史地理论丛部乙
黄帝故事地望考
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
西周戎祸考上
附:辨春秋前秦都邑
西周戎祸考下
附:西周对外大事略表
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
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
秦三十六郡考
秦三十六郡考补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水利与水害
(上篇:论北方黄河)
水利与水害
(下篇:论南方江域)
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
《禹贡》山水杂说
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
说邢
说滇与昆明
古豫章考
汉初侯邑分布
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
內容試閱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历代塞外蛮族,不断地向南侵犯,和好几次南北分峙的局面下,大半由北方吞并了南方。中国史上之所谓“北强南弱”说,几乎为一般人所信受。又因此而造出种种解释,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都有。似乎就中国史的经过论,北方强于南方,是一种显然的事实。然苟仔细论之,则亦有未尽然处。前汉和盛唐,岂不大大地慑服了北方的蛮族?春秋时的吴楚,岂不凌驾中原,称霸一时?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以至于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可见中国史上告诉我们的未必在北便强,在南便弱。军事胜败,民族盛衰,应该还有其他说明。本文只就一个小小的观点上,来对本问题试作一种另一方面的考察。

兹为便于行文,先述本篇所欲提出之结论,而后及于其事实之证据。窃谓两个民族或国家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中国史上之南北军事胜败,在当时往往有一种武装的问题占其极重要的因素,而渐渐为后来读史者所忽略。本篇所举,则专在军队中之马匹一项。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观之,似乎骑兵作战还未发现。隐公九年《左传》,北戎侵郑,郑人患之,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可见当时戎狄尚是步战,而中原华族则系车战。直至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与群狄战,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皆卒。”乃毁车以为行。(行即步队。)则那时的群狄,还只是徒步作战,而中原华族则犹是车战。(宋李觉谓唐尧暨晋,皆处河北,而北虏不能为患,由马之多也。此自居宋人见地言之,春秋以前,马之为用尚不如李氏之所言。)及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灭中山,开林胡,则知当时赵北三胡(林胡、楼烦、东胡。)已习得骑射作战的技术,所以赵王下令胡服,招骑射,略胡地至榆中,而林胡王献马。(见《史记·赵本纪》。)马匹在当时,遂为国际斗争所重视。

《史记·匈奴传》,说:

匈奴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駃騠(徐广曰北狄骏马。)騊駼(徐曰似
马而青。) 。(《说文》云野马属。)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可见匈奴是一个骑马的民族,而其军队则全是骑兵。次有名的汉匈奴战事,为白登之围。

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役双方军事利钝胜败的关键,史公已详细扼要地描写出来,似乎不在乎南人之与北人,而在乎多马之与少马。

汉匈奴壤地相接,绵延数千里。虽说“长城足以限马足”,究竟防多力分。匈奴只要从一处夺关而入,待汉援至而胡骑已去。边境不胜其扰。若长守和亲政策,年年以缯絮米糵种种礼物结其欢心,则中国财力日弊,而匈奴贪欲难厌。彻底的办法,惟有改防御为邀击。只把匈奴主力击破,使其大大的胆寒,则一劳永逸,可以有一百年数十年的安宁。这是汉武马邑之谋之由来。马邑之谋既败,汉匈奴和局破裂,汉廷遂决计大举出塞邀击,而首先问题便是组织骑兵队。有了骑兵,不仅可以出塞,而且可以绝漠。元朔六年,

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史记·匈奴传》。《正义》谓负担衣粮,私募从者凡十四万匹。)

大举出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远往。(同上。)

那时汉朝国力与其对匈奴之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史公说:

汉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七十余年之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见《史记·平准书》,又《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唐文粹》卷二十二张说《开元陇右监牧碑颂》,谓汉武厩马有四十万匹。而乌氏居塞,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致马千匹。边塞牧事之盛亦可见。)

逮后患马乏,乃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同上。)

而汉廷之通乌孙,伐大宛,亦全有马的背景。

后汉时,西羌为患尤剧。任尚屯三辅,临行,虞诩说之曰:

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后汉书·西羌传》。)

任尚遂以立功。

五胡之乱起自中国内地,而步马之势,为当时强弱分判的重要因素,其事依然显著。《通鉴》说:

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晋书·越传》作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这是当时胡夏斗争一个榜样。石勒带领的是胡人骑兵,而东海王越部下十余万众,则大概多是步卒。

此后桓温北伐,

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桓温传》。)

此是有名的枋头之败。桓温以数万人步行七百里,为八千骑追及而致败绩。当时,

慕容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晋书·慕
容载记》。)

故桓军遂致大败。正因当时北军多骑,南军多步,所以南师北伐,北军可以避锐远引。及南军粮尽自退,北军则以劲骑追蹑。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此等处全在有马之与无马,而不关南人之与北人。(刘裕临朐之胜,以车四千辆方轨徐进,败慕容超铁骑万余,然超败即引众走,裕军斩获千计,与桓温之一败而死三万人者大异,此非超巧而温拙,仍在骑步之悬殊也。《宋书·索虏传》,有彼骑我步,走不逮飞语。以后屡有主张以车战御胡人之骑队者,实乃迂阔之见耳。)

历朝畜马之盛,无如元魏。

世祖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以为牧地,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太延二年,先已于云中置野马苑。)孝文即位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渐南转,欲其习水土,无死伤,而河西之牧弥滋。(《魏书·食货志六》。)

元魏有马二百余万匹,而南朝江淮间只十万,(此语出处一时忘却。)数量相差远甚。南方不能并北,而终为北方所并,只看马数的统计已够。

唐初武功,说者每推美于唐之兵制,其实唐代府兵制度未必与唐代武功有十分的关系,(此层须另论,非此所能详。)而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张说云:

自贞观迄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王氏《玉海》云:

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涿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也。(卷一百四十九。按王氏此条乃欧阳修说。)

此等只是官马。唐初去元魏未久,谅来黄河流域一带,民间私马一定亦甚盛。(《文献通考》引林氏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核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全是民间私马也。至府兵渐坏,府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则为官马矣。唐府兵改而为骑,可见府兵亦重骑队。)

唐代武功,颇赖于骑兵的战绩,如: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袭破定襄。二月,李靖与李世谋,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颉利。遂灭突厥。

此等随处皆是,无烦缕举。直到安史作乱,河北藩镇之强,亦还有马的关系做其背景。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文献通考》。)杜牧说:

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罪言。按唐中叶后既失河北,而河陇以西亦为吐蕃所陷。唐马皆市之回纥,尽驽劣也。)

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幽、燕、宁夏产马之地,全入异族之手。太宗时,国子博士李觉上言:

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黄虺,因而耗减,宜然矣。(《文献通考》卷十六。)

其后欧阳修亦言:

唐世养马之地,(按其详已见前。)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而当时牧事,一马占地五十亩,所以惜费与争利者,又争侵牧场为农田。宋之马政终难发展。(宋祁谓朝廷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马而步可用,请损马益
步,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论也。)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已称盛况。祥符六年,枢使陈尧叟言,洛阳监马五千匹,颇费刍粟。上曰:马数及万匹可止。盖宋都河南,一则地狭不宜养多马,二则气非高寒,马亦不易繁息。及官马日耗,而有户马之法。自此而宋之马政益坏。蔡绦《国史补》云:

金人犯阙,诏尽括内外马及取于在京骑军,不及二万。(《文献通考》引。)

今谓宋之积弱,少马为其一因,谅无大误。

至宋之外敌辽金,其战马之盛,恰恰与宋成反比。兹据《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已有兵三十万。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而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只以皮室军三十万骑,属珊军二十万骑,御帐亲军已五十万。加之宫卫骑军十万一千。合六十万一千。一正兵三匹马,已应有马一百八十余万匹。(《食货志》,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匹牧于确坝青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辽人亦全是一个马国。)宋人以全国不满二十万匹马的军队,如何与辽相校?

金人初起,在宋徽宗政和四年,兵始满万。而此下十三年,宋竟覆灭不救,卒于南渡。据吕颐浩高宗时所上《论御虏十事》云:

自金人犯边以来,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者。……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如今日之甚者。盖鄜延环庆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

又曰:

臣尝考近年以来,敌人入寇,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辄奔溃败走者,以平原广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又曰:

近时之败,以我师每为骑兵冲突,措足不定,所以败也。(据《唐荆川右编》卷二十七引。)

李纲亦言:

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论进兵劄子》。)

又说:

自金人凭陵以来,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率皆望风奔溃。间有略布行阵,为其突骑所冲,一散而不复合。

李吕二人,都是身经行阵,目击之言,而他们所陈宋金兵事强弱,亦着眼在步马之异便。

宋既南渡,马政更难发展,于是竟有主全用步卒者。洪迈云: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按《名臣奏议》,黄幹奏曰:国家所用之马,西取于蜀,南取于广,皆在数千里以外。博易之费,道里之费,一马之入,动数百千,其所得甚艰,所费甚巨。一有缓急,无马可用。与洪说略同。)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按其时马数,只及契丹之十一,宜乎常为耶律氏所凭陵矣。)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按此亦所以见欺于突厥也。)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骑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按金世宗时,群牧所
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宋马大概在十万左右,如何相敌。遽责其不建尺寸之功,亦不知彼我之言也。)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容斋续笔》卷五。)

立国江淮以南,既难多养马匹,且大队骑兵亦无展布余地,无从训练。而要恢复中原,却又不得不先养大量的马队,这似乎也是南宋终于不振的一因。

元人崛起漠北,“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蒙古人之武力,大部有赖于其马队,此层已为一般所晓,可无赘述。

明代“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其马政“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陕西辽东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无实,在民者有损而无益”。(此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四语。明代户马之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详载之。)明代马政不如汉唐,而明之武功亦较汉唐为差。“自万历以来,马政益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明史·兵志》。)

熊廷弼经略辽东,上疏云:

良马数万,一朝而空。今太仆寺所存寄之马,既多瘦小,驿马更矮小。兵部主事王继谟所市宣府大同马,并无一匹解到。即现在马一万余匹,半多疲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以此马愈少而倒损甚多。皇上以为马匹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247248古史地理论丛后辽东督师袁崇焕又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明廷用太仆卿涂国鼎言,终却其请。(事详《明史·兵志》。)辽东军事之不振,马匹缺少仍是其重要之一因。

清代武功亦恃马匹,魏源《圣武记》谓:

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劣优欤?(卷十一。)

此已说透此中消息矣。清代牧场设在察哈尔,康熙四十四年上谕谓:

历观宋明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余万。若将如许马与牛羊驱至内地牧养,即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东华录》康煕七十五。)

魏源曰,此制辽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惧北寇之抄掠也。(《圣武记》卷十一。)

兹扼要言之,把中国农民的耕地来牧养马匹,此在中国农民自所不愿。然没有马匹,对于北方蛮族,便只能小惩,不能大创。只能薄伐,不能穷追。蛮族势力的压迫,依然存在。若一旦蛮族入主,黄河流域的农场大半化做牧地,黄河流域的农事日就退化,而江淮以南,因无适宜牧地,更难以步卒在中原与北骑争衡。此恐是中国史上南北强弱一大原因也。

“自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语。)又铁道火车既通,而南人之涉北土,亦无需乎马匹。于是中国史上南弱北强之说,渐不可恃。(洪杨势力未能深入黄河流域,尚受军队少马之影响。至民国以来,南北屡次战事,未见南弱北强之象。)兹篇所举,固属小节,亦可矫正论史者关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几许可免之游谈也。

录自《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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