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東傳震旦，經歷了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又再度東漸傳入朝鮮、日本等國，形成了以漢文大藏經爲中心的漢字佛教文化圈。據上海圖書館藏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年）五月一日《光明皇后寫經》跋語一稱，“考日本靈龜二年，當開元四年，八月遣吉備真備、阿部仲麻吕、僧玄昉使中國留學，至天平七年，開元廿三年，而還，獻樂律及藏經，至十三年，遂下諸州寫經造（塔）之令。蓋自慶雲、和銅以迄天平、神護、景雲七八十年之間，寫造盛。”又跋語二稱，“日本寫經之風，莫盛於唐開元、天寶時。”今尚傳存的這些奈良平安古寫經爲我們研究《開元錄》以前寫本藏經的淵源提供了珍貴的綫索。
佛經音義是解釋佛經中字詞音義的訓詁學著作，也是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一座值得深入發掘的知識寶庫。佛經音義上溯墳典，下稽方俗，集《説文》系字書、《爾雅》系詞書、《切韻》系韻書及古代典籍注疏的字詞訓釋於一書，所釋摭拾廣博，包孕宏富，徵引了經史子集數百種古籍，詮釋了一千四百多部佛經中需要解釋的詞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當時入藏佛經的縮影，也可以説是先秦傳承至唐宋古籍的淵藪，據其所釋某部佛經的詞語可比勘唐宋傳本與今傳本的異同，而由其所釋各部佛經則可略窺其時入藏全部佛經的概貌，既有所釋佛經的點上的語料，又有各個點間的繫聯綫索，包孕了大量不爲其他高文典册所載的語言材料，在反映語言的演變上要比佛經本身的記載更勝一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對漢唐所用詞語的一個較爲全面的總結。佛經音義的問世和興盛不僅促進了佛經的闡釋和研究，而且也爲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資料。
《玄應音義》是現存早集釋眾經的佛經音義，向有“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之譽。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毗盧藏中存有《玄應音義》，内容與磧砂藏本和麗藏本略有不同。承蒙日本學者落合俊典和楃浦晉先生聯繫和陪同，我於2006年2月23日訪問宫内廳書陵部時有幸目睹了這部宋版《玄應音義》。據《正倉院文書》記載，奈良時代《玄應音義》已傳到了日本。奈良正倉院的聖語藏現存有卷四、卷十七至卷二十二，共七卷及卷六的一部分殘卷，其中卷六殘卷即爲天平年間（729～749）寫本。東京博物館舊藏有大治三年（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釋覺嚴的鈔寫本，昭和五年（1930）十月轉藏於宫内省圖書寮（後稱爲宫内廳書陵部），我在訪問宫内廳書陵部時亦比勘了這些鈔寫本。
日本的法隆寺、石山寺、七寺、興聖寺、西方寺、新宫寺和金剛寺等寺廟中也藏有《玄應音義》的一些寫卷。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文部科學省私立大學學術研究高度化推進事業的項目旨在整理出版“奈良平安古寫經”，已出版的《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輯即金剛寺、七寺、西方寺、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之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寫卷。天野山金剛寺今存有卷一至卷四、卷六至卷七、卷九至卷二十一、卷二十四和至卷二十五，其中卷二十一末題有“保元元年（1156）”，卷十三、卷十九、卷二十末題有“嘉禎二年（1236）”，卷一、卷四、卷九、卷十、卷二十一末題有“嘉禎三年（1237）”，卷一末附有《新華嚴經音義》。承蒙落合俊典先生惠邀，我於2006年2月25日在東京爲“佛教古寫經研究的學術意義——奈良平安寫經與敦煌寫經”會議作《玄應一切經音義的流傳與版本考探》的公開講演，會後有幸與落合俊典先生一同考察了金剛寺所藏寫卷。石山寺的寫卷寫於承安四年到安元元年間（1174—1175），廣島大學藏有第二卷至第五卷，京都大學文學部藏有其中的第六和第七卷，天理圖書館藏有第九卷和第十八卷，名古屋博物館藏有第十二卷，反町弘文莊藏有第十三卷，大東急紀念文庫藏有第二十五卷。七寺的寫卷今存有卷一至卷十、卷十二至卷十四、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一、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其中第十五卷曾爲小杉温邨（1834-1910）收藏，現藏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承蒙箕浦尚美和池麗梅研究員陪同，我於2006年2月24日在史料編纂所比勘了此寫卷。落合俊典《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指出寫本一切經是編纂刻本時删除或改竄前的原本，有刻本所没有的字句與文字，保留了古老的形態。據我們考察比勘，七寺、金剛寺等寺廟中所存《玄應音義》寫卷與磧砂藏本互有異同，大致與麗藏本相近。這些寫卷與敦煌卷子正好可互補整理成一個較爲齊全的古寫本《玄應音義》，其學術價值之巨不言可喻。
漢字的發展演變包括字體的變遷和字形的變化，漢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討漢字從甲金文到楷書的演變過程，也要考證每一個具體漢字的字形有哪些變化。除了字體和字形演變的研究以外，漢字使用的歷史狀況也是漢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佛經的漢譯正值漢字由隸書變爲楷書的轉型和俗字紛出的漢魏至唐五代，佛經在傳抄中多用當時的俗字，如《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除收八千一百十個正字外，還收有三萬一千九百十三個異體字，因而可以説佛經的用字反映了漢魏至唐五代的用字實況，而佛經音義主要收釋經文中難理解的詞語，這就必然要涉及經文中出現的大量俗字和訛字。佛經傳抄中的這些俗字和訛字在重譯或後來傳刻中受當時社會通用文字的影響會有或多或少的勘正，這就造成傳世佛經在反映漢魏至唐五代用字實況上的失真，而佛經音義在辨析這些俗字和訛字時必須實録照抄原文，準確地記載了佛經中的時俗用字，所收之字有很多未爲其他辭書收録。因而在反映漢字的演變上，佛經音義的記載就比今傳本佛經的記載要更勝一籌，且佛經音義所釋這些俗字和訛字在傳抄中形成的各本異文大致反映了不同時代社會通用文字的使用狀況。如果説許慎《説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大體上保存了小篆的系統，那麽我們可以説佛經音義本身的記載和各本的用字大體上保存了漢魏至唐五代漢字的隸變系統和用字實況，人們從中能真切地瞭解到漢字字形隸變楷化的動態演變過程。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佛經音義猶如一塊璞玉，客觀上如實保存了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態，尤其是反映了漢字隸變楷化演變過程的中間狀態，不僅能爲大型字典的編纂提供更多詮釋東漢以來俗字的豐富資料，而且還能根據佛經音義和有關文獻所載歷代漢字的使用狀況，繫聯一字的變體，描寫其演變的過程，厘清其所有異體，辨明其中一些異寫字的錯訛，從而尋求和把握漢字結構和構形的内部規律，揭示漢字演變的所以然。
繼剛博士近十多年來潛心漢魏六朝碑刻字及《玄應音義》的研究，其碩士學位論文《〈玄應音義〉詞典學研究》（西華師範大學2005年）從詞典學的角度，對《玄應音義》的收詞與釋義展開研究。繼而又锲而不舍，著重從文字學的角度爬羅剔抉，窮幽極微，撰成博士學位論文《七寺本〈玄應音義〉文字研究》（西南大學2012年），進而增訂而成此專著。
該書首先採用字詞對應理論、構件理論分類研究《玄應音義》裏的異體字、同形字、假借字、記録音譯外來詞的字等四類文字現象，其中異體字部分著力勤，較爲全面而客觀地展示了七寺本《玄應音義》的文字面貌。其次借鑒詞彙學研究的相關理論，將《玄應音義》與同時代的文字材料及不同時代的文字材料進行共時與歷時比較研究，探討了文字的源流、演變軌跡及其規律，指出七寺本《玄應音義》所用文字來源多途，其正字堅持以《説文》爲標準，其通行字和俗字主要沿用漢魏六朝碑刻的異體字，認爲漢字的規範化是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玄應音義》的文字反映了唐代的用字狀況和書寫規範。其中《疑難字詞考證》章認爲標以“未見所出”“未詳所出”等語的疑難字多爲異體字，少數爲假借字或同源字等，多發人所未發。
我多年研究佛經音義，自然也關注七寺、金剛寺等寺廟所藏《玄應音義》。2002年我赴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參加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十一屆年會。此時曉虹博士已定居名古屋，閑侃中，我提及石山寺所藏《玄應音義》第十二卷現藏於名古屋博物館。我在國内看的是影印件，有些字印得不是清晰，很想趁便去名古屋博物館看一下原物。當時曾感歎未能如曉虹博士身在東灜，得以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來考察日本所藏寫卷。值得慶幸的是，三十多年來承古屋昭弘、衣川賢次、平田昌司、辛嶋静志、落合俊典、石塚晴通、池田證壽、中里見敬、佐藤晴彦、内田慶市、瀨户口律子、竹葉孝、丁鋒、梁曉虹和沈國威教授等襄助影印惠寄相關資料，亦幾囊括日本所藏寫卷佛經音義。今年1月還承北海道大學李乃琦博士熱情聯繫安排，陪同考察了杏雨書屋所藏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和《一切經音義》殘卷，又參訪了曾藏有《一切經音義》寫卷的京都石山寺和名古屋七寺。承七寺住持熱誠款待，瞻覽了七寺所藏古寫經，誠感人生有緣，福至心靈。七寺建於奈良時代天平七年（735），正式名稱爲稻園山正覚院長福寺。據落合俊典《七寺一切經和古逸經典》（《佛教史學研究》第三十三卷第二號，1990年）一文所考，七寺所藏寫經源自奈良古寫經。其中有不少學術價值很高的古逸經典，如久已失傳的署名“羅什造”的《大乘入道三種觀》、唐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馬鳴菩薩傳》等。繼剛博士年富力盛，治學嚴謹踏實，所著《七寺本〈玄應音義〉文字研究》可謂其數年磨一劍的心血結晶，也是七寺本《玄應音義》研究的新成果，不僅奠定了七寺本《玄應音義》文字研究的扎實基礎，而且也必將推動七寺本《玄應音義》及日本所藏《玄應音義》更爲深入的研究。
近年來佛經音義與禪儒語録詞語研究已成爲國際漢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的熱點，而學界良莠混雜，有些急功近利之徒或曲意鑽營混跡學界，或附庸風雅恬不知義。如2014年出版的《玄應音義及相關韻書研究》和《玄應音義詞彙論稿》，前者整體内容屬抄襲和剽竊，寧夏人民出版社已在《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和《中華讀書報》刊發聲明註銷其ISBN號；後者雖也算交河北大學出版社公開出版且藉以混評教授職稱，卻難覓蹤影，内中蹊蹺不言自明。又如2016年語文出版社出版的《朱子語類語彙研究》亦是一本粗製濫造之作，惜竟有毫無敬畏學術之心的門外漢譽之爲填補所謂空白之作，似有以劣幣驅良幣之嫌，更有失治學的嚴謹而貽笑大方。好在天道酬勤，人做天看，褒优貶劣，學人心中自會皆以有無學術創獲作爲判斷準繩。人所共知，古今凡有所建樹的真學問都建立在扎實的語料與實學實證基礎上，佛經音義與禪儒語録詞語的研究更是甘坐冷板凳者才能做的真學問，衹有扎扎實實，不畏艱辛勞苦，才會真有創獲。繼剛博士多年來傾心力於《玄應音義》研究，尤其在文字的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所獲亦豐，誠爲可嘉。承其眷顧囑託，索序於我，卻之反爲不恭，是以不揣譾陋而忝爲序。在此我們期待繼剛博士在《玄應音義》的研究方面再接再厲，從而在七寺本《玄應音義》及佛經音義研究的方方面面續有更多的開拓和更多的成果問世。
徐時儀
庚子夏於上海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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