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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佳，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跨文化沟通管理、文化产业、国际分工等，出版专著《谈判学》，在《人文杂志》《中国出版》《西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 目錄： 目 录 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003 二、研究对象、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008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内容 / 012 四、创新之处 / 015 第二章 国际分工理论变迁 一、分工理论的演进 / 019 二、国外国际分工研究述评 / 026 三、国内国际分工研究述评 / 034 第三章 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历史阶段与环境因素 一、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历史发展 / 049 二、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宏观环境分析 / 058 三、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微观环境分析 / 078 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 090 第四章 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征、本质属性及效应分析 一、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征 / 111 二、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本质属性 / 131 三、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效应 / 135 第五章 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国际分工的比较分析 一、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分工比较分析 / 149 二、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分工比较的启示 / 159 第六章 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167 二、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分析及与东部地区比较 （2000 — 2009）/ 172 三、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国际分工差异的原因分析 / 177 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2010 — 2018）/ 193 第七章 促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对策建议 一、整合比较优势，提升西部地区分工地位 / 202 二、发挥西部地区规模经济，打造产业集群 / 209 三、紧扣文化禀赋，培养打造西部文化大 IP—以陕西为例/ 214 四、优化西部地区外部环境 / 221 第八章 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结论 / 227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228 主要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前 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国际贸易的兴盛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世界经济正在融合为一个大的市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国际分工这一新兴经济现象的出现，将国家、地区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品层面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环节，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参与国际分工，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的进程中推进了产业升级，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额虽然连年增长、加工贸易和边境贸易上涨势头明显，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在逐渐加大，并且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劣势地位，居于价值链低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本书运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尝试找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根源，回答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问题。 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影响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因素，分别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科技创新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宏观角度，从交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和西部企业自身特征等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二是对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征和效应进行总结，指出了西部地区国际分工具有被动性、局限性、梯度性和非平衡性特征，并提炼出资源导向性和制度导向性两大本质属性，对国际分工在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业集群和劳动力就业中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归纳。三是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选取汽车产业这一具有国际分工代表性的典型产业对西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国际分工进行比较研究，将西部地区国际分工影响因素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外部环境三方面进行了检验，实证对比分析了西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国际分工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和人均GDP两个变量与国际分工是负相关的，而东部地区则呈现正相关。贸易开放程度和国际分工关系的差异是因为东部和西部主导产业的差异：西部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而东部是以加工贸易产业为主导的。而人均GDP与国际分工关系的差异是因为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较小，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四是促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政策建议研究。促进西部地区国际分工必须整合比较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打造产业集群，改进优化外部环境。 本书的基本结论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找出了影响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宏观和微观因素。依据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特点，针对影响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因素，分别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目的是进一步观测产业升级效应。二是先通过对西部国际分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与假设不符的结果，为了找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运用同样的模型和变量，选择代表中国开放程度的东部地区进行回归模型检验。通过对比分析影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得出了西部地区国际分工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在于规模经济的差异和主导产业的不同，以及深层次的制度政策因素，这与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本质属性是对应的。三是对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运用了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以资源型为主导的行业透明度差、交易费用较高和旧制度遗留造成的深层次影响提供了合理的阐释。四是从制度层面提出了解决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对策。面对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导向和城乡经济二元化结构的特点，需要进行细致部署与深思熟虑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要进行主导产业产权明晰的制度改革，获得利益相关人的支持，进行更深层次的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同时还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成配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行制度改革。 本书为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资助项目（Sponsored by First-class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Programs of Northwest University）。本书是基于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西部地区产品分工研究》（西北大学，2011）撰写而成，书中部分数据和相关表述如无特殊说明应为2011年以前的数据和分析，特此说明。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进、国际贸易的兴盛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整个世界正在日益融合为一个大的市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贸易快速增长，1950年全球贸易额为607亿美元，到1980年增长到了19007.97亿美元，到1998年，全球贸易额达到53974.3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近90倍。2000年以来全球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9年已达到248950亿美元（UNCTAD，2010）。而在国际市场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产品分工却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国际贸易出现一个新动向，就是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这类出口产品主要与国际分工的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专门环节相联系，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这一新兴经济现象的出现，将国家、地区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品层面深入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环节，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 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其中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和活跃尤其值得关注。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工业制造第二大国，这一年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比例为15.6%，日本为15.4%，美国以19%的份额排在位。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迅猛发展，中间制成品出口大幅上涨，极大地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不论是以主动还是被动的方式，中国企业已经参与到国际分工的进程当中，且参与程度正在逐步加深。上海美国商会（AmChamShanghai）联手全球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博斯公司（Booz&Company）开展了第三次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年度调研（2009—2010），对202家在华开展业务的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建立并扩大制造业务而言，中国仍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国家；为了从中国本土市场中实现利益的化，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销售及营销能力，并将精益的制造技术、制造基地分布优化、需求及产能规划等一流的制造业实践植入其在中国的运营中。历经了40年的对外开放，在201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制造业务的开展会进一步推进国际分工，因此国际分工在中国将有更大的应用空间。 跨国公司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以国际分工的形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以期实现利润化。而这种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效应。分工与专业化作为近代经济史的两大显著特征，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斯蒂格勒（1990）认为，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包含了许多职能。分工和专业化过程，就是企业的职能不断地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化的企业专门承担这些职能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来看，影响企业分工的因素到底有哪些，专业化又包含着怎样的趋势呢？西部大开发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契机，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额连年增长，加工贸易和边境贸易上涨势头明显，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与其的差距却逐渐加大。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既然已如此深入地触及人们的生活，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为何长期处于产品分工的劣势地位，居于价值链低端而难以突破，西部地区应该如何找出造成这些差距的根源，以积极的态度和睿智的做法来应对和解决？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报告显示，服务业外包将会代表全球生产活动转移的新潮流，开辟服务生产和国际分工的新前景。这给我们传递了一条重要的讯息，西部地区需要顺应国际分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争取化被动为主动，实现分工地位由低级到高级的攀升、参与产业从有限到宽广的拓展，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地区“蛙跳”。本书从理论上展开深入思考并提出解决上述现实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进一步完善了国际分工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演进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发展阶段。跨国公司努力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公司内分工，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着正面和负面并存、短期与长期共生的影响。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大多是以“外包国”或“外包方”为主体，也就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进行的，而很少从分工的被动方，也就是“承包国”或“承包方”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发达国家生产外包行为的效应进行研究，比如对于国内福利分配、贸易模式的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冲击等展开研究。以上的这些研究命题很难回答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后产生的产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等的一系列问题，也尚未形成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发展阶段并从理论框架、战略思想和政策导向等方面展开的系统研究的主线。随着近年来中国出现新的贸易形式，贸易路径出现新的变化，有国内学者尝试运用现有的西方国际分工理论来对新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而新生经济现象必然催生新理论的出现，面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的客观现实，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国际分工方面也存在差异的客观现实，如何促进西部地区利用国际分工加快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经济富裕，成为本书理论思考的重点。此外，我们通过对影响西部地区国际分工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采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找出了两者的差距所在，揭示了西部地区长期在国际分工中落后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范畴。 第二，为地区国际分工的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现有国际分工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分工方，研究分工主体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机制、行为及对其所在国的福利影响。而中国作为分工的东道国，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政策导向已从初“三来一补”“招商引资”，演进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理性选择和运用。地方政府业绩衡量方式的不合理性和政策上的阶段性可预期性，有可能会造成单纯追求FDI金额上的增加，导致部分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而针对以上经济现象却欠乏相应的研究，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是滞后于现实发展的。本书重点探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综合影响之下，如何将国际分工为我所用，在参与分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正效应，如何摆脱单纯的市场或个人眼光，转变单一的国家或企业角度，以一种综合的视角审视和洞察国际分工，终探求出一条促进地区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之路，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现实意义 ，有利于实现西部地区资源合理配置。在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产业导向下，东部地区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对于区域经济的拉动、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和促进本地产业升级都起到了正面作用。我国已经参与到国际分工的进程当中，无论是被动或主动，这个范围正在扩大，程度也在迅速加深，但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缓慢，国际分工范围小、程度低、规模小，一般仅限于资源类行业。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还是在不断拉大，对西部地区问题的探究亟须向纵深发展。研究西部地区国际分工，有利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国际、区域的转移，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有利于实现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产业升级的规律，产业发展要经历农业、轻工业到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后再到高附加值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杨公朴、夏大慰，2002）。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报告，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UNCTAD，2004）。研究西部地区国际分工，有利于西部地区顺应全球产业发展、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规律，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在建立符合国际分工趋势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的同时，可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航空器制造等产业入手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特定地区可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软件外包业务（比如成都、西安），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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