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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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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古志五种》包括明嘉靖《沛县志》（天一阁藏刻本）、明万历《沛县志》（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抄本）、清乾隆《沛县志》（乾隆五年刻本）、清光绪《沛县志》（沛县档案馆藏清抄本）和民国《沛县志》五种官俢沛县县志。其中明清两朝所俢凡七种县志，目前世存仅四种，本书已尽数收入。《沛县旧志五种》整理小组整理点校，补正阙漏，系统地展现出沛县完整的县志编修情况，较完备地囊括了明代以来沛县见诸史册的历史地理资料。本书的出版，是对沛县地方史研究的珍贵文献的一次汇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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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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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旧志五种》整理小组是由为整理沛县旧志特意从社会各界邀请的沛县地方史研究学者组成的一支专业人才队伍，编写组成员历史学识深厚，熟悉地方文献，具有乡邦情结，地方志编修经验丰富，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有过硬的史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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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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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方志足映沧桑
———《沛县旧志五种》前言………………………………………… 001
凡例…………………………………………………………………………… 001
明嘉靖《沛县志》…………………………………………………………… 001
明万历《沛县志》…………………………………………………………… 115
清乾隆《沛县志》…………………………………………………………… 393
清光绪《沛县志》…………………………………………………………… 621
民国《沛县志》…………………………………………………………… 919
后记……………………………………………………………………………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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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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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沛县旧志五种》，是对现存于世的沛县旧志的汇编。
读者见“旧志”之名，或以为《沛县旧志五种》是一部“旧书”。其实，志虽旧， 《沛县旧志五种》却是一部“新书”。新书新在哪里呢? 新书是如何编竟的呢? 新书又有什么新看点呢?
作为编务的主要参与者，我想借助这篇前言，对上述问题，作一些简说。
一
《沛县旧志五种》作为旧志汇编，收录了嘉靖《沛县志》、万历《沛县志》、乾隆《沛县志》、光绪《沛县志》和民国《沛县志》。
关于五部志书的编修，概述如下:
嘉靖《沛县志》十卷，六万余字，知县王治主修，县儒学教谕马伟主纂。该志编纂始于嘉靖二十二年(初春，凡三阅月而成稿。约八万言。1597)
1543)
万历《沛县志》是经两任沛县知县之手编修而成的。万历二十五年(知县罗士学编修于前，万历三十七年知县李汝让补修于后，并付诸梓印。列一纪、四表、八志、十传和杂志、订讹，凡二十五卷，凡十七万言。
乾隆《沛县志》由沛县知县李棠主修、徐州府学教授田实发主纂，刊行于乾隆五年(约十五万言。乾隆二十三年后又有增补。
1740 )。该志十卷， 1890)
光绪《沛县志》十六卷，光绪十六年(编竟，知县侯绍瀛主修，曾任睢宁县训导的丁显主纂。而其刊行，则拖到民国九年(1920)， 其中波折，一言难尽。今存“残本”仍有二十二万言。
民国《沛县志》十六卷，约三十四万言，县知事于书云主修，本县绅士、丁酉(1897)科拔贡、曾任山西省稷山县知事的赵锡蕃主纂。编修工作始于民国七年春，至民国九年冬全书脱稿，历时三年。正式印制在民国十一年。
除了这五部《沛县志》外，沛县历史上还曾编纂过另外三部《沛县志》，即景泰《沛县志》、顺治《沛县志》和康熙《沛县志》。因为这三部《沛县志》的稿本形成之后，未见刊印，随即失传，更有必要略加交待，立此存照。
002 沛县旧志五种
景泰《沛县志》为沛县知县古信编修。古信，湖广嘉鱼(今武昌)人，明举人， 景泰元年(1450)始任沛县知县。万历《沛志·张贞观序》曰:“沛旧无志，志之， 始景泰甲戌邑侯武昌古公。”“景泰甲戌”即景泰五年。
顺治《沛县志》编者为沛县知县郭维新。乾隆《沛县志》卷五《秩官》载:“郭维新，号摩庵，顺天大兴人，乙酉副榜，十一年知沛县事，才能过人，事至立剖，秩满，升浙江宁波府同知。”此“十一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 )。另乾隆《沛县志·凡例》云:前“令郭公讳维新，成稿未刊，多采摭载入，不忍没其苦心。因”郭氏离任时间不详，所以我们只能判断顺治《沛县志》成稿在1654年稍后。
康熙《沛县志》编者为沛县知县杨弘绩。民国《沛县志》卷十《秩官表》载: 弘“绩，字四畏，正黄旗人，三十九年任。安静不扰。坐公事降调，旋改知丹阳县。”而民国《沛县志》卷十《宦绩》则详载: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知沛县，有吏才，善剖断。时县连年大水，弘绩力请蠲赈，全活甚众。圣祖南巡阅河，四经沛境，役夫数千，宏绩捐赀，日给口粮，民皆乐从。在任八年，修邑志，建义学，善政甚多，坐摧科不力，罢。总督阿山复题，授丹阳知县，临行民涕泣以送。由”此
1707)
可以判断，杨氏修《沛县志》当在康熙四十六年(稍前。
自景泰五年部已知的《沛县志》问世至今，八部《沛县志》竟然失传三
部。一个县，数千平方公里土地，数十上百万民众，却没有保全《沛县志》这个独
属沛县的文化典籍，历史传承的艰难可见一斑。
或许，这与《沛县志》的断代编纂、稿本形态，或有刊印而印量较小有关—
— 仅知民国《沛县志》用了新的印刷技术，也才印刷了3000部。截至目前，现存的五部沛县旧志除民国《沛县志》曾有再版外，另四部皆为一版一印。印本少而兵燹多，岁月久而寒暑侵，《沛县志》的存留总难免命悬一线之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沛县历代旧志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先是民国
《沛县志》在时任县委书记李鸿民先生主持下于1981年以“译本”形式刊出;后
是江苏师范大学赵明奇教授于2014年主持编著《徐州古方志丛书》一套十册，
在其七、八两册中收录了从嘉靖到民国的五种《沛县志》。上述二书，对沛县历
史旧志均有保护、传播之功。惜1981年版《沛县志》译本因转译白话而减损了
引证价值，“方志丛书”本则因原本影印、卷帙浩繁、价格昂贵而较难普及为“市
民阅读”。有鉴于此，重刊沛县旧志的民间吁求，从进入21世纪起即绵延有岁，
不绝于耳。但常常是进言有路而主事无人，首肯虚说而实践待议，再版旧志的
呼声遂淹没于街谈巷议。
庚子(四月，吴昊先生莅职沛县县委书记。虽百端而待举，视教化以
2020)为先，故百日新政，即有集纳沛县历代方志而成《沛县旧志五种》之筹划。
方志足映沧桑003
以我个人立场作个人判定:新推出的《沛县旧志五种》首先完成了她接续、保护地方历史文献的基本任务;其次，则在文化传承方面，开启了服务人民，导扬风化的方便之门。
保护文献与阅读文献，看似不同层面的两个命题，其实，他们是合二而一的一体两面。历史上中国文化典籍的阵发性劫难，多数是因为珍藏于天禄阁、石渠阁之类的皇家秘阁，才遭逢改朝换代的玉石俱焚，此后则是文献缺失、民族失忆。而将阅读扩展于民间，于“象牙之塔”开一“方便之门”，则利于形成文化典籍的“庙堂”与“江湖”共存共传。对于民众而言，文化典籍的普及总有一种夜雨催春的生机，并让草根一族生生不息的阅读活动，获得一种无可取代的文献支撑。
而今，《沛县旧志五种》刊印成帙。总括而言之，该书在文献传承方面的“推陈出新”主要有三:其一，统分册为一编，展示了沛县方志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二，以时为序，汇成合集，增加了一个沛县志的新版本，利于保存，利于传播;其三，简体字、横排本适应了现代阅读习惯，利于当今读者以史为鉴。
二
关于《沛县旧志五种》的整理，上节略有触及，首倡者，是作为沛县县委书记的吴昊先生;整理概念的设定者与编务实践的推进者，依然是吴昊先生。
与一般意义的“下属汇报，领导拍板”所不同的是，《沛县旧志五种》编校工作的首倡、动议、立项、推进，以及质量要求、时间节点等，都是吴昊先生富有个人决断色彩的文化决策及工作安排。后经过集体论证，这才作为沛县县委、县政府2020 至2021 跨年度文化工程正式立项，且组织力量，分工合作，渐次推进。
我视《沛县旧志五种》的立项，较为单纯，即:谋，顺时而定;事，待人以成。这几乎可以验诸四海。世间诸多的大事、好事，不都是期待那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来一展才智的吗! 古人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是精准的判定。借《沛县旧志五种》的整理出版反观一方主政者的文化思路，或许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念:该做者即做，利民者即为， 问心无愧，便是功德。
回叙《沛县旧志五种》的编校历程，我们还应该感谢沛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孙益峰局长对编务工作的全面统筹，感谢沛县博物馆张玉兰馆长对资料工作的全程调度。没有这种统筹和调度，负责案头工作的整理人员是没有可能分工合力、以竟其功的。参与初期文稿过录的七位先生———赵明奇、张政、黄清华、刘
004 沛县旧志五种
金、龚逢庆、孙厚岭、田秉锷———有三位年逾古稀、三位年逾花甲，只有一位是年轻人。他们闻讯而动，欣然领命，不知老之已至。书稿电子版形成后，江苏古籍出版社原编辑、汉文化学者周骋先生，《江苏江河湖泊志》编著者、水利学者赵凯先生等，受邀与初期参与文稿过录的诸先生一起，认真校对，纠错颇多，保证了《沛县旧志五种》的精编精校。心存敬业，志在传承，虽劳苦亦乐为，自可展其风范。
冬去春来，月缺月圆，好像就在一瞬间，《沛县旧志五种》问世了。我们忘掉了过程中的一切劳作与辛苦，记住的总是那些惊叹或感悟。
从昨天到今天，我开始书写此文。设定的时间表内，任务一栏差不多打完了“对号”。眺望窗外，云霞明灭，环顾斗室，岁月静好。追怀乡居校稿之日，沛公园还是浮冰疏影;及至送稿金陵，梅花山早已姹紫嫣红。夜灯下，阅读旧志; 旭光里，追怀前尘;未曾料到的是，一种琐屑的文案工作，竟然让我们对沛县旧志所承载的沛县历史有了系统、直接的触摸。辛苦着，并收获着;参与着， 并学习着。我们乐在其中。当辛苦消融之后，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接受了传统文化洗礼后的神清目明。
历史文案，不是古董;阅读历史，不是怀旧。历史分明是一条有着航标的河
流。我们漂流在岁月里，因为追上了历史，所以又延伸了生命的维度。这一份
参与的幸运感，愈近尾声，愈显强烈。
面对布面精装，煌煌两册，百万余言，简体字，横排本的《沛县旧志五种》，我与每一位参与旧志整理的朋友都有一份感恩，一份欣悦，更有一份期待。大门打开了，看你愿不愿进去;历史走近了，看你愿不愿触摸;源泉疏浚了，看你愿不愿取一瓢饮。
三
关于《沛县旧志五种》的看点，相信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主观诉求的读者自
会有不同的读后感。该书的整理者，其实也是读者。有了先读为快的经历，其
感怀或许可以启迪日后的读者。
其一，这是一部荡涤了“功利附加”的历史文献。读者看一看版权页即会发
现，在省略了诸如“编委会”“编辑部”的群体附丽之后，甚至连“主编”“副主编”
“执行主编”的名头都省去了。这也是吴昊先生的坚持。所谓尊重历史，所谓
为“而不恃也，功成而不居也”，应该就是这种风貌吧。而作为一种“校注本”，整理者原是将错讹之字、漏排之句以括号括出，再加改易的。如嘉靖《沛县志》卷一《舆地志》之“风俗”载:婚“姻死丧，邻里相助，有
方志足映沧桑005
洙泗遗泽旧志。自昔以勇岩为俗。”其中“勇岩”二字不通，“岩”为“宕”之误。若加校注，其形式当为“婚姻死丧，邻里相助，有洙泗遗泽旧志。自昔以勇岩(校注:“岩”当作“宕”)为俗”。再如乾隆《沛县志》卷之一《舆地志》之“沿革”载:“雍正十一年，改徐州为府，沛仍属邑。其”年代亦有误，若加校注，则为:“雍正八年(校注:“雍正八年”误，实为“雍正十一年”)，改徐州为府，沛仍属邑。”后来发现，错误不少， 校注亦多，加了括号，改了字号，既不便读者阅读，书籍的版面之美亦遭破坏。商之于周骋先生，以“径改”为便;故而将原志错讹、漏排之处，不加括号，一一径改、径补。五部志书，这样的错、讹、漏排之处，无虑百千，改补一过，信息还原， 编校之劳，亦皆化为无名功业。
其二，这是一部自明代中期而至民国初年历任沛县主政者和沛县子民进行“文化接力”的悠长记录。一长串“主修”“主纂”“协修”“参订”者的名字，人人都可视为“沛县志功臣”。读其书而思其人，我们要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对沛县历史文化的阶段性总结，记住他们在沛县文化千年传承中的纽带作用。
其三，该书集纳的五部沛县志，贯穿为沛县的“通史架构”。从编修时间看， 每一部《沛县志》都有“断代”特征。因而，就沛县志的某一版本而言，自然可以视作沛县的“断代史”。即便如此，每一部“断代”的沛县志又都贯穿着一条从古到今的传承线索，如“星野”之分，则始于《汉书·地理志》;如“沿革”之始，则见于《尚书》之《禹贡》;如设县、秩官，则始于齐、楚、魏三家灭宋，楚得沛地;如邑纪，则始于禹分九州，沛属徐州域;如征辟，则始于汉;如科举则始于唐;如人物， 则列传始于汉代将相，列女则倡义于王陵之母;如文物，则自两汉三国之后，不绝如缕。所以，不论哪一部《沛县志》又都是可以当作“沛县通史”来阅读的。倘若五志连读，其“沛县通史”的色彩将更加强烈。
其四，《沛县旧志五种》作为地方志书集成，还以其历史文案的具体性、详赡性补充着中国“正史”的间隙，或质疑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某些结论。如河渠变迁与水利水害，如太平军北伐与捻军中原之起，如徐州明清宗教史、徐州明清妇女命运史等等，《沛县旧志五种》都有更为真实、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深入解读，自然会引出新的历史结论。
四
百年之前，沛县志编修者已经明晰:县“之有志，所以网罗散佚、保存文献， 备一代之志乘、资后人之观感者也。今”天，《沛县旧志五种》所记录的历史资料， 少都经历了百年淘洗，并已固化为沧桑年轮。面对这些承载着我们先辈蜿蜒足迹的文字，即便不能跪着拜读，似乎也要心怀虔敬吧——
我们的血脉里，毕竟
006 沛县旧志五种
都融有昨天的基因!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也许有些夸饰。当历史的书记官们将他
们亲历、亲知的人物、事件、天文、地理融注于历史典籍的时候，历史也就物化为
一串灯火。变化着的读者群，阅读着凝固的历史;读者行走着，一时一心情;历
史静立着，万古悬明灯。就这样，在静与动的对视中，历史默默，人世嚣嚣，天地
无言，上苍有眼，他将见证后来人是否还能借着昨日的星辉，照亮心头的阴影，
免蹈覆车的旧辙，开启昕昕的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
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各级党政负责人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保
护与发扬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
我们感动着，并期待着。
辛丑仲夏田秉锷于麦香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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