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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基础设施、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研究(格致经管前沿)

書城自編碼: 3660992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中國經濟
作者: 茹玉骢 王文雯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43232563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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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研究分两大部分:部分主要是对于比较优势动态理论的讨论,以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度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效率对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动态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各类基础设施对于比较优势和贸易扩张的影响,包括传统的经济类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并对于电子商务相关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的影响做了专门讨论。
內容簡介: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本书基于这一背景,从基础设施供给和财政支出效率的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产业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和相关理论,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供给对于产业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的影响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于基础设施贸易发展支撑作用分析的相对不足,也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關於作者:
茹玉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制度经济学。近五年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上海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项;已出版专著1部、编著1部,参与翻译译著3部,在《管理世界》《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文汇》发表论文20余篇。
王文雯: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近五年完成1项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在研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在《统计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目錄
第1章绪论001
1.1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001
1.2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结构安排013
第2章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公共品供给视角018
2.1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理论019
2.2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机制031
2.3动态比较优势的经验研究方法035
2.4本章小结037
第3章财政支出效率、政府市场边界与公共品供给039
3.1财政支出效率的内涵040
3.2政府与市场边界042
3.3财政预算约束与政府行政管理效率051
3.4财政支出效率的经济学含义058
3.5本章小结063第4章财政支出技术效率的再测度:方法与指标065
4.1已有的结论、方法和可能的错误065
4.2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基本测量方法071
4.3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075
4.4中国财政支出效率测量结果汇总077
4.5本章小结087
第5章财政支出技术效率、优势、比较优势及其动态089
5.1产业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数据089
5.2财政支出技术效率与产业优势096
5.3产业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100
5.4财政支出技术效率与比较优势计量模型103
5.5财政支出技术效率、产业基础设施依赖度与比较优势108
5.6财政支出技术效率、产业基础设施与比较优势动态113
5.7本章小结116
第6章财政支出配置效率与优势比较动态研究118
6.1地区财政支出配置效率的估算118
6.2财政支出配置效率与比较优势及其动态的经验研究123
6.3本章小结129
第7章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与企业研发131
7.1引言132
7.2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134
7.3样本介绍与描述性事实145
7.4模型设定与识别1547.5基础设施对企业研发的规模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实证
结果161
7.6进一步讨论175
7.7本章小结183
第8章基础设施供给、产业比较优势与价值增值185
8.1引言186
8.2理论模型190
8.3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195
8.4计量结果分析202
8.5基础设施、比较优势与产业增加值214
8.6本章小结220
第9章城市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222
9.1引言222
9.2分位数回归的方法介绍227
9.3计量模型建立及指标选取229
9.4回归结果235
9.5本章小结247
第10章互联网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发展与出口249
10.1引言250
10.2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与贸易发展252
10.3电子商务发展与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理论分析259
10.4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处理264
10.5回归结果分析270
10.6本章小结281
第11章电子商务、贸易中介与企业出口方式选择283
11.1引言283
11.2理论分析:电子商务与企业出口方式选择285
11.3电子商务与出口方式实证分析291
11.4本章小结297
第12章新型基础设施与动态比较优势298
12.1引言299
12.2新型基础设施和新要素禀赋结构300
12.3信息基础设施与比较优势303
12.4融合性基础设施与比较优势313
12.5创新基础设施与比较优势316
12.6本章小结318
第13章结语321
参考文献329
內容試閱
1. 背景1:传统贸易理论政府的缺位
传统贸易理论几乎没有政府的影子,在经典的2×2×2模型中,即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个产业一般均衡模型中,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分析单位或者一个点,同时假设市场机制能自动发挥机制,要素可以通过以进出口商品和服务为载体进行跨国流动,各国获得国际专业化分工或者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收益。因此在这种市场配置资源主导的自由经济中,除了市场失灵的特殊情况,以及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中,政府如何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作用几乎不需要考虑。作为例外,20世纪7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流行以来,虽然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凸显了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进行(转下页)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把贸易繁荣的源泉归于技术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但对于市场发育程度迥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虽努力地进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接上页)产业扶持,克服早期高成本阶段并具备成功进入世界市场的可能性。但这一理论依然没有全面考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一国的国家贸易规模和结构问题。此外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假说的贸易理论重点在于讨论产业内的贸易现象,而对于比较优势动态的研究不是它的重点,而且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中一样,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另外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把政府纳入一国产业竞争力形成的“钻石模型”中,但重点强调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性,却没有放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中加以讨论。但只有少数国家终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更多的国家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既定行业而无法进行产业顺利升级,或者遭受如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如何才能获得有效的产业升级,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如何才能进入新的产业或者在原有全球价值链中提升自己的位置,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所考虑的问题。
和理论模型中暗含的政府隐身假设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从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规则的制定到国内产权保护和合约实施制度的完善;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签署;从发达国家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到转型经济体市场培育和开发区外资的引进;从国家安全维护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政府必须为谋求一国福利化,单独或者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品。这是贸易得以开展,市场经济得以繁荣的基础保障。显然这些公共品并不是如传统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政府为避免市场失灵的补救措施;而应该反过来,是政府为保障市场有效运行提供的必要产品,离开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市场或许能够自然形成,但由于市场交易成本远非为零,它的规模和发达程度将受到极大限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当市场功能发育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需要政府提供一系列支持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制度、公路、港口、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说明,政府和市场本质上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积极有为政府的制度创新和市场培育保证了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而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又进一步迫使政府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重新塑造政府的功能和行为约束。一国新的产业比较优势的形成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一方面,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市场培育方面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方式,转型经济体政府所提供的一种重要公共品就是维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市场培育机制、产权保护制度、合约实施制度、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等,离开了转型经济体积极有为的表现,我们很难想象市场经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繁荣,如此众多的产业比较优势能够如此迅速地提高。另一方面,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营商环境要求更高,并对高端要素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外资的引进和高质量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而营商环境包含了丰富的公共品内涵,包括国家政治稳定、政府透明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维度,这些指标实际上又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市场发育和产业链配套、政府财政能力和支出效率等。
离开了公共品供给和相应的财政支出这个重要维度,我们很难去解释一个现象:如果产业升级是市场自组织演进的自然结果,为什么大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美国家,它们的产业结构都被牢牢锁定在既定产业上,缺少自发演进的迹象。反之,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大量的产业振兴或扶持计划来推动产业升级,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来阻止别国的技术追赶,以维持核心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自由市场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通过自发的毁灭性创造过程调整自身的环节,无法通过政府模拟这一过程来实现。从理论上而言,只要存在市场激励,产业升级自然就实现了,而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现象并没有普遍出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之差来衡量这种收敛性,差距越大,则收敛速度越快,2000年之后这种收敛速度在加快,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虽依然呈现收敛趋势,差距为正,但这个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尤其是中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迅速缩小。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呈现出发散而非收敛趋势。加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美国对华技术全面遏制,短期内,要恢复2008年之前的快速收敛趋势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能持续获得突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差异在2009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缩小态势。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4%,美国为-2.537%,双方差距为11.937%;而到了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6%,美国是2.857%,双方差距缩小到3.74%,具体参见:http://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unitedstatesvschinaeconomy.php。这也说明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因为恰恰是由于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或者激励不足等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约,才导致政府失灵,无法为新的产业发展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如教育、卫生、环境、法律等,相关基础设施的缺失终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使得经济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新的产业结构需要以新的基础设施结构为前提,否则技术阶梯难以跨越(林毅夫,2012a; b)。如何在现有体制约束下,能够通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空间,成为经济结构转变和增长方式转变能否实现问题的关键。
鉴于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品供给关系到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政府无论是在产业政策引导、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还是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财政支出效率改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关乎促成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和非经济基础设施供给数量,而财政支出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涉及政府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政府运行效率。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中去考虑政府的行为。
2. 背景2: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条件迅速改善
中国对外贸易在2001年加入WTO后异军突起,并于2013年在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大出口国,除了规模扩张以外,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和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贸易模式方面,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一般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在贸易结构方面,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制造业出口占比大幅度提升,其中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出口比重的行业。在贸易模式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一直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近十年来中国一般贸易的增幅大于加工贸易的增幅,一般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41%持续平稳地下滑到2018年的27.46%,年均下降1个多百分点。在贸易结构方面,2019年,中国机电类产品出口占比达58.4%,集成电路出口增长25.3%,半导体器件出口增长26.3%,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47.5%,金属加工机床增长近15%。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提升。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4G基站数量、公立教育机构、卫生医疗设施等方面在过去20年当中有了跨越式发展,包括近期5G、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意味着政府在诸多领域开支的快速增加。
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数量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其中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很多文献探讨了这一问题,主要观点认为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GDP竞赛和晋升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有通过“土地财政方式”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所需经费的激励。Li和Zhou(2005)、周黎安(2007)、吴敏和周黎安(2018)主要讨论了官员的晋升机制和GDP考核、官员行为之间的关系。左翔和殷醒民(2013)认为土地财政是导致基础设施供给增长的重要因素,赵燕菁(2014、 2019)分析了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及其土地金融的属性。而与此同时,有很多研究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支出结构提出了批评,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下过度重视看得见的、投资收益回报短的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偏好,忽视了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投入。
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贸易扩张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在2010年左右进入“刘易斯拐点”,产业转型升级成为贸易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政府注重经济基础设施投入,一方面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累积不够,可能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不利;另一方面,大量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消耗金融机构的大量融资,可能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利率,并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土地财政以及相应的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地方债务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增加了中国金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及其可能的扭曲效应进行研究。
3. 背景3: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战略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迅速复苏,并于2010年达到了10.64%的年经济增长率,随后逐年下降,为应对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启动供给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去产能去库存,避免经济脱实就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近年来重视发展和工业制造密切相关的前沿性产业,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以达到支撑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目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国新兴产业比较优势的获得,取决于哪些重要条件,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与此同时,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一方面,它的直接原因是中美经济和贸易结构决定的美国对中国形成的贸易逆差,以及粗放式贸易增长对于其他国家的就业岗位产生较大压力,同样也造成环境成本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低附加值的出口竞争也不利于产业研发投入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中美地缘政治格局中,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科技水平的较量。从市场围剿到高端芯片等中间品断供,再到技术和软件服务断供等各种手段,美国试图将中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突破扼杀在成长道路上。这种产业链脱钩政策充分说明,在战略新兴产业全球竞争中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幻想离开政府的扶持,由后发国家市场主体通过自由竞争形成国际竞争力是不切实际的。之所以政府在战略新兴行业比较优势培育和竞争力维持中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这是由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特征和利益分配格局决定的。
传统产业中企业之间的博弈属于产业组织的范畴,而新兴产业的博弈很可能超越了这一范畴,战略新兴产业的领头企业拥有行业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技术的网络外部性导致了这些产业具备赢者通吃的特征。产业主导权和话语权的获得,将带来全球创新价值的重新分配,乃至于产生对各国原有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影响。这种产业特征要求具有产业领导地位政府越来越多的介入,无论是原有产业竞争力的维持和还是新的比较优势获得,甚至是对于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对手实施打压。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对阿尔斯通集团的打压,这在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Frédéric Pierucci)《美国陷阱》(Le Piège Américain)中有详细描述,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反海外腐败法》等司法武器打击美国企业商业竞争对手的内幕,揭露了美国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暴力如何直接和间接地为美国企业在全世界的扩张与竞争开路的真相。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马修·阿伦《美国陷阱》,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为了能够让本国的企业在新的产业取得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全球分工地位,政府除了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国际上产业领先国际的技术封锁和新兴产业遏制战略;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有效提供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等在内的公共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需要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包括经济和非经济两大类基础设施在内的一系列公共品,包括道路交通、通信、医疗、教育卫生、战略产业扶持政策、健全法律制度、产权制度、贸易便利化安排等,乃至于一些双边或多边制度安排等,这些无疑是产业竞争力赖以形成的基础。新结构主义理论(林毅夫,2012a、 2012b)对于早期结构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了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政策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提供相应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政府应该结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因势利导”培育新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产业转型升级本质上比较优势动态的问题,尽管新结构主义理论没有解释政府进行基础设施调整的激励机制,以及如何识别某种产业政策是属于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征的“因势利导”,而什么样的政策是“拔苗助长”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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