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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张宏杰解读明清帝国(平装全两册,倒退的帝国+饥饿的盛世)

書城自編碼: 3655378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张宏杰
國際書號(ISBN): 9787536621026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0-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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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编辑推荐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是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写的很好看的一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与作者本人一样,低调、严谨,有深度。
头次见宏杰是在马路边上。约了几次到我这里,他都因为忙没能过来。后来我就索性去找他。我和宏杰的时间都很紧张,于是我们约定在中午的时候边吃饭边谈事。我早到了10分钟,就在马路边上等。
看见我,他首先是道歉,说让我等得的时间有点长。他这个人话不多,但是很真诚,套话不多少,很直率。头深刻的印象是中规中矩,不轻易妥协。我们谈到图书内容的修订,谈到封面,意见一致,就是要做一本好书,一本好看而又不哗众取宠的书。
那次吃饭,总共花了不到100块。一瓶啤酒,他喝了一小杯,剩下的是我的。
与他低调的为人相比,他的作品却是丰富的多,更能给人惊喜。
宏杰是历史学博士,审完他的稿子,给我的感觉是他视野开阔,思维缜密。
纵向上,他把乾隆时代的得失与前后几个朝代的得失结合起来;横向上,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去研究。本书对我们看待一个局部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更高的视野看待盛世,对于今天我们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机遇,都很有
內容簡介: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内容简介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主要写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作者通过对乾隆时代的解构,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盛世”图景,同时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落的秘密。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之前几千年历史中人口足够多、国力足够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头强大、头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头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时代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但是,作者从更深的层次看到,表面的繁荣昌盛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危机。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沉浸在“盛世”的梦境中不能自拔,想尽一切办法维持他的封建统治。可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错失了与世界文明接触的机会,没有赶上世界发展的大潮。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接下来的持续衰落,甚至沦落为“东亚病夫”。另外,本书还对乾隆的出身个人生活,性格等做了介绍。

《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内容简介
公元1368年,四十岁的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建立了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庞大帝国。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帝王”。
如清人赵翼所言:“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善于笼络人心、优待知识分子、大局观极佳、有决断力,朱元璋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元末豪强的“圣贤”之质,助他登上大位。当朱元璋削平群雄,登上帝位,他则露出青面獠牙,以残酷恐怖的统治将专制政治发挥到极致,废丞相,肆意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贱视文臣,推行严密的里甲制度,强制民众迁徙,干预民众从业自由,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等等。朱元璋还加强思想控制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本书将朱元璋放入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做了深入的剖析,力图为读者呈现一个多维度的朱元璋。
關於作者: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百家讲坛》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目錄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目录
目录
章?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一?被八字决定的历史 / 003
二?毫无心理准备的接班 / 012
三?转变帝国的航向 / 015
第二章?盛世的保障——集权
一?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 027
二?驭臣之术 / 036
第三章?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一?长恨歌 / 047
二?乾隆十三年的风暴 / 064
第四章?权臣的结局
一?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 075
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 082
第五章?盛世之巅
一?“以民为本”/ 105
二?“盛世”的武功 / 111
三?“盛世”的四个支点 / 135
第六章?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一?打击“越级上访” / 147
二?儒家治国理想的破灭 / 161
三?消灭记忆 / 181
四?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 / 200
五?由驯身到驯心 / 210
第七章?盛世的崩坍
一?尹壮图的奏折 / 227
二?大规模动荡的前奏 / 236
三?帝王私欲 / 244
四?和珅与议罪银 / 255
五?腐败集团化 / 265
六?君臣赌局 / 271
七?中国人的“盛世梦”/ 278
第八章?鸦片战争的种子
一?世界留给中国的后一个机会 / 291
二?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329
三?帝国的遗传基因 / 360
第九章?烈日余晖
一?权力平稳交接 / 371
二?“千古全人”/ 381
三?太上皇 / 384

跋:乾隆皇帝的外表、性格及传说 / 412

上 从流氓到天子
一、什么叫赤贫 /2
二、初生鳞甲 /23
三、崭露头角 /35
四、成功的三个原因 /56
五、问鼎天下 /72
下 历史的惯性
一、构建农民乌托邦 /90
二、结网的蜘蛛 /118
三、统一思想,禁止奇装异服 /143
四、“化民成俗” /154
五、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173
六、洪武朝的知识分子政策 /187
七、学习《大诰》运动 /198
八、屠杀功臣始末 /214
九、对老乡深情重义 /245
十、朱元璋之死 /265
尾声 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附录:朱元璋大事记 /288   明太祖分封诸王表 /296
洪武朝功臣世表 /298  朱元璋追赠封爵功臣表 /302
內容試閱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免费在线读
序 得不偿失的盛世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多、国力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强大、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人并不想要这份工资,不断有逃亡的情况发生。“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起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监工们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坊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航行过整个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但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缜密、完善、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的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干净、意志被压制得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暗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一 被八字决定的历史
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伟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首次见面了。不过弘历当时年仅12岁,他不可能了解这次偶然的会面对自己乃至对国家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那是康熙生命中后一个春天,圆明园牡丹台前数百盆牡丹开得正艳。雍亲王(胤禛)提出请父皇来家中赏牡丹,老皇帝欣然应允。
老皇帝愿意到胤禛家里来坐坐,因为在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当中,只有这个四阿哥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特别渴望,也似乎没有参与任何与竞争储位有关的阴谋。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四,擅长草书,精研佛法,在别的皇子为皇位打破头的时候,他却坐在书斋中修身养性,一派闲云野鹤之姿。不过,44岁的雍亲王也并非平庸之辈。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临时任务,比如安排太后丧事、清查仓米发放弊端等,他都完成得迅速周到,给皇帝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冯尔康《雍正传》)
康熙晚年,经常到四阿哥的赐园中去散心游玩。据《清圣祖实录》统计,皇帝晚年共幸临胤禛的赐园圆明园11次。除了胤禛外,其他皇子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恩荣。原因当然是四阿哥的家让他感到安全和放松。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把酒临风,心情愉快。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把弘历介绍给康熙,是雍亲王精心策划的一个步骤。不过康熙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在父子闲聊之际,胤禛闲闲地提起:“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还没机会见到圣颜呢。”
老皇帝随口答道:“好啊!上次我听侍卫说你有个儿子书读得很好。把他们俩叫出来我看看。”
长到十多岁,孙子才有机会见到祖父,这在爱新觉罗家中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康熙皇帝的孙子实在太多了,一共97名,政务缠身的老皇帝只见过不到其中的一半。
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老皇帝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这孩子相当与众不同。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特别是两只秋水般澄澈的眼睛里流动着不同寻常的灵气与沉静。刚才行礼的时候,皇帝注意到他一举一动既敏捷得体,又不慌不忙,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局促。跟在他身后的同岁弟弟弘昼就明显拘束很多。
凭着丰富的阅人经验,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慈爱地招招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起他的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
一阵喜悦攫住了康熙的心。在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这个无疑是出色的。
过了几天,老皇帝派太监来到圆明园,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呈皇帝亲阅。
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吃了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综见《清圣祖实录》《乐善堂全集定本》)
2
在康熙众多孙子中,弘历本来是极不起眼的一个。他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诞生于北京城内的雍亲王府。母亲是20岁的普通格格钮祜禄氏。
曾经有许多历史学家误以为乾隆的生母是大家闺秀,是因为她姓“钮祜禄”。确实,有清一代“钮祜禄氏”被列为“八大家”,是有名的姓氏之一。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也出过许多后妃。
然而,“八大家”之中的“钮祜禄氏”,确切地说,是指开国元勋额亦都一支。而乾隆的母亲之先祖,只是额亦都的一个命运平庸的叔伯兄弟,叫额亦腾。这一支开国以来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到了乾隆母亲的祖父一代,甚至沦落成了一介白丁。乾隆的外祖父凌柱,官职也不过是“四品典仪”,估计是父随女贵而取得的闲职。
从种种迹象推断,13岁的钮祜禄氏进入雍亲王府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丫头,干些端茶倒水之类的杂活。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某一天,精力十足而又无所事事的雍亲王不经意间突然发现这个入府六年的丫头已经长大成人,19岁的她高大健壮,虽然面貌不过中人以上,但是身材异常丰腴饱满,一举一动,波涛汹涌,青春光彩难以掩抑。32岁的亲王感觉自己身体里突然腾起一股犀利的欲望。
土地很肥沃,第二年就结果了。乾隆皇帝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玉牒》)因为母亲身份太低,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
但是这孩子的八字却有些不同寻常。
传统的中国人大抵终生生活在迷信的氛围之中。康熙皇帝虽然喜爱钻研西方科学,并且颇有造诣,但这并没有怎么妨碍他对算卦占卜的热衷。
清代档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四川总督年羹尧入京办事,皇帝命他找京城的“名算”罗瞎子推算某事。年听说这个罗瞎子为人四处招摇,且有病在身,就没去找他算。皇帝在他汇报此事的折子上批道:
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掌故丛编?年羹尧折》)
可见,皇帝是这个瞎子的老主顾兼粉丝。
八字推命即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在今天来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可是,在过去,这些迷信往往在偶然中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乾隆的八字即是如此。
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时人批语。内容如下:
乾隆八字:
辛卯(康熙五十年)
丁酉(八月)
庚午(十三日)
丙子(子时)。
批语:庚金生于仲秋,阳刃之格,金遇旺乡,重重带劫,用火为奇美,时干透煞,乃为火焰秋金,铸作剑锋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贵福禄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喜逢冲,又美伤官,驾煞反成大格。
书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连运行乙未。甲午,癸巳身旺,泄制为奇,俱以为美。
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贤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很明显,这个批语是算命先生写的,几乎每个字都是夸赞之词。中国古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论,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焰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
“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晳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晳。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
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
对于弘历会受到老皇帝的喜爱,胤禛有充分的自信。因为这个孩子自幼聪颖异常。
特别是,他少年老成,十分懂事,很善于与人相处。雍正充分相信他会成为老皇帝和自己之间的一个良好沟通渠道。
事情的发展甚至超过了雍亲王的期望。
3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秋两季五个多月里,避暑山庄中祖孙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康熙批阅奏章的时候,小弘历就在旁边磨墨写字。老皇帝时常站起来,走到孙子身边,手把手教他写字。吃饭的时候,祖孙俩坐在一桌,爷爷不断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身边。弘历此时总是懂事地“屏息而侍”,大气都不敢出。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中的后岁月带来了巨大的欢乐,短短半年之中,祖孙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湖上,弘历正在山上玩耍。远远望见御舟驶来,就满心欢喜地跑下山来。老皇帝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忙跑到船头,朝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了!”祖父焦急的声音深深印在弘历的脑海里,60年后还在御制诗《晴碧亭忆旧》中提及此事。
在这半年之中,弘历的体育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才12岁,但是他反应之敏捷,举止之精确,非常人可比。康熙亲自教弘历射箭,弘历也真争气,首次习射就连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赐给他一件黄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喜”。(乾隆《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弘历初次练习用火枪,教师把一只羊捆在百步之外,他初次试射,就“一发毙羊”。康熙十分高兴。
八月之初,秋高马肥,康熙带着弘历,开始行围打猎。在围场,康熙用火枪击中一熊,大熊倒地良久,毫无动静。康熙以为熊已经毫无威胁,遂命弘历上前补射一箭,以让这个孩子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弘历上马之后,不知为何,迟迟不动。康熙心中有些不高兴,这个孩子一直胆子很大,今天见到熊之后怎么害怕起来?康熙在马上高喊:“弘历,怎么不进?”
弘历这才像醒过神来,催马欲进。不料此时那倒地的大熊忽然一个翻身,直立起来,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直奔弘历的坐骑而来。众人刹那间都惊呆了,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子弹从熊耳射入,大熊如同半堵墙一样应声仆地,彻底死去。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这件事给康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似乎冥冥中有天意,保佑这个不同寻常的孙子。晚上回到帐中,他对随驾的和妃说:“弘历这孩子的命真是贵重!如果他早一点催马过去,熊起马惊,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啊!这孩子将来福气比我还大啊!”(《啸亭杂录》)
这次行围之后,皇帝特意去了四阿哥的热河赐园狮子园,指名要看看乾隆的生母。不知何故的钮祜禄氏跪在皇帝面前,心中充满疑惑。老皇帝命她抬起头来,细细观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边看边说:“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高宗实录》)
在这次晋见公公之前,钮祜禄氏从来没有引人注目过。生了这个孩子也没能帮助她完全扭转命运。直到雍正登上皇位前的十多年时间,她仍然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格格”,即满语中的“小姐”。
然而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媳妇的“异相”,这个普普通通的格格,日后确实如康熙所说,成为中国历有福气的太后之一,长寿而且境遇顺遂,享尽尊荣富贵。康熙皇帝的相面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
4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都是得自父系。
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寿命为54岁,而乾隆活到89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35岁。在兄弟当中,乾隆也为长寿,其他兄弟长寿者也不过60岁,独乾隆皇帝一枝独秀,这不能不说与其母亲的遗传因素有关。
出身平民家庭的钮祜禄氏身上完整地保存了满洲人在白山黑水中陶铸起来的强壮和“皮实”。传世的清宫《慈宁燕喜图》中有老年钮祜禄氏的画像,画面上的老太太方面大耳,心宽体胖。与那些出生富贵人家的后妃比起来,钮祜禄氏身体强健,生性好玩好动。乾隆皇帝登基后,每次出巡,都要带老太太一起走:老太太生前赶上的四次南巡,她一次也没落下。老太太一生曾经三游五台,三登泰山,还到过嵩山。至于避暑山庄,那更是去了无数次。老太太去世前一年,以85岁高龄,仍然跟着乾隆登上了泰山,步履甚健。
庄练先生说:“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十分强健的身体……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中国历具特色的皇帝》)雍正弓马平常,中年后经常闹病。而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和平衡性极佳,各种兵器,上手很快,武功骑射,在清代诸帝中首屈一指。他终生好动,不乐安居,四处巡游,以至有马上皇帝之称。活到89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掌握大权64年,天天处理奏章,日理万机,很少感觉疲倦。这都是得自母亲一系的遗传。
5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京后两个月,猝然崩逝于畅春园。
《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承皇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乾隆也说,康熙当时之所以叫出他的生母来相相面,也是因为起了托付之意,“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观圣母福相也”。(《乾隆御制诗初集》)
这个说法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在传位于胤禛的决定中,弘历肯定起了作用。对于这个儿子,雍正心底有一种特殊的感念之情。
当年十二月,朝鲜国大臣金演在与清王朝的外事交往中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知其不能起,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第四子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言讫而逝。(《朝鲜李朝实录》)
有人说这个记载不尽可靠。不过,已经远传到朝鲜,可见这个传闻传播之广,也可见在雍正刚刚继位之际,未来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与祖父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广为全国所知。从雍正登基之时,弘历就成为太子的人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一,雍正皇帝即位后首次前往天坛,举行祈谷大典。还宫后,雍正把弘历召到养心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此外没再说一句话。弘历默默吃掉这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后,也没有多说话,就退了出来。不过此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不论什么事,父亲对他和弟弟弘昼都是同等对待。而这次只独独召见他一人,并且是在刚刚从天坛回来之后,显然是有深意的。从那时起,聪明的弘历就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默定为太子了。(《乾隆御制诗五集》)
二 毫无心理准备的接班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殊体质的遗传,清代帝王之死大多干脆利落,很少有拖泥带水缠绵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四代皇帝,死前都没有什么征兆。从“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则三天,长不过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忽遭大故”“闻之惊恸”之语。
不过,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还是更为突然了些。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大学士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
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宫。
张廷玉一边向圆明园“疾趋”,一边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刚刚见过皇帝,怎么这么晚又宣召?
从西南门进入圆明园来到寝宫,他惊讶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
张廷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惊骇欲绝”。雍正今年不过58岁,年龄并不算老。前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不过仍然办事如常。虽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何以这么快就陷入弥留状态?
太医进药无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时,在大家的惶惶无措中,雍正去世了。(《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对于雍正的去世,后人产生了种种推测,其中荒诞不经的说法当然是吕四娘飞剑取首级。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雍正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究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2
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下,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集在寝宫的王公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人看过。现在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在哪儿。’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公大臣们共同捧到灯下宣读。
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实录》)
3
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公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
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作好40岁甚至50岁继位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11年,去世时年仅58岁,使自己得以在25岁的盛年位登大宝。
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曾经出现过多少云谲波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5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清高宗实录》记载,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十分到位,十分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
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皇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皇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俾得稍尽此心。”(《清高宗实录》)
《清高宗实录》记载,在护送大行皇帝皇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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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叫赤贫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伺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色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她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她只好拐进破庙。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欲动了,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她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让他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儿子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排第八,就叫“重八”。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他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小时候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他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的,而且,即使是这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在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也很少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到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析骨为爨的悲惨岁月。

(三)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人们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它。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 (1356) ,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声名已显,霸业初定,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人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二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 (1279) 。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 (1275) 。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他的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何其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 (郎瑛《七修类稿》) ,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 (郎瑛《七修类稿》) ,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璧,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 (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 。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因为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的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租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只能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一生注定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 (1492) ,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纪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就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又增至八万多人 (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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