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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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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宁波文化丛书第三辑的其中一本，是33位近现代甬籍音乐家的小传。本书将音乐家按他们专长领域划分，分为钢琴、声乐、弦乐、管乐、指挥、作曲六个板块。本书从这些音乐家的家庭背景谈起，继述他们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走上音乐道路的过程，以及所取得的音乐成就，这些音乐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甬籍音乐家多出生于实业家家庭，是宁波帮后代，例如钢琴家巫漪丽的母亲李慧英为北仑李家之后，有些音乐家的成名具有家学传承，例如作曲家陈钢乃是歌仙陈歌辛之子。宁波音乐名家辈出，与宁波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可见宁波成为音乐家诞生的沃土有其优越条件。他们中既有音乐界的扛鼎之才，又有后浪推前浪的后起之秀。宁波的“十三五”蓝图里，有将宁波打造成“音乐之城”。宁波音乐家的成长史见证的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进程。本书讲述的音乐领域的“音乐宁波帮”，让宁波这座音乐之城，群星闪耀，让宁波在音乐文化建设上越走越远。本书图文结合，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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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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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秋帆，宁波人。北京三联《爱乐》撰稿人，上海《看电影》杂志专栏作家。宁波图书馆定期讲座《秋帆乐话，如是我闻》、宁波交响乐团定期讲座《宁波交响，秋帆导读》主讲人。宁波电台古典音乐节目《相约秋帆，洗耳恭听》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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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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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甬籍才俊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与其说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景观，毋宁说是一个文化奇迹，他们令“宁波帮”的内涵不断拓展。他们既可以专指旧上海自由经济状态下脱颖而出的甬商，亦可以是总数雄踞全国首位的甬籍院士群体。此外，依照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有一支“音乐宁波帮”在数量和质地两方面均傲视中华，其中的代表，即选入本书的三十二位音乐家。从祖籍地归属论，他们涉及鄞州、奉化、慈溪、宁海、镇海、北仑与余姚等；以专业领域分，则涉及钢琴、声乐、弦乐、管乐、指挥、作曲以及流行音乐诸种。本书尽量取平视视角，弃无限拔高口吻，力求还传主之寻常面目。
本书的撰述体例，先是以所侍奉的音乐类型来框定音乐家范围。首先考虑的是举世公认之人类音乐境界即西洋古典音乐的代言者，以强调其尽可能深广的影响力，如赵梅伯、斯义桂、马友友。然后逐步拓展，择要收入中国严肃音乐作品的代表性演奏者，如俞丽拿。再拓展至中国民乐的谱曲者及演奏者，如陆春龄。继而拓展至流行音乐的作者及歌者，如李厚襄、姚莉。但本书的核心（或宁波音乐家群体影响力总和），在于西洋古典音乐的解读者群体的生平回顾与成就概览。
本书写作之前，笔者也曾遍览坊间能够找到的音乐宁波帮研究成果，发现一个很大遗憾，即此类文字竟从未涉及音乐家所留存的录音遗产，更遑论从听觉的层面对之做出服众的评介，故而本书的写作力求在这方面倾斜、发力，只要是传主留下的录音及视频遗产，均尽可能找到，并记录下来，扩充全书。此举对后继之同行也不失为一种提示：音乐毕竟是用来听的，音乐家的研究不能从文字到文字，绕开听觉的评判。
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对甬籍音乐家群体总结出一系列特征，姑且归纳于后：
，他们根之所系，名为宁波，实为上海。虽然我们把这个群体统称为甬籍音乐家，但他们的出生、成长及教育背景多是在上海，其共同成长土壤是开埠以后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即使是1949年后土生土长的宁波音乐家俞峰，只要翻翻他的求学履历，便知他与上海“一刻也不能分割”，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是他指挥生涯打基础的地方。没有上海，便没有宁波音乐家，没有上海，宁波音乐家就缺失了走向全国、获取国际影响的通道。
第二，宁波籍音乐家的祖辈，其实就是在商业领域较成功的宁波帮。例如钢琴家巫漪丽的母亲李慧英为北仑李家之后，其外祖父李书云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工商界可谓一言九鼎，曾与“状元商人”张謇组建沪上首家民办的大达轮船公司，又与宁波人虞洽卿发起创办四明银行。辛亥前，李氏还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男低音斯义桂的父亲斯礼遂本是奉化的石匠，因承接沪杭重要建筑的石饰工程而立足上海滩。钢琴家周广仁的祖父周宗良在上海做买办，1924年成为德孚洋行总代理。同为北仑李家之后的钢琴家李名强，其父李祖彝曾留学德国，攻读机械，回国后成为实业家。
第三，正因为父辈多搞实业，所以宁波籍音乐家的音乐梦普遍实现得并不顺利。与一切世俗的父辈一样，子孙的饭碗被他们看得天一样大，或者说，他们普遍还没有进步到自觉在下一代身上投资艺术的程度。于是，周广仁的父亲周孝高对女儿这样摊牌：“在中国，专业搞音乐是没有饭吃的，你应该好好学习外文，把钢琴作为辅修。如果你业余时间学琴，我供你全部学费；如果你要专业学琴，我就不提供学费。”赵梅伯的父亲对他的音乐梦嗤之以鼻，并断绝了他的学费，以至于赵梅伯不得不跑到外轮上向船员兜售中国刺绣赚钱。即使是已经取得上海“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音乐比赛儿童组第二名的吴乐懿想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她那在英商宝威大药行任职的父亲对她的前景也并不看好，看她去意已决，还要约法三章：要么考取，要么辍学；如考取，则要在系主任查哈罗夫班上学琴；不许和男同学说话。笔者之所以提到这些，是想指出，在上海以商立足的宁波人，艺术上的视野其实是相当狭窄的。他们的晚辈之所以能够在音乐上有所造诣，完全仰赖旧上海开放多元的大环境，使得他们即使被断绝经济来源，仍然可以圆梦。宁波籍音乐家的父辈里，难得的是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这位巴黎学成归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所具备的全球化眼光以及关键时刻做出的抉择，为造就马友友扫清了一切障碍。
第四，甬籍音乐家成才诸要素里，易被忽略的是普遍的基督教家庭及教育背景。这个因素的存在，拉近了甬籍音乐家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天然距离——盖古典音乐的源头是宗教音乐。教会学校、教堂礼拜的耳濡目染，对具有灵性的学子，其作用强于枯燥乏味的技术训练。中国代女中音董爱琳就是从教会中学到圣约翰大学（今上海教会大学）一路读来。抒情男中音葛朝祉全家信奉基督教，他读高小时常随大哥去四川北路的守真堂做礼拜，兄嫂常因布道而无暇进食，对葛朝祉后来的精神养成产生过极大影响。吴乐懿的母亲曾在教会学校清心女中读书，父亲是教会唱诗班成员。吴乐懿初的记忆就是在父亲怀里听他唱歌，边上是母亲用钢琴伴奏。童年时代的一个圣诞节晚上，她被带去公开演唱，得到一个洋娃娃做奖励。赵梅伯之父赵筱山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赵梅伯受其影响，接触到美国黑人灵歌及教堂赞美歌。因为父亲工作调动，赵梅伯回甬进入英国循道公会所办的斐迪中学，日后在中国传播西洋音乐不遗余力，其精神亦颇接近耶稣之传道。值得一提的是，胡晓平是在移居多伦多后才皈依天主教的，她在接受故乡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年来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生活的压力及家庭的波折，可是我依然满心感谢神给予我的一切。我知道个人的才能并不是天生的……既然神赐给我歌唱的才能，我就应该多为神的福音而歌唱，多为神的福音事业花时间。”
第五，通过甬籍声乐家及钢琴家的师承谱系梳理，可以明了音乐领域西学东渐的清晰脉络。葛朝祉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师从俄国流亡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马林斯基剧院台柱，与夏里亚宾齐名）。斯义桂则不单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苏石林，还在毕业后加盟苏石林办的歌剧院，多次在兰心大戏院演唱，其男低音潜能才得到充分发掘及市场认可。董爱琳也是苏石林的私人弟子，据董的回忆，苏石林的课每次都要预约，学费非常昂贵，于是她每月上一次课。苏石林要求很严，先练声，把调门记住，下次来必须还课。老师不懂中文，上课必须用英文对话。对中国钢琴教育贡献的是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他是李斯特的门生斯贾姆巴蒂的学生，1919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指挥。某种意义上，他造就了这支乐团里早的中国乐师——甬籍大提琴家张贞黻，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琴童，其中就有傅聪。甬籍钢琴家受惠于他的也不在少数，巫漪丽、吴乐懿、朱工一、周广仁均在其列。另外，中国钢琴史上尚需记录一笔的是流亡的犹太人威登堡，其人是小提琴宗师约阿希姆的学生，曾经在柏林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一度成为柏林音乐学院院长，与海菲兹、克莱斯勒有私交，在他生命的后阶段曾经带过李名强。如此显赫之师承关系，亦可见上海当年国际化程度之高，文化生活之盛，艺术根基之厚。这些名师不但带出了一批卓越的中国学生，事实上还建立起了中国音乐教学的体系框架及审美标杆。
第六，甬籍音乐家的人生命运在历史的动荡中分化。在本书写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中，我已感觉到书写的时间分野带出的内容分野，这在钢琴家吴乐懿的自传文章《我的音乐旅程》中其实已可管窥，她在文中对年轻时代求学、成名之路的回顾可谓巨细靡遗，但对后面漫长的30年人生却一笔带过。本书的一些传主，其人生大致上也被分成两截，前半生何其精彩，即使是沐浴于战火，朝不保夕，仍旧有音乐这一指路明灯照亮前路，而后半生，他们却不得不因政治动荡放弃艺术生命。例如楼乾贵，这位曾经逃脱国民党死刑的戏剧男高音歌唱家，却在全盛期被判了艺术上的死刑，虽然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中国歌和洋唱法》被周恩来大加肯定，但并不能使他免于成为“右派”，直至众叛亲离。再如巫漪丽，“文革”中被迫与入狱的丈夫、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杨秉孙离婚。再如周广仁，历经丈夫从被划为“右派”到自杀的磨难。再如应尚能，被强制在天津郊区劳动，1973年因结肠癌去世，直到1983年才获平反……如果没有那段历史，甬籍音乐家的整体贡献也许可以更大，真是令人可惜、可叹。造化弄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斯义桂在1947年赴美演出并定居，马友友到1985才首次踏上故土，除了来自父亲的少许中国文化熏陶，他的教育背景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连中文表达都有困难，但他们在国外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曾以首席艺术家身份出席美国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且分别在不同年代都与指挥帝王卡拉扬有过合作。论及在华人圈的影响力，赵梅伯应不亚于斯、马。1948年底，赵梅伯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同机离开北平，终在1949年抵达香港，20年后又移居美国，开启了另一道人生之门。
第七，宁波籍音乐家里，可以发现部分家学传承，例如：作曲家陈钢乃歌仙陈歌辛之子；俞丽拿和李坚母子虽然领域不同，但对中国当代音乐听觉的影响各擅胜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来自宁波乡间，全靠一己之力抓住机遇，终成国内指挥界之翘楚，他的成长史恰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并与世界接轨的进程，是“国运兴，乐运昌”的象征。俞家现在一门三指挥，其侄俞潞、其子俞极崭露头角，俞氏家学遂成，宁波遂成新时代音乐家诞生之沃土。
2019年2月25日，笔者在宁波交响乐团团长童铭女士的安排下，拜会了当晚将指挥宁波交响乐团演出的甬籍指挥家姚关荣先生，他也是笔者着手写作的位传主。2020年11月20日，俞潞指挥宁波交响乐团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正在紧张排练，也是由童铭女士牵线，笔者获得了与俞潞长谈的机会。往前推15年，也是在宁波大剧院，笔者有幸与正在举行亚洲巡演的马友友有过一场愉快的见面。本书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宁波音乐生活的一份见证，它的完成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尽管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过半年，但是前期的准备超过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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